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末年，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极端尖锐，最终导致以红巾军为主力的农民大起义。在各路义军之中，朱元璋所部军纪严明，兼有文士冯国用兄弟、李善长、陶安等运筹帷幄，武将徐达、常遇春、汤和等能征善战，终于脱颖而出，成为起义军主力。元至正十六年（1356）朱元璋攻占集庆（今南京）后，起义军大宋政权任命其为平章政事、左丞相，朱元璋遂广聘能士，采儒士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策略，发展生产，且耕且战，为军需奠定了雄厚基础。对外攻城略地，屡败陈友谅、张士诚，势力扩展至苏、浙、皖、赣。至正二十三年，朱元璋与陈友谅会战于鄱阳湖，友谅大败。次年正月，朱元璋称吴王。二十六年，他发布《平周檄》，虽仍沿用大宋龙凤年号，却已流露出称帝自立之意。次年九月，克平江，俘张士诚，又迫降方国珍，南征陈友定。南方割据势力基本廓清，遂派徐达、常遇春统兵二十五万北伐。二十八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即皇帝位，建国号为明，是为明洪武元年（1368）。同年八月，明北伐军进入大都，元朝政权被推翻。此后，明军分兵略地，先后平定西北、四川、云南、东北等地，统一中国。
在元末农民战争的过程中，蒙古贵族、色目大商人、上层僧侣和一部分汉族大地主或逃散，或被农民军压服，土地占有关系因此发生一定的变化。在全国各地，特别是北方出现大量荒田，土地集中的趋向有所缓和。劳动人民的身份地位也略有变化，明朝释放了大量元朝的驱口，并禁止庶民之家蓄养奴婢。“佃见田主，不论齿序，并如少事长之礼。若在亲属，不拘主佃，则以亲属礼行之。”又规定地主以佃户代役，必须出米一石，以资助其费用。同时，在明律中取消元朝的地主殴死佃客杖一百七、征烧埋银五十两的法令。工匠的地位也有改善。明朝的匠户同元朝一样，虽世代向官府服役，但已被分为轮班和住坐两种，他们除服役时间外，其余的时间可以自行趁作。
明统治者为缓和阶级矛盾，巩固自己的统治，还积极推行发展农业的政策。洪武年间，朱元璋多次下令鼓励农民复业归耕，开垦荒地。或额定授予荒地，或听其尽力垦种；或免租税三年，或免杂泛差役，或免予起科，或永不起科，所垦地土俱听为己业。在劳动人民的勤劳垦殖下，北方大量荒闲地土被开种出来。明朝政府又在各地，特别是在北京、淮西及沿边大兴屯田。屯田有民屯、军屯和商屯三种，民屯和军屯规模较大，商屯则较为罕见。为了使屯田制度顺利推行，政府还将大量耕牛发给屯种的军士和农民，并命宝源局制造农具分配给屯田之家。屯田保证了军粮的供应，到宣德之时，沿边军士的用度多倚屯田所出，很少征用民谷。
明朝政府也很注意棉花和桑、麻等的种植。建国前已有这方面的命令，洪武初年又颁布法令，规定凡农民有地五亩至十亩者，要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否则要向政府缴纳绢、麻布或棉布各一匹，有地十亩以上的加倍。这一措施，使缴纳丝、绵、棉布的征调成为田赋中仅次于米粮的次目，为纺织手工业提供了更多的原料，有利于丝织业和棉织业的发展。
政府还大力组织农民兴修水利，朱元璋下令各州县的官吏，凡有关修水利的事都要立时呈报，并由朝廷派员监修。据洪武二十八年（1395）统计，前后不到两年，在全国范围内共开塘堰四万余，浚河四千余处，修建陂、堤、岸共五千多处。洪武年间，陕西的洪渠堰、四川的都江堰和广西的灵渠都先后修复。永乐元年（1403），十几万从浙江等地征集来的军夫和民夫在户部尚书夏原吉的率领下，两年内完成了疏导吴淞江的水利工程，苏、松水患得到排解，农田因此得利。元末明初，会通河经常淤塞，漕运难以通达，运粮只靠海运。永乐九年，三十万山东及南直隶的民工，在工部尚书宋礼率领下，沟通了会通河。此举加强了南北方之间的物资交流，并为迁都北京创造了条件。
洪武时，明政府在南京和其他省所属州县设立“预备仓”，规定府、州、县各置东西南北四仓，储粮备荒，多者万余石，少者五千石，遇有水旱，则用以贷给贫民。永乐、宣德间又令各州县官吏随时注意修补。宣德七年（1432），周忱和况钟在苏州各县设济农仓，共积粮二十九万石，修建水利和赈贷农民之费都由此出，农民暂免于豪富之家的高利贷剥削，农业生产得以发展。此外，周忱和况钟还创立平米法，无论官民田，一概摊平加耗，粮轻者耗多，粮重者耗少，每税米一石，加耗约六七斗，宣德十年浙江加耗为七斗。这减轻了农民的负担，逃赋现象日少，济农仓也得以长期维持。
明初还推行了一些有利于工商业的措施。洪武、永乐时，商税一般为三十税一，农具以及军民嫁娶丧葬之物，舟车丝布之类都予免税。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下令裁撤税课司局，改由各府州县直接征税。明朝政府又放弃矿业专营，特别是铁矿的专营，许可人民开采，三十税二。
明初通过大量垦荒，耕地数明显增加，据不完全统计，洪武元年至十六年，各地新垦田土共达一百八十余万顷，约合当时全国土地数额的一半。至二十六年，全国的田土，包括官田、民田、旧额、新垦田，已达八百五十六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远远超过宋元以来的垦田数。永乐、宣德时，屯田面积更加扩大，东自辽左，北抵宣大，西至甘肃，西南尽滇蜀，南极于交址，中原则大河南北，到处兴屯。
粮食的总产量也在逐步提高，明朝政府税粮收入有所增长。洪武十八年，全国收入麦、米、豆、谷二千零八十八万余石，至二十六年增加到三千二百七十八万余石。洪武二十一年，卫所军屯的屯粮仅有五百余万石，到永乐元年，包括军民屯田在内的屯田子粒已达二千三百余万石。《明史·食货志》载：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这都反映出某些地区已有相当数量的粮食储备。
宋、元之时，棉花的种植多在湖广、江南一带，到明初，山东、河南、河北及北平郊区等地也开始大量植棉，洪武二十年，彰德、开封、大名、东昌等地迁民上缴的棉花已高达七百五十多万斤，明朝政府给赐军队的冬衣、棉花有了较充足保证。有的农民冬日可穿棉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桑枣果木的种植也很普遍，许多农民靠此谋生。永乐时，布帛、绢丝、棉花绒和课钞已成为明朝赋税的重要部分，据永乐十七年统计，这年共征收布帛一百二十万六千八百八十七匹，丝绵二十四万六千五百零七斤，棉花绒五十八万三千三百二十四斤，课钞一千五百九十四万五千六百零一锭，表明农村家庭的副业已日益恢复，经济作物的种植比以前增多。
《南都繁会图》（局部）
明仇英绘。此图描绘了明万历年间南京城商业繁盛的情景。
明初的官营手工业，如采铁、铸铜、造船、制瓷、织染、军器火药的制作，以及特种手工艺和土木建筑等，在质量上已超过了前代的水平。南京的龙江船厂，北京的宝源局、军器局、铸钟厂，遵化铁冶，苏州的织染局，饶州的御窑厂，都拥有大量工匠，分工细致。洪武时，官办铁冶每年的定额已达一千八百四十七万余斤，年铸钱币最高达一亿九千九百八十四万余文。宣德时，饶州制造的瓷器一次达四十四万三千五百件，其他绫罗纱绸、彩缎、雕漆等消费品的制造更多。
由于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商业活动也更加频繁。永乐时，运河沿岸的淮安、济宁、临清、德州、直沽等地，四方百货，倍于往时，北京成为工商业的大城市，各地的商品纷纷运来，作坊、店铺林立。宣德时，明朝政府在全国三十三个城市增收商税，这些城市的工商业也日趋繁荣。
明初社会生产力虽比以前有所发展，但封建的生产关系依然存在。皇帝、王公和一般地主继续占有广大的土地。亲王、勋贵之家不仅有赐田和赐佃，而且凭借权势扩展自己的土地，明成祖朱棣曾在北京的黄垡建立起明朝的第一座皇庄。
官吏赐田的现象极少，但洪武十年（1367）朱元璋发布优免之令，规定百司官员之家，有田土者输租税外，悉免其徭役。这一优免的命令后来被继承下来，有些官僚不仅免杂泛差役，连税粮也一概蠲免，从而把繁重的赋役直接或间接地摊派于贫苦农民。
全国各地的粮长和富民，也很受朱元璋重视。洪武四年，明朝政府以江南各地田产多的人户为粮长，催督和输纳赋税。粮长多是农村中的大地主。他们勾结官府，欺压农民，以自己的财富转变为官绅之家。富民不一定做粮长，但他们也是明朝政府依靠的对象。十九年，命直隶应天诸府州县选送富民子弟赴京补吏，与选者达一千四百六十人。贵族、功臣、官僚、粮长、富民等大地主集团，加上更广泛的中、小地主，构成了明朝政权的统治基础。
明初沿袭宋元制度，田赋分夏秋两季缴纳，主要征收米、麦、绢、布、银钞。米麦为本色，丝绢、棉布、银钞为折色。史载太祖定天下官民田赋，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二升，但各地征收的实额并不一致，更有等则差别。明代田赋徭役主要按照里甲，随丁田起征。因豪强地主例不纳粮，粮无增耗，免役者亦不少，农民则昼夜奔劳于耕作、纺纱织布。赋役的盘剥，使农民生活日益困苦，农民与地主的对抗仍然存在，各地不断爆发不同形式的反抗斗争，如永乐十八年（1420）的山东唐赛儿起义。
明初，身隶匠籍的工匠大部分要住坐或轮班到南京、北京或存留各府造作。强制劳动，导致“失班”“脱籍”现象日益严重。这表明手工业工人也没有停止为解除封建束缚而进行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