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船来航”乃是日本迈入近代社会的重要标志。在政治上，美国人的节节紧逼，使得江户幕府权威扫地，尊王的呼声因此而高涨起来；经济上，被迫打开的港口使得洋货蜂拥而至，对原本自给自足的日本国内经济造成了强大的冲击；而在思想上，有识之士开始扫除锁国的迷雾，将目光投向整个世界……
人们一般都把嘉永六年（公元1853年）的“黑船来航”作为日本锁国体制崩溃的开端，然而事实上早在公元18世纪初期，西方列强就已经把矛头瞄准小小的岛国日本了。首先给日本带来威胁的是沙皇俄国，俄国船经西伯利亚南下，频繁出没于日本近海。对应这种举动，江户幕府向虾夷地区派出了探险队，并于宽政十一年（公元1799年）将北海道东部地区划归幕府直辖地，争取加以有效的控制。
俄国远洋船队数次来到日本，递交国书，要求通商，但这是和幕府锁国政策相违背的，因此遭到断然拒绝。当时日本内部有两种比较开明的声音：一是老中田沼意次，他曾想要和俄国人交易，以补充幕府的财政收入，但被群情汹汹压制下去了；二是工藤平助、林子平等有识之士，他们意识到继续锁国可能引发战争，就请求创建现代海军，巩固海防，但此议同样被束之高阁。
江户幕府既不肯开国，又只愿意进行陆上防御，文化四年（公元1807年），下令把北海道全境作为幕府直辖领地，原驻北海道的松前藩被移封到陆奥国伊达郡。日俄两国在北海道东北方频繁发生冲突，直至文化十年（公元1813年）才终于达成和睦协议，日本控制了北方四岛（择捉、色丹、齿舞、国后），俄国则占领了更东北方的得抚岛。
刚刚解决俄国人的问题，英国人和美国人突然间又从海上冒了出来。文化五年（公元1808年），英国军舰“菲顿号”追逐荷兰商船，侵入了日本的长崎港，几乎同时，大量美国捕鲸船也出现在日本沿海。幕府为此重申锁国政策，颁发了《异国船打拂令》，打拂就是驱逐的意思，命令除中国船和荷兰船外，其余外国船只要接近日本，一律予以击退，甚至不允许它们靠港补充食水和燃料。
天保八年（公元1837年）七月，美国商船“摩理逊”号来到日本，因为《异国船打拂令》的缘故，先后在相模浦贺和萨摩山川遭到炮击。事后，以渡边华山、高野长英为首的兰学者纷纷向幕府上书，认为此举过于蛮横，会遭到世界各国的谴责，希望撤销《异国船打拂令》。然而守旧派眼中只有日本、中国和朝鲜，哪里晓得“世界”是什么东西，对此根本置之不理。
天保九年（公元1838年）十二月，幕府为了防止外国船侵入日本沿海，命令鸟居耀藏和江川太郎左卫门二人测量和调查海岸线，江川太郎左卫门邀请渡边华山等兰学家相助，此事引起了鸟居耀藏的极大不满。耀藏是彻底的守旧派，又为了和江川太郎左卫门争权，就诬告渡边华山等人诽谤幕府，图谋不轨，由此掀起了“蛮社之狱”。
所谓“蛮社”，就是指渡边华山等人创建的兰学研究会“尚齿会”，因为当时称西洋人为南蛮人，故而又名“蛮学社中”。幕府老中水野忠邦轻信了鸟居耀藏的检举，派人查抄“尚齿会”，果然从华山的私人笔记中找到了对幕府的诸多不满言辞，就此兴起大狱。其结果是包括渡边华山、高野长英在内的二十多位著名学者都被逮捕，小关三英“畏罪”自杀。
“蛮社之狱”对兰学研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幕府也因此变得更为保守和腐朽。随即“大御所”德川家齐去世，将军德川家庆亲政，继而水野忠邦实行“天保改革”遭到惨败，灰溜溜地滚下台去。但锁国保守并不能消解西洋列强的觊觎之心，各国陆续向幕府递交国书，请求开港通商，在反复遭到拒绝后，终于决定用武力逼迫日本开国了。
清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两年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消息传到日本，幕府大受震动，以老中阿部正弘为首的开明派官僚纷纷表示，竟然连清朝都打不过洋人，则一旦洋人杀至日本，将给幕府带来严重危机，还是尽量别得罪洋人为好。于是当年就修改了《异国船打拂令》，允许外国船只靠港补充食水和燃料。
到了嘉永六年（公元1853年），西洋列强终于正式逼上门来——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官马休·卡尔佩斯·培理亲率四艘军舰，气势汹汹地开到了距离江户不远的浦贺港，要求向幕府递交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米勒德·费尔摩亲笔签署的国书。因为美国军舰全都漆成黑色，所以这一事件就被称为“黑船来航”。
培理来到日本的时候，正巧德川家庆将军身染重病，卧床不起，于是千钧重担就此压在了首席老中阿部伊势守正弘的肩上。这位阿部老中本是福山藩主，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幕府的寺社奉行，管理宗教事务。天保十二年（公元1841年），他公正地审理了僧侣日启蛊惑和勾搭大奥女中（女官）的案件，从而声名鹊起，并且得到了家庆将军后宫妻妾们的敬仰。于是，两年后水野忠邦被赶下台，阿部正弘得以继任老中之职，年仅二十五岁。
弘化二年（公元1845年），阿部正弘升任首席老中，掌握了幕府的实权，然而他屁股才刚坐热，就发生了“黑船来航”的恶性事件。应当怎样处理这件事呢？老中们开了半天会，最终还是决定认怂——黑船如此庞大，且又浓烟滚滚（其中两条是蒸汽外轮船），上列无数大炮，瞧着肯定打不过呀，那还是先把国书接下来，瞧瞧他们要求点儿啥再说吧。
于是幕府下令给浦贺奉行，派了一名名叫中岛三郎助的与力前去交涉。培理打听清楚了中岛三郎助的官职和地位以后，深感不满——我一堂堂舰队司令，你就派个地方政府的小办事员过来，这也太不对等啦，当即要求亲自前往江户，把国书呈交给幕府将军。
长期锁国体制下的官僚们都有一种奇特心理，仿佛让主君跟外国人见面是一件多么严重的事情，也不知道是怕被吃掉还是怕遭污染——满清政府的很多大员，就宁可割地赔款，也不肯放洋人进京。江户幕府也是如此，老中们赶紧以将军正在病中为由，婉言谢绝了培理的要求。最终，他们只好委派两位浦贺奉行——户田氏荣和井户弘道——破例迎接培理上岸，按照礼仪接下国书，然后以如此大事幕府需要开会商讨为借口，劝司令官您还是先回去吧。
培理说行，那我就先离开日本，等一年以后再回来——到那时候，你们可得给我国一个满意的答复呀！
国书传递到江户，老中们一瞧，意料之中啊，是要求幕府解除锁国令，对外开港通商。阿部正弘此人的思想还是比较开明的，但锁国令终究是祖宗遗法，即便他身为首席老中，也不能一言而决，就此废除——非被那些保守派们千刀万剐不可。可要是断然拒绝呢？黑船一年以后还会再来，倘若日本政府的回复不能使洋人满意，对方很可能就直接诉诸武力了！阿部正弘踌躇难决，左思右想之下，最后终于被他琢磨出了一个“好主意”。
这个所谓的“好主意”促使日本迈上了近代社会之路，但更直接的结果，则是幕府的权威彻底垮台。
黑船来航，几乎动摇国本，对于如此大事，年轻的首席老中阿部正弘不敢擅专，决定付诸公议。他首先向幕府中高层官僚和各藩大名通报了情况，然后又派特使前往京都觐见天皇，请求朝廷的宣谕。在此之前，相关国家大事，幕府从来都是独断专行的，很少听取诸侯们的意见，而至于听取朝廷的意见，恐怕自德川家康以来都是头一遭。
阿部正弘或许是希望借由把“黑船来航”之事告知全国，从而凝聚人心，统一思想，一致对外吧，但此举同时也导致幕府的权威扫地，而相对地，很多有力诸侯得以参与幕政，或者妄图参与幕政，就连失权多年的朝廷公卿也开始对天下大事指手画脚。日本自此就从和平时期迈入了一个新的动乱的时代，虽然暂时并没有爆发大规模内战，但人心乱成一团，各种学说纷至沓来，形成了很多个社会集群的相互对立。
且说幕府就解决黑船问题咨询大名和朝廷的意见，所得到的回复不外乎截然相反的两种，一是“攘夷”，一是“开国”。所谓“攘夷”，就是坚持锁国政策，把外国人统统赶出去，以保证日本国的“纯洁性”；所谓“开国”，就是打开国门，和西方列强互通贸易，平等建交，同时吸取对方的长处以改革本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不过就理论上而言，这两种思潮原本并不该截然对立，因为开国可以是攘夷的手段，攘夷也可以是开国的辅助。简单来说，不先打开国门，学习西洋先进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科学技术，攘夷只是空中楼阁——根本打不过，攘不动嘛；而妄图大开国门，便可以从传统封建社会一步迈入近代资本社会，也是水月镜花，反倒容易瞬间便沦为列强的殖民地，因此必须有攘夷思想作为抵抗侵略的武器。只是，纯粹的思想家毫无能量，高张的旗帜背后往往暗藏着权力之争，双方互不让步，就此引发了激烈的对决。
首先占据上风的，是攘夷派——终究头脑清醒，认识到贸易有利国家民生的人并不是很多，甚至就连认识到日本很难以武力对抗西方列强的人也还不是很多——其代表人物，就是当时年轻的天皇——孝明天皇。
孝明天皇御名统仁，十三岁登基，本年也不过才二十二岁。此公优雅博学，但所学的全都是腐朽透顶的传统礼法，对国外形势彻底两眼一抹黑。再加上公武之间日行日远，他一听幕府方面的意思，似有开国的打算，那必然要跟对方拧着干啊——攘夷，把南蛮人全都轰出朕的神国去！啥，你说打不过南蛮人？那不正是幕府政治陈腐、因循苟且的结果吗？朕把天下交给你们治理，你们就是这么干的？
其实天皇和朝廷这种态度，阿部正弘早就应该料到才对，他就多余去问……
且说黑船离开后不久，德川家庆将军便去世了，第四子德川家祥继任为幕府将军，后来改名为德川家定。据说这位新将军身体非常孱弱，性格也超级别扭——还有说法是罹患“脑性麻痹症”，是个彻底的白痴。于是各方势力便皆蠢蠢欲动，想要趁机掌控幕政，根本就不可能上下一心来应对这千年未遇的大变局。
而且美国人也不给阿部正弘和江户幕府重整河山、抵御侵略的时间，翌年二月，一年之限未满，培理又大摇大摆地率领五艘军舰和四艘运输船来到日本，直接驶过浦贺，逼近江户，在一处名叫神奈川的小集市下了锚——距离江户城还不到三十里地！
幕府被迫派遣要员前去接待培理，双方经过一个多月的协商，根本不敢开战的幕府只得部分答应了美利坚国书中的要求。三月，培理率领五百名荷枪实弹的美国兵上了岸，迫使幕府签订了十二条《日美亲善条约》——也称《神奈川条约》。条约规定：两国平等建交；日本开放下田和函馆两处港口，允许美国船只靠港，补充食水、燃料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同时为了便于管理和协商可能发生的问题，美国可在上述两港设置领事。此外，美国还获得了单方面的最惠国待遇。
其实日本人运气不错，首先打开他们国门的是美国，而美国在亚洲并没有领土要求，只是想获得商业利益而已，比清政府直面英法等贪欲无限的老牌列强要幸福得多了。只是美国人既已捷足先登，原本没把小小日本放入视野的其他强国立刻不干了，纷纷乘虚而入，英、俄、荷等国也陆续和幕府签订所谓的亲善条约。这些亲善条约虽然并没有很具体的内容，但总算是敲开了日本的国门，使得幕府延续两百年的锁国体制濒临崩溃。或许是受此事刺激吧，安政二年（公元1855年），阿部正弘辞去老中职务，首席老中变成了堀田正睦。两年后，阿部正弘病殁，年仅三十九岁。
对于日本的近代化进程来说，这位阿部老中可谓功不可没，他不但放松限制，让诸侯和朝廷全都回归到政治舞台上来，并且为了重建幕府权威而大举起用人才，既包括幕府“直参”，还包括了很多“陪臣”（大名的家臣），比如川路圣谟、大久保忠宽（一翁）、江川太郎左卫门（英龙）、高岛四郎大夫（秋帆）、胜麟太郎（海舟）等等，其中很多都是著名的兰学者。
在这些新进幕臣的推动下，幕府设立了很多引进和研究、传播西洋科学的机构，比如江户的番书调所、讲武所，长崎的海军传习所等等。尤其是利用荷兰国王赠送的军舰和派来的海军人员创设的海军传习所，甚至允许各藩藩士前往学习。
受到幕府这种行为的鼓励，水户、萨摩、长州等藩也开始加快自己领内的改革步伐，建立起崭新的钢铁厂、武器制造厂，甚至采用西方的军队建制。可以说，开办学校以研究西方学问、重用中下级武士、进而进行体制改革，这股时代的旋风是从雄藩开始刮起的，随即影响到了幕府，又再反过来刮回雄藩。
时代的大潮，已彻底无可阻挡。
美国人并不满足于只是轻轻敲开日本国的大门，安政三年（公元1856年），下田总领事哈里斯来到日本，要求幕府与之缔结新的条约。经过长时间谈判，最终议定的条款是对日本相当不利的，内容包括开放神奈川、长崎、新潟、兵库四港和江户、大坂二城，承认领事裁判权，日本关税需与各国协商决定等等。
老中堀田正睦不敢在这样丧权辱国的条约上签字，于是照猫画虎，把烫手山芋扔去了京都，请求朝廷“敕许”。这帮幕臣虽然僵化腐朽，倒也知道真打起仗来，自己不是洋人的对手，而朝廷公卿却全都没有见过大世面，只知道国体不能更改，国威不能受损，坚持传统的“攘夷”思想，毫无转圜余地，坚决不肯同意。
一直拖到安政五年（公元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清朝再次惨败而告终，哈里斯趁机恐吓说：“如果不答应我们的条件，等到英国人以武力攻来要求开港，日本就危险了。”于是幕府吓得再不管什么“敕许”了，匆匆忙忙地就在协议上签了字。此举立刻引发了轩然大波，本来幕府执掌国柄，你爱怎么干就怎么干，不必要朝廷点头，可是既然已经请求朝廷“敕许”了，却又违背朝廷的命令，在没有得到“敕许”的情况下便悍然签订条约，这根本是悖逆之举啊。一时间，群情激愤，所有矛头全都指向了江户幕府。
不过指示在条约上签字的并不是幕府老中堀田正睦，而是刚被任命为大老的井伊直弼。大老比首席老中还有权力，向来由德川家的谱代重臣来担任，比如首任大老土井利胜、宽永年间权倾一时的酒井忠胜等等。
且说这位井伊直弼大老，出自德川氏谱代的彦根藩，前藩主、兄长井伊直亮去世后继承了藩主之位——井伊直亮也曾经担任过幕府大老。黑船来航的时候，井伊直弼是少数开国派人士之一，因此，等他一当上大老之位，立刻就与尊攘派发生了严重冲突。
所谓尊攘，乃是“尊王攘夷”的简称，尊王是指奉戴天皇。当时幕府中尊攘派的首脑乃是御三家之一的水户藩主德川齐昭——就是那位“水户黄门”德川光国的后人，水户藩自光国以来，便世代秉持着朱子学的所谓“大义名分”，身为幕府亲藩却倾向于天皇朝廷，也算一大异数。
这时候德川家定将军体弱多病，瞧着随时都可能咽气，而又偏偏没有子嗣，于是德川齐昭便联合越前藩主松平庆永（号春岳）、萨摩藩主岛津齐彬、土佐藩主山内丰信（号容堂）、宇和岛藩主伊达宗城等人，企图靠着把一桥家当主庆喜推上将军宝座而掌握幕政——庆喜是过继去一桥家的，原本就是齐昭的七男。
要说这一阵营那可真是超级豪华，水户、越前都是亲藩，萨摩、土佐经过改革实力雄厚，而且在诸大名中，这庆永、齐彬、丰信、宗城四人又声望卓著，并称为“四贤侯”。德川齐昭心说我有了这票帮手，那大事还有不成的道理吗？只待掌控幕政，立刻便要掀起一系列的改革，把国家重新引导到正轨上来。
那么他所谓的正轨是指什么呢？当然不是恢复锁国体制啦——岛津齐彬是开国派的急先锋，其他几位也没那么多老脑筋、旧思想，否则根本“贤”不起来——而是部分地、缓慢地打开国门，趁机吸收西洋技术，做好抵御外侮的准备。
其实就对外政策而言，这票假打尊攘旗号的“一桥派”跟开国派的井伊直弼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只是在对内政策上，双方却是彻底地敌对，几乎不死不休。“一桥派”之所以能够拉拢那么多“贤侯”加盟，是因为面对乱局，希望可以削弱幕府的独裁权力，而建立包括朝廷和雄藩在内的更广泛的统治基础——雄藩能够插手幕政，哪有不肯上船的道理呢？但是井伊直弼则坚持传统的政治态势，要继续把朝廷和诸藩隔绝在大政方针之外，一切还由德川氏幕府说了算。
因此，面对“一桥派”的图谋，直弼针锋相对地推举血统更近的纪州藩主德川庆福为将军继承人——是为“南纪派”。就这样，幕府一分为二，表面上是因为将军继嗣问题产生分歧，深层是开国与尊攘两种思潮之间的矛盾，而其实质则是统治日本的大权谁属的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
两派间的明争暗斗不必细表，总之就在“一桥派”以为大势底定之际，“南纪派”突出奇兵，井伊直弼利用其身份获得了大老的超级职务——老中、大老，例由幕府谱代担任，无论亲藩的德川、松平，还是外样的岛津、山内、伊达，却都是没有资格的。或许是为了提升幕府威信，也为了贯彻自己的理念，他不等朝廷下达“敕许”（也根本不可能下达）就匆忙地和哈里斯签订了《日美友好通商条约》，不仅如此，同一年还和荷兰、俄国、英国、法国缔结了内容相近的条约，史称“安政五国条约”。
并且，在日美签约的同一个月，井伊直弼顺利地扶立十三岁的德川庆福就任将军继嗣。次月，家定将军便去世了，井伊直弼立刻派遣使者前往京都，请求朝廷“宣下”，任命庆福为新的将军。然而孝明天皇因为不满幕府签订开国的条约，迟迟不肯颁发正式诏命，“一桥派”乘虚而入，萨摩、水户等藩驻在京都的藩士，如梅田云滨、赖三树三郎、西乡吉之助（隆盛）等人大搞串联，并且游说朝廷公卿，想要让朝廷下诏罢免井伊直弼，任命一桥庆喜为幕府将军，德川齐昭为副将军。
为了说明自己签订条约的理由和苦衷，也为了催促朝廷尽快“宣下”，井伊直弼委派老中间部诠胜前往京都游说，又派亲信长野主膳去监视尊攘派的动向。到了八月十日，尊攘派请到了朝廷谴责井伊大老的“敕掟”，并将此公文交给主子德川齐昭。齐昭皇命在手，变得更加不可一世，想要集合各地雄藩一起对幕府施压。虽说从黑船首次来航的时候起朝廷就开始插手政治，但越过幕府直接向诸侯下令，这还是第一次，朝廷的这种举动使得尊攘派士气高昂，而尊王倒幕的思想也开始甚嚣尘上。
井伊直弼得知此事后，要求德川齐昭交出天皇“敕掟”，并且惩处为了获得此公文而在京都大搞游说串联的各藩志士。此举激怒了尊攘派，水户藩士一千多人、尾张藩士近两千人浩浩荡荡前往江户城请命，另有二百多人增援京都，内战似乎一触即发。
只是对于这些势力，大权在握的井伊大老全都不屑一顾，他真正担心的，其实是来自西海强藩岛津氏的兵马……
中国古代有“战国四公子”，但无论人品、能力，还是对时局所造成的影响，信陵君都要绝对凌驾于另三位之上。所谓的“幕末四贤侯”也是如此，相比萨摩藩主岛津齐彬来说，余三人亦皆碌碌之辈也。
如前所述，岛津氏的第二十五代当主，同时也是江户幕府萨摩藩的第八任藩主岛津重豪任用调所广乡改革藩政，重豪死后传位其子齐宣，齐宣再传其子齐兴，到了齐兴时代，广乡的改革措施终于全面开花结果。只是这么一来，贫穷的萨摩骤然变富，必然引起幕府的警惕，于是幕府便派齐兴之子齐彬前去调查此事。
按照幕府制度，各藩藩主的正室和嫡子都必须留居于江户城下，岛津齐彬也是如此，活到四十来岁，基本上就从来没离开过江户城，没踏足过萨摩藩，故此幕府对他还是比较信任的，才会派他去查老爹的黑账。这位齐彬公子天生聪敏、性格刚毅，并且博学多闻，他很快就把调所广乡各种瞒着幕府搞的鬼花样查了个底儿掉，不仅如此，还查出广乡有废黜自己继承人地位，改立兄弟岛津忠教为下任藩主的图谋。
齐彬大惊失色，他虽然非常敬佩广乡，对广乡的政策也皆赞同，但关系到自己的地位问题，那也不可能为其隐瞒了。于是将调查所得向幕府全盘托出，最终导致调所广乡服毒自尽。
调所广乡是为了藩主齐兴而死的。一方面，他的政策若没有齐兴的默许，怎么可能大胆推行呢？只要把责任推到主公头上，自己必然可以罪减一等；另方面，若非齐兴先起了废长立幼之心，广乡也是丝毫不敢动类似念头的。
然而调所广乡之死，却并没有打消岛津齐兴废黜嫡子的念头，反而使他更为厌恶齐彬。于是就在此后不久，萨摩藩内爆发了“奥由罗骚动”，又称“高崎之崩”或“嘉永朋党事件”。所谓“奥由罗”，就是指岛津齐兴的侧室、岛津忠教的生母由罗夫人，因为谣言说她暗中诅咒岛津齐彬，致使齐彬的儿子全都先后夭折，藩内拥戴齐彬的武士们联合起来，想要将其刺杀，进而逼迫岛津齐兴让位，阴谋败露后，愤怒的齐兴在藩内大开杀戒。齐彬闻讯，立刻向幕府汇报，请求幕府插手岛津氏的“御家骚动”，最终幕府下令，齐兴隐居，齐彬归藩继位。
幕府方面也很清楚，岛津齐兴就是调所广乡的黑后台，这人背着幕府自行其是，相当危险啊，还是借着这个机会把他赶下台，推上比较信得过的世子齐彬为好。
然而岛津齐彬跟幕府也不是一条心，他老爹齐兴并无远志，只想着搞活藩内经济，自己好踏实享福罢了，齐彬则放眼世界，秉持着开国的理念，想要插手幕政，用自己的力量把日本带向繁荣富强。所以齐彬才一继任藩主之位，立刻暗中恢复了调所广乡的很多政策，并且更为大刀阔斧地开始了改革。
岛津齐彬大量聘请兰学者，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他吸收西洋科技，建造新式的炼钢炉，大炼钢铁，建造工厂，生产新式武器，进而巩固海防，整修沿岸炮台，布设水雷，起造新式炮舰，在“富国强兵”的道路上走得虎虎生威，成效卓著。
对于齐彬所选拔的人才，有两位值得一提。一位是中滨万次郎，本出身于四国岛上一户贫苦渔民家庭，十四岁的时候出海打渔遭遇风浪，船覆后漂流荒岛，最终被美国的捕鲸船约翰·豪兰德号所救。美国船长非常喜欢这个聪明的日本少年，收留他做了水手，并且将其带回美国，获得了数学、测量、航海、造船等科目的系统培训。仅仅十年以后，万次郎就拥有了自己的远洋航船，并且正巧在岛津齐彬继承萨摩藩的嘉永四年（公元1851年）航行到了琉球国。
当时的琉球王国，名义上是清朝的藩属，实质却被萨摩所控制。琉球人发现新来的南蛮船长生着一张日本人的面孔，还说着流利的日语，心生疑窦，便将万次郎扣了下来，并且押送去了萨摩——按照幕府的锁国令，日本人是不得出国的，而一旦出国则不容返回，否则必遭严惩。
对于岛津齐彬来说，这正是天上掉下来的活宝，当即释放并重用万次郎，向他虚心求教西洋学问。不过万次郎在萨摩并没能居留太长时间，短短两年后，听闻了此事的土佐藩就来索取——此为我藩之民，萨摩不可强留。这时候国门已开，沿海各藩包括幕府，无不广招人才，学习西洋科技，所以土佐也留不住这个宝货，很快他又被幕府抢去，甚至授予了“直参”的身份。
万次郎本为渔民，是没有姓的，回到日本以后，曾自称“约翰·万次郎”，等当上幕府直参，干脆以出身的地名为苗字，即为中滨万次郎。
中滨万次郎离开之后，岛津齐彬又破格提拔了下级武士西乡吉之助（隆盛），作为自己的左右手。这位吉之助在担任“郡方书佐役”的小吏时代，就非常关注民生，还曾经写过一首讽刺藩臣欺压农民的诗：“虫子呀虫子，不要去咬断草根，倘若草根断掉的话，大家就一起饿死了。”齐彬上台后，鼓励藩中武士上书言事，吉之助对于时局的卓越见解遂被他一眼相中，收为心腹，委以重任。
于是在齐彬的谋划、吉之助的奔走下，“一桥派”正式结成，齐彬还特意收同族的笃姬为养女，把她送入江户城，做了德川家定将军的“御台所”。他们想要利用笃姬吹枕边风，使得家定将军同意立一桥庆喜为继承人，而岛津等外藩便可以借着拥戴之功插手幕政了，只可惜井伊直弼老谋深算，最终挫败了这一图谋。
如前所述，“一桥派”妄图反攻倒算，岛津齐彬也准备亲率新编组的精锐兵马东进呼应，在此之前，先派西乡吉之助进京联络，安排相关事宜。然而吉之助到了京都，跟朝廷也搭上了线，跟其他“一桥派”的干将也都商量好了，却左等不见萨摩大军，右等不见主公齐彬，这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面对如此险恶的局面，幕府大老井伊直弼决定痛下狠手，严惩打着尊攘旗号的“一桥派”。安政五年（公元1858年）九月，在长野主膳、酒井忠义等幕臣的谋划下，幕府全面清算，兴起大狱：朝廷方面，支持尊攘派的尊融亲王被勒令永年蛰居，包括前关白鹰司政通在内的十六名公卿也先后遭到惩处；大名方面，德川齐昭永年蛰居，一桥庆喜被勒令隐居，山内丰信、德川庆笃（时任水户藩主，齐昭的继承人）等等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处分；幕臣方面遭到处置的则有“一桥派”的岩濑忠震、永井尚志、川路圣谟等人。
受到最严重惩罚的还是各藩尊攘志士，安岛带刀、鹈饲吉左卫门、赖三树三郎、桥本左内等人均被判以死罪，梅田云滨死于狱中，其余受牵连者不计其数。就连尊攘派的精神领袖吉田松阴也被处以了极刑。
吉田松阴本名虎之助或者寅次郎，松阴是他的号，他是长州藩士杉百合之助的第二个儿子，过继给了叔父吉田大助贤良，成为贤良的继承人。据说松阴从小就聪明过人，二十一岁的时候遍历九州，和许多知名人士交上了朋友。嘉永四年（公元1851年），松阴跟随藩主毛利敬亲前往江户参觐，随即没有请假就自作主张前往东北地区游历，因此被削夺了士籍（武士资格），没收了世代的俸禄，被勒令归家反省。
毛利敬亲乃是当时著名的“贤侯”，他非常看重吉田松阴的才能，所以隔了不到两年便赦免了松阴之罪。松阴这次不敢再胡来了，提出请求去江户游学，在得到批准后就孤身前往江户，投在大儒佐久间象山门下。
这位佐久间象山乃是信浓国松代藩士，是阳明学派的著名学者，并且也接受了部分兰学思想，开国色彩非常浓厚。吉田松阴受到象山的影响，逐渐成为当时著名的尊攘派思想家，甚至可以说是尊攘派的始祖。
松阴的攘夷思想与锁国体制并不能简单地画上等号，他希望能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制度，改革日本的内政，从而得以阻挡列强对日本的威胁。这种攘夷的“攘”，不是一概驱逐，而是抵抗侵略，与洋人平等建交。
为了看清世界，学习西方科技，吉田松阴曾经打算利用俄国船偷渡出国，可惜误了船期，其后他又趁着安政元年（公元1854年）培理二度来航的机会，想要混上黑船。这次的努力再度无可奈何地失败了，松阴也被遣返回藩，收押入萩城（长州主城）监狱。
下狱仅仅一年，松阴就因为身体原因而获得赦免，随即开办了松下村塾，收徒讲课，希望把自己的思想灌输给更多有志报国的年轻人。他的努力获得了回报，后来很多叱咤一时的长州藩志士，比如久坂玄瑞、高杉晋作、伊藤博文等等，全都出自松下村塾。
开办松下村塾的时候，正好是安政三年（公元1856年），同一年幕府设立了番书调所和讲武所，也尝试着吸收西洋科技，进行政治、经济和军事改革。这时候的吉田松阴，年仅二十六岁。
两年后，幕府签订“安政五国条约”的消息传到了长州，吉田松阴为此怒发如狂，他愤怒地斥责幕府：“不思国患，不顾国辱，不奉天敕，将军之罪天地不容，神人皆愤！”他的尊攘思想因此而产生了决定性的改变，即从尊奉天皇而并不反对幕府，转化为想要依靠天皇的权威来打倒幕府。作为尊攘派的祖师爷，松阴的思想立刻成为尊攘派的主流思想，幕府就此变成众矢之的。从此日本国内的思潮，从单纯的“开国”和“攘夷”之争，添加了更为复杂的“佐幕”和“倒幕”的对立因素。
故而井伊直弼对吉田松阴是恨之入骨啊——你宣扬攘夷没关系，宣扬开国更好，竟敢指斥幕府，真是罪不容赦！据说，松阴曾经策划刺杀老中间部诠胜，在“安政大狱”兴起以后，为怕连累同伴而主动投案自首，幕府考虑到他的谋划并未付诸实施，本打算网开一面，却被井伊直弼大笔一挥，定下了死罪。
安政六年（公元1859年）十月二十七日，吉田松阴在小塚原被处斩，临终前作诗道：“吾今为国死，死不负君亲。悠悠天地事，鉴照在明神！”
当然，也有很多尊攘志士东躲西藏，暂时逃过了大难，其中就包括萨摩藩的西乡吉之助。且说吉之助左等右等，等不到萨摩大军，细一打听，才知道井伊大老的运气也未免太好了——岛津齐彬就在发兵前数日突染重病，很快便与世长辞了，享年五十岁整。齐彬的儿子们全都夭折，没有继承人，于是临终前收其弟岛津忠教之子忠德为养子，传位忠德，并且委任忠教担任忠德的监护人。
虽然发生过继承人风波，但岛津忠教本人却并没有染指藩主的欲望，他对其兄齐彬非常崇拜和恭敬，因此齐彬才放心把国事都托付给他。然而可惜的是，忠教既是个好兄弟，同时也是个大孝子，兄长才一过世，立刻就把老爹齐兴给接了回来。岛津齐兴目光短浅，告诫忠教，说我等岂敢与幕府相争，齐彬的举动是肯定会把萨摩推上灭藩之路的呀！出兵之事再也休提，齐彬的政策一概废止，齐彬的亲信一概贬斥，还是立刻遣人向幕府谢罪为好。
消息传到京都，西乡吉之助大惊失色，正自彷徨无路之际，突然好友、京都清水寺成就院的住持月照和尚前来相投。这位月照和尚，乃是萨摩藩与朝廷公卿相联络的中间人，因此遭到幕府通缉，于是西乡吉之助赶紧保护着月照逃出京都，想要遁回萨摩藩内，将其藏匿起来。可是这个时候萨摩的政策已经彻底改变，藩臣勒令吉之助把月照交出来，押去幕府受审。
西乡吉之助不禁痛哭失声，他既慨叹国家多难，壮志难酬，又哀伤好友罹难，自己无力拯救，因此当月照不愿成为阶下囚，提出自我了断的时候，吉之助便把牙关一咬，将心一横——我跟你一起去死算了！
二人相约蹈海自尽，然而月照就此葬身洪涛，幸运的吉之助却奇迹般地被救了上来。
这一年，被杀的吉田松阴和获救的西乡吉之助都是三十岁，死者已矣，生者却还有很漫长而坎坷的道路要走。
井伊直弼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同时也提升幕府的威望，不顾朝野一致反对，悍然签署了“安政五国条约”，结果适得其反，使得舆论大哗，“一桥派”趁机煽风点火，想要把他轰下台去。然而这位井伊大老可不是吃素的，当即采取雷霆手段，把“一桥派”和被他们煽乎起来的尊攘派给一勺烩了。
井伊直弼乃是昔年德川家康麾下“四天王”之一井伊直盛的后裔，直盛所部骑马武士多将铠甲漆作红色，号称“赤备”，因此缘故，尊攘派便恶称直弼为“赤鬼”。老中间部诠胜党同直弼，乃是打击“一桥派”和尊攘势力的急先锋，据说因其面色发青，故此也落得个“青鬼”的诨名。
“安政大狱”果然吓倒了不少人，其中就包括以孝明天皇为首的京都朝廷，于是朝廷不敢再明着跟幕府对着干了，很快便降下了以德川庆福继任为幕府将军的诏旨——庆福随即改名德川家茂。只是井伊大老并没有高兴多久，很快他就变成了尊攘派的刀下之鬼。
且说在“安政大狱”兴起以前，水户藩很多激进的尊攘志士便齐集江户，大狱兴起后，井伊直弼向水户藩施压，要求召回这些过激分子。其中部分志士被迫归藩，部分人则干脆脱藩，在江户城中潜伏了下来，打算寻找时机为主家复仇。
次年为安政七年（公元1860年，后改为万延元年），三月三日上午九时，井伊直弼离开自己在外樱田地区的官邸，前往江户城中办公。据说行前就有人警告他，近来城中发现很多前水户藩士，行动诡秘，恐怕将不利于大老，请求增加警卫力量。然而井伊直弼却回答道：“人的命运由上天注定，如果真有刺客想要杀死我，他们可以寻找各种机会，加强警卫是没有用的。况且对于出行的队列，幕府有着严格规定，身为大老，我怎能率先破坏制度呢？”
大老的随从和警护人员一共六十人，簇拥着乘轿的井伊直弼通过江户市街，此时天降大雪，寒风卷着雪花扑向行进队列——因为寒冷，街上行人很少。在经过外樱田门前的杵筑藩藩邸之时，刺客们突然出现了。
刺客的首脑乃是水户藩的激进尊攘派金子孙二郎，他聚集了包括水户脱藩志士高桥多一郎、关铁之助，以及萨摩脱藩志士有村次左卫门等共十八人，早就埋伏在外樱田门外。当井伊大老的轿子到来之时，刺客们披风冒雪，一拥而上。大老的护卫虽然数量较多，然而事起仓促，加上天气寒冷，大多数刀还裹在布套中，双手还笼在袖子里，因此逐一倒在了血泊之中。轿中的井伊直弼匆忙掏出短枪，射倒了志士森五六郎，但随即就被五、六柄长刀刺中，一句话都没来得及说就咽了气……
这就是著名的“樱田门外之变”。
井伊大老的被刺，对于日本社会的转型起到了非常深刻的作用。一方面，气焰大降的幕府在安抚彦根藩士的同时，也处罚了被视为井伊派的纪州藩家老水野忠央，并且解除了对德川庆恕（又名庆胜，为尾张藩主）、德川庆笃、一桥庆喜、松平庆永、山内丰信等人的处分，实际上是在血的教训下被迫向雄藩们低下了“尊贵”的头颅。
然而在幕府作出让步的同时，各地雄藩也因为“安政大狱”而收敛了原本的狂妄姿态，转而向幕府靠拢。在井伊直弼之后掌握幕权的老中安藤信正改变了井伊大老的铁血手段，一方面停止对“一桥派”藩主们的迫害，一方面恭顺地对待朝廷，想要利用朝廷的权威来巩固幕府的统治。安藤老中提出迎娶孝明天皇的妹妹和宫为家茂将军的正室夫人，从此公家和武家联起手来应对乱局——这一举措被称为“公武合体”，受到了尊攘派各藩藩主和重臣们的一致赞同。
雄藩的上层就这样被幕府拉拢过去了，然而已经在各藩内崛起的中下级武士却对此事大感不满，尤其是吉田松阴的弟子们，他们秉承着被害恩师的思想，逐渐认为尊王则必须倒幕，绝不能向幕府妥协，绝不能再让幕府延续其腐朽的统治。上层尊攘派和下层尊攘派就此分裂为两个阵营。在这种态势下，文久二年（公元1862年），安藤老中在江户坂下门外遭到水户藩志士的袭击，虽然侥幸逃得了性命，却很快就被赶下了台。
水户藩尊攘先锋的地位自此次“坂下门外之变”后就逐渐丧失了，在藩主德川庆笃等人的着力压制下，逐渐地水户藩站到了幕府一边，反而成为“尊王佐幕”的急先锋，而代替水户藩举起尊攘派大旗，决定以武力推翻幕府的，则是西国的长州毛利藩和萨摩岛津藩。
顺便一提，以刺杀井伊大老为开端，各地大批尊攘志士脱藩，混入京都和江户城中，对他们所看不惯的大人物们挥舞刀剑，认为这才是救国之道。一时间，血雨腥风洒满了这两座名都，到处都是口呼“天诛”的志士，这些人被称为“人斩”。文久二年（公元1862年），土佐藩大思想家吉田东洋被本藩的那须信吾等人所杀；同年，佐幕派官僚岛田左近被萨摩藩志士田中新兵卫所杀；元治元年（公元1864年），主张公武合体和开国论的大思想家佐久间象山被熊本藩志士河上彦斋所杀……
为了扭转日益恶化的治安，恢复京都的秩序，幕府招募了大批浪人，组建起一支名为“浪士队”的准警察部队。其后“浪士队”改名“新征组”，被调往江户，很多成员不愿意离开京都而滞留了下来，为了避免这些浪人成为更大的祸害，于是新任京都守护职、会津藩主松平容保把其中部分人招募到麾下，组成了“新选组”。
新选组的中坚分子，乃是以近藤勇为首的来自武藏国多摩郡乡下的一批下级武士，这个组织以行动迅速，下手狠辣而享誉一时。但在恢复京都治安的同时，新选组逐渐成为佐幕派的一枚棋子，成为屠杀尊攘志士的刽子手，成为逆潮流而行的反动者，这实在是相当可悲的事情。
声名赫赫的松下村塾，其实只是一座日本乡下很常见的木制平房，最初只有八张榻榻米大小的一间（约13平方米），后来又增筑了十张半榻榻米大小。
松下村塾的创建者并非吉田松阴，而是他的叔父玉木文之进——文之进出身杉氏，后来过继给玉木正路做养子，继承了玉木的家业。杉氏的家格为“无给通组”，属于下级武士，俸禄只有二十六石，而玉木家为“大组士”，俸禄四十石，比杉氏为高。但即便如此，玉木文之进的生活也是颇为艰难的，因此他便利用自己的私宅开办了私塾，也即松下村塾，用教书来补贴家用。
玉木文之进的长兄为杉常德，次兄过继给吉田家，改名吉田大助。吉田松阴本是杉常德的次子，过继给叔父吉田大助为嗣，幼名寅之助，后称大次郎，通称为寅次郎。不过他的本名（讳）叫做矩方，表字义卿，号为松阴、二十一回猛士。所谓“二十一回”，据说乃是把吉田二字拆开，分别为十一口和十口，加起来就二十一回了。
安政元年（公元1854年），吉田松阴因为妄图偷渡美国而遭逮捕，翌年被赦出狱，但仍被勒令返回杉家禁闭。安政四年（公元1857年），玉木文之进被任命为藩校明伦馆的塾头，于是便由侄子松阴继承了松下村塾。由此直到安政五年（公元1858年）松阴再度入狱，实际上他才执掌村塾一年多的时间。
然而就在这段短短的时期内，松下村塾却培育起了长州藩尊攘志士的核心力量。与藩校明伦馆只招收中上级武士子弟不同，村塾有教无类，不论武士还是町民，不论是中上级武士还是下级的卒族、足轻，全都可以入学。根据现存名簿可知，村塾学生总数约为五十名，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村塾的双璧”高杉晋作和久坂玄瑞——时有“识之高杉，才之久坂”之称。
此外，还有“松阴门下三秀”的说法，在高杉和久坂外，再加上一个吉田稔麿——后遇难于“池田屋事件”；又有“村塾四天王”一说，则在前三人外增添入江久一——曾经参加过“奇兵队”，后在“禁门之变”中遇难。
松阴的其余著名弟子还有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品川弥二郎、山田显义、前原一诚、时山直八等等。桂小五郎（木户孝允）出身高贵，乃是明伦馆的高才生，并没有如同高杉晋作一般加入村塾，但他曾经向松阴求教过兵学。井上馨亦未能入学，但他与高杉晋作和久坂玄瑞关系良好，从此二人处得到了松阴的传授，可算私淑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