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载道光虽然不善于用人，但是对用人的重要性还是高度重视的。
道光曾明确表态：“国家以贤才为宝。”说起来容易，但是真正发现人才、提拔人才还是比较困难的。如何选拔出优秀的人才，这是道光最为关心的事，但是道光也没有很好的机制能够挑选出最优秀的人才，只能一再发出求贤诏书。
道光主要通过哪些手段选拔人才呢？
第一种方式还是老办法——科举正途。科举制度虽然会造就一大批迂腐的读书人，也就是今天说的高分低能，但是也能选拔出一些非常优秀的人才，这在历朝历代都有。科举是中国封建社会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尽管有种种弊端，但无疑还是坚持着机会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第二种方式是推荐。这也是清朝的一个传统，地方督抚一个重要职责就是保荐官员。保荐官员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这个官员确实能干贤明，另一种情况是该官员可能平庸，甚至品性恶劣。一般情况下，如果被保荐的官员平庸无能，道光不会追究保荐人的责任，因为这与保荐人的眼光有关。如果被保荐的官员人品存在很大问题，撤职后依然做违法的勾当，那么就要追究保荐人的责任。正所谓外举不避嫌，内举不避亲，既要鼓励保荐人的积极性，又要杜绝保荐人徇私舞弊的做法。
保荐确实可以让国家选拔出一些优秀的人才，譬如大名鼎鼎的林则徐就是通过保荐升职的。林则徐是嘉庆十六年（1811年）的进士，道光二年（1822年），当上淮海道，后署理浙江盐政史，不久又升迁为江苏按察使。道光四年（1824年），升署理江苏布政使，道光十一年（1831年），升任东河河道总督。道光十二年（1832年），任江苏巡抚。林则徐是一个正直的人，他能在官场上飙升离不开道光的政策支持。林则徐也没有辜负道光的期望，确实为国家尽心尽力，办了不少好事。
在治国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道光对人才是何等的饥渴，所以他能够做到不拘一格，越级提拔人才。杨发和田大武本来只不过是普通士兵，在平定张格尔的叛乱中侥幸生擒了贼首张格尔，道光非常高兴，提拔杨发为甘肃宁远堡守备、田大武为陕西抚标左营守备。道光甚至亲自接见这两人，当面夸奖这两人年富力壮，是可造之材。
道光选拔人才的第三个办法是考核政绩。作为一个皇帝不可能事必躬亲，也不可能对帝国的官员都了解，只能根据一些政绩的数据来判断。虽然政绩可以作假，但不能不承认这也是一个相对客观的标准。
道光选拔人才的第四个办法是从源头抓起。所谓人才一般都是读书人，所以学院的教育要抓紧，因为这直接关乎人才的素质。道光这个办法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投资教育，投资教育不能是一句空话。道光也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他拨款给一些知名的学院，甚至将良田大宅让给书院。这是实实在在的支持，虽然未必会有多大的效果，投资力度也不大，但可见道光对人才的那一颗虔诚向往之心。
道光所用的这些办法只不过是对历代圣王选人用人的总结，并没有多少创造性，但能真心实意地去做，已经很难得了。
从道光的言行上看，他简直是清朝的周公啊，为何世人又评价他用人一塌糊涂呢？换句话说，为什么道光就这么跟人才无缘呢？难道他不够真诚吗？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
首先，我们必须得说，当时的官僚机构确实太腐败了。官僚集团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势力集团，即便是皇帝，在这个庞大的集团面前也显得相对无力。当既得利益群体把持了权力之后，他们能允许道光提拔一些干练果敢的人才来损害自己的利益吗？显然是不能的。而且道光如果真想提拔出王安石、张居正这样的人，势必会损害这些集团的利益。这是客观原因，怨不得道光，以道光的能力不可能有雍正的魄力。
其次，各地举荐的人才大多是庸才，因为很多官员本身就是庸才，他们能举荐出比自己能力还强的人吗？如果真有这种魄力，他们也就不是庸才了。所以，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一般人只会提拔能力低于自己、能受自己控制的人。然而，这对于道光治国却极为不利，得不到人才，他的所有改革都会成空，功比汉高祖、唐太宗的梦想只能是梦想。
再次，道光想通过科举的方式选拔人才，这是正常的诉求。但是当时科场腐败深入骨髓，从科场中选拔出来的精英寥寥无几，若不整肃科场，如何能够选拔出优秀的人才？道光看问题做事情不够全面深刻，没有想到帝国的问题盘根错节，如果没有破釜沉舟的胆识是很难解决问题的。
最后，道光虽然求贤若渴，但往往是说得多，真正做起来就不那么给力了。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实例来说明。
道光最信任的两个宰相，一个是曹振镛，一个是穆彰阿。曹振镛是典型的张廷玉派弟子，他第一次系统地提出“多磕头少说话”的理论，虽然曹振镛的官场哲学跟张廷玉类似，但是能力远远比不上张廷玉。曹振镛这个人最害怕自己提拔的人超过自己，所以有意识地提拔一些才具平庸的人，这样这些人就威胁不到自己的地位。而穆彰阿是个大贪官，他与曹振镛联手将道光蒙在鼓里。道光居然让这两人把持朝政，由此可见他说得虽好听，但一到实际问题上就是睁眼瞎。
我们不能认为道光就此表现出来的姿态全是作秀，他应该是真诚的，只是面对错综复杂的现实，太缺乏手腕和力量了。用现在的话说，心是好的，只是把事情办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