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二十年四月，一艘外国商船靠近宁波港口。浙江水师前去拦截，发现船上有五个西洋人，其中一个人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说：“我……系洪仁辉……英吉利人……”
洪仁辉说他们是想到宁波做生意的，进一些茶叶和蚕丝到欧洲去卖。水师提督武升进很高兴，因为这意味着一个捞油水的机会到了。武升进立即向乾隆奏报，说这些洋鬼子感服圣恩，千里迢迢来这里经商，带来了许多银元和洋酒，还有四十多名汉人水手，这些水手都没有发辫。
乾隆毕竟是作为帝王的最高统治者，他对洋酒银元都无兴趣，也没兴趣跟这些洋人交流，倒是对四十多名没有发辫的水手非常警惕。这些汉人模样的人怎么会没有发辫？他们到底是中国人还是海外华侨，这事一定得查清楚。如果这些汉人是中国人，那可是抄家灭门的大罪。后来查明说这些人是外国人，乾隆悬着的心才放下来。
乾隆一看没大事，便让武升进好好招待那些洋人。结果，这些洋人满载而归，把中国的商品带回国内，大发洋财。第二年，他们又来了，不过这次船只要大得多，带来的货物也多得多，水手有一百三十多个。这次，洪仁辉担任起了翻译，中文水平似乎也有所提高。
这一次，乾隆警惕起来了，他感觉到这些西洋人的野心。虽然当时他并不知道这些人的野心是什么，其实现在我们知道是发财，但乾隆更多的是从“维稳”的逻辑来看问题的。
乾隆于是找这些洋人麻烦：本来外国商船只能在广州、澳门等港口通商，从来没有到宁波来的，这些洋人想把宁波开辟成一个港口，这事本来没有什么不好，但长期下去，滞留在内地的洋人会越来越多。
乾隆并没有直接把洋人轰走，而是指示两广总督杨应琚提高关税，最后关税比广州、澳门等地提高了一倍。
提高关税以后，并没有把这些洋人撵走，他们反而继续在这里经商。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些洋人为什么不在广州通商呢？其实，洋人真正怕的不是提高关税，而是各种各样的陋规，广州那边陋规太多，各级官员敲诈勒索，搞得洋人的生意做不下去了。在宁波的话，陋规少，采购也更方便，成本价大大降低，虽然关税提高了，但实际利益更大。
浙江巡抚杨廷璋把这些情况如实地禀报乾隆，没想到乾隆居然做出了一个让人意外的决策，他决定开放浙江为通商港口，允许外国人到这里贸易。本来这是一项符合发展潮流的政策，也是一项利国利民的政策，但很快就终止了。
皇帝的一个特征是喜怒无常，乾纲独断，所有事情都凭自己主观意识办事。几个月之后，乾隆就宣布所有外国商船只准到广州港口通商。英国方面认为这是广州地方政府蛊惑皇帝的结果，广州地方政府想独占对外贸易的利益。
确实是这样的，两广总督杨应琚上书乾隆，为自己辩解，说广州官员并没有勒索洋商的行为，只不过是进行一些必要的限制；如果不对洋商加以限制的话，恐怕会埋下祸端。杨应琚的话说到乾隆的心坎里，乾隆最怕的就是这点，一旦开放过头，洋人涌进来，不知道会鼓捣出什么事情。
在这一刻，中国历史发生了改变。乾隆的一念之差改变了历史的走向，如果中国在乾隆时代就走向对外开放，以后历史的发展简直是无法预料的。这虽然是看似偶然的一件事，其实一点都不偶然，乾隆是一个封建统治者，他必然有自己的思维方式。就算他对外开放了，难保他的子孙们不关闭国门。
中国再一次失去和世界交流的机会，紧紧地关上了国门。
乾隆发出这项命令后，英国东印度公司没有放弃挣扎，他们企图搏一搏，说服乾隆开放浙江港口。东印度公司选择的代表便是洪仁辉这位仁兄。
乾隆二十四年六月，洪仁辉驾驶着一艘小船来到浙江定海，浙江水师立即把他截住。洪仁辉身上有一封信，请求浙江官员呈给皇上。这封信的内容主要是揭露广州海关各种为非作歹的行为，浙江官员理所当然地拒绝了。他们做官这么多年，当然知道做官的一个基本准则：不要随便得罪人。
洪仁辉吃了闭门羹，本该回东印度公司好好跟同事们哭诉一番，然后他牛脾气犯了，居然将船只开往天津大沽口。在那里强行登陆，还对天津的官员说：“我是英国人洪仁辉，是英国的四品官，在广东和澳门做生意，洋行的人欠我五万两银子不还。我在广州告没人理，在浙江告也没人理，所以我就到天津来了，希望你们让我进京告御状。”
洪仁辉花钱买通了许多官员，让他们把自己的案情呈奏给乾隆。乾隆收到这些奏折后，心情很复杂，一方面自己的官员贪污违法在先，另一方面这个洋人居然越海告御状，这明明是让自己这个皇帝下不了台。乾隆让股肱大臣李侍尧审理这个案子。
经过审理，判处广东海关监督李永标流放罪，外加杖打一百，李永标被革职抄家，流放三千里外。洋行商人黎光华欠钱不还也是事实，李侍尧籍没他的家产，归还给洪仁辉。案子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对洪仁辉，乾隆是相当不满的，必须要给他教训。洪仁辉的诉状是请四川人刘亚匾写的，正好可以给他安个“勾结内地奸民”的罪名，外加违禁通商，判处在澳门监禁三年。乾隆说，这是格外施恩，否则是要判处死刑的。刘亚匾真正倒霉，帮人写状子，雇主没死，他倒被处斩了。
这就是洪仁辉事件，事后，乾隆对洋商态度更加恶劣，不断地往历史的反方向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