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末世 7、嘉湖兵备道

嘉定漕粮折银事件解决了,可侯峒曾的官职还没有着落。广东官府不停催他赴任,而南京吏部一直不批准他辞官。他焦躁不安,一边在家养病,一边想办法。1642年的大半年里,他都闲居在家。

其间,本年度的乡试结果公布,嘉定共有四人中举,其中三人是直言社的成员黄淳耀、陈俶和苏渊。岐曾和儿子玄汸也参加了乡试,但没有考中正榜,只中了副榜。岐曾成为国子监生,玄汸成为副贡生,都没有资格参加会试了。

岐曾记不清自己参加过几次乡试了,但这次结果对他打击很大。他心情抑郁,委托黄淳耀、陈俶和苏渊帮他去南京查考卷。明朝的科举制度规定,落榜的考生可以在十天之内查卷,以示公正。三人回来后,异口同声地说岐曾的考卷是口碑良好的元成先生批阅的,卷面上优秀文句的圈点颇多,只是可惜没入正榜。岐曾听了,不再怀疑。

对年轻的玄汸来说,这是他第三次乡试落榜。六年前,他第一次参加乡试,开考前忽然听说妻子杜氏病亡,急忙赶回家办丧事;三年前,他第二次参加乡试,结果疟疾发作,全身抽搐,无法顺利考试;这一次,他去北京考试,但北京城内瘟疫蔓延,岐曾出于安全考虑,不许他参加,他百般恳求,许诺一定考入前十名,岐曾才答应了。结果是他没有考入前十名。

玄汸在昆阳的岳父母看到科考竞争激烈,想瞒着岐曾直接出钱为女婿捐个贡生。玄汸呵呵一笑,说这么做是“粪坑中取科名”,拂衣而去。当上级官员派人暗示他,只要交纳一定银两,就可以从副贡生变成准贡生时,他又一次拒绝了,并且决定再也不踏入考场。

黄淳耀考中举人后,继续与侯家子弟读书,准备来年的会试。他的儿子黄㺱刚刚出生,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可他对朋友们说,自己已经看透了功名利禄,无论成败,来年春天将是他最后一次参加科举考试。

东北和西北的局势不断恶化,国家深陷内忧外患的泥沼,个人的仕途再发达,也无法改变身边的现实。在国家的危难面前,功名利禄变得苍白无力。

在东北,明朝辽东总督洪承畴陷入清军的包围圈,却得不到朝廷的支援,只能投降。明朝朝廷并不知道洪承畴已经投降,误以为他为国殉职,崇祯皇帝亲自为他主持了隆重的葬礼。洪承畴投降后,他的手下祖大寿失去了后援,也只能投降,将锦州城拱手献给清人。这样一来,清兵的前锋直逼山海关。

在西北,奉命镇压李自成的明朝官军屡屡战败。李自成的队伍进入河南,连续三次围攻省城开封。开封城内的官军粮草断绝,只能搜刮城内的粮食,致使百姓陷入吃草根、吃老鼠、吃人肉的惨境。而交战双方采用的“决河灌城”战术,给整个开封城的百姓带来了灭顶之灾。

在南方,张献忠的起义军在湖北、安徽、四川进进出出,行踪不定。每次受到官军的打击,他就顺势接受招抚,然后私下休整部队,对官军发起突袭。这一年,他以最快的速度开进南直隶,攻破安徽三府,抢夺官银,并训练水军,打败了明朝总兵黄得功、刘良佐的队伍,震动了江南。

在这种形势下,峒曾更不想去远方做官。他写信向好友徐石麒求助。

徐石麒时任南京刑部尚书,收到峒曾的信后,主动替他向南京吏部求情。徐石麒向吏部主事者建议,侯峒曾体弱多病,愿意为朝廷效命,但远赴岭南实在有困难,不如成全他,找个近处的职位空缺。徐石麒是嘉兴人,他说希望自己的家乡有贤良官员,侯峒曾是个不错的人选。吏部主事者答应了。

秋天,新调令传来,峒曾改任浙江嘉湖兵备道,主要负责嘉兴和湖州两府的兵事。峒曾想再次推辞,却收到徐石麒的来信,劝他尽快就职,他只能从命。

嘉兴和湖州位于浙江北部,毗邻苏州府,距离嘉定两三百里。峒曾对嘉兴并不陌生,除了好友徐石麒是嘉兴人,侯家的亲家龚用圆也正在嘉兴做官。

1643年春天,峒曾启程去嘉兴赴命,带着龚老夫人以便奉养。峒曾的弟弟岐曾、表弟杨廷枢和子侄玄演、玄洁、玄汸一路送行。船行至苏州城南时,夜色已深,龚老夫人先睡去,其余的人聚坐船舱,饮酒谈天。

关于国家大事,没有乐观的消息。清朝的大军已经攻破锦州,长驱直入,以明朝投降的将士为先锋,从山东一路南下,向湖北、湖南、江西、四川进发。明朝内阁首辅周延儒在北京东部的通州督师,不敢出击清军。崇祯皇帝受到宦官的挑唆,将周延儒赐死。之后,当崇祯皇帝召问群臣时,群臣总是沉默以对。

局势如同乱麻,连不在官场的朋友都能看清。峒曾的亲家姚宗典对他说:“人情思乱,守御全虚,临渴掘井,莫知窾要。仅仅有维斗(杨廷枢)、灌谿(李模)二三同志为大声疾呼,而黠者袖手,愚者瞠目,甚可笑也。”

在或观望或无助的芸芸众生中,“大声疾呼”的杨廷枢有些孤单。他依然身在复社,但复社已经不是原来的复社。早在1638年,复社成员在《留都防乱公揭》上集体签名时,他就与激进的复社骨干产生了分歧。1641年,他们的朋友、复社前辈领袖张溥被毒杀,据说下毒手的正是现任的复社领袖吴昌时。当标榜正直的复社也深陷名利场时,真正为国家着想的人可算少之又少。复社内部分化后,峒曾早已疏远了复社,杨廷枢是少数关心国事甚于私欲的复社成员。

月光下,万籁俱寂,船夫轻轻摇着橹,水面上泛起层层涟漪。

大家谈起刚发生的嘉兴变乱。嘉兴府秀水县的县令为百姓争取漕粮折兑事宜,却遭到漕卒的抢劫,差点儿丢了性命。有传言说,漕卒接下来要进城抢劫富户。负责嘉兴兵备的官员心存畏惧,不敢下令追捕,结果漕卒的气焰更加张狂。峒曾要接任的正是兵备一职,想到未来的风险,大家的话题不知不觉转到了人的各种死法。

峒曾开口道,我听说死在水中是好死法。

岐曾接着说,我还没尝过热油灌顶的滋味儿。

轮到杨廷枢,他没有说话,冲着后辈中年龄最大的玄汸使了个眼色,示意他先说。

玄汸想了下,说,要看清为什么死,不要错过死的机缘。不管水火还是刀锯,自己要打算得明明白白,该激烈的激烈,该潇洒的潇洒,该信任时不要怀疑,该攻击时不要后退,这样才算生平完整,即便肉体有损,也不辱双亲。

杨廷枢听了侄子的一番话,拍案大叫道,你能做到吗?玄汸点头称是。他又问玄演、玄洁,你们的哥哥说的有道理吗?二人点头,回答有道理。他又大声问二人,你们能做到吗?玄演、玄洁都回答能。杨廷枢再次拍案而起,一饮而尽,大呼痛快,说,我不孤单了!他又和大家逐一碰杯,信誓旦旦地说,别忘了今夜小船里的一席话。船夫听了,觉得不可思议,这位杨老爷一定疯了,好好地说起不吉利的话。有意思的是,第二天一早,龚老夫人听峒曾说起大家的闲谈,她也赞同峒曾的看法,认为死于水是最洁净的。

峒曾到达秀水县城时,城内的气氛依然紧张。有人劝他等骚乱平息后再进城,他没有理会,直奔县衙见李县令。李县令被漕卒打伤后,一直闭门不出,养好伤后,更不敢出门。

峒曾考虑到漕卒之乱可能是受人主使,便不再对外声张,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随后,他去杭州面见浙江巡抚,秘密汇报此事,说出自己的想法,得到巡抚的应允。他秘密调查了一个月,突然下达抓捕令,将倡乱的两名漕卒捉拿归案,并斩首示众。

他出手虽快,可幕后的主使者消息也很灵通,事先听到风声逃窜了。峒曾查找线索,打探到幕后主使者的逃窜方向,立刻派人快马加鞭给史可法送信。不久,史可法在平湖一带抓获此人。案件摆平后,峒曾回到秀水县衙,劝诫李县令一番,李县令终于答应出门主政。

另一件麻烦事随之而来。明朝将领左良玉在北方与李自成交锋时,连吃败仗,已经退到武昌。他拥兵二十万,没有兵饷补给,只能沿江东下,一路在江西和安徽劫掠漕船,直逼江南。

江南百姓听说了左良玉在长江中下游的掠夺行径,顿时人心惶惶。左良玉手下的士兵多为乌合之众,在战场上打不过李自成的起义军,劫掠无辜百姓却很在行。李自成和张献忠带来的祸乱似乎还很远,但左良玉的扰民近在眼前。

面对紧张的局势,峒曾说,骚乱多发生在流寇还没来时,自己先乱了阵脚,下令先撇清谣言。安抚完百姓后,他搜集情报,暗中派兵守卫湖州泗安镇。泗安镇地处浙江省西北角,是从安徽进入浙江的要冲。他集合壮丁,修筑城墙,捐出官俸置办军火器械,搜索四角城楼和火药库,居然找到几十万两火药——都是平时被侵吞的。他设置了嘉定到镇江的水路、湖州到安徽宁国府的陆路两条线路,沿途布置暗探,创立塘报,随时传递最新的军事情报。

不久,左良玉被遏制在安徽芜湖,没有继续东进,浙江全省也受惠于侯峒曾的防卫,没有陷入混乱。此后,他更加重视兵防,定期巡查辖区内的标兵和乡兵。此前,士兵每月的口粮经常被胥吏或军官私自侵吞,峒曾担忧军心不稳,命令属下依照兵额分发口粮,将有领取资格的士兵姓名上报给他,他审查后,当堂给士兵发口粮,不给胥吏或军官上下其手的机会。

骚乱平息后,他乘船沿江几百里巡查汛情。在嘉兴平湖,他听说了屠象美纵仆杀人案。屠象美是当朝翰林,他的家仆杀人后残忍地焚烧了受害人的尸体。受害人的家属向峒曾上诉,本来峒曾第二天就要离开,他听说案情恶劣,答应在平湖多留一天,以详细了解案情。第二天,峒曾还没到达屠象美的家,屠家的家仆已经奉命等在半路,邀请峒曾下榻屠家。峒曾干脆将家仆绑回官邸,讯问他屠家的杀人事件。家仆没想到峒曾如此行事,防不胜防,只得如实回答。峒曾问清后,派手下押着这名家仆去屠家,说,如果屠家不交出杀人的那名家仆,就将主人绑来。屠象美思量一番,只得交出杀人的家仆。峒曾将案犯带回后,在闹市当众执行鞭笞的刑罚,之后将犯人交给上级官府。至于焚烧尸体的人,依然躲藏不出,杳无音信。屠象美私下联系江浙士绅,寻求解决办法。峒曾加快处理的步伐,平时不少为害乡里、飞扬跋扈的家仆被抓去讯问,直至焚烧尸体的家仆被抓获。

秀水县有个大富豪叫洪光宇,无恶不作,民怨沸腾。峒曾刚到秀水时,就听说了此人。他不动声色,暗中搜集洪光宇的恶行,秘密交给秀水县令查办。秀水李县令果断抓捕,几次审讯后,将洪光宇处决,从洪家收缴了上千两白银。峒曾召来秀水县七个镇的士绅,分散财物,命他们购置粮食和火器,作为兵防。

嘉兴和湖州一带向来盗贼猖獗,来往的商人、旅客不得安宁,季阿元是其中臭名昭著的一个。峒曾命令士兵严加追捕,在所有道路布下暗哨,见机行事。在密集的搜罗下,季阿元最终在平湖被捕,他的党羽作鸟兽散。

峒曾处理了一件又一件案子,他能看出,肆虐的盗寇已经跨越了浙江省界,到了难以遏制的地步。与此同时,官府的腐败也让他震惊。他在嘉兴时,了解到小吏与官员联手作奸犯科,便追查到底,最终处置了八名小吏,并裁汰了一百五十名花钱依附官籍的平民。

他在嘉兴为官期间,有一次去北京接受崇祯皇帝的召见。原来,每年正月是朝廷考察地方官员政绩的时候,但由于东北边患告急,一直拖到了五月。吏部尚书郑三俊从全国选拔了五名为官廉洁、政绩卓越的地方官员,受到崇祯皇帝亲自召见。侯峒曾因江西提学官的优秀政绩名列其中,福建长乐知县夏允彝名列五人之首,同列其中的还有浙江绍兴府推官陈子龙、松江知府方岳贡、苏州知府陈洪谧。在群臣普遍追逐利益的习气中,他们五个人在官位上发挥了才干,并保持了廉洁。

不过,当面接受皇帝表彰这样荣耀的事情,并没有在侯峒曾的笔下留下记录。他当时疾病缠身,无心欢喜。方岳贡等人很快得到重用,峒曾却以疾病为借口推辞了朝廷的擢升。

不在官场的读书人,也深深感受到局势的危急。黄淳耀要去北京的礼部贡院参加会试,门人、好友为他送行。归庄对满腹经纶的黄淳耀非常推崇,断言他必定金榜题名。归庄还劝言,时逢乱世,朝廷急需经世致用的人才,能懂钱粮,能兴兵农,希望黄淳耀能在书本之外,培养实际才能,报效朝廷。

由于李自成的起义军扰乱时局,春天的会试推迟到八月才举行。三十九岁的黄淳耀顺利通过会试,并在随后的殿试中荣登二甲第三十一名,成为进士。

一举成名天下知,黄淳耀考中进士后身价倍增,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朋友纷纷发来贺信,上门拜访的陌生人络绎不绝,读书人把习作交给他点评,委托他为文集撰写序言,邀请他为长辈庆寿。他研究《周易》写成的科场应试文章,包括未成形的草稿,都被书商搜罗一空,甚至冒名出版,成为市面上的畅销书。

在旁人的赞许和奉承中,他含笑致意,谦虚一番;在写给弟弟黄渊耀的信中,他表达了心底真实的想法。金殿传胪时,他遍观考生们的狂喜、艳羡、沮丧、癫狂,深感科举考试索然无味。天地间几千年出一个圣人,几百年出一个才人,眼前这些读书人不想去做千年之圣、百年之才,只想争当三年考试的优胜者,为什么?殿试过后,弟弟给他写信询问成绩,他说了句“此直呼卢耳”,意思是考试名次只是糊弄人的。

在北京城,新科进士们受到盛情款待,并参观了西苑的皇家园林。黄淳耀在西苑看到了一些珍禽奇兽,深感无趣。一只西域白鹦鹉翻飞善舞,却不学人说话,正当大家以为它耳聋时,一旁的饲鸟人说,它只在万岁爷面前说话;百鸟房的猎鹰很久不随皇帝外出打猎,每天只吃肉不活动,变得臃肿而怯懦,黄淳耀不禁感慨“饱鹰锁著无风威,不如纵去天外飞”;他看到破旧的虎园空空如也,联想起山海关外的异族正虎视眈眈,可惜当朝皇帝深居简出,完全无法驾驭猛虎的行踪——放虎归山,必有后患,他只能在内心发出无力的呼喊,“我愿虎归此圈食猪羊,不愿虎衔人肉食”。

他兴冲冲地去逛庙会,却买不到杜甫的诗集和其他想要的东西;他喜欢北方的大枣,却听说商家用北方的枣做成果脯,谎称南方的枣高价卖给当地人;他看到大户人家买来的良家女子弹唱接客,忍不住可怜她们的身世。

总体上,北京的生活并不吸引他。

黄淳耀在礼部观政了一阵子,没有接受职位,便回到了嘉定,继续过粗茶淡饭的生活,每天静坐参禅,断绝私欲。他继续记录每天的梦境:他梦到自己衣冠楚楚,面向南站立,脚下却有一团污秽粪便,醒来后他勉励自己看淡功名利禄;他梦到自己被一伙贼寇抓住,刀架在脖子上,梦中的他大骂贼寇,毫无畏惧。

当时,社会上兴起团练乡兵的风气。在给友人《乡兵议》撰写的序言中,黄淳耀也谈了自己对于乡兵和保甲的看法。他认为练乡兵辅助官兵,留募兵的费用供养乡兵,将乡兵寓保甲、以守寓战,未尝不是强兵救国的好办法。他从未涉足官场,但也反思历史上的兵事寻找教训。他还和岐曾一起去县城演武场观看乡兵团练,被现场高昂的士气鼓舞,对家园防卫充满信心。

除了自强外,他认为还可以借兵。他想到了盘踞东南沿海的郑芝龙,这是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

当然,他不是第一个这么想的。他与钱谦益会面时探讨时局,才知道钱谦益也早有此意。钱谦益正在写一份《请调用闽帅议》上疏朝廷,建议朝廷向福建的郑芝龙借兵。钱谦益认为,只要郑芝龙的强大水师一出手,远可以从张献忠手中夺回长江要塞,近可以捍卫京城、抵挡清人。钱谦益身为郑芝龙之子郑成功的老师,以自己的影响力,一方面竭力邀请郑芝龙,一方面上疏皇帝。

黄淳耀完全赞同钱谦益的想法,用“英雄所见略同”形容自己的心情。其实对于借兵郑芝龙这一主意,朝官各持己见。郑芝龙力量虽大,但他是海盗,毫无政治忠诚度,既然十几年前能接受明朝的招安,谁能保证他不会投降清朝?事后证明,借兵郑芝龙不算明智之举。几年后,郑芝龙果然投降了清朝,这是后话。

黄淳耀终究是一介书生,力不从心的时候很多。他写得一手好诗文、好书法,空有报国之志、忧国之心,但对于国家需要的经世才能,却所知甚少。他回到嘉定后,和苏渊等人到县衙商议政事,当大家谈及水利、钱粮等实务时,他感到力不从心,惭愧自己在这方面知道得太少。

即便如此,像黄淳耀这样竭力贡献的读书人也是少数。大江南北,无人不谈兵事,但大部分人的情况,更像侯岐曾给友人写信时描述的那样:“士大夫缓者嬉游,急者张皇,总无实着。”岐曾引用唐代诗人杜牧的话说:“此曰非吾事也,彼亦曰非吾事也,即无所往而为吾事矣。”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终有一天出事时,谁都无法逃脱。

此时的侯峒曾,身体再次困于病痛,一度咯血,脚疮也复发,走路不便。他疲惫不堪,又一次向上级请求辞职,又一次没被批准。到了冬天,他卧在病床上再次请求辞官,长长的疏文充满了恳求、哀伤与急迫,这至少是他第四次请求了。这一次,上级终于答应向朝廷汇报。不巧的是,他的疏文还没送到崇祯皇帝手中,皇帝对他的新任命已经传来,擢升他为顺天府丞。

顺天府丞,是掌管北京官府的副职,正四品,在顺天府内的权位仅次于知府。

能升任顺天府丞,一来得益于北京官场的好友郑三俊的举荐,二来表明崇祯皇帝对他的信任。他至少两次赢得崇祯皇帝的当面嘉奖,而复社领袖吴昌时贪污案发生后,他的清白、中立更使他免于指摘,获得了皇帝的信任。

面对绝佳的升迁机会,峒曾并不感兴趣。朝政混乱,不言自明。崇祯皇帝在位不到十七年,其间撤换了包括侯家好友文震孟在内的五十名内阁大学士、十四名兵部尚书,杀掉了七名总督和十一名巡抚,这绝不是太平盛世的表征。

侯峒曾可以看到,不仅朝廷不太平,身边也骚乱四起。1643年年底,他即将卸任嘉兴兵备道的时候,浙江东部发生了“许都之乱”。地方豪强许都为母亲大办丧事时,上万人前来吊唁,遭到敌手诽谤。在官府的追剿下,许都公开起义,攻克了义乌和东阳,囚禁了两县的县令。

许都起义的“豪侠”色彩,聚集了更多乱民,引起官绅的担心。峒曾只能安下心来,整饬装备,严阵以待。他向属下征求平乱的方略,属下各抒己见,有的说以德服人,有的说为我所用,语气无不充满沮丧。峒曾听了大笑,摇摇头让他们离开。书生的软弱天真,让他想起“竖儒”这一蔑称。

浙江巡按左光先召集本省官员,商讨平乱方略。峒曾卸任前,给左光先推荐了多位有军事才能的人选,包括绍兴府推官陈子龙。他向左光先提出了一个软硬兼施的解决方案,“宜压以重兵,而密谍其魁,与之为媾,事尚可为也”。陈子龙也认为国家亟需用兵,许都本人又有才干,应以招抚为主。但是,左光先没有听从侯峒曾与陈子龙的建议,最终将许都和他的六十余名手下全部斩首,引起了许都旧部更大规模的反抗。

峒曾在回乡的路上,听说了“许都之乱”的处理结果。他与同僚通信时,表示赞同左光先的做法,认为这不仅挽救了浙江,也让整个江南恢复平静。私下里,他一定更看清了危急的局势。

此前,峒曾为左光先的奏疏撰写序言时,引用过唐朝名臣魏征的一句话。魏征对唐太宗李世民说过,自己宁愿为良臣,不愿为忠臣。因为良臣“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子孙传世,福禄无疆”,而忠臣“身受诛夷,君陷大恶,家国并丧,空有其名”。峒曾说,左光先的哥哥、“东林六君子”之一左光斗属于忠臣,但没有施展出经邦济世的才干,他希望左光先能继承兄长的未竟事业,做一名良臣。

他的话是对左光先说的,也像在对自己说。如果政治清明,他也更愿意做良臣。左光先显然没做成良臣,他自己呢?

浙江的骚乱暂时平息,遥远的西北出现了更大的骚乱。或许侯家的亲家公顾咸正想写信给朋友,但西北到江南的道路已经不通。

1643年,朝廷任命孙传庭为兵部侍郎,总督陕西,剿灭西北的起义军。当时,李自成率领的起义军主力在河南,朝廷屡次催促孙传庭去开封攻打起义军,而孙传庭的队伍据守在西安,正被瘟疫折磨得羸弱不堪,没有充足的粮食,也没有精锐的兵器。敕令不断传来,孙传庭迫不得已,只能从命。顾咸正听说孙传庭将率兵出潼关,急忙上书,竭力劝他不要出关。

自古以来,潼关就是中国西北部的军事要地。它北连黄河,南接华山,形成一条横贯东西的狭窄通道,是陕西通向中原大地的必经之地。潼关关口以高大的城墙封锁,形成易守难攻的要塞。坚守潼关以内,就能让西安府所属的整个关中易守难攻。守住以关中为主体的西北地区,就为朝廷守住了反击清朝的大后方。

顾咸正无数次站在华山上俯瞰大地,深知潼关的战略地位,明白贸然出关必定带来危险。他给孙传庭写信,劝诫道:“出关安危系全秦,全秦安危系天下。”他引用《孙子兵法》里的名言,“兵无选锋,曰北”,没有良兵,以弱击强,正如以卵击石,必败无疑。在他看来,出关后兵败的后果不堪设想,“万一蹉跌,将不止三秦之忧”。

孙传庭没有采纳顾咸正苦口婆心的劝告,不是他不愿意采纳,而是来自朝廷的巨大压力让他身不由己。身为兵部侍郎,不远处的河南盗匪猖獗,他不能躲在陕西闭门不出。无奈之下,他只能率领孱弱的官军东出潼关,一路向开封进发。

之后,顾咸正听到的消息是,西安失守了。原来,孙传庭进入河南后,李自成亲率一万大军迎战,双方苦战一个多月,孙传庭的队伍粮草断绝,回师陕西,却遭到李自成一路追击,直接攻下了西安。孙传庭本人也在围攻中马革裹尸还。

“全秦安危系天下”,随着西安的失陷,明朝的心脏北京逐渐暴露出来。

新的一年到了。1644年正月,峒曾与家人共度了一个团圆新年。他们在元旦辞旧迎新、祭拜祖先,在元宵节举办了热热闹闹的家族聚会。

元宵节的傍晚,雪花无声地落下。侯家的大宅子里,房屋的窗棂上挂满了冰珠,庭院里的两棵桂树如银花绽放。峒曾从嘉兴带回了富有当地特色的花灯,兴致勃勃地带领家仆张灯结彩。家门外,大街小巷彩灯高悬,有纸灯、绢灯、琉璃灯、麦秆灯、竹篾灯,上面描画着花鸟鱼虫、历史典故,还有能自动旋转的走马灯、藏有谜题的弹壁灯。远处的田地里,农民举着火把,沿着田地四边走动,称为“照田蚕”,以此祈求新的一年风调雨顺。

明月、白雪、彩灯、火把映亮了城里乡下的夜空。侯家的厅堂内,家人穿戴一新,喜笑颜开,饭桌上摆满丰盛的饭菜,有鲜美无鳞的江南贡品白鮠鱼、嫩脆肥甘的南翔特产三黄鸡、喷香软糯的慈姑烧肉、口感香甜的蒸香芋、本地特产的油煎堆、糯米粉团,甚至还有刚上市的河豚。

丰盛的晚宴后,大家纷纷作诗吟咏新春。玄演别出心裁,用两首诗虚拟了一场人灯对话。他的第一首诗向灯提问,追问它短暂的生命有何意义,戏谑它为何不去宫廷享受荣华富贵:

醉里赋归官倦马,汴梁灯尽海沉鳌。

已拚燃火同今劫,何意看君复此宵?

庭院银花双树发,帘栊冰雪颗珠摇。

若从宸幸思同乐,十七年来惠较饶。

他又站在灯的角度上,写了一首诗代灯回答。灯的回答含蓄而淡定,我行我素,心无旁骛,似乎有明确的生命价值观:

越采南珠受织笼,照人春醉不辞红。

寒花似我谁无喜,短檠看君未有功。

敢惜鳌宫随国殉,辄同萤草为时容。

清光不管人间事,尽在先生火观中。

玄演的“人灯对话”诗一出,引得满座欢呼,一片其乐融融的气氛。

温馨的假期终有结束的时候。侯峒曾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再次启程,去北京赴任。他还没渡过长江,就听说了一个天崩地坼的消息——北京沦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