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制度中，既有金元遗产，也有朱家发明。
不过，第一条恐怕很难被当事人承认。大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十月，还是吴王的朱元璋就传檄天下，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他还明确指出：自古以来就是帝王居中国而治天下，夷狄处外围而奉中国，没听说有夷狄可以替天行道，号称中国让四海臣服的。
很显然，在这篇政治宣言中，未来的皇帝以中华文明的复兴者自居，应该说这是他的真实意愿。只不过，怎么想和怎么说是一回事，怎么做和能够怎么做是另一回事。事实上在他们建国之初，古老文明已是百年孤独；让那些揭竿而起的造反派将自己的气脉接续到唐宋，又岂非强人所难？
对明代政治影响深远的，其实是金元。
元与金关系密切，他们跟契丹人的辽一样都是来自北方的非汉族政权，也都是由部落而帝国，一步登天。因此当他们建立起幅员辽阔的统治区域，而且征服与被征服民族的人口比例倒挂时，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摆在了面前：继承哪个文化传统，按照谁的习惯、规矩和制度来实施统治？
这个问题，辽想过，金想过，元也想过。
金的办法是以辽为鉴：鄙辽俭朴，袭宋繁缛之文；惩宋宽柔，加辽操切之政。这话虽然听起来符合文武之道，却也透露出一个信息：辽和金都是操切之政。
说得难听点，就是简单粗暴，野蛮残忍。
或者说，苛暴。
苛暴的表现之一是杖责大臣。只要皇帝不高兴，就能把某个官员按倒在地予以痛打，既无须法定程序，也不论职位高低，宰相的特权则不过是挨打时屁股下面有褥子。
更奇葩的是，金的皇帝认为这种刑法非常人道。海陵王完颜亮就说：板子打在你们身上，其实疼在朕心里。更何况痛打之后任用如初，难道不比流放千里之外好？
这可真是暴君逻辑。然而对于士大夫来说，是宁可罢官也不愿意这样受刑的，因为士可杀不可辱。在众目睽睽之下遭此凌霸，则尊严何在，体面何存？君使臣以礼，才能要求臣事君以忠。相反，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
之前的两宋，就明白这道理。
完颜亮和忽必烈却并不这么认为。或者说，他们根本就没有这个概念。毕竟，金和元都是政治暴发户、昔日奴隶主和北方游牧民统治的国家，奴仆挨打在他们那里实在要算是稀松平常，何况打起人来也可谓一视同仁。那么请问，女真和蒙古的贵族打得，汉族士大夫怎么就打不得？
所以，杖责大臣，元承金制。
然后，是朱元璋接棒。
以中华文明复兴者自居的朱元璋，应该不会不懂“士可杀不可辱”的道理。然而这位开国皇帝的内心世界，却是既不同于上流社会出身的赵匡胤，也不同于底层平民出身的汉高祖。刘邦确实不喜欢读书人，但态度公开而坦诚。包括他扬言见了儒生的帽子就想拿来当尿壶，也不失天真。
相比之下，朱元璋则可谓阴毒。
阴毒的表现是文字狱，也就是在字里行间找茬，然后兴起大狱杀人。比如杭州有人上贺表称：
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
这些话无论谁看了都知道是歌功颂德拍马屁，朱元璋却歇斯底里勃然大怒：生就是僧，骂我做过和尚；光就是没有头发，骂我是秃子；则就是贼，骂我做过贼。于是那个马屁精稀里糊涂就被砍了脑袋，吓得魂飞魄散的礼部则请求朝廷颁布行文用字的标准格式，以免臣民误触法网。
可惜这件事哪里有谱，朱元璋的想法也实在离奇，而且想一出是一出。结果不但“以身作则”不能说，“天下有道”和“衮衮诸公”也不能讲，特殊的殊更不能写，因为道就是盗，衮就是滚，殊拆开来是歹朱。谢天谢地，幸亏朱元璋识字不多想象力也有限，还忙不过来，否则汉字岂不都得废了？
抱歉，“否则”这个词也是不能说的。
文字狱前后经过了十三年，最后以翰林院学士刘三吾等人制定出标准格式了结，留下的阴影却堪称巨大。后来乾隆皇帝还如法炮制，又把文字狱推向极致。明清两代文明成就远不如唐宋，朱元璋和乾隆帝应该负主要责任。
但，更可怕的是心理。
实际上朱元璋父子都很变态。篡夺皇位后，明成祖疯狂迫害建文帝旧臣。有个官员的妻子五十六岁，也被送进教坊司当妓女，很快死去。教坊司请示处理方案，朱棣的御批竟然是：着锦衣卫分付上元县，抬出门外着狗吃了，钦此！
如此不把人当人，打屁股又算什么？
打屁股当然是直接从金元那里继承下来的，不过在明代有了正式的名称，叫作廷杖。廷杖虽然并未入法，只是皇帝的私刑，却堂而皇之地公开进行，地点在午门。届时由锦衣校尉执棒，司礼太监坐在上面监视，朝廷大臣则必须陪列于西边台阶的空地，眼睁睁看着同事被打得血肉模糊。
明代午门图
据《出警入跸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如果有人站出来反对，则一并受刑。
这可真是斯文扫地。
实际上，金元大臣受责多因有错，或皇帝要立威；明代朝臣挨打则多因顶嘴，或皇帝要出气。嘉靖十三年，就有个小官因为意见不同而被廷杖，气哼哼的皇帝居然走出文华殿旁听。锦衣校尉打一棒报一棒，直到打断三根棍子，被打的也昏死过去，嘉靖仍不解气，还气得彻夜不眠。
可见，廷杖打的就是士大夫的体面和尊严。
结果却有两种。一种是皇帝打得越凶，挨打的名气越大威望越高，因此有故意惹他生气的。另一种则相反，干脆三缄其口装聋作哑，天塌下来也不管。但无论意气用事或心灰意冷，都意味着士大夫群体与皇家渐行渐远离心离德。
廷杖让皇帝淫威尽施，也人心尽失。
特务们则趁机弄权。因为下令的虽然是皇帝，下手的却是他们。锦衣校尉用力的轻重，全看司礼太监的靴子。靴尖如果向外，受刑的还有活路；如果向内，杖下之人轻则终身残疾，重则命丧黄泉，也不会有抚恤金。
回到唐宋，更是再无可能。
其实明代以前，君臣关系虽不平等，却还算融洽。汉唐三公坐而论道，士大夫起而行之，官僚视国事为己任。两宋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更是有如战略合作伙伴。尽管共治不是共有，但，帝国的统治者是包括官僚在内的。统治集团内部即便纷争不断，也是命运共同体，损荣与俱。
明则完全是朱元璋及其子孙的家天下。尽管明代士大夫也会口口声声“我皇明”如何，但那实在是自作多情。不信请看锦衣狱中廷杖棒下，可有一丝一毫温柔敦厚？恐怕只有视臣僚为奴仆，君使臣以威，臣事君以惧。
这可真是只见金元，不见唐宋。
元明清往往被连在一起说，也并非没有道理。
唐的开放，宋的开明，则永不复返。
继承了打屁股，发明了文字狱，明代政治终于彻头彻尾专制化和粗鄙化。这跟以内阁代宰相，用宦官当特务，倒是如影随形相得益彰。奇怪的仅仅只是，在如此统治下，明代的经济和文化却照样得到了发展，呈现出繁荣。
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