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除了发生刘宋的四方反叛、唐寓之暴动、侯景之乱外，社会相对稳定，从而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条件。
东晋以来，宗室高官与世家大族广占田园。到南朝时，他们不仅拥有大量田地，而且封山固泽，垄断山泽的出产，剥夺百姓伐木打柴、捕鱼捉虾的机会，也影响了政府的收入。尽管宋武帝刘裕禁止霸占山泽，宋代侨姓大族谢灵运的《山居赋》描写他的庄园仍是“田连冈而盈畴，岭枕水而通阡”，生产五谷、瓜果、蔬菜、药材等丰富物资，还有飞禽走兽鱼类，衣食服用可以自给自足。会稽士族孔灵符的庄园“周回三十三里，水陆地二百六十五顷，含带二山，又有果园九处”。这两家并非个别例子，以致宋大明初朝廷不得不对占固山泽也作出限制的规定：第一、二品官可占山三顷，三、四品二顷五十亩，五、六品二顷，七、八品一顷五十亩，第九品及百姓一顷。先已占者，不得更占；先占不足数者，可以占足。这是皇权对既成事实既加以承认、又力图限制的措施。但这一规定与谢、孔两家情况相较，可以想见其实际效果十分有限。因而到齐高帝时，又下诏禁止封略山湖。
耕种小块土地的广大自耕农，是南朝租税徭役的主要负担者。南朝初期，大体沿袭东晋每岁丁租五石、户调绢三匹、绵三斤的旧制。宋大明五年（461），改为民户岁输布四匹。由于户调输布，刘宋时田租户调往往合称租布。南齐制度与宋相同，但田租多以布折纳，也称为租布，而租谷折为布以后，又以其半折为钱交纳。这时田租户调合称为租调。齐时农民负担又有三调的名目，其内容主要有两种说法：⑴指调粟、调帛及杂调。⑵指布或绢、丝、绵三色。宋齐时，大体计资定课，即根据每户的田、桑、屋宅三项，估计资财，分为九等，九品混通，定出上述平均数额。梁代改为按丁征收，每丁租米五石以外，另交禄米两石，以供官俸，较宋齐为重。调则每丁布绢各两丈，丝三两，绵八两，禄绢八尺，禄绵三两二分，较宋齐为轻。宋齐力役时限不见明文，可能已为二十日。梁代明确规定每丁岁不过二十日。丁中之制：半丁晋十三岁，宋齐十五，梁十六；全丁晋十六岁，宋齐十七，梁十八；六十一半丁，六十六为老，晋宋齐梁相同。单就全丁从役年龄而言，南朝较以前为宽。租调之外，百姓还有口钱、酒税、牛埭税、陂塘桥桁税等苛杂，以及其他临时性杂调与力役。宾客的赋役负担则更为沉重。
由于北方大批劳动人手南渡，生产工具与技术发展，水利灌溉发达，南朝农业有了较大发展：荒地开发，农作物产量提高，品种增加。尤其荆扬两州，土地人口占南朝疆境之半，“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牣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虽然主要手工业部门还是控制在官府之手，南朝的冶制、制盐、采煤、造纸、瓷器、漆器等手工业仍有发展。梁筑浮山堰，沉东西二冶铁器数千万斤，可见产量之高。东晋南朝在麻楮之外，利用桑皮、藤皮造纸，有白如霜雪的纸，也有各种彩色纸。纸往往以万枚计，屡见记载。青釉瓷器的烧制工艺和造型技巧，东晋南朝都有出色成就。
社会生产发展，使农民的多余产品可以拿到市场出售。宗室、显宦、高门士族则经营邸舍（货栈），放高利贷，从事商业以牟暴利。建康从孙吴以来即是南方政治经济中心，亦为南朝最大商业城市，经常是贡使商旅云集，方舟数以万计。梁时建康有二十八万户，以每户五口计，居民至少约一百四十万人，是6世纪世界上罕见的大都会。建康有大市四处，小市十余。市有令、丞等管理。此外的商业城市有江陵、成都等。襄阳、寿春是南北互市的主要地点，广州则是对外贸易的中心。
东晋一百年间，一直使用汉魏和孙吴时的旧币，政府没有铸造新钱。南朝市场商品流通增多，商品的价格总额增大，货币的需要量因而也大为增长。虽然东晋以来不断有废止钱币，代以谷帛的议论，但始终行不通。刘宋时大量铸造四铢钱，同时五铢钱等古钱仍旧流通。南朝与北朝不同，交易媒介主要是钱币，谷帛只占次要地位。宋代大将沈庆之指着自己的田地说：“钱尽在此。”宋时百姓租米调布部分折钱交纳；齐时钱与实物各半，成为定制，有些力役也折钱代役。钱币在宋代政府收入中的地位，仅次于米谷，而高于布绢。齐时各级政府费用、官吏俸禄都有一部分用钱开支，梁时百官俸禄都用钱支付。南朝货币主要由政府铸造，因江南铜的产量不足，钱币始终缺乏。有时允许私人铸钱，成色更差，造成币制混乱。好钱被政府或权势之家收藏，如梁临川王萧宏家有钱三亿余，齐武帝斋库也藏钱数亿。梁时铸铁钱，币制更形紊乱。钱百文为一陌，齐时已出现不足陌现象，以七十或八十为一陌，梁末甚至以三十五钱为一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