——海外教授民国史经验浅介之一
在国外大学里教授近代、现代、当代中国史，其最难讲授的一段，我个人的经验，是莫过于中华民国初年，军阀时期那一阶段了。这一阶段的中国史是一段军阀混战史，而军阀又分“皖系”（安福系）、“直系”、“奉系”、“晋系”、“桂系”和有实无名的“滇系”、“粤系”，另外还有无数其他的小集团、小派系。
各系军阀之外，帮凶文人还组织了一些政客的小集团，什么“研究系”、“交通系”、“政学系”等等数不清的帮派；有的还挂着政党的招牌，从事政治活动。真是系类纷繁，莫衷一是—他们打起仗来，又是什么“护国”、“护法”、“直皖”、“直奉”、“定桂”、“援鄂”……打仗的将军们，又有什么绿林大学毕业、倒戈将军出身……总之，一个历史家要把这文武各系的来龙去脉，抽丝剥茧，弄出个头绪，真谈何容易。再要把这个错综复杂的故事，向你课室里一大群青年学生讲解清楚，那就难上加难了。你的学生如果再是对中国甚或东亚都一无所知的五色洋人，那几乎就不可能了。
在1950年代的中期，笔者尚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当研究生的时候，由于毛周诸公闹出的“中国热”，使美东十数家大学都开了些“现代中国”（modern China）和“当代中国”（contemporary China）一类的课程。选课的学生除“本科生”、“研究生”之外，还有一些“成人教育班”（adult education或general studies）中的成人，及大批的中学教员和公务员。因为那时的中学教育也受感染，中学课程中也不免要讲授有关中国的课题。那些对中国毫无所知的公教人员，这时甚至在学校和政府的特别资助之下，也临时抱佛脚，来搞点“恶补”，所谓“在职训练”（In-Service Training）—因为他们之中很多人对毛泽东究竟姓毛或姓东，蒋介石姓蒋或姓石，都搞不清楚。至于“北京大学”是私立（像哈佛和哥伦比亚一样），或是州立（像加州大学），那就更莫名其妙了。再谈起“国立”北京大学，这“国立”二字就更费解了。美国有啥“国立大学”呢？！—所以那时各大学和补习班，对各阶层的中国学教师，真是需才孔急。
笔者这个“研究生”，那时在哥大所“研究”的原非“中国学”。但是打工自给的“蓝领工作”实在太辛苦；想找个“白领工作”轻松轻松，所以就经友人介绍，到纽约市立各学院的夜校，干起“月光教师”（moon-lighting teacher），教起“中国现代史”来了。
教中国现代史的第一堂课便是“军阀史”（China under Warlordism）。乖乖，皖系、直系、奉系、晋系、桂系……我从哪一“系”讲起呢？—最初我讲得结结巴巴，我的学生也被我讲得晕头转向。这宗新媳妇的过程，岂是老师没经验，学生没底子哉？未必也。君不见纵迟至今日，一谈到军阀，几个汉学大师不晕头转向呢？不信且去翻翻那本最近才出版的光彩辉煌的《剑桥中国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便知道了。这部号称最具权威性的巨著，说起军阀来，还不是结结巴巴，不知所云？
“北洋军阀”这段历史的确是很复杂。但是当老师的在课堂之中，不管面对的是哪一种学生，讲起中国军阀来，只能结结巴巴地蒙混过去，吾不信也。既然吃这行饭，就得讲个清楚。试讲若干堂之后，我乃以幼年学习英文文法的办法，把这群最复杂的军人和政客的故事，来“表解”（diagram）一番。这就是本篇拙作所想“浅介”的海外教学经验，那两张“四圆”、“四方”的图解了。
想不到这两张小图表—一张专讲“军阀混战”，另一张则讲“政客乱政”—倒十分管用。讲课时把它们分别向黑板上一挂，然后教鞭所触，不特来自非拉两洲的大一新生，顽石点头，那些早有硕士、博士学位的恶补教师和商场律师也大为称赏。后来在常春藤盟校研究院之内很多准博士和未来的大使学人，也不禁鼓掌欢迎。因为这两组小图表，原是可简可繁，可浅可深的—其浅也，则一目了然，游鱼可数；其深也，那就卧龙藏蛟，没个潭底了。各阶层学生可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自得其乐而互不干扰也。个人一得之愚的小经验，对海内外的同行师生或不无参考的微效，因不揣浅薄，自珍敝帚，略事回译，聊博同文一粲。若不吝惠教，那就抛砖引玉了。
什么叫作“四圆”呢？
那便是以四个圆圈圈，来把北洋军阀十多年的大混战表解一番。庶几能找出点头绪来，对民初那一段混乱的内战，做点有系统的了解。
原来民国初年的北洋军阀大致只胡闹了十六年（自1912年4月到1928年5月）。这十六年大致又可划分成四大段，每段四年，而每一段又正好由一个或一系军阀当权。当然他们的政权都是枪杆打出来的；而每一新政权的出现，在当时中国的政治地图上，也就画出了不同的层面。根据这些不同的层面，我们就可以用抽象的方法来加以图解了。
首先在“袁氏当国”那最初四年（1912～1916）里，虽然也是内战不停（“二次革命”和“护国战争”），外患加剧（“二十一条要求”），但在政治地图上至少还维持个“大一统”的局面；没有发生“一国两府”的现象。袁氏一死（1916年6月6日），中国就开始分裂了。
袁氏暴卒之翌年（1917）9月，孙中山先生忽然率领了一部分海军和八十余名国会议员，在广州设立一个军政府，与当时的北京政府分庭抗礼。接着他又领导并接济一批南方军阀，发动了对抗北京的“护法战争”。南北战争一起，统一的中国便一分为二，产生了两个中央政府—自此我国便维持了“一国两府”的现象，直到今天也没有再统一过了。
因此，我们如把统一的中国图解成个大圆圈，则孙公所发动的“护法战争”，便把这个大圆圈一切两半了。（见“图一”）
这次“护法战争”前后打了十五个月，不但未打出什么结果，南北交战双方的阵营之内，反各自分裂：
北方军阀分成皖、直、奉三系，依次控制着北京政府。
南方军阀则分成粤、桂两系。桂系是纯广西籍的地方军阀和政客。粤系则是以陈炯明为首的广东军人；他们也多半是支持孙中山的国民党党员—这两系先后霸占着广州，掌握着南方的军政府。
南北军阀既已自行分裂，则全国性的护法战争反而停战了。其后南北两地军阀分别搞其窝里反，一南一北却打起两造“区域内战”（regional civil wars）来。
北方军阀其时以“皖系”（安福系）最强，它控制了首都北京。那较弱的两系—直系、奉系，乃联合反皖。在民国九年（1920）7月，两系联合进攻，不出数日便把皖系打垮了——这一仗史家谓之“直皖战争”。（见“图二”上部）
民国史军阀篇主要战役图解
护法战争1917.9-1919.2
（上）直皖战争1920.7
（下）粤桂战争1920.8
（上）第一次直奉战争1922.4第二次直奉战争1924.10
（下）孙陈失和：陈叛孙1922.4-8中山返粤1923.1-2
国民革命军北伐1926-1928
南方军阀，此时“桂系”原占上风。他们霸占了广州的军政府。1918年5月竟然鹊巢鸠占，把大元帅孙中山也排出广州，流亡上海。桂系客军嚣张，粤人不服。在“粤人治粤”的口号之下乃发生了“粤桂战争”。1920年8月，陈炯明率粤军自“漳州回师”，一举“收复”了广州，并乘胜攻入广西，竟然连广西省会南宁也给占领了—这记粤桂之争，史家因而也叫它作“中山定桂之战”。（见同上“图二”下部）
无巧不成书！上述那个“直皖战争”和这个“粤桂战争”，虽然一北一南，却几乎同时开火，平行发展！因此看图（“图二”）不必识字，我们也就容易记住了。
巧事还不止于此！
这批好战的军阀，南打南、北打北，以后又分别打了两次内战。这两次战争，也是成双成对，南北同时开火的。面对图表，看图还是不必识字，也可一目了然。
原来，华北的三系军阀，在皖系（以安徽佬段祺瑞为首）被打垮之后，剩下的直系（以直隶今河北为老巢，以曹锟、吴佩孚为领袖，所谓“曹吴”）和奉系（以奉天今辽宁为根据地，以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为领袖），又因分赃不匀，打了起来—是为“直奉战争”。这记“曹吴”与“奉张”之争，死伤好几万人。一共打了两仗：
“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于民国十一年（1922）4月。战场延及长城内外及北京郊区。这次曹吴锋头正健，而奉张准备不足。偷鸡不着蚀把米，入关未成，反被打得头破血流，退回沈阳（原名奉天或蒙古屯）。（见“图三”上部）
正当华北的曹吴对奉张在长城各口打得炮声隆隆之时，华南的粤系（刚打平两广的国民党）阵营之内也出了事—孙中山和陈炯明拔刀相见。孙陈失和始于民国十一年（1922）4月。粤军因此放弃了广西地盘（新桂系李宗仁因此乘势而起），孙陈同时回据广州，到6月16日便发生粤军炮打孙中山总统府的事变了。
在粤军枪炮声中，中山易服出走，几遭不测，而孙夫人宋庆龄受惊过剧，竟至当街小产（见何香凝回忆录）—这次“广州事变”的过程，不前不后，正与华北的第一次直奉战争同时发生，又是一记同时平行发展的“区域内战”。（见同上“图三”）可是胜败原是兵家常事。这平行发展的两记内战中的胜利者，两年之后，又都变成了输家。
原来陈炯明既赶走孙公便独霸了广州，而广州却是当年华南最“肥”的城市（今日仍是如此），为南中国大小军阀所垂涎。中山既失广州，国民党的主流派乃号召散居邻省并与国民党略有渊源的游离小军阀，入粤勤王。果然各路英雄闻风而起，一致冲向广州，如水之就下。陈炯明孤军不敌，终于1922年底败退东江。1923年2月，孙中山又重返广州执政，改原“总统府”为“大元帅府”，自任大元帅。夺回广州地盘之后，中山原是当年华南“统派”（且用个今日台湾流行的名词）的领袖，不甘心雌伏于广东一省，乃信使四出，既要联络逐渐得势的奉张父子，也要争取皖系的残余势力，一致打倒贿选当政、盘踞北京的直系曹吴—所以孙中山先生在晚年率领一些大小军阀，不断地搞其“北伐”，和奉张父子率其奉军精锐，累次“入关”南下，事实上他们都是当年军阀混战中的主要成员。（见“图三”）
再者，孙陈之争最后中山转败为胜，卷土重来，其情况与张氏父子在“直奉战争”中，转败为胜，卷土重来，也是平行发展，一模一样的。
原来盘踞北京的直系军阀（曹吴），在打败奉系之后，因胜而骄，终于演出一幕“曹锟贿选”当总统的丑剧（1923），给奉系以卷土重来的机会。在全国各界一致支持之下，奉系的张氏父子于1924年9月再度率大兵入关。直系曹吴全师迎击，这便是史书上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了。（见“图三”上部）
奉军此战不但秣马厉兵、志在必得，战前并以重金贿赂直军前敌将领，那位有名的“倒戈将军”冯玉祥。因此在两军激战正烈之时，冯氏忽然于长城前线“倒戈”，并于10月23日回师占领了北京，幽禁了曹锟总统。前线各路直军因之一败涂地。吴佩孚仅以身免，自海上逃往华南。（见同上）自此华北和东北连成一气；长城内外九省三市（按：分别为辽、吉、黑、热、察、绥、直、鲁、豫九省及北京、天津、沈阳三市），就逐渐变成奉系军阀主宰的天下了。
民初的军阀混战发展至此，首先由合而分；接着再由分而合，便逐渐走向传统的套路，终至楚河汉界，刘项相争（或后来的蒋毛对立）的局面。但是在两强对峙、你死我活之前，双方还得清理战场，整合内部，才能短兵相接，一决雌雄。为此奉张不惜恩威兼施，以达其整合华北之目的。一面以高位重金招降旧皖直两系之残余，以为己用。另一面则以武力驱逐依赖苏俄、日渐赤化之冯玉祥。
奉张的另一着棋便是向广州的中山先生示好，也邀请中山北上共商国是。以奉系九省三市的地盘与实力，中国如能和平统一，则天下谁属就不难想象了。
可是以电脑细查凡四千万字的“二十五史”，我们也找不出中国历史上有“和平统一”的先例。试问我国历史上哪一个朝代不是枪杆打下来的呢？—刘邦叫作“马上得之”；毛泽东叫作“枪杆子出政权”。
孙中山先生原来也不相信“和平”可以“统一”。所以他晚年一直在搞他的毫无希望的“北伐”；与陈炯明弄翻了，也由于中山坚持“北伐”，并力主参加军阀混战而起。他的“遗教”上也分明指出统一中国必须通过一段“军政时期”。
不幸，此时蜗居广州的孙大元帅却英雄无用武之地。他的大元帅府设在广州的士敏土厂；可是他大元帅的命令却不出厂门。那时帮他赶走陈炯明的原是外省“来粤就食”的流亡小军阀，如来自云南的杨希闵、范石生；来自广西的刘震寰、沈鸿英；乃至中山的老同志在母省湖南政争失败的谭延闿、程潜和他们的湘军……甚至中山的老班底、蒋介石的老上司粤军总司令许崇智等等，都是一批不折不扣的旧军阀。他们来粤就食扰民是真，拥孙革命是假。他们就地征税征捐，包烟包赌包娼，大发横财，孙大元帅也分不到一文，但是他们都是大元帅的部下。当他们弄得天怒人怨，广东老百姓至忍无可忍之时，大元帅还要替这些小军阀背黑锅呢。
所以，在那一段“做广东人的悲哀”时代，真正能为“本省人”说话的，反而是那些主张“粤人治粤”的陈炯明、陈廉伯（广州商团总办）等反革命的“叛徒”—孙中山先生虽然说得满口的广东话，对当地广东老百姓来说，他所搞的却是一种令本省人不能睡觉的“外来政权”啊—所以那时广东省内真正的黎民百姓实在厌死了孙中山，就是因为中山好大喜功，召来了无数省内省外的虾兵蟹将，把广东弄得乌烟瘴气—笔者作此大不韪之言，深知两党史家都会口诛笔伐的。但是执简而往者总应以史实为根据嘛。
中山那时为南方小军阀搞得走投无路，乃玩个新花样搞“联俄容共”。可是俄岂好联？共岂易容哉？此事非本篇主旨，容另论之。中山其后不得已只好放弃“北伐”，转而于1924年秋，接受北方三大军阀（段、张、冯）的联合请柬，北上首都去搞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和平统一”未成，却于翌年3月赍志以殁。
可是话说回头，中山如不北上而病死首都，则广东的政局便不能发生后来的蒋氏独裁、江浙帮回潮的局面。盖中山如仍健在广州，则蒋介石这位宁波佬要想一口气赶走三位“本省元老”（胡汉民、汪精卫、许崇智），实不可能也。蒋氏后来之能扶摇直上者，成败之鉴，关键在中山之短命也—中山一死，介石才能抓住军权不放。终能扫平东江、清除杨刘、放逐许氏、逼走汪胡、压抑共党、联络李白（新桂系）而统一两广。有两广地盘与实力作底子，搞出真正的“一国两府”，然后“革命军”的蒋总司令才能北伐中原，和“安国军”的张总司令，一决雌雄。直至张老帅于1928年6月4日在皇姑屯被炸身死，中华民国的“北京政府”也正式关门之后，南京的“国民政府”始被全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一致承认为中国的合法政府，才结束了那历时十六年的军阀混战之局。（见“图四”）
以上的四个圆圈的图解，目的只是把袁世凯死后，南北军阀十多年的“混战”清理出点眉目，找出点系统，让一般读者和本科学生不致因“混战”两字便对军阀时期这段历史，望而却步就是了。所以这看图识字的方法对研究“军阀史”只是个起步，虽然这个起步的知识，对许多非专业人士，甚或中学文史老师作为班上文史教材，已经很“够”了。我所教过的美国“在职训练”课程中的大批中学老师，便很诚恳地向我说过，有的还备有礼品相赠呢。
但是这“起步”对求知欲旺盛，有更上层楼愿望的读者和听众，就应该另有阶梯，循序渐进。这就是我想进一步浅介的“四方”图表了。
什么是“四方”呢？
前节已言之，民初的“北洋军阀”，一共只胡闹了十六年。四四一十六，这十六年却可整整齐齐地划分成四大段，每段四年；而每一段正好由一个或一系军阀当权。其时间延续大致如下：
一、袁氏当国（1912～1916）
二、皖系段氏当权（1916～1920）
三、直系曹吴当权（1920～1924）
四、奉系张氏父子当权（1924～1928）
这个整整齐齐的四大段，每段四年，因此就可以四个连续的方框框，来解说一番了。
这自右到左，整齐划一，像四格玻璃窗一样的四个方框框，每框包含一个阶段的历史。各框之间虽有其因果关系的连续性，但是分割开来，也各自成家，各自有其独立性。
这种按时间直叙的写法，在我国传统史学上叫作“编年体”。不过传统史学中的编年（如诸家“通鉴”），都是没有选择的把诸事杂糅，按年份编排。读者如想知道某一特殊史事的原委，那就要打散编年，重行排过，是谓之“本末体”—我们这里则合二为一。四年一段，分段编年，而每段纪事，亦自有其本末。
这四年一框来说，袁世凯是这段历史时空的重心。在这一框框之内所发生的史实，无一不是围绕着袁世凯这个历史重心打转的。抓住袁氏一人在这四年中的政治行为，然后顺藤摸瓜，则这一阶段的史事皆在其中矣。
且看：
袁世凯当国时期（1912年4月至1916年5月）
一、民初代议政府之实验与失败（1912～1913）
二、“宋案”与“二次革命”（1913. 3～9）
三、袁世凯在朝搞个人专制，终身总统（1913～1915）
四、孙中山在野搞党魁独大，以党治国（1914. 7～ ）
五、日本提“二十一条要求”（1915. 1～5）
六、袁氏帝制始末与“护国运动”（1915～1916）
七、袁氏暴卒（1916. 6. 6）
在这第一面方框之内所列举的前六条，是有其刀割不断的因果关系，条条也都与袁氏的政治行为血肉相连的。但是它们的内容却可简可繁。治史、读史，老师学生，乃至立监委国大代，红黄蓝白黑五色族群的职业人士，都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随心所欲。
对一个非洲来的大一新生，他如能记住，中华民国头四年（1912～1916）是“袁氏当国”这一条，掌握了这一阶层的知识；那么他将来回到他的祖国埃塞俄比亚去，也可做个不大不小的“中国问题专家”了。
至于那些从事恶补的中学教师，他们如能了解上述六条确切的涵义与连续性，那么他们回到自己的课室里，搞点“现炒现卖”，也就不难应付了。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那就看各人的学养与责任心了。
为着扎扎实实的史学训练，一位常春藤盟校的研究生，也可以上述六条为起点来钻研“袁氏当国”这段历史的真实内涵。上述六条每一条都可扩展成五千言的“期终作业”（term paper），五万言的“硕士论文”（MA thesis）或二十万言的“博士论文”（doctoral dissertation），甚或是“博士后”的专题，那就龙潭没底了。
简言之，画一个小方框，在框内罗列合乎史学发展逻辑的几项简短的编年命题，它便可解说一段自成单元的历史事实，而解说的语言，只要能提纲挈领把主旨（plot）说清楚，则五个字（如“袁世凯当国”）不嫌其少，五十万言不嫌其多。剪裁之道，则看自己的目的，和听众、读者的需要，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了。
以袁世凯一人的政治行为作为四年中国政治的枢纽，在那“非袁不可”的年代，应该是顺理成章的。其实在权力上接他班的所谓第一号“北洋军阀”的头头段祺瑞，也照样适用。让我再画个方框框，把段氏的政治行为与影响编年一下：
皖系段祺瑞当权时期（1916～1920）
一、黎段接班（黎为总统，段为国务总理）、参战案起、府院争权（1916. 6～1917. 6）
二、清帝复辟失败、段氏“再造共和”、废除旧约法（1917. 7～8）
三、广州成立军政府、反段“护法”（1917. 9～ ）
四、广州桂系排孙（1918. 5）
五、“巴黎和会”引起“五四运动”（1919. 5）
六、华南：粤桂战争、桂系战败、中山复出（1920. 7）
七、华北：直皖战争、皖系战败、段祺瑞下野（1920. 7）
段祺瑞在北京当权虽只四年，然政情复杂影响深远。第一，段因力主“参战”（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德宣战）而黎元洪、孙中山反参战，结果闹出“府院之争”。地方军阀拥段反黎，张勋入京调解，反搞出国会解散、约法废除、宣统复辟的闹剧。段氏回京驱走张勋，“再造共和”，并要另选国会，因而引起孙中山和南方军阀的“护法运动”。这时德国为支持孙中山反参战，乃私赠中山两百万马克（孙实收百万）为秘密活动费。中山骤得厚赠，遂能说动海军与八十余位国会议员随他去广州开“非常国会”；并成立“军政府”，与北京中央政府分庭抗礼，搞出“一国两府”的局面。一国两府的怪事至今已七十七年！
第二，段氏为镇压护法运动，高唱其“武力统一”；大打其南北战争。结果武力统一不了，反招致南北军阀的大分裂，弄得全国皆兵，枪声不绝。其后吴佩孚、张作霖、蒋介石……最大兴趣，也都是武力统一。民无噍类矣，而始作俑者段祺瑞也。
第三，老段为着“参战”向日本借款练兵，秘密许下辱国条件。“巴黎和会”时东窗事发，惹起了扭转民族命运的“五四运动”；其后布尔什维克也随之而来。寻根究底，都离不开老段刚愎自用的政治行为也。上述三段，任何一段都可写出百万言的巨著，然读者听众但一窥本框框中胪列之七条编年大纲，则可繁可简，经纬皆在其中矣。
段祺瑞的故事可以自成一独立单元。老段一旦被逐下野，我们的军阀故事，就进入另一单元，看曹吴当权了。
论才干，甚或论道德，曹锟、吴佩孚二人纵以军阀目之，也未必一无可取。曹锟原是个不识字、跑单帮的布贩子，但是他有当领袖的天才。一旦投身军旅便扶摇直上。等到他于1923年“贿选”成中国现代史上唯一的一位“文盲大总统”时，顾维钧博士充当他的国务总理。顾公一辈子见过的和服侍过的“领袖”，据顾氏告我（off-the-record，不列入正式纪录），应以曹锟为第一云。顾说他是一位“天生的领袖”（a born leader）。曹氏其他部属后来之知名国史者，亦均有同感。余亦颇有涉猎，未暇多赘也。
附注：曹氏做大总统时，已略识之无，至少会签名。但在现代教育学的定义上，他仍然是个“实用文盲”（functional illiterate），识字而不能实用之，如看公文或写信—那时胡适虽已锋头一时，但是大总统府内公事公办，还得用“文言”啊！顾维钧先生曾一再很得意地向我说，他自己会以文言文批公事、改公文，甚至撰写公文。宋子文“画行”，往往只写“OK”二字母。“行”的意义本来就是英文的OK或Go ahead嘛。
若论“道德”，列宁不是说过，道德是依附于阶级的。你如属于曾文正公、左文襄公那一阶层，那自然言必称孔孟，以“四书五经”为道德规范（moral code）。但是你如属于曹锟、张宗昌、韩复榘、杜月笙那一阶层，那你就言必称关岳，你的道德规范就是《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了—他们都是在各自道德规范之内的仁人志士呢。
至于蒋介石所提倡的“旧道德”,胡适、蔡元培的“新道德”，他们各自的“道德规范”，究在何处呢？鸡零狗碎的，他们自己也讲不出所以然来。所以如此者，则是传统的孔孟道德，和江湖道德，都有其“定型”可明确遵行。不幸我们生于一个现代的“道德转型期”，“新道德”尚未定型，还没个标准足资遵循，我们就各说各话，各是其是了。
且看曹锟“贿选”，固属不该；那我们国父私受德国政府一百万马克，来搞一国两府，是否也是“受贿”呢？若说，“革命无道德，以成功为道德”，岂不天下大乱哉？至于那位一生“不住租界、不积私财、不举外债”，而晚年以不愿附敌，或因此为日人所毒害的吴佩孚，试问有几个满口革命者，能望其项背哉？—抚今思昔，写历史的人，因为他们是“军阀”，就一定要曲笔而书之，吾人有所不为也。
不过话说回头，在直系当政那四年（1920～1924），曹吴却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张作霖、段祺瑞、孙中山且结成三角联盟，必灭曹吴而后快。曹吴之为这四年的政治重心者，就是因为他们军力最强，同时也是全国围攻的对象有以致之。
1921年底，中山先生在桂林策划反曹吴的“北伐”战事，列宁忽派专使马林（G. Maring）来谒，而中山淡遇之者，即中山深恐“联俄”会引起英国疑虑，在长江流域阻扰其“北伐”也。迨陈叛之后，中山于1922年秋避乱上海，对“联俄容共”，就大搞特搞了。
总之直系当政四年，中国政治是围绕着曹吴打转的。兹将曹吴年代的军国大事，依次编年于后，读者庶可一目了然。
直系曹吴当权时期（1920～1924）
一、中共秘密组党（1921. 7）
二、张段孙三角结盟反曹吴，中山北伐（1922. 2～ ）
三、华北：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大败（1922. 4）
四、华南：陈炯明叛孙，中山不敌去沪（1922. 4～8）
五、《孙越宣言》，中山联俄容共，胜利返粤（1923. 1～2）
六、曹锟贿选做总统，中山继续北伐（1923. 10）
七、国共合作，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4. 1）
八、第二次直奉战争，直军全溃，直系下台（1924. 10）
读者如试阅上列八条条文而默诵之，则曹吴当权四年的中国政坛变化，便可尽收眼底。如打破砂锅，循序前进，由浅及深，则史学岂有涘涯？
“直军全溃，直系下台”之后，我们的第四个框框中的军阀故事，便以奉系的张氏父子为主体了。
奉系张作霖、学良父子当权时期（1924～1928）
一、冯玉祥“国民军”盘踞北京（1924. 10～1925. 5）
二、中山病殁北京，奉军入关胁段、抚直、驱冯（1925. 3～）
三、奉军郭松龄自组“国民军”，联络冯玉祥倒戈失败（1925. 11～12）
四、国民党汪蒋联合（新）桂系，统一两广（1925. 3～11）
五、奉系逼段二次下野，驱逐冯玉祥，整合华北（1926. 4～）
六、蒋介石逼汪胡出国，重振江浙帮，誓师北伐（1926. 5～）
七、张作霖吸收直皖残部，扩组“安国军”，自任总司令（1926. 12～ ）
八、革命军宁汉分裂，清党分共（1927. 3～7）
九、张作霖自任中国元首“陆海军大元帅”（1927. 6. 18）
十、蒋冯阎李二次北伐（1928. 1～6）
十一、张作霖皇姑屯被炸（1928. 6. 4）
十二、张学良易帜（1928. 12. 29）
军阀混战中的中国原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复杂的一段；而军阀末季北伐期中的中国，则尤为最复杂中的最复杂的一段了。笔者所知的一位海外汉学权威的老教授，就为“1927年之中国”这一个命题，搞了大半辈子，还并未搞到一个差强人意的圆满结果呢！
“1927年之中国”是什么样的魔鬼呢？稍谈几条吧。且看新老军阀：什么皖系、直系、奉系、新旧桂系、冯系、阎系、滇系、粤系、川系等等都还老而不死，四处在蠢动呢。单一个“新桂系”的头头，笔者本人就写了他六十万字（编者按：指作者所撰《李宗仁回忆录》），还算是半部书呢。他在1927年所发生的作用，大致还可加上六十万字吧。
再看他们革命党的红蓝两派，简直就无法下手啊！且看红派，它不但在中国搞得天翻地覆，在俄国也搞得人头滚滚啰。托洛斯基谈中国问题，一本小书就谈了六百页，多半谈的都是“1927年之中国”—他把我们的纽约市立大学，也搞得晕头转向啊。
纽约市大本部（City College）原是美洲第四国际的老巢。在一次年会中，我就被他们请去讲“中国托派史”和“托史两派斗争史”—因为他们在我的“中国现代史”班上听得意犹未足也。我称他们为“Trotskyites”，他们却自称为“Trotskyists”。因为前者是“反动派”Lenin-Stalinists对他们的称呼。我至今还不明其所以然呢。我记得我那时还谈到，老军阀冯玉祥如何由白变赤，如何再由赤变白。美国的那些小共产，还不知其名呢。
以上只以红派为例，至于1927年的蓝派、白派、黑派（上海的帮会）、研究系、交通系和政学系（军阀的老搭档、江浙财团的大护法一世祖），那还讲得完吗？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笔者因此就只提出上列十二条，要课堂里的学生，背诵背诵。知道个大略吧。再谈些什么“社会科学治史”，或“阶级分析”等等高深学理，那就未免画蛇添足了。
1994年10月30日于北美洲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五卷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