缙绅都喜欢起别号，弘治状元康海就别号对山。
别号唐宋就有，比如杜少陵和苏东坡，明代却成为官场习俗。按照明末流行的说法，当时的士人只要被授官，便会做四件事：备他一个轿，起他一个号，刻他一部稿，讨他一个小。讨小就是纳妾，刻稿则是出文集，备官轿和起别号是为了摆谱，尽管别号原本属于名士，比如王阳明。
后来更是咸与维新，三教九流都装扮成绅士。
别号林林总总，无非附庸风雅，因此非轩即亭，或山人居士。嘉靖皇帝便自号天台钓叟，隆庆和万历则自称舜斋和禹斋。这里面既有炫耀也有谄媚，因为舜和禹可不是随便谁都能够自称的。何况儿子是舜，父皇岂非是尧？
风雅变成恶俗，也就分分钟的事情。
于是就连严嵩的家仆永年，也自号鹤坡。
成化到嘉靖年间的书法家祝允明，则在《前闻记》一书中记录了一件怪事：江西某知县审案，问堂下被捕的盗贼姓甚名谁，那人回答说守愚不敢。知县听得一头雾水，问旁边的县吏什么意思，方才明白原来守愚是那人的别号。
盗贼也有别号，可谓雅贼。
当然，江湖中更流行绰号。
绰号也古已有之，武则天的宠臣李义府就叫李猫，还有个马屁精叫两脚野狐。不过官员的绰号多为别人所取，江湖中则往往自封，从阎王太岁到棒椎劈柴不一而足，叫得最响的是十三太保，还有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
替天行道的观念，看来很是深入人心。
实际上明代颇有些身手不凡取之有道的大盗，就连嘉靖末年锦衣卫都指挥使陆炳的家里，也曾被洗劫一空，陆炳还自认倒霉不敢声张。后来实在忍不住，才对某巡按御史抱怨了几句，结果当天晚上那盗贼便出现在他面前。
盗贼说：讲好不张扬的，为什么失言？
陆炳支支吾吾，唯唯诺诺。
盗贼嘻嘻哈哈地说：御史？一百个御史又怎么样？今晚不杀你就是。言毕，立马消失得无影无踪。
如此这般，又可谓侠盗。
这不奇怪。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都是读书人，江湖中其实爱憎分明，也不乏有识之士。由于冷眼旁观，他们甚至比许多士大夫都明白事理，比如明代末年一个算命先生。
据说，崇祯皇帝曾经派太监向他求问国运。
算命先生问：测哪个字？
那太监回答：友。
算命先生说：不好，反贼出头了。
太监改口说：是“有没有”的“有”。
算命先生说：不好，大明江山去了一半。
没错，“大”去一捺，“明”去日旁，合起来就是“有”。
太监又改口：是“申猴酉鸡”的“酉”。
算命先生说：更不好，至尊天子砍头去脚了。
此事无从稽考，多半是编出来的，甚至有可能是好事者对朱元璋文字狱的报复，但江湖藏龙卧虎则是事实。事实上尽管明初政府的控制极严，可谓夜无群饮，村无宵行，流动人口却很快就开始大量出现，其中还包括读书的士人。
这当然与商品经济有关。为了招商引资，许多地方政府允许客商子弟以“商籍”资格参加科举考试，以至于像山东临清这样的北方经济重镇，考生十有八九是徽商家人。更有趣的是，面对当地绅士的不满，嘉靖皇帝却为之站台：普天之下都是朕的秀才，怎么能说是假冒籍贯占了名额？
此例一开，不可收拾。
游方僧道和逐利商贩更不在乎背井离乡。前者本来就是出家人，后者则虽有坐贾与行商之别，资本和商品却在本质上是流动和必须流动的，朝秦暮楚才是常态。明初江西诗人张羽甚至这样描述商人们行走江湖乐此不疲的心态：
长年何曾在乡国，心性由来好为客。
只将生事寄江湖，利市何愁远行役。
烧钱酾酒晓祈风，逐侣悠悠西复东。
浮家泛宅无牵挂，姓名不系官籍中。
这可真是自外于体制，并以此为豪。
事实上，江湖的本义是远离庙堂。因此，归隐山林也是身在江湖。只不过，士大夫们的情况往往是：处江湖之远而不忘其君，或者以林泉为捷径。真正的江湖，却是在体制外另立系统。姓名不系官籍中，则恐怕是前提条件。
江湖离庙堂远，离市井近。
市井俗气而鲜活，喧嚣又踏实，甚至就连出版物也多半是实用的，比如科举考试的参考书，图文并茂的生活小窍门之类，以及小说和戏文。毕竟，过好自己的小日子才是寻常百姓的真实想法，尤其是在没有动乱和战乱的岁月里。
明中叶苏州景象
节选自落款为仇英的《清明上河图》，辽宁省博物馆藏。
当然，那里也有灯红酒绿，纸醉金迷。
富甲一方的豪商巨贾，无疑是高消费群体的主流。其中附庸风雅的买新茶，玩古董，搞收藏，组织吟风弄月的文艺沙龙，逢场作戏的则流连忘返于茶楼酒肆红灯区，只是他们也都千金买笑偎红倚翠。正如前引张羽的诗所说：
嵯峨大舶夹双橹，大妇能歌小妇舞。
旗亭美酒日日沽，不识人间离别苦。
在这方面，士人往往不敌商人。弘治三年的状元钱福归隐后心仪一位名妓，却被某个富商捷足先登金屋藏娇。可见没有钱便没有艳福，哪怕名叫钱福。后来还是那土豪看状元面子让他俩见了一面，状元郎则赋诗一首调侃说：
淡罗衫子淡罗裙，淡扫蛾眉淡点唇。
可惜一身都是淡，如何嫁了卖盐人？
钱福的事并非个案。明中叶以后，士大夫纳名妓为妾更是成为时尚。不过，从良虽然是青楼女子的较好出路，她们却不是缙绅商贾的唯一选择。有需求就有市场，专门为富贵阶层培训小老婆或大丫环的家庭式私立学校也应运而生。
调教出来待价而沽的女孩子，叫扬州瘦马。
养瘦马其实是人肉生意，瘦则既指身材也指家境。换句话说，培训学校出低价从贫寒家庭买来小女孩，然后像养马那样抚养成人，再选择买主赚取高额利润。这里面的关键在于教育和训练，因此有专业的女教师负责教学。顺从主妇和枕边风情是必修课，琴棋书画等技艺则要看资质。最理想的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若能管理财务也算一技之长。
卖不出好价钱的瘦马只能流落花街柳巷，那里当然更是市井也更是江湖。南北两京和苏州杭州等大都会，妓女人数动辄以千计。她们多半以“姑娘”相称，称为“小姐”则要到清末，尽管明代已有临清姐或扬州姐之类。
风尘女子的命运冰火两重天。悲惨的无异于性奴，任人蹂躏任人倒卖；得意的结交权贵出入豪宅，还有好事文人为她们举行选美大赛，评出“金陵十二钗”之类花榜。士大夫们对此往往乐观其成，他们的生活情趣也很接地气。
明，是江湖和市井的时代。
新型文艺，也在这多样世俗中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