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的文化，在文学、史学、哲学、宗教以及艺术、科学等方面都具有特色，总的讲胜过北朝，对后代影响较为深远。
云南陆良的《爨龙颜碑》（局部）
南朝刘宋大明二年（458）镌立。碑额题“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县侯爨使君之碑”。碑文追溯了爨换家族的历史，记述了爨龙颜的事迹，为研究爨氏家族及晋南北朝时期云南的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东晋诗风以玄言为主，淡泊寡味。刘宋以后，描写山水景物的诗盛行起来，谢灵运可为代表。齐谢朓则在山水自然景物描写中倾注人生情感，宋鲍照的诗具有较丰富的社会内容。南朝的乐府民歌清新生动，抒情小赋精巧细致，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虽有所不足，但往往情思横溢，荡气回肠。五言诗的体裁南朝时已趋成熟，开始向七言发展。诗人多精炼字句，整齐对偶，呈现出向律诗体裁过渡的趋势。周颙、王融、沈约等在佛经梵吹唱诵的影响下，创为“四声”“八病”之说，进一步讲求声律，形成“永明体”。结集各体文学作品的总集《文选》和一种体裁的总集《玉台新咏》，都出现于南朝。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系统的文学批评著作《文心雕龙》和《诗品》出于南朝文人刘勰、钟嵘之手，说明南朝文化发达，文学作品的规律已成为当时人特别提出来研究的对象了。传世的南朝时期诗文，其作者及篇目数目，皆远多于北方。
史学在南朝受到重视。宋初设立儒、玄、文、史四学，何承天主持史学，置有生徒。著作郎负责修国史，下有佐郎，分司资料收集及撰写。正史编纂于南朝者，有《后汉书》《宋书》《南齐书》，梁陈二史也基本上成于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梁刘孝标注《世说新语》，以注的体裁荟萃史料，亦属南朝首创。南朝侨姓和江南大族的家谱族谱见于著录者甚多，说明南朝谱牒之学较北朝为盛。地方历史的著作，见于著录者亦南多于北，反映东晋南朝社会经济比较发达，文人学士也较多。南朝史学著作的一个特点，是较有思想深度，每试图从宏观考察说明历史发展之所以然。宋裴子野《宋略》、陈何之元《梁典》皆仿干宝《晋纪》之例设总论，论一代治乱兴衰，探求经验教训。沈约《宋书》诸志多溯及前代。梁武帝敕命编《通史》，书虽不传，用意当亦在观历史之会通。范晔撰《后汉书》，自命精意深旨存在于序或论中，借以“正一代得失”。沈约《宋书》和萧子显《南齐书》取法于范晔，其中史官议论往往切中要害，表现出对历史现象的洞察能力。所谓南人之学“清通简要，得其英华”，也许这就是在史学方面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