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攻破北京后，崇祯虽然明知国家已亡，仍然不死心，让自己的几个儿子逃出去，希望有一天还能东山再起。
大明的孤臣们跟着明朝的宗室后代逃到南方，明朝的一些遗老们决定在留都南京拥立朱家王朝的后代，然后效法太祖朱元璋挥师北上，重新夺回政权。这个想法绝对是好的，也是有志气的。
但是一到具体问题上，马上就发生了分歧。宗室后代一大堆，到底立谁呢？史可法主张立桂王朱常瀛，桂王是明神宗朱翊钧的儿子。以钱谦益为代表的东林党人主张立潞王朱常淓，此人是明神宗的侄子，多才多艺，素有贤名。最终被立为皇帝的是福王朱由菘，因为朱由菘获得了南京一些掌握军权的将领支持。
明朝所有的缺点南明都继承了，但就是没有继承一个优点。就说亡国之君崇祯，虽然缺点一大堆，但是还是个管事的主，还是希望把国家治理好。南明这个小朝廷的表现实在太让人失望了，国难当头，这些人没想过如何去抵抗清军、如何剿匪，反而把民间选美活动当成头等大事来抓。
崇祯自杀的消息传到江南时，南京的大臣们就开始考虑推选新的接班人，崇祯的儿子们，当然也包括太子，下落不明。
有道是国不可一日无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朱由菘登上了帝位。
朱由菘是明神宗朱诩钧的孙子，福王朱常洵的长子，崇祯的堂弟。崇祯在北京自杀后，他于康熙三年（1664年）五月十五日在南京称帝，次年改元“弘光”。
朱由菘以前跟父亲待在洛阳，1641年李自成攻破洛阳后，朱由菘落难到江淮。清兵入关后，他又逃到江苏淮安。后来在凤阳总督马士英以及总兵高杰、刘泽清、刘良佐等人的拥护下在南京称帝。
当时中国有四大政权，多尔衮的大清、李自成的大顺、张献忠的大西、朱由菘的南明。南明政权当时控制着中国最富庶的地方，资源是最丰富的，南方的大部分地区都掌握在他们手中，可谓是半壁江山。
虽然国家已经灭亡了大半，但南明政权丝毫没有励精图治的打算，反而醉生梦死，腐败不堪。朱由菘当上皇帝后，企图与清军联合，共同剿灭李自成、张献忠。朱由菘当皇帝期间，极尽享乐之能事，将大权交给奸臣马士英和阮大钺这些人，排斥以史可法为首的东林党人。
朱由菘排斥东林党人也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很传统，发源于窝里斗。在万历时期曾经发生过一次国本之争，万历皇帝非常宠爱郑贵妃，对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也爱屋及乌。郑贵妃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当上太子，不断地在万历耳边吹枕边风。渐渐地，万历也就产生了废长立幼的想法。
可惜，东林党人百般阻止，东林党人信奉祖宗法制“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坚决反对立朱常洵为太子。这场斗争持续了十年，朱常洵最后被封为福王，迁到洛阳。最后，朱常洵被李自成的农民军杀死。因为这件事，朱由菘非常排斥东林党人。
东林党的两个代表人物钱谦益和史可法在福王上台之前，可以说极力阻挠，他们很清楚，福王一旦上台，东林党难逃被整的命运。幸好，福王的人品指数确实非常低，不用东林党去抹黑，他自己就已经够黑了。
东林党人总结出福王的七宗罪：贪婪、淫乱、酗酒、不孝、虐待下人、不读书、干预有司。然后，发出宣传的呼声，像这样的人怎么配做一国之君？
确实非常不配，但当时说话算不算数不是取决于人品，而是取决于候选人背后的力量。
史可法当时是南京兵部尚书，明亡后是一个大腕级别的人物。他是坚决反对立福王的，为了争取更多的支持，他给另一个重量级人物马士英写了一封信，大意是劝马士英不要同意立福王。
马士英是凤阳都督，相当于凤阳军区总司令，说话还是有些分量的。当然，对立继承人问题，马士英心里也没底。对他来说，谁当皇帝都无关紧要，皇帝是不是贤明跟他更没有关系。他最在乎的是这个人上台后，我有什么好处。
史可法倒霉就倒霉在给马士英的那封信上。当时马士英拿着史可法的信想了半天，到底应该立谁呢？福王跟自己无仇，潞王也跟自己无仇，说实话，马士英真不知道该立谁。
马士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奸臣，但奸臣一般也是正常人，结果我们已经知道，马士英究竟为啥立了福王呢？
说来非常有意思，只是因为一个偶然的事情就让马士英下定决心立福王。到底是什么事情呢？
这个偶然事件跟凤阳监军卢九德有关，卢九德是一个宦官，跟福王的关系非常好。在东林党人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就串通江南总兵高杰、黄得功、刘良佐，抢先一步拥立福王。这些总兵官都是粗人，政治上那些谋略他们不是很懂，但是拥立之功这个他们是明白的。总兵刘泽清看到这三人都举旗拥护福王了，心想再不举旗的话就迟了，跟着就加入拥立福王的阵营。
马士英懵了，你们这些人怎么就不跟我商量，我好歹是凤阳总督，是你们的领导，我还没表态，你们就先斩后奏了。马士英是个聪明人，他知道这些总兵们都是武夫，跟他们动嘴皮子没用，如果还想要这些人听自己的话，只有跟着大家一起把生米煮成熟饭。马士英一拍板，皇帝的人选基本上就确定了。对马士英来说，这是一笔不错的买卖，自己没有付出什么，还可以凭着拥立之功当上丞相。
在马士英的一手操纵下，朱由菘很快就进入南京，接受群臣的朝拜。
在拥立这事上，东林党失败了，东林党失败不是因为没有能力，也不是因为没有势力。确切地说，东林党输给了时间。他们不可能在福王渡江之前，把桂王接到南京，因为桂王远在云南。
马士英高明的地方就在于他没有立刻让福王当皇帝，而是很有分寸地说道：“福王现在来到了南京，潞王和桂王还在偏远地方待着呢！皇帝这个位子我们还是给崇祯太子留着，哪天太子回到南京，就让他当皇帝。现在太子音讯全无，就让福王暂且监国吧！”
这番话说得有礼有节，不服都不行。此时，一身是胆的史可法作出了妥协。
史可法平生最重的就是忠义二字，窝里斗可以先放一边，大明江山的大局要紧。
史可法非常明白，大明这个公司已经接近破产的边缘，要想让它起死回生，必须采取一些非常措施，当然，这些措施并不能保证有很大的效果。
史可法第一件事是奏请朝廷设立江北四镇，安排高杰、刘泽清、黄得功和刘良佐四个总兵镇守这四个地方。这相当于南明小朝廷的外围防线，史可法这么做就表示对四大总兵的重视，将国家的国防任务交给你们了，你们尽可能地发挥潜力吧！
小朝廷刚刚组建，没什么银子，所以防区内的军饷问题由各个部队自行解决。史可法当然知道这样会让士兵们不满，他又开出了一个优惠条件：各位总兵如果能收复失地，这个失地就可以并入你们的防区内。相当于鼓励大家扩张，为了提高在外打仗将士们的积极性，史可法还建议朝廷给总兵们封伯爵，其中黄得功还封为侯爵。镇守武昌的左良玉也得以封侯。
一下子把许多将领们爵位的问题解决了，这个很不寻常，与其说是给他们好处，不如说是希望你们卖力点，再卖力点，一定要挽救大明这个公司。史可法当然很清楚，给这些将领们封侯，允许他们兼并土地的后果。这个后果我们不用想就知道，造就一批大军阀。但出现这个后果的前提是大明公司没有倒闭，对于史可法来说，只要大明公司不倒闭，其他问题可以日后解决。
史可法操纵全局的时候，马士英有很强的失落感，这么搞下去，朝政就控制在你史可法一个人的手上了。马士英觉得，与其在凤阳督师，不如回到朝廷，控制朝纲。
仗着新皇帝是自己拥立上去的，马士英入朝之后，耍尽手段，终于把史可法赶出朝廷。
在马士英的怂恿下，朱由菘于顺治元年五月十五日在南京正式称帝，是为弘光元年。第二天，弘光帝就迫不及待地宣布马士英为兵部尚书，相当于取代了史可法的地位。
这个安排一出来，舆论一片哗然。大家纷纷为史可法叫屈，说皇上啊，你怎么能放着济世良相不用，用跟阉党有关系的人呢？
朱由菘当然不会理会这些，他选择阉党一方面是对东林党不放心，另一方面确实是想自己放心淫乐，把朝政都交托给马士英、阮大钺这些人。不管朱由菘选择哪个党派，都注定了南明政权的悲哀，因为最高领导者朱由菘就这样。他宠信奸臣，无所作为，没有防备清军，整日坐在秦淮河上的船上，沉沦在情歌艳舞之中，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据说，当时秦淮河上的灯船之盛，天下其他地方是找不到的。
秦淮河两边的房子，雕栏画槛，一片珠帘，粉纱红帐，醉客熏熏，简直是腐败到了极致。
弘光皇帝就整天沉溺在灯红酒绿之中，估计连老祖宗朱元璋都忘记了。真是要死也要快活，当时的形势简直危在旦夕，随时都有亡国的命运。
国家都已经不像个国家了，弘光皇帝仍然大兴土木、选拔宫女、穷奢极欲。在当上皇帝之前，弘光曾经承诺，豁免练饷，取消崇祯期间老百姓的欠粮等等，免掉各种加派。结果呢，这些政策一项也没有实行，赋税反而有增无减，老百姓们叫苦连天。
俗话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南明政权如果能够争点气，也不是没有希望的。南明政权除了搞得老百姓民不聊生，内部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最典型的就是“三疑案”，即大悲案、太子案、童妃案。
我们先来说说大悲案，大悲姓朱，是一个和尚。他跟潞王的关系比较好，潞王信佛，两人经常在一起切磋，聊出感情了以后，两人还互相认了本家。东林党之前一直想立潞王为皇帝，所以弘光帝对潞王非常防范，害怕潞王夺走自己的皇位。后来，大悲和尚来到南京，弘光帝怀疑他是潞王的刺客，到这里来刺探军情，便将大悲和尚抓起来，没过多久就将他杀掉了。太子案的情况跟这个很类似，有一个叫朱慈粮的年轻人自称是崇祯的儿子，也从北方来到南京。弘光帝非常没有安全感，担心这个年轻人夺走自己的皇位，便先下手，将这个年轻人抓起来，关进大牢里。
最荒唐的是童妃案，李自成攻破洛阳之时，弘光帝还只是福王朱常洵的儿子，当时朱由菘侥幸逃脱，沦为落难王孙。在逃亡过程中，他认识了一个姓童的女子，该女子对朱由菘非常好，两人结成患难夫妻，私定终身。朱由菘当上皇帝后，童妃千里寻夫来到南京，谁知弘光帝翻脸不认人，演绎了一个现实版的陈世美。他不光不认这个妃子，还把她关进牢里，折磨致死。
这三大案犹如三大石头，激起了千层浪，在整个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特别是太子案，从弘光帝急不可耐地收拾“太子”时，大家就可以看出他内心那种仓皇和恐惧，这种恐惧是对自己地位的一种不自信。不免让其他人联想到，你这样做是不是因为你觉得自己的皇帝之位来路不正。
左良玉是明末一个特别厉害的将领，张献忠就是被他打得抱头鼠窜，据说左良玉曾经把张献忠逼入绝境，完全有机会灭了他。后来张献忠跟左良玉说：“你现在之所以受重视完全是因为我啊，我一死的话，你不但前途没了，还会因为以前的罪过被处死。”就这样，左良玉放过了张献忠。
左良玉是东林党人一手提拔起来的，跟东林党人的关系非常密切，因为这个原因，朱由菘上台之后对他非常排斥。太子案爆发后，左良玉压抑已久的怒火终于爆发出来，他以“清君侧”的名义领军沿江开往南京。与此同时，豫亲王多铎率领大军攻占西安，打败了李自成，正以疾风扫落叶的势头横扫中原。多铎的大军已经快到达淮河了，弘光帝这时候非但没有考虑和左良玉“议和”，一起抵抗清军，反而命令江北防线的明军掉头攻打左良玉。
南明这时候仍然把“流寇”视为最大的敌人，弘光政权的基本国策是联合清军消灭起义军，也就是一句老话，攘外必先安内。包括民族英雄史可法也是坚持这种看法，联合清军灭掉流寇，然后再跟清军争雄。
在你势力衰弱的时候，你想联合一个比你强大的人，肯定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个代价南明愿意出，出多少价钱却存在争议。有人主张和清朝以两淮为界，有人主张以河间为界限，甚至有人说弘光应该效法石敬瑭，给顺治当儿皇帝。有人觉得顺治那么小，你给他当儿皇帝脸上实在挂不住，还是尊顺治为叔叔好听点。弘光想想，给人当侄子也没什么，便派出陈洪范等使臣出使清廷，请求与清帝结为“叔侄之君”，希望两家同心协力，共灭流寇。
可惜，清朝根本看不起南明，多尔衮只认礼物，不认人。收下礼物后，非常傲慢地说：“我们很快就会发兵江南。叔侄的事就没必要提了，我们不吃这一套。”
南明的使团在北京备受侮辱，弱国无外交，说的真是一点没错。首席使臣左懋第和马绍愉还被清军扣押，陈洪范甘愿降清（做内应），清廷才放走使团。
清军这么傲慢，跟南明政权的软弱无能有很大关系。刚开始入关的时候，清军没想到可以统治全中国，抱着捞多少是多少的心理，对南明的态度还是非常有分寸的。但是入关之后，清军的心理就发生了变化，清军万万没有想到泱泱大国居然这么没有抵抗力，几十万人的军队进入人口接近一亿五千万的国家居然好像如入无人之境。这至今仍然是华夏民族的悲哀，就像马克思说的，中国人就像装在一个大麻袋里的土豆，如果不把袋口系得紧一点，就会散落一地。
在古代，将天下所有中国人联系在一起的绳子是皇权，如果没有皇权这根绳子，中国人都会变成流寇，所谓流寇不一定是指盗贼，流寇可以说是没有公民意识趁火打劫的人。唯一能够取代皇权这根绳子的就是公民意识，而公民意识的基础是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公民和臣民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臣民属于过去，公民属于未来。回首过去，我们更寄希望于未来。
就在多尔衮的事业芝麻开花节节高的时候，南明政权却像一艘漏水破船，缺口越来越多，整个统治从上层到下层都不稳定。弘光政权如此不稳，清军全看在眼里，所以态度越来越强硬。再加上越来越多的汉奸加入清军阵营，这些汉奸对于平定江南、统一全国比主人的兴趣还大，急着要做“开国奸臣”。这些汉奸们极力鼓吹不要和南明结盟，一定要让南明俯首称臣。
怪不得多尔衮给史可法的回信中一改往日谨慎谦虚的态度，突然嚣张地命令南明削号归藩。听到这个消息，南明崩溃了，装孙子别人都不待见。
弘光政权前后不到一年时间。1645年5月，多铎带领清军在扬州屠杀十天之后，迅速扑向南京。警报传来，弘光还在搂着美女喝花酒，听到多铎大军来袭的消息。弘光手中的酒杯掉在地上跌碎，愣了好一会儿，忽然醒悟过来，立即带着爱妃连夜出逃。
朱由菘逃到芜湖后，来到黄得功的军中。黄得功在南明也算是一个名将了，但是明朝气数已尽，保护明朝难免要搭上自己性命。朱由菘来了以后，也意味着清军尾随而至，黄得功立即摆开架势，和清军在水上列阵，展开决战。不幸的是，战争中黄得功被冷箭射死，至于放冷箭的是清军还是汉奸就无人能知了。反正，黄得功死后，部将田维马上叛变，将朱由菘和爱妃捆起来，送给清军。第二年，朱由菘在北京宣武门外被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