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皇室据说出于汉代以后的士族高门弘农华阴杨氏，但早自北魏初期就世居武川镇（今内蒙古武川西）。杨坚父忠是西魏、北周的军事贵族，西魏时为十二大将军之一，赐姓普六茹氏，北周时官至柱国大将军，封隋国公。杨坚袭爵，坚女为周宣帝皇后。
大成元年（579）二月，周宣帝宇文赟传位于其子衍（后改名阐），改元大象，是为周静帝，宇文赟自己以天元皇帝名义掌握政权。次年五月宇文赟死，静帝时方八岁，内史上大夫郑译、御正下大夫刘昉假传遗诏，召杨坚入宫，以左大丞相、都督内外诸军事名义掌握军政大权。
杨坚并无煊赫大功，也没有超越诸大臣的实权与重望，仅凭借军事贵族的家世与后父的地位得掌大权。但由于周宣帝诛戮大臣，当时朝中已无有力的反对派；杨坚掌握府兵集中的关中，军事上对地方居于优势。他在元老宿将李穆、韦孝宽的支持下，凭仗关中军事力量，仅用不到半年的时间，就迅速平定了反抗他的相州（今河南安阳南）总管尉迟迥、郧州（今湖北安陆）总管司马消难、益州（今四川成都）总管王谦。三方叛军在不同程度上都和北齐旧臣有关。特别是尉迟迥，所用多齐人，如亲信谋士崔达挐就是第一流高门博陵崔氏。他起兵时，据说“赵魏之士，从者若流”，不久就至数十万众，尉迟迥起兵实际上代表了关东士族豪强的割据愿望。司马消难自己就是北齐旧臣，王谦所用之人也有北齐后主的宠臣高阿那肱。所以，杨坚平定三方是在北方统一的基础上进一步削弱割据力量。
平定地方叛乱的同时，杨坚还屠戮了宇文氏诸王。在消灭内外政敌以后，他自左大丞相迁大丞相，并于周大定元年（581）二月代周称帝，国号隋，改元开皇，是为隋文帝。
自从西晋末年以来，南北分裂将近三百年，历史发展倾向是统一，隋朝完成了这个历史任务。
隋朝初年，北方突厥的势力强盛，与隋朝相对抗。开皇二年（582），隋军挫败入掠河西以至弘化、上郡、延安（今陕西北部）的突厥军。突厥汗国的内部矛盾随之激化，三年，突厥分裂为东、西两汗国。五年，东突厥沙钵略可汗归附隋朝，经隋朝同意，率部内迁白道川（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北），北方获得安定。隋朝的力量于是转向江南。
八年二月，隋文帝下诏伐陈。十一月，合九十总管之兵五十一万八千人，以晋王杨广为统帅，沿长江中、下游分兵八路，大举南进。次年正月，隋大将贺若弼自广陵渡江，韩擒虎自采石渡江，东西两路直指建康。贺若弼激战于钟山，打败了前来迎战的陈军；韩擒虎因陈将领任忠投降，得以先入宫城，俘后主陈叔宝。长江中下游的陈军随即或降或破；岭南方面，在高凉（今广东阳江西）太守冯宝妻冼夫人（少数族人）的协助下也迅即安定。这场统一战争从发兵到战事结束，不过四个月。
隋朝平陈之后，得州三十，郡一百，县四百，籍上户数共五十万，人口两百万。以后，隋又迁陈朝皇室和百官家属入关中。江南士族高门从此更加衰落。
陈亡之后，江南士族高门虽大都北迁，但梁陈时正在扩大势力的地方豪强以及所谓“溪洞豪帅”却仍然保有实力。隋朝派到江南的官吏都是北方人，不尊重地方豪强的特权。豪强们认为统一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开皇十年冬，遍及陈朝旧境的反隋暴动爆发。当时谣传隋朝要把所有江南人全部迁入关中，豪强们因此得以纠集民众，大股数万人，小股数千人。隋朝派遣杨素为行军总管，领兵镇压。统一是大势所趋，分裂割据不可能真正获得江南人民的支持；豪强们各踞一方，力量也分散。隋军将其各个击破，大约次年即告平定。士族高门的北迁和这次镇压，沉重打击了江南的割据势力。
西晋末年以来，南北长期分裂的主要原因是尖锐的民族矛盾。北朝后期，鲜卑贵族的门阀化，尤其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促进了民族大融合；汉族杨氏代周以后，象征民族矛盾的鲜卑政权亦告消亡，南北统一的条件已经成熟。当时，隋的经济、政治、军事力量都比陈强。于是，结束近三百年分裂状态的历史任务便由隋来完成了。
在文帝统治时期和炀帝统治的前期，隋朝先后进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完成和巩固统一、强化中央集权的改革。
改革行政制度
开皇元年，文帝初即位就废除了西魏、北周时期仿照“周礼”制定的中央官制，即所谓“六官制”。又综合参酌魏晋以来的变化，基本形成以尚书、内史（即中书，避杨忠讳改）、门下三省为行政中枢的制度。这一制度后来为唐代继承和发展。魏晋以来处于发展中的封建官僚机构，在隋代形成了完整严密的体系。
南北朝时期由于侨立州郡和其他原因，州郡设置多而且乱：或地不满百里设置数县，或两郡共管一县，有的郡则没有属县。州、郡、县名重复出现，混淆不清。开皇三年，文帝下诏废罢境内五百余郡，改州、郡、县三级为州、县两级。州置刺史，废除过去例加的将军号以及军府、州府两套僚佐的制度，将州府和军府合一。隋还沿用旧制，凡军事上较重要的州设置总管，兼任刺史，一个总管统辖邻近几个州的军事。隋初曾设置尚书行台节制一方，后虽废罢，但并（今山西太原西南）、扬（今属江苏）、荆（今湖北江陵）、益（今四川成都）四大总管，所辖多至数十州，实即尚书行台的后身。大业元年（605），鉴于汉王杨谅以并州总管起兵，炀帝下诏废除诸州总管府，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
尚书省
魏晋至宋的中央最高政府机构之一。始名尚书台，后称尚书省。它是由汉代皇帝的秘书机关尚书发展起来的。秦及汉初，尚书是少府的属官，是在皇帝身边任事的小臣，因其在殿中主管收发（或启发）文书并保管图籍，故称尚书。汉武帝刘彻时，尚书地位逐渐重要。尚书在西汉已成为政府机要部门。汉光武帝时，尚书成为政府的中枢，号称中台，但仍然算是少府的下属机构。三国时，尚书台已正式脱离少府，成为全国政务的总汇。但在尚书台之外复有中书省。孙吴略仿曹魏，也是尚书、中书并置。蜀汉则沿袭东汉，尚书之权甚重。西晋沿袭曹魏，以尚书台总揽政务，而别置中书、门下二省以分其权。北魏在太和改制以后，正式建立尚书制度。东魏、北齐承袭北魏，而尚书之权较重。隋文帝杨坚于开皇元年（581）恢复了尚书省，并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最高行政机构。唐沿隋制，也是三省（尚书、门下、中书）并置，尚书省是全国行政的总汇机构。北宋初，形式上还保留尚书省的组织系统，但名存实亡。辽、金有尚书省，与宋制略同。元代以后，尚书省遂废除。
改革选举制度
汉代以来，中央的三公府（包括与三公地位相等的最高级官僚）和地方州、郡、县府的属官照例由长官自行委任，即所谓“辟举”。地方机构属官也规定必须由本地人充当。随着士族豪门势力的强大，辟举道路被他们垄断，成为门阀制度的一个重要环节。后来经过长期演变，公府辟举权实际上不再存在，地方军府的幕僚已不限于本地人，地方州府的辟举权也日益削弱，但仍然是士族豪门的入仕途径。同隋代的地方制度改革相适应，开皇末年实行六品以下官吏全部由尚书省吏部铨举之制，地方各级机构的属官从此由朝廷委任，也不局限于本地人，彻底废除了传统的辟举制。
保证门阀世袭的九品中正制也在隋代废除。隋初，虽仍沿袭北朝设置州都（即州中正）、郡正、县正（避杨忠讳去“中”字），废郡后，郡正当然不存在，州都和县正实际上已不再品定人士。州郡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的废除表明门阀世袭制的衰落和中央集权制的加强。
尽管如此，由于隋朝门阀贵族，特别是关陇军事贵族是统治阶级的核心，他们的子弟仍可以门荫出身，即按照父祖官位取得的入仕资格，升任高官，所以门阀世袭制在隋代选举中仍居优势。一般地主的入仕道路主要是通过吏职和军功。长期由士族垄断的州郡岁举（秀才和孝廉）在南北朝后期也已向一般地主开放。旧制规定州举秀才，郡察孝廉，隋代废郡，似乎已不再察孝廉。秀才除试策以外往往加试各体文章，录取非常严格，隋朝一代不过十余人。值得注意的是出现了两种新的科目进士与明经。明经之名早见于汉朝，但不是经常科目。进士科是炀帝所创。进士只试策，明经除试策外可能还试经。这两种新科目的产生适应了一般地主的要求，虽名额很少，录取的人在政治上并不占有重要地位，但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
改革府兵制
隋代沿袭西魏、北周的府兵制。府兵创立时的兵士只限于鲜卑与鲜卑化的各族人，基本上沿袭北魏以来鲜卑人当兵、汉人务农的政策。军民异籍在当时带有种族隔离的性质。北周后期，大量汉人也被募充府兵，但一旦入军就全家由民籍转入军籍。这种制度是和民族融合的历史倾向不相适应的。早在大象二年（580）杨坚为北周大丞相时，即下令西魏时受赐鲜卑姓的汉人一律恢复汉姓。西魏赐姓，带有使府兵部落化的性质，恢复汉姓也就具有破除鲜卑人当兵、汉人务农的意义。开皇十年（590）文帝下诏，府兵全家一律归入州县户籍，受田耕作，只本人作为兵士由军府统领。这一措施清除了胡汉分治的遗迹，适应了民族融合的时代要求，有利于统一。
府兵制
制定开皇律
周大象元年杨坚掌权后不久，就对北周制定的苛重法律进行修改。开皇元年（581）和开皇三年，又制定和修改了隋律，即《开皇律》。隋律以北齐律为基础进行补充调整，形成了完整的体系。隋代法律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曾经被东亚各国的法律所取法的唐律即是《开皇律》的继承和发展。炀帝时又曾修改《开皇律》中某些苛重条文，于大业三年（607）颁行，即《大业律》。
隋初较重要的改革还有铸造新五铢钱，统一当时混乱的货币，以及统一度量衡。
隋代的这些改革适应了国家统一、民族融合、门阀制度衰落的历史发展趋向，因而具有积极意义。实行这些改革，加强了封建国家机器，维护了以关陇军事集团为核心的地主阶级专政。
开皇二年，隋朝重颁均田令。受田的主要规定是：自诸王以下至正七品的都督，受永业田自一百顷递减至四十亩；普通百姓受田遵照北齐之制，丁男一人受露田八十亩（妇人四十亩）、永业田二十亩，限额内的奴婢（继承北齐制度，亲王限额三百人，递减至八品以下及百姓，限额六十人）和普通百姓一样受田。北齐还规定丁牛受田，可能隋代已经废除。隋代所谓“奴婢”，实际上也包括北周时期确定为贱口身份的部曲和客女。
受田百姓承担国家赋役。开皇三年，隋文帝下令，将受田并承担赋役的成丁年龄从十八岁提高到二十一岁，受田并承担轻小劳役（唐代称为杂徭）的中男的年龄，大概也在同时自十一岁提高到十六岁。力役从每年一个月减至二十天，未被役的丁男纳绢代替，称为“庸”；以后，又规定年满五十岁者，纳庸后免除防戍之役。户调绢从一匹（四丈）减为二丈。为了防止官吏作弊、豪强欺隐，文帝采纳左仆射高颎建议，制定了具有赋役定额、应减应免、计算人户资产以定户等高低等各项标准的定式，称为“输籍定样”，颁布诸州。赋役轻减与“输籍定样”的颁布，招徕了部分逃亡农民，使他们重新列为编户，其中多数原是豪强荫庇的私属。隋朝建立以后，即在旧北齐境内检查户籍，取得一定成绩。大致在开皇九年，隋朝旧境之内的户口已增加到六七百万，大大扩大了赋役对象。
但均田令不仅没有改变封建大土地所有制，而且为贵族官僚提供了广占土地的法律根据。他们的永业田、奴婢部曲受田，还有特赐的土地，都是合法占有的；非法强占的田数也不少。由于土地兼并加剧和应受田的户口增加，大致早在开皇三年就提出了百姓受田不足的问题。当时苏威建议减功臣之地以给平民，这一建议遭到“大功臣”王谊的反对，没有实行。开皇十二年，京辅三河（今关中平原和河南西北部、山西西南部地区）百姓受田不足，以致“衣食不给”。文帝派遣使者到各地去“均田”，狭乡每丁只二十亩，相当于规定受田额的五分之一。受田不足的原因固然与人口增加有关，但主要是由于地主阶级特别是贵族官僚的广占土地。长安是都城所在，官府林立；京辅三河是贵族官僚所聚。这两个地区的“功臣之地”即贵族世袭土地甚多，包括永业田、奴婢部曲受田、赐田，再加上作为官僚部分俸禄的职田和作为官府公用的公廨田，可留供百姓受田的土地就大为减少了。京辅三河是受田不足最突出的地区，当然受田不足不限于这一地区。
在地主土地上劳动的被剥削者有三类人。第一类是奴婢，从奴婢受田这一规定看，他们之中至少有一部分是参加农业劳动的，但在当时，奴婢是一种贱口的泛称，被称为奴婢者不一定就是真正的奴隶。第二类是部曲、客女，他们的身份也是贱口，但高于奴婢，大致类似农奴。应当指出，奴婢、部曲、客女的很大一部分是随从、仆役、私家武装之类，并不从事生产劳动。第三类是“佃家”、“佃客”，他们来自“浮客”，即逃亡农民。由于他们逃离本乡，成为非法的“隐丁匿口”，只有托庇豪强才能藏身，所以他们对所从属的豪强具有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佃家要交纳收获物的大部分作为地租。逃亡农民组成的“佃家”是地主土地上主要的劳动者。
仁寿四年（604），炀帝即位后，免除了妇人、奴婢、部曲之课。按照“未受地者皆不课”的规定，这三类人至迟在这一年已不受田。其原因可能也是由于无地可授。大业五年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户口检查，即所谓“貌阅”，检出的隐丁匿口以数十万计。同年，再次下诏均田。检查户口与均田相结合，目的都是为了扩大赋役对象。这表明直到大业五年，封建国家仍在力图维持农民的受田额，以便攫取租调、征发兵役和劳役。
为了保证租调收益，封建国家必须重视农业生产的盛衰。文帝统治时期，一些水利灌溉工程在各地兴建。史籍记载开皇年间，蒲州（今山西永济西）刺史杨尚希、寿州（今安徽寿县）长史赵轨、怀州（今河南沁阳）刺史卢贲、兖州（今属山东）刺史薛胄都曾在辖区内修建堤堰、决水开渠，以利灌溉。在全国统一的条件下，国家有可能较大规模地兴修水利。开皇十八年（598），文帝派遣水工巡视各地水源，随地形高下，发丁疏导。水利灌溉事业的开展有利于产量的增长和耕地面积的扩大。
赋役对象与耕地面积的扩大，使隋王朝有可能从民间征得更多的实物。大量谷物和绢帛从诸州输送到西京长安和东京洛阳。为便于征集物的集中和搬运，隋朝沿着漕运水道在今陕西、河南境内设置了广通（在今陕西华阴）、常平（在今河南三门峡东南）、河阳（在今河南孟州、黄河北岸）、黎阳（在今河南浚县）、含嘉（在今河南洛阳）、洛口（即兴洛仓，在今河南巩义东北）、回洛（在今河南洛阳）诸仓。
开皇五年，文帝采纳长孙平建议，令诸州以民间的传统组织——社为单位，劝募当社成员捐助谷物，设置义仓，以备水旱赈济，由当社为首的人负责管理。由于这是社办的仓，所以又称为“社仓”。开皇十五年和十六年，文帝命令西北诸州（大致为今甘肃、宁夏和陕北地区）的义仓改归州或县管理；劝募的形式也改为按户等定额征税：上户不过一石，中户不过七斗，下户不过四斗。其他诸州的义仓大概以后也照此办理。义仓于是成为国家可随意支用的官仓。
经过多年搜括蓄积，西京太仓、东京含嘉仓和诸转运仓所储谷物，多者曾至千万石，少者也有几百万石，各地义仓无不充盈。两京、太原国库存储的绢帛各有数千万匹。隋朝仓库的富实是历史上仅见的。这固然反映了户口增长与社会生产的上升，同时也说明受田农民辛勤劳动的生产成果大部分为封建统治者所掠夺。
隋代手工业在前代的基础上有所发展。隋代墓葬中发现的白瓷和碧玻璃瓶，说明在陶瓷手工业上的突破（据记载，这种碧玻璃是工艺家何稠创制的）。成都和魏郡（今河南安阳）都以制造精美的雕刻物著称。江南传统的造船业仍继续发展。为了伐陈，文帝曾命杨素在永安（今重庆奉节东白帝城）督造大批战船，最大的有五层，高百余尺，可容战士八百人。炀帝巡游江都所用的船只，在扬州制造，其中皇帝乘坐的龙舟有四层，高四十五尺，长两百尺，此外，还有大小船只数千艘。隋代手工业生产结构基本上承袭前代，除了广泛的与农业相结合的家庭手工业以外，一些具有专业技能的工匠居住在城市，他们主要以家庭成员组成手工作坊，父子相传，成为匠户。史籍记载，邺城郊郭居住着技作商贾，精美的雕刻物和曾经进献给文帝的绫文布都是由这些技作户制造的。建造战船和龙舟的工人大量为征自民间的丁夫，也包括具有造船技能的专业工匠。开皇十八年，文帝曾下令禁止江南民间私造大船，船长三丈以上的一律没收，说明民间存在着造船工匠。这些具有专业技能的工匠虽然也允许自己开业，但却牢固地受官府的控制。他们具有特殊身份，隶属于管理官府手工业的机构，不属州县，每年轮番到所属官府作坊中服役两个月，免除一般百姓所服的兵役和力役（一般力役是每丁一个月），租调是否减免不详。除了这些工匠以外，可能还有一些长期在官府作坊中服役的。官府手工业原先由主管金帛储藏的太府寺兼管，炀帝把这部分职权划归少府监。少府监有左尚（制造车舆和随车仪仗等）、右尚（制造甲胄、鞍辔及其他杂物）、内尚（制造祭祀用品和宫廷所用精巧工艺品）、织染（制造冠服和染色）、掌冶（熔铸铜铁器）等署，分管各专业作坊。此外，还有主管建筑的将作监，下有左校（管理木作）、右校（管理泥作）、甄官（管理石作和烧造砖瓦）三署。少府诸署的劳动者是所属的各种专业工匠，将作监诸署的粗重劳动则作为正役征发百姓。
在社会生产发展、政治安定的条件下，隋代商业也获得发展。早在隋初，地处南北交通要道的汴州郭外有船客散居，这些船客应是商人。北齐故都邺城的郊郭也居住着许多商贾、工匠。成都是西南最大的都市，历来以手工业、商业繁盛著称。长江流域大致仍然继承着南朝商船往来不绝的情况。开皇十八年文帝所禁止的江南民间私造的大船，多半是用以运货的商船。沿江东下，自江陵、豫章（今江西南昌）以至下游诸郡治所在的城市，商业都比较发达。陆海两道的丝绸之路仍然是对外贸易的通道。陆道以张掖为中心，聚集着国内西北各族和外国商人，炀帝曾派遣裴矩到张掖去主持贸易事宜。南海（今广东广州）是最大的贸易港口，输出丝绸，输入象牙珠宝等传统商品。长安和洛阳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帝兴建大兴城（新的长安城），置有二市，东市名都会，西市名利人。炀帝兴建东都后，洛阳的商业比长安更为繁盛。洛阳置有三市，东市名丰都，南市名大同，北市名通远。丰都市最大，周围八里，开十二门，市内有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四壁有四百余店；大同市周围四里，开四门，一百四十一区，六十六行；通远市周围六里，有渠通往洛口，可通大船，来自各地的船舶数以万计。长安、洛阳和张掖、南海不仅是国内的大都市，也是国际的贸易中心。
隋代的手工业、商业虽然有所发展，但仍然继承着前代体制。手工业以家庭手工业和官府手工业为主，基本上都是自给自足的性质。店肆必须设在官置的市内，官市则限于郡、县治所。隋文帝恪守以农为本的经济政策，令狐熙为汴州刺史时，便奉行文帝意旨，抑制工商；开皇十六年，文帝下诏不准工商入仕为官。这种措施反映了封建王朝重农轻商的传统。
隋代许多改革是文帝和炀帝两朝完成的。文帝有五个儿子。长子杨勇在文帝代周前夕，内领禁卫，外统故齐之地，后立为太子，参决军政大事，曾经获得文帝的宠任，但他奢侈好色，使得文帝和独孤皇后逐渐失去对他的信任。次子杨广同样奢侈好色，但却善于矫饰，貌为节俭孝顺，博得父母宠爱。他与大臣杨素勾结，向文帝揭发杨勇的过失。文帝和杨勇间的感情日益恶化，文帝甚至怀疑杨勇有篡夺皇位的意图。开皇二十年（600）十月，文帝废杨勇，十一月，立杨广为太子。仁寿四年（604），杨广继位，是为炀帝。传说文帝是被杨广暗害的。
炀帝即位时，文帝第五子汉王杨谅身居并州总管重任，统辖今山西、河北、山东境内五十二州，手握强兵。他早就觊觎皇位。七月，炀帝即位，八月，杨谅就以讨杨素为名，起兵反叛。杨谅虽然拥有可观的兵力，但改变不了关中的军事优势；他用兵又举棋不定，忽攻忽守，所以很快就被杨素领兵镇压了。
为了控制地方，扩大南北漕运，隋朝在开皇四年曾开凿由长安新城——大兴城到潼关的漕运渠道，称为广通渠，又名富民渠。炀帝继位后，从大业元年（605）至六年，又先后开凿疏浚了由河入汴、由汴入淮的通济渠，由淮入江的邗沟，由京口（今江苏镇江）达余杭（今浙江杭州）的江南河，引沁水南达黄河、北抵涿郡（今北京）的永济渠，相衔接为大运河。这条大运河自涿郡到余杭，成为贯通南北数千里的水运大动脉。它不仅加强了隋王朝对南方地区的政治、军事控制，便利了江南财物向洛阳、长安的转输，而且大大加强了中国南方和北方的经济、文化联系，对以后的历史发展也具有深远的影响。
早在文帝开皇四年，东突厥沙钵略可汗就已与隋和好，五年，南迁塞内。十九年，隋朝扶助启民可汗为突厥主。他对隋非常尊重。大业三年炀帝巡视北境，到了榆林（今内蒙古托克托西南），启民可汗来朝，炀帝在千人大帐内设宴款待启民可汗和诸部落酋长等三千五百人。在巡游途中，炀帝又亲自莅临启民可汗牙帐和部落所在地，接受款待。
西突厥由于内部纷争和对铁勒的战争，力量削弱。大业七年，处罗可汗入朝炀帝于涿郡的临朔宫。处罗可汗的部众，羸弱万余口，由处罗弟阙度设统率，居于会宁（今甘肃靖远）；另一部分由特勤大奈统率，居于楼烦（今山西静乐）。
大业前期是隋朝极盛的时期。大业五年，炀帝西巡河右，亲征吐谷浑。吐谷浑平后，隋在今青海及新疆境内设置西海（治伏俟城，今青海湖西端）、河源（治赤水，今青海兴海东南）、鄯善（今新疆若羌）、且末（今新疆且末南）四郡。原来受突厥控制的伊吾吐屯设内附，随后，隋于其地设置伊吾郡（今新疆哈密）。高昌国王麴伯雅亦到张掖朝见炀帝。这样，通往西域的南、中、北三道的门户，便全部被隋朝所掌握。为了管理西域事务，隋设置了西域校尉。当年六月，在燕支山下，炀帝在巡游用的“观风行殿”（下有轮的巨型活动房屋）上张设盛大宴会，款待伊吾吐屯设、高昌王和其他来朝的各族首领三十多人。
隋唐时期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高昌故城遗址（今新疆吐鲁番境内）
在岭南地区，原高凉太守冯宝妻谯国夫人冼氏，自平陈后，即协助隋派来的将吏安抚当地俚僚诸族。滇南地区在开皇二十年亦获安定。台湾自孙吴以来，和大陆的关系日益密切。隋代称之为流求。大业三年炀帝派遣羽骑尉朱宽、海师何蛮出使流求；次年，朱宽再次到那里安抚当地人民；同年又派遣虎贲郎将陈稜、朝请大夫张镇州率军从义安（今广东潮州）出海到流求。当地人见到船舰，以为是商旅之船，纷纷前来贸易，由此可知大陆商人是经常到流求进行贸易的。此后，台湾海峡两岸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进一步加强了。
作为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强盛的封建统一大国，隋朝为远近各国所向往。文帝是个务实的政治家，他的注意力重点在于内政，力求国内各族间的安定，不事远略。他曾因为往来风浪险恶而谆嘱百济使人不必每年入朝，因而开皇年间对外交往较少。炀帝想要宣扬国威，他即位后，就下诏召募能够出使远方的使人。大业三年，他派遣使者从海道出使赤土（大致在今马来半岛）和日本，大约在同时，由陆道遣使到吐火罗、罽宾（通指今克什米尔一带；隋代一度指漕国，今阿富汗加兹尼）、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天竺的王舍城（今印度比哈尔邦巴特那南）、波斯（今伊朗）。大业中，许多国家遣使来隋。炀帝主观上只是为了树立他大一统皇帝的崇高威望，客观上开展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中国文化进一步在亚洲各国间广为传播。
朝鲜半岛一向和中国大陆有亲密的关系。魏晋以来，半岛上高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三国中除了高丽曾和隋发生战争外，百济、新罗都和隋朝有友好关系。伐陈时，隋的一艘战船漂流出海，返航途经百济，获得百济资送，并遣使祝贺隋的统一。炀帝统治时，百济、新罗都多次遣使来隋。
日本自东汉以来，以倭国的名号为中国所知。南北朝时曾八次遣使刘宋、萧齐，中国文化进一步在日本传播。隋时，日本圣德太子执政，他渴望引进文化，在本国进行改革，便几次遣使来隋。炀帝也曾遣裴世清报聘。日本使人来时随行有学生和僧徒，他们长期留居中国，学习佛法，也学习礼制和政令，多数直到唐初才返国。通过他们，隋唐的礼制、政令在日本传播，对日本划时代的大化改新起了推动甚至指导作用。这些学生和僧徒多数是新旧日籍汉人，他们成为引进中国文化的核心人物。
东南亚各国早在两汉时就和中国有往来，南北朝时和南朝交往。和隋通使的有林邑（今越南中南部）、赤土、真腊、婆利（在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或巴厘岛）、丹丹（在今马来西亚马来亚东北岸的吉兰丹或其西岸的天定，一说在新加坡附近）、盘盘（今泰国万伦府万伦湾沿岸一带，一说马来半岛北部克拉地峡一带）等十余国。其中，文帝统治末年曾和林邑以兵戎相见，随即和好，其他各国都曾在炀帝时通使。
那时在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流域的有所谓昭武九姓国，即康、米、史、曹、何、安、小安、那色波、乌那曷、穆等国。九姓国都在大业中遣使来隋。
炀帝统治着幅员广大的国家。全国的在籍户数将近九百万，人口数将近五千万，还拥有前所未有的富裕国库。炀帝志得意满，加意粉饰太平。大业五年冬，他征集四方艺人到东都，次年正月在东都端门街布置了历时一个月的表演大会，参加者达十余万人。大会期间，三市的店肆张挂帷帐，置备酒食，主管人员带领各族人入市贸易，所到之处，都以酒食款待。
东都大会表现了统一王朝的盛况。但也就在大业六年正月，洛阳发生了弥勒教徒的起义；六月、十二月在北方的雁门（今山西代县）、南方的朱崖（今海南东北部）又先后爆发了人民起义。三次起义的规模都不大，迅即被镇压，但却是强盛的隋王朝崩溃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