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是由罂粟花的汁液制成，最开始是一种药用物品，起麻醉、止痛的作用。
在唐朝时，就有阿拉伯商人把鸦片带入中国，当时称作“阿芙蓉”。不久，中国就有一些地方种植罂粟，不过当时规模相当小。明朝时，周边一些小国甚至把鸦片当成贡品进献给朝廷。其时，鸦片的价格相当昂贵，价值等同于黄金。
鸦片变成毒品还是在清初的时候，爪哇等地的人通过管子大量吸食鸦片，逐渐成瘾，人们才发现鸦片的危害。
在西方国家的对外贸易中鸦片是一个重头，对于鸦片，清政府征收的关税也相当高。康熙对鸦片收取重税，大概有限制鸦片进口的意思。雍正对鸦片的危害认识更深一些，曾经下达了禁烟令，规定除了药用鸦片，其他鸦片一律为违禁物品，一旦发现，枷号一月，并发配充军；私开鸦片馆的，罪行等同于邪教宣传者，处以绞刑。
雍正的禁烟法令虽然严厉，但其中有一个相当大的缓冲地带，也就是说药用鸦片不算违禁。许多非法商人必定紧紧抓住这个漏洞，先把药用鸦片走私或进口，然后再提炼成鸦片烟。
所以，雍正禁烟之后，鸦片的贸易反而逐年增加，这些进口的鸦片无一例外都是以“药用”的身份光明正大地进入中国市场。
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时，鸦片贸易比雍正时增长了二十多倍，看到这个数目，连乾隆也感到触目惊心，于是也下令禁烟，把雍正当年的话重复了一遍。
到了嘉庆时候，鸦片问题更加严重。他知道，他不能再像父亲那样敷衍了事了，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正视这个问题。
嘉庆知道，要想解决这个问题一定不能再像父亲和爷爷一样，不可以给鸦片贩子留下缓冲地带。嘉庆宣布：停止征收鸦片税。听到这个消息，鸦片贩子肯定要欢呼雀跃了。不过，嘉庆的话还没有说完：从此以后禁止鸦片进口。这就彻底断绝了鸦片进口的路径，接下来自然是严厉打击走私了。要知道，有利润的地方就一定有商人，为了获取巨额利润，身家性命尚且不顾，又怎么会真把禁令当回事呢？
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里含蓄地赞扬了嘉庆的禁烟政策，不过里面把中国人说成是半野蛮人显然让人不太舒服：“中国皇帝（嘉庆）为了制止自己臣民的自杀行为，既禁止外国人输入这种毒品，又禁止中国人吸食这种毒品；而东印度公司却迅速地把在印度种植的鸦片以及向中国私卖的鸦片变成自己财政系统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半野蛮人维护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发财的原则来对抗。”
从此以后，鸦片只能通过地下通道在中国流通了，这对于嘉庆来说仍然是无法容忍的。禁烟之后，政府将与鸦片贩子和吸毒者展开更艰难的斗争。然而政府虽然强大，毕竟在明处；鸦片贩子虽然分散，毕竟隐藏在暗处，这场战斗谁胜谁负很难轻易下结论。
到了嘉庆四年（1799年），嘉庆又将禁烟政策推进一步：禁止在内地种植鸦片。
嘉庆的禁令对于靠鸦片为生的人来说不啻为唐山大地震，各大公行和商行不得不终止和东印度公司的合作。最不甘心的要属国外的鸦片贩子，好端端的一个巨型蛋糕被人端掉了，他们怎么可能轻易就范。
对这些国外的鸦片商来说，现在最重要的是开辟非法的销售渠道，当时澳门和广州的黄埔水域就是他们走私鸦片的据点。眼看地下走私之火就要蔓延开来，嘉庆岂能无动于衷，他也知道福建和广东两省是非常惹火的地带，在这里一定要布下重兵。
嘉庆再三叮嘱两广总督吴熊光，一定要把禁烟事情作为重中之重，强力打击走私贩子。
尽管如此，鸦片走私仍然很难禁绝，嘉庆对此也头痛不已。要说自己的禁烟政策不够狠，那不是事实；打击力度不大，也不是事实。究竟原因何在呢？
经过长期的实践经历，嘉庆终于明白了问题所在。问题就出在那些缉拿鸦片贩子的官员身上，要想查禁成功，必须要求这些官员高度负责。大清官员的德行我们都见识过了，鸦片又是如此暴利的一个行业，这些官员能够抵挡得了糖衣炮弹的攻击吗？
嘉庆终于把目光从鸦片贩子转移到福建和广东两省的官员身上，他明确表示，对于在鸦片问题上渎职和腐化的官员严惩不贷。嘉庆严厉的态度无疑对官员们起到了一种震慑作用。
嘉庆十八年（1813年），在禁烟政策上，政府又迈出了一个大步子。嘉庆宣布对鸦片吸食者进行惩治，法令先从“公务员”着手。官员和侍卫，如果有吸食鸦片的，立刻革职，杖打一百，枷号两个月；一般军人和老百姓吸食鸦片，杖打一百，枷号一个月。
这等于是从终端禁烟，嘉庆的禁烟政策贯穿了鸦片流通的整个流程，可以说是非常彻底的。政策是好的，结果是好是坏完全靠执行了。
这个禁令颁布后，禁烟工作很快就收到了效果，各地源源不断地汇报禁烟政绩，收到这些政绩嘉庆既欣慰又担心。欣慰的是禁烟令终于收到良好效果，担心的是问题比自己想象的还严重。
广东是鸦片走私的一个重灾区，为了让禁烟令行之有效，嘉庆拿广东的两个渎职高官开刀，他们分别是广州将军本智和海关监督祥绍。
世人眼中仁弱的嘉庆皇帝以狠、猛的作风终于扼住鸦片泛滥的势头，这是嘉庆干得相当漂亮的一件大事。
嘉庆的禁烟行动是成功的，可惜这份来之不易的政绩在他儿子道光手中全部化为乌有，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