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或左，
前或后，
上坡或下坡——
人必须坚持走下去，
无论
将来与过去。
这本是不宣之秘：
为了完成使命，
你们应该，也必须把它忘记。
——阿诺德·勋伯格，《雅各的天梯》，1917年
1918年11月7日傍晚，比利时境内的黄昏已经降临，这时，车队从位于斯帕的德军总参谋部出发了。它由5辆黑色专车组成，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Matthias Erzberger）就坐在最后一辆车上。他34岁，身材肥胖，络腮胡修剪齐整，上方架着金边眼镜，头发则一丝不苟地梳成中分。这位国务秘书，连同一个3人代表团，受德意志帝国政府的派遣前往敌方领地。他的签字将结束一场超过4年且席卷几乎整个地球的战争。
晚上9点20分，车队在法国北部小镇特雷隆附近通过了德军前线阵地。在经过最后一排德方战壕后，就进入无人区了。过往，从这儿到法军阵地之间的炮火最为猛烈。车队以步行的速度在黑暗中缓缓前进，静悄悄地接近敌方前线。打头的那辆车插着一面白旗。一个号兵有规律地发出短促的信号。双方保持着约定的停火状态；代表团车队通过无人区，抵达离德军只有150米的第一排法军战壕，在此期间没有人开枪。对方接待人员给埃茨贝格尔的感觉是冷淡而不失礼节；谈判双方都回避了这类场合习以为常的眼神接触。两位军官领着德方代表团车队进入拉沙佩勒小镇。当他们抵达时，士兵和百姓挤在一起，用掌声欢迎这些敌方的代表，并大声问道：“是战争结束了吗？”
埃茨贝格尔一行人换乘法军专车，继续前行。月亮在云中若隐若现，微弱的光芒所到之处，是宛如世界末日的景象。作为战争的主要战场，皮卡第地区4年来已成了亡灵的国度。街道上是锈迹斑斑的废炮和军车残骸，还有腐烂的动物尸体。田里密布着铁丝网。大地为上千次的轰炸所撕裂，为数以吨计的子弹壳所污染，弥漫的臭气源于大量的尸体以及毒气瓦斯。战壕和弹坑积着雨水。森林里只剩下烧焦的树干，残影映衬着夜晚的天空。车队穿过那些在德军撤退时被夷为平地的村庄和城市。深受震惊的埃茨贝格尔描述了小镇绍尼的情况：“一栋完好的房子也没有；处处是坍塌殆尽的废墟。月光下残骸宛然兀立，犹如冥府般阴气逼人；没有一点生命迹象。”
德国代表的行车路线是法国军方领导所指定的，它穿越了法国北部那些遭受战争打击最严重的地区，有些看起来简直就像是被陨石击中。这片后来在地图上作为“红色区域”而被专门画出的狭长地带，其悲惨的景象让埃茨贝格尔在情绪上做好准备，以面对即将到来的停战谈判。每一处按当时专业人士的观点都绝无复原可能的残破农庄，都是对他的警示：看看你们德国人对法国做了什么。法国北部遭受的战争破坏是宣传战的焦点之一，埃茨贝格尔作为非战斗人员，很有可能早就在报纸、明信片和新闻短片上的照片看到过。他是一个有教养的人，兴趣广泛，应该读过亨利·巴比塞（Henri Barbusse）的反战小说《火线》（Le Feu），书中用动人的文字描述了“田园的毁绝”。也许他曾看过一些他那个时代的绘画作品，其中有许多致力于一种全新形式的风景画，比如英国画家保罗·纳什（Paul Nash）便以自己的战争经历完成了一幅极具代表性的作品，画中惨白的太阳在完全为战火所摧毁的原野上升起。这幅讽刺与希望交替的作品，名为《我们正创造新世界》（We are Making a New World，1918）。然而，亲眼见到如此凄凉的景象、目睹世界大战的毁灭性影响，和读书看画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埃茨贝格尔在他的回忆录里如此写道：“这段旅程给我的震撼，比3个星期前我独子的去世还要来得沉重。”
对于被战争蹂躏的风景，美国军官哈里·S. 杜鲁门已经习以为常。在一封信里，他对女友贝丝·华莱士（Bess Wallace）描述他之所见：“曾经的美丽森林如今是一片残缺的树干，光秃秃的树枝伸展着，它们看起来就像幽灵。地面是无数的弹坑……这块面目全非的土地，原本应像法国其他地方一样丰饶秀丽，现在却犹如伊甸园旁边的撒哈拉沙漠，或是亚利桑那州。当月亮在我上面提到的残枝断木后方升起时，你可以想象那幅景象：50万名法国人在此遇害，这就像他们的冤魂在举行一场哀悼的游行。”
杜鲁门，这位来自密苏里州的农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协约国军官，就待在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于11月7日晚途经的废墟小镇绍尼往东150公里的地方。在杜鲁门自1918年9月底以来投入战斗的阿尔贡森林，爆发了德意志帝国和协约国之间最后的交战。法军最高统帅福煦元帅选择这片位于法国、德国和比利时之间的丘陵地作为决定性攻势的地点。“齐格菲防线”——协约国称之为“兴登堡防线”——是德军前不久才扩建的防御阵地，它在1918年9月底第一天的进攻中就被攻破。然而，法军和美国远征军——美国到那时为止在海外投入的最大兵力——并没有就此满足，他们继续向东，朝着莱茵河方向挺进。在凡尔登附近的驻扎地，杜鲁门写道：“未来没有希望。我住的地方前院埋着法国人，后院埋着德国佬，在眼睛能看到的地方到处都是他们的尸体。每当德国的榴弹击中这里西边的某个地方，地下的尸体碎片就会被翻出来。幸好我不信鬼。”
德意志帝国的威廉皇储和皇帝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没留胡子。仿佛为了把自己和那位形象过于高大的父亲做出区分，皇储的鼻子下方刮得干干净净、只见光滑皮肤，而在相同位置，皇帝则留着那副引人注目、犹如帝国雄鹰俯冲般的跋扈翘胡。对比威廉二世的庄严雄伟，皇储尽管年纪也不小了，给人的印象却总是像没长大的孩子，感觉少了点什么。不过这样也好，起码这位出生在波茨坦大理石宫的普鲁士霍亨索伦家族长子不必像其他数千名德国士兵——包括阿道夫·希特勒——一样，剪去他们象征荣誉的胡子，因为毒气战和防毒面具的发明，让胡须变成了具有死亡威胁的东西。1918年，36岁的威廉皇储是德国皇储集团军的统帅，他在这个紧要关头仍保有4支部队。但皇储并非事实上的指挥。那位从小就让他和政府事务保持距离的父亲，一再严厉地告诫他，一切都要交给总参谋长——弗里德里希·冯·舒伦堡伯爵（Graf Friedrich von der Schulenburg）来决定。因此，皇储总是一语双关地称后者为“我的领导”。1918年夏天起，德军最后的攻势陷入停顿，德国皇储集团军也节节败退。
1918年9月，协约国的攻势依然强劲，皇储对德国取得胜利的信念第一次有所动摇：“我们已经感觉到，我们陷入了敌人这波攻势的高潮，而……不得不尽最大努力，竭尽所能来顶住它……但还能撑多久？”不久之后，在对弟弟埃特尔·弗里德里希（Eitel Friedrich）所领导的近卫军第一师的一次造访中，他终于不得不承认，现在的德国是没有希望与协约国军队对抗的。一向非常乐观的弗里茨阴郁且憔悴地接待了他，前者整个部队只剩下500人，士兵的伙食很糟糕。火炮用尽，也不再有新的送来。尽管那些美国步兵“完全不懂作战”，他们以纵队进攻，被全面开火的机枪横扫。然而代表协约国最新武器技术的坦克，着实给德国军队带来很大的麻烦。美军坦克旅轻松碾过德军每20米只有1人把守的战壕，然后在看守士兵的背后开枪。而且，和德军相反，看起来那些美国人拥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重炮和兵力。他们的每一次进攻火力都非常猛烈，这种强度即使在凡尔登和索姆河战役都不曾有过。皇储兄弟从小是听着英雄故事长大的：士兵的英勇气概和视死如归的荣誉感，还有那些身先士卒、拔出佩剑、骑在马上、盔羽飞扬的将军，将决定整个帝国的兴亡。现在他们面对后勤装备的枯竭，发现自己置身在血肉横飞的人间炼狱里。
敌人的优势让威廉越来越沮丧。由于身体的疲倦、装备的破损及弹药的日益减少，他剩余的部队——那些从没考虑过投降的士兵——艰难地抵挡着一再冲锋的敌人。对方的每一次进攻都加重了威廉心中的无力感。“空气在炮火中颤抖，低沉的轰炸，高声的咆哮，这个世界不再平静。”9月底，皇储很清楚这种情况再也支持不下去了：“这些被饥饿、疼痛和困苦所折磨，一次又一次为祖国奋不顾身的人，现在他们的脑袋里究竟如何区分自己的能力和意愿？”
艾文·C. 约克（Alvin C. York）纠结了很长时间才加入美国陆军。这个质朴的年轻人身材高大、发色火红、肩膀宽阔，他成长于田纳西州山区的帕默村，是个虔诚的卫理公会信徒。他笃信《圣经》上的每一句话，其中第五诫说的“你不可杀人”是他拒绝军队征召的最神圣的依据。他收到征召令时深感矛盾：作为一个基督徒的义务，身为一个美国人的责任，究竟孰轻孰重？他反复阅读《圣经》，想从里面寻找能够给他指明方向的段落。他向上帝祈祷，咨询自己的牧师，终于决定申请拒服兵役。他的书面理由非常直接：“我不想战斗。”然而，他的申请没被接纳，最终约克还是接受了这无法避免的现实，只希望自己将来不会被分配到战斗部队。他在佐治亚州的戈登营接受训练，然后经过纽约前往波士顿。1918年5月1日凌晨4点，从未离开过家乡的约克乘船出发，横跨大洋前往遥远的欧洲，去和素未谋面的敌人作战。他想家又晕船，还害怕碰上德国潜艇的鱼雷，船上的日子相当难捱：“对我来说，这里太多水了。”
在英国短暂停留后，约克于1918年5月21日抵达濒临海峡的法国港口城市勒阿弗尔。他拿到了武器和防毒面具，日后他回忆道：“这些东西让战争又走近了一步。”自1918年7月起，约克所在的部队划归法国总司令部指挥，最初他们待在前线较为平静的地方，以便积累经验。约克所经历的第一场战斗，是9月12日以后的圣米耶尔战役。这场双方均死伤惨重的战斗以美国取胜而告终，它对世界政治具有重大意义：这是美国远征军在美国总司令约翰·潘兴将军（General John Pershing）指挥下的第一次独立作战。自参战以来，美军部队一直受法军司令部领导。所以圣米耶尔战役象征着美国人对自己的全新认识，人们甚至可以说，这个法国北部的小镇是美国人登上世界舞台的开端。
10月初，约克的部队调往阿尔贡，10天之后，决定性的最终攻势就将展开。约克也见识到那里满目疮痍的景象，在他看来“仿佛被一场龙卷风暴袭击过”。在行军途中，约克便已和死神擦肩而过。德军轰炸他们脚下的军事通道，而头顶的德国战机也朝他们开火。10月7日那天，约克是在沙泰勒谢埃里附近的一处弹坑里度过的。敌人的子弹近距离如雨点般扫射，他的伙伴死伤惨重。大声哀号的伤兵被医护兵用担架抬走，而张嘴瞪眼的死者只能留在路边。这时，下个不停的雨已经开始淹没他们藏身的弹坑。
10月8日凌晨3点，命令下达了，这是约克部队在本场战争中最冒险的行动。6点时，他们要登上附近的223高地，从那里拿下德军的铁路补给线。约克随部队出发，他们戴上防毒面具，冒雨在泥泞中前进。6点10分，比原定计划稍晚，进攻开始了。迫击炮牵制住了德国人，然而美国大兵朝前冲锋的山谷还是成为他们的葬身之地。敌人躲在看不见的地方朝他们扫射，山谷里四面八方都有子弹横飞。第一排的冲锋战士就像“被除草机放倒的杂草”般倒下。没死的也深深蜷缩在任何一个障碍物、任何一个隆起的土坡甚至是他们的伙伴后面，以寻求掩蔽。在这样的枪林弹雨下，连抬头都做不到。显然，迎着敌人如此强大的火力正面进攻是毫无胜算的。就在这紧要关头，约克的长官做出了新的决定。他命令3个小分队里还活着的人朝德军的后方移动。于是包括约克在内的17个士兵匍匐在地，爬过两旁茂密的灌木丛，朝着机枪嗒嗒作响的方向奋力挺进。
就在离锁定的目标只剩几步之遥时，这些匍匐前进的美国大兵身前赫然出现了一片空地，他们和十几个正在吃早餐的德国士兵撞个正着。后者的武器和头盔都还在一边搁着呢。双方对这意料之外的遭遇都吓了一跳，有那么一瞬间，他们就像被雷劈了似的呆住不动。但美国人很快反应过来，举起手上的武器对准那些还坐在衬衣袖子上咀嚼食物的德国人。德国士兵以为还有更多的美军部队跟在他们后头，只好举起双手，乖乖投降。
然而，德军的机枪手马上发现情况不对，把机枪调转过来朝后方开火。约克眼见他的6个伙伴都中枪身亡。“萨维奇下士……身上一定有百来个弹孔。他的衣服都被打得粉碎。”美国人和他们的德国俘虏都赶紧卧倒在地，刚才占得先机的前者躲在俘虏们的身后寻求掩护。约克离德军的机枪阵地只有不到20米的距离。身陷敌人密集火力的包围，这位来自田纳西山区的狙击手全靠他敏锐的眼睛和坚定的双手，每当有德国人从隐蔽处露出脑袋来，他当头就是一枪，干脆利落。对约克来说，这就像是家乡的射火鸡比赛，只是现在的靶子要大得多了。
最后，有个德国军官带着5个士兵从战壕里一跃而出，拿着上好刺刀的步枪朝约克冲来。不过，他们刚靠近，就被他掏出手枪挨个放倒。他先对着落后的敌人开枪，由后往前送他们归西。
在此期间，约克击毙了20多个敌人，他大喊着让对方剩下的人投降。一个德国少校请求约克不要开枪，好让他们走出来。约克同意后，少校吹了一声尖锐的口哨，德国士兵便一个接一个地从他们的壕沟里爬出，把武器抛在身前，举起双手。约克让他们排成两排，由他剩余的弟兄负责看守。现在，美国人准备往回走，但他们面临着双重的危险：一方面，附近仍然有不少德军阵地；另一方面，人数众多的俘虏队列可能会被当作反攻过来的德军，从而令他们遭到自己人的炮轰。尽管如此，约克一行人还是顺利地回到美军营地，沿途甚至俘获了更多的德军。在营地里人们对战俘进行清点，一共是132名，他们几乎全是约克这位曾经的和平主义者一个人抓回来的。
就在西线的这场终极攻势仍在继续，还有超过100万名士兵将为此牺牲他们的自由、健康或性命的时候，国际外交方面已有国家开始谋求结束战争的可能。德国政府在10月4日给华盛顿发了一封电报，请求与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就停战展开磋商。这是德国的一种策略，目的是让持温和言论的美国总统在和平谈判中扮演决定性的角色，借此促成另一种解决方案。英法态度强硬，尤其是法国，没有哪个国家比它更渴望见到死敌德国为其侵略行为受到严厉惩罚。与法国相反，威尔逊于1918年1月8日对美国国会的演讲中就已提出“十四点原则”，它表达了美国的战争目标和未来实现和平的基础构想：公开的和平谈判，海上航行的自由，贸易自由，削减军备，有效调解殖民地的权利诉求。这位美国总统主张，欧洲和远东地区在战争中受到冲击的国家边界，可以通过德军撤出和疆界的重新划分来恢复稳定。此外，应在各国相互保证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建立民族国家的联合组织。稍后，威尔逊还要求德国必须在政治上实现议会体制，德皇应该退位。这份后来为他赢得1919年诺贝尔和平奖的提案，并没有经过与欧洲盟友的协商。美利坚合众国现在理直气壮地认为，既然它为战争贡献了自己非凡的力量，那么它就不仅要成为世界大国之一，还要成为世界大国的领导。
至于停战谈判的相关军事细节，威尔逊则交给协约国的将军们来处理。因此，1918年11月1日在巴黎，协约国联军总司令、法国元帅费迪南·福煦会见了主要盟友的政府代表，向他们阐述自己对停战的构想。福煦认为，所谓的停战，必须是对方彻底的投降。只有如此，才能避免用一场惨烈的最终决战——对此他期盼已久——来赢得这场战争。在接下来的谈判中，他坚持要占领莱茵河右岸。这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在莱茵河和暂时停火的保护下，德国人就会趁机重整军队，继而不是重新发起进攻，就是对以后的和谈施加压力。对福煦来说，“战争景观”（Kriegslandschaften）也扮演关键的角色。但他指的不是战争遗留的亡灵森林，而是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于1918年提出的“定向景观”（gerichtete Landschaft）概念。这位柏林的社会心理学家指出，军事战略如何给自然制定了边界和方向，它划分区域和通道，表示“前方”和“后方”。这恰恰就是福煦的做法。他的前线司令部更像是一家大型企业的指挥中心或工程师办公室，他在里头划分战略概念上的地理空间，部署他的人力和资源。基于这样的军事理念，福煦坚持协约国军队要跨过莱茵河。对他来说这是数量和可能性的问题。一场受战略和战术指导的现代战争，能够以一种同样符合逻辑的现代和平终结吗？他的回答是：如果做不到，得之不易的胜利所换取的未来就会遭受威胁。
到11月4日，协约国一方的停战条件敲定。它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了福煦的想法，被第一时间送往华盛顿。同一天，参与谈判的德国停战委员会代表也到达巴黎。福煦指示了接待事宜。几天之后，在11月6日晚上，一封无线电报送到福煦手中，上面有德国代表团成员的详细名单。
哈里·S. 杜鲁门率领的129野战炮队负责掩护协约国地面部队的进攻。11月初他写信给他亲爱的贝丝说，他在5个小时内向“匈人”射了1800发炮弹。一开始，他的部队仍然必须谨慎应对。一旦他们开始发射炮弹，就暴露了自己的位置，对手会用铺天盖地的炸弹和毒气置他们于死地。这是一场奇怪的战事，取决于技术、战术、策略、弹道学和后勤供应，这些因素让双方几乎不曾面对面交战。然而到了10月底，德军的反击愈发无力。这些德国人“看来已经用尽了力量……昨天他们的一个飞行员连人带机坠毁在我们连队后方，他扭伤了脚踝，飞机摔成碎片。周围的法国人和美国人一拥而上把他抢得精光。他们甚至连他的外套都想拿走……我们的一个军官，写到这里我实在觉得羞耻，他从飞行员扭伤的脚上拽走了靴子并据为己有。‘战争结束了’”，飞行员声嘶力竭地喊着，好让他们饶他一命。
尽管如此，这场进攻也耗尽了杜鲁门的部队。迅速推进的战线需要他们马不停蹄地跟着移动。此外，碰到泥泞不堪的地带，他们就得用马或是人力来拖曳大炮，过程十分费力。夜晚的行军尤其折磨这支部队。“我们几乎每一个人都变得神经衰弱。所有人都掉了肉，看起来就像一群又瘦又脏的稻草人。”
随着德国人的败局越来越明显，杜鲁门的部队不断往前逼退他们不曾谋面的对手，相应的损失越来越小，对他来说，这场美国自1917年4月加入的战争，就愈发显得是“一次绝佳的体验”。身为军官，他在一个又一个的驻扎地度过了不眠之夜。那些配备着应急炉灶、电话机和野战炊具的地方，日益变成他临时的家。他自嘲地意识到，现在自己已经习惯睡在地上，回家后大概会喜欢在地下室过夜。战争的最后几个星期，眼看胜利就要来到，杜鲁门在信中的语调也欢快起来。他更频繁地随意表达自己对家乡的种种幻想：等到日后回家，他会非常高兴能赶着驴子惬意地走在玉米地上，就这么度过自己的余生。他甚至抽出时间，给他心爱的贝丝寄去两朵花作为纪念，还配上了情意绵绵的文字。
阅读杜鲁门关于战争最后那些日子的信件，会让人想起查尔斯·卓别林的《从军记》（Shoulder Arms），它于1918年10月20日在纽约百老汇上映。在这部电影里，为了给战争募款，留着一小撮胡子的卓别林表演他拿手的滑稽戏码，而场景设置的地方恰恰就是杜鲁门所在的法国北部。影片最后，主人公从德国人手上救下一位漂亮的法国女孩，还歪打正着地俘虏了德国皇帝，以“一次绝佳的体验”结束了世界大战。
11月7日下午稍晚，协约国联军总司令费迪南·福煦在巴黎以北的小镇桑利斯登上一列专车。与之随行的有他的参谋长马克西姆·魏刚（Maxime Weygand）及其他3位参谋总部的军官，还有以海军上将威姆斯（Rosslyn Wemyss）为首的英国海军代表。这趟旅程并不长，过了贡比涅，火车就在雷通德附近的一片林中空地停下了。然后是彻夜的漫长等待。至于埃茨贝格尔一行人，他们所搭乘的列车午夜过后从泰尔尼耶那已成废墟的火车站开出，直到隔天早上7点才赶到。
2个小时后，1918年11月8日上午9点，双方在福煦专车特设的办公室车厢里首次会见。气氛并不热络。先进房间的是德国代表团，他们在谈判桌旁指定的位置就座后，福煦元帅率领的法国代表才进门。在埃茨贝格尔看来，福煦是“一个外表严肃坚定的小个子”，“第一眼就给人惯于发号命令的感觉”。双方并没有握手，只是互相致以军礼或微微欠身。德国代表作自我介绍：埃茨贝格尔，阿尔弗雷德·冯·奥伯恩多夫（Alfred von Oberndorff），德特洛夫·冯·温特费尔德（Detlof von Winterfeldt），恩斯特·凡斯洛（Ernst Vanselow）。他们必须出示自己的全权证书。
接着，福煦装作一副无知的样子展开谈判：“先生们有何贵干？有什么我可以为你们效劳的？”埃茨贝格尔回答说，德国代表此次前来，是为了了解协约国所提出的停战建议。福煦抠字眼地说他并没有提出什么“建议”。于是奥伯恩多夫问元帅希望他们用什么措辞，德国方面并没有玩什么花招，只是为了停战前来咨询协约国的条件。福煦还是一口咬定他也没有提出任何条件。埃茨贝格尔只好朗读了威尔逊总统最近的一份照会，上面清楚地写着，授权福煦元帅发布停战的相关条件。这下，福煦才亮出他的真实意图：他说，他是被授权通知他们相关的停战条件，但前提是德国得先请求停战。他决不会让德国人免去这份屈辱。
因此，埃茨贝格尔和奥伯恩多夫做出正式声明，他们是代表德意志帝国政府前来请求停战。魏刚将军这才开始宣读11月4日协约国决议的重要条款。“福煦元帅不发一语地坐在桌边，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而不列颠帝国代表、海军上将罗斯林·威姆斯也尽量表现出无所谓的样子。但是他单片眼镜的角质镜框不停颤动，显然内心十分兴奋。
魏刚将军后来回忆起，德国代表们在聆听条款时脸色苍白，彻底僵住。年轻的海军上校恩斯特·凡斯洛还流下了眼泪。这份条约不只要求德国军队立刻退出他们在比利时、法国、卢森堡及阿尔萨斯—洛林所占领的全部土地，还将计划——正如福煦态度强硬地要求那样——占领莱茵河左岸以及美因茨、科布伦茨和科隆桥头堡阵地周围的中立区，并命令德国人交出武器、飞机、战舰和铁路，以及废除和俄罗斯在1917年所签订的和约。
“这一刻真是令人心碎。”魏刚回忆道。就在他念完后，温特费尔德将军很快提出请求，至少推迟协定的签字期限，以便他和德国政府协商，此外在德方审核内容期间，双方应该休战。但是这两点福煦都拒绝了。他说，法国时间11月11日早上11点便是最后通牒的期限。停战协定签署后才实现停火。不仅如此，福煦还在同一天给前线指挥官发了一封电报，命令对德军的攻势照旧，不能让对方有半点喘息的机会。他们务必在谈判期间取得“决定性的成果”。既然如此，埃茨贝格尔强调说，那就没有什么好谈的了。面对这份提案，德国人要么拒绝，要么接受。尽管如此，他还是力促双方其他从属代表“私底下”进行对话。他希望至少能在期限和交付数量上争取宽限，必须避免德国发生饥荒和社会秩序的全面崩溃。
第一次会谈结束后，德方代表成员冯·赫尔多夫上尉（Hauptmann von Helldorf）将协约国提出的所有条款发给位于斯帕的德军总参谋部。当天下午和接下来的两天里，代表们展开了他们之间的“私人谈话”。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到了11月10日晚上9点左右，离最后期限只剩14个小时，一封来自德国首相的加密电报送到了谈判双方所在的林中空地，授权埃茨贝格尔接受协约国提出的所有条件。尽管如此，德国代表团还是凭借他们的游说改变了个别条款的最终内容。11月11日凌晨2点到5点之间，人们仍在修订停战协定的文本。尽管它的内容仍然非常苛刻，然而其中的改动不仅仅停留在字面意义上。德国交出的飞机数量从2000架降至1700架，机枪从3万挺降到了2.5万挺；后者的理由激怒了法国元帅：埃茨贝格尔宣称，德国需要武器是为了镇压德国内部的叛乱。在莱茵河右岸10公里——原来是40公里——内设立中立区。德军在莱茵河左岸的撤离时间由25天延长到31天。至于代表团对德国可能发生饥荒的警告，现在得到协约国的担保，他们会在预定为36天的停战期里给德国提供食物。
11月11日早上5点20分，秋日微弱的朝阳尚未探出头来，双方在停战协定的最后一页上签了字。经过协商修订的协约最终版全文现在得以确认。埃茨贝格尔在拧上笔盖后发表了一则声明，其中提到，这份协约中的一些条款在现实中是根本无法履行的。他以一句充满爱国情感的话作为总结：“一个有着7000万人民的民族即将受苦，但它绝不灭亡。”对此，福煦的评论只有一句：“那敢情好！”随后双方代表各自离去，他们依然没有握手。
照这么说，我们讲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方式几乎就像在演出一场室内剧，它让人觉得，在1918年这个秋天的历史似乎并不复杂，世界史浓缩成了世界简史，仿佛人们把注意力放在几个人身上，只需关注发生在巴黎、斯帕和斯特拉斯堡——那时斯特拉斯堡还属于德国——之间一目了然的事就够了。但事实上，这场世界大战所发生的可要远远超过一节火车车厢所能承载的容量。
这场战争始于1914年，到1918年时已从欧洲大国之间——以法国、英国和俄罗斯为主的协约国对阵以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及意大利（1915年后退出）为主的三国同盟——的纠纷演变成一场全球性的相互对抗。不只是在欧洲，近东、非洲、东亚和各大洋都爆发了战事，五大洲共有7000万名士兵参与战斗。其中有1600万人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付出了生命：除了欧洲人外，还有80万名土耳其人，11.6万名美国人，7.4万名印度人，6.5万名加拿大人，6.2万名澳大利亚人，2.6万名阿尔及利亚人，2万名来自德国东非殖民地（坦桑尼亚）的非洲人，1.8万名新西兰人，1.2万名印度尼西亚人，9000名南非人和415名日本人。
在本书的几位主人公眼里，1918年11月所发生的重大转折似乎是战争与和平之间再清楚不过的分水岭。然而，仅凭几个人在一纸和约上的大笔一挥，要刹住整个世界高速运转的战争机器是远远不够的。1918年，一战的战胜国和战败国总共缔结了4份停战协定，贡比涅停战协定只是其中之一。对真正的和平谈判来说，它只是第一步，直到1923年最后一份和约彻底结束战争之前，许多地方的军事行动和交战仍在继续：停战生效后，西线战场的协约国军队继续推进到莱茵河，并占领了它的右岸地区。巴尔干半岛爆发了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之间的战争。在波罗的海地区，拉脱维亚为保卫其独立与新生的苏俄鏖战不休。此外，有更多的人死于席卷全球的西班牙流感，死亡人数超过所有战场上所有战役的总和。
战争很快就卷土重来。英国和爱尔兰爆发冲突，波兰和立陶宛、土耳其和亚美尼亚共和国、土耳其和希腊之间也新生龃龉。同时，1917年的俄罗斯革命引发了一场血腥的内战，布尔什维克的支持者与反对者在欧洲东部和亚洲大陆上互相残杀，战事一直持续到1922年。
马琳娜·于洛娃（Marina Yurlowa）来自一个哥萨克家庭。她在高加索的农村长大。为了和父亲在沙皇的军队并肩战斗，她剪短了头发，换上了男人的装束。当她甘愿为之冒生命危险的沙皇被推翻时，她正躺在阿塞拜疆城市巴库的医院病床上。此前，她在驾驶军用卡车时遭遇榴弹袭击。对于后来所发生的事，她只依稀记得爆炸的巨大声响，散满汽车碎片的现场，以及伤者的呻吟。好几个月来她都处于半清醒的状态，辗转于不同的医院。她身体的外伤很快就复原了，但爆炸造成的心理创伤从未好转。她会全身震颤，头部不受控制地左右摆动，张开嘴吐出的只有一连串无法理解的咕哝声。那时，马琳娜才17岁。混乱的场景一再浮现，关于她原本可以拥有的人生，和那改变了一切的瞬间。曾经英勇的战士，如今只是战争的受害者。
在后来的几个月里，马琳娜亲眼看见了1917年十月革命后的世界。在转院时，她看到一群起义士兵在村里的广场上，残忍地杀掉了一位满头灰发的旧俄将军。这些还穿着士兵制服的人，一个接一个把他们手里的刺刀扎进那位老人的肚子里，尽管后者早在第一刀后就倒地死去。3年来，马琳娜在战争的腥风血雨里经历了无数的暴力和死亡，但“没有一次能与这样的谋杀相比”。后来，她从莫斯科医院的窗口望见外头起义士兵的聚会，他们正声嘶力竭地抨击沙皇，这让她感到昔日的社会秩序已不复存在。“那时在巴库，我有一种模糊的感觉，就是世界末日到了。我的老保姆以前总是跟我说，在基督降生2000年以后，世界就会迎来它的毁灭。”看来老妇人的预言是有道理的，马琳娜想，这一想法以一种奇特的方式抚慰了她。
俄罗斯为美好未来的斗争从1917年就已经开始，马琳娜·于洛娃作为战争伤残人员，并不需要马上就表态自己拥护哪一边。然而她家世代忠于沙皇，她心里从未对自己的立场有过怀疑。即便她的脑袋因为伤病总是左右不停地晃动，至少对沙皇的信仰是稳当的。她在莫斯科获得电击治疗，病情逐渐有了明显的好转。除了一天三次的电疗，这位战争的受害者完全没有注意到在1918年3月和俄罗斯签署《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的那个德意志帝国已经灭亡。马琳娜所麻木忍受的现实，是她洁白的床单在日复一日的漫天灰尘和烟雾里变得污秽不堪。从病房的木条窗框里，她隐隐约约看到莫斯科是如何建起了新的政府。听到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一家被处决的消息时，她惊骇莫名。她是否也听说了在亚历山大花园里，布尔什维克们为新建成的法国革命家罗伯斯庇尔雕像举行揭幕仪式——而这座用质量极差的水泥浇筑的雕像，没过几天又被捣毁？
这时候，托马斯·E. 劳伦斯（Thomas E. Lawrence）刚刚离开了叙利亚城市大马士革。1918年10月1日，他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这座城市。那天早上9点，阳光耀眼，劳伦斯身穿麦加王子的婆娑白袍，纵马穿过雄伟巍峨的城门。人们在他前方跳着旋转舞，他身后则是骑在马上的阿拉伯部落战士，他们高声呼喊着，并屡屡朝天放枪。整座城市的人翘首以待，只为一睹劳伦斯的风采，他可是挺身反抗土耳其帝国的阿拉伯革命代表：“阿拉伯的劳伦斯”。奥斯曼土耳其及其德国盟友的中东之战，由此彻底宣告失败。
然而，英国军官劳伦斯并没把进军大马士革当作胜利。常人无法想象的精神压力已让他疲惫不堪，而过去几周以来，他还亲眼看见了冷血的屠杀。比血腥场景更折磨他内心的是，他知道自己和阿拉伯朋友们为之战斗的自由，早就变成了一头不伦不类的怪物。因为那些欧洲政客、将军和外交人士早就达成协议，要在奥斯曼帝国瓦解后瓜分他们垂涎已久的中东地区。在他们的雄伟大计里，阿拉伯民族的角色根本微不足道。
在战争最后的日子里，鲁道夫·赫斯（Rudolf Höß）也在大马士革，至少他在自传里是这么说的。这个年轻的德国士兵还未满18岁，他来自巴登的曼海姆，父亲是严厉的天主教徒，想把他培养成神职人员。然而父亲在战争的第二年就去世了。这个小伙子无人管束，对学业也失去了兴趣。为了离开家，他志愿参军，这场世界大战把受天主教熏陶长大的他带往应许之地。在巴勒斯坦这块他通过《圣经》所认识的神圣土地上，赫斯经历了一场德意志帝国及其土耳其盟友对抗大英帝国及其阿拉伯盟友的残酷战争。
当他的部队在沙漠里和敌军遭遇时，赫斯第一次端起枪瞄准他的对手：英国人、阿拉伯人、印度人和新西兰人。他第一次品尝到了生杀予夺的滋味，凭借手上的武器就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面对第一个死在他枪下的人，他还不敢直视。不过，死亡很快成了家常便饭。在等级森严的部队里，赫斯感到如鱼得水，他非常享受和队友共同作战的战友情谊。“尤其是，我非常信任我的队长并以他为豪。长官如父，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亲密关系，就像我对我的父亲。”
除了血腥战事和袍泽之情，赫斯后来还回想起一次特别的经历，它从根本上动摇了他的宗教信仰。那次，在约旦河谷地区巡逻的德国士兵遇到一群农民，他们推着载有青苔的手推车。士兵把推车翻个底朝天，确认里面没有任何偷运给英国人的武器。赫斯通过一名翻译问那些农民，这些青苔是干什么用的。他被告知它们将被送往耶路撒冷。在那里，这些带有显著红斑点的灰白色苔藓将作为“各各他的苔藓”卖给朝圣者，他们相信那上面沾了耶稣的血，将带回家作纪念品。这种打着宗教幌子骗钱的做法让赫斯深感厌恶，也让他开始疏远天主教会。
1918年11月，当马琳娜·于洛娃被转移到莫斯科以东鞑靼斯坦的首都喀山时，不再由沙皇统治的俄罗斯已经退出了世界大战，取而代之的是一场影响深远的全新对决：俄罗斯革命者及反革命人士之间的内战。在莫斯科的火车站，仍在病中的马琳娜目睹了一次枪战，布尔什维克的红军据守火车站，力抗支持沙皇的“白军”。那些被围困的红军士兵面黄肌瘦，军服也破烂不堪，完全不像一支正规的军队。然而他们毫不畏怯，不胜利毋宁死。在马琳娜看来，这些“黄色幽灵”正是俄罗斯革命的象征。即便她支持沙皇，也不得不对他们致以敬意。
前往喀山的火车缓慢地前进。在终点等待马琳娜的，不过又是一家医院，又一个塞满硬板床和破旧床具的大厅。躺在她隔壁床的是一个英俊的小伙子，才刚20岁。他有着粉扑扑的脸，漆黑卷发下是一对亮闪闪的灰白眼珠。马琳娜好一阵子才反应过来他身上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这个从来不下床的年轻人，既没有手臂，也没有腿。全身只有头部还能转动的他，目光始终不离马琳娜，对这仅剩的能力显得既痛苦，却又混杂着一丝骄傲。
革命之火也蔓延到了喀山。布尔什维克决心要动用一切力量来对付沙皇的支持者。在一份被红军征召的住院者名单上，马琳娜发现了自己的名字，这让她非常绝望。尽管她头部颤动不已，神经也受到损伤，可这样的她还得去打仗？红军贴出的告示命令他们前往喀山大学报到。现在，马琳娜不得不接受革命的逻辑。由于身体上的残疾就可以置身于伟大的意识形态斗争之外，这不符合布尔什维克的原则。一个人要么是新俄罗斯的热烈拥护者，要么就是它的敌人，必须被清除。那位意气风发、为他们做体格检查的红军战士显然就是这么想的。他宣称保持中立是一种“不可原谅的姿态”，也不承认士兵不应干预政治这样的说法。他对这些行动不便的人吆喝道：“你们的立场是什么？你们站在哪一边？”然后，他转过身来盯着马琳娜：“你相信什么？”但她还没开口，这个男人就自己给出了答案：“一个女哥萨克！……你们哥萨克以沙皇的名义镇压农民和工人！”“这位弟兄！”马琳娜呼喊着，抬起手来，准备义正词严地反驳他——大家都是俄罗斯人，都是为了保卫祖国而战斗——然而她还没开口，那为爆炸所伤且一直不曾复原的神经又犯病了。马琳娜失去了知觉。再睁眼时，面对她的已是灰暗铁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