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最大的问题是缺乏一种宽厚恢宏的气度。按照《隋书》的说法，就是“好为小数，不达大体”。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贞观年间，唐太宗问大臣，隋文帝是什么样的君主？大臣回答：“克己复礼，勤劳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论事。宿卫之士，传飧而食，虽性非仁明，亦是励精之主。”隋文帝是个克己复礼的好皇帝，早早上班，很晚下班，中午都来不及回去休息一下，只能吃工作餐，让卫士从外面把饭直接递到办公桌上来，这是一个励精图治的好皇帝啊！
那么，唐太宗是怎么评价的呢？唐太宗说：“公知其一，未知其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则照有不通，至察则多疑于物。又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恒恐群臣内怀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承顺而已。”大意是说，你这样夸他，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呀。这个人性情很苛刻，心里也并不明白。因为不明白，所以他很多事情都判断不好，又因为多疑，不肯信任别人，所以只能事必躬亲。而且，因为他靠欺负孤儿寡妇取得天下，唯恐百官不服，所以并不能真正信任他人，只好什么事都亲力亲为。这样一来，他是累得半死还不讨好，而百官则是什么都不敢说，也不敢做。这种不能摆正君臣关系，不能和大臣做合理分工的皇帝哪能算是好皇帝？
第二个例子就更有说服力了。开皇十四年（594）关中饥荒时，隋文帝关心爱护老百姓的故事十分感人。但是，唐太宗可不这么看。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隋开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饥乏。是时库房盈溢，竟不许赈给，乃令百姓逐粮。隋文不怜百姓而惜仓库，比至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当时国家粮食储备有的是，完全可以开仓放粮，让老百姓渡过难关，但是，隋文帝却不这样做，只是流着眼泪，跟老百姓一起逃荒，这哪是爱护百姓啊？分明是妇人之仁，廉价的同情啊。把粮食看得比人还重要，这就是不识大体。
唐太宗也是皇帝，皇帝看皇帝，算是内行人看内行人，果然看得门道比较深。
通过这两件事可以发现，隋文帝确实有一些政治智慧，也做出了种种努力，但他缺乏一种大局意识，缺乏一种恢弘的气度，这样一来，就引发了一个很重要的悖论，虽然隋朝的国力很强盛，政治很清明，但是，隋朝人的幸福指数并不高。
所谓幸福指数不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老百姓的幸福指数不高。因为隋文帝管得太死了。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隋朝老百姓跟我们一样，很喜欢过节，特别是元宵节那天，不仅张灯结彩，鼓乐齐鸣，而且青年男女还要戴上假面，走街串巷，一些艺人也到街头进行表演，载歌载舞，很多人都出来观看。这本来是挺好的事，可隋文帝居然认为，这类活动贵贱不分，男女混杂，有伤名教，干脆一声令下，禁止过节。
连这样的单纯娱乐活动都不能容忍，管得太宽，也太刻板了。在这样的皇帝统治之下，可以想象，老百姓虽然生活安定，但是也非常单调，没有一种真正舒心的感受。
第二，官员幸福指数也不高。
首先，隋文帝太刻薄寡恩了。今天用你，明天就有可能杀你。按照《隋书》的说法是“其草创元勋及有功诸将，诛夷罪退，罕有存者”。开国功臣，杀的杀，贬的贬，留下来的没几个了。
就拿高颎来说吧，既是佐命功臣，又是辅政大臣，还是战争统帅，文武双全，为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
当年，隋朝刚刚建立的时候，隋文帝对他非常倚重，倚重到什么程度？隋文帝建新都大兴城，高颎全盘谋划，经常到工地去巡视，每次去了都坐在一棵大槐树下办公。后来，这棵大槐树的南面建起了朝堂，要重新栽行道树，好让整体格局整齐美观。大槐树的位置比较不伦不类，工人就说砍掉算了。没想到隋文帝说，这是高颎办公的地方，算是历史文物，一定要保留下来，让后人知道高颎的操劳。这样一来，这棵树就真保留了下来。这是多么感人的故事！
隋文帝的赞赏也换来高颎的忠诚，为大隋王朝兢兢业业地工作了近二十年。可是，开皇末年，就因为高颎反对废太子，隋文帝就必欲除之而后快，甚至不惜诬陷他谋反，直接贬为平民。这就太过分了。对一个最忠诚的老臣都能如此无情，可想而知，对其他官员更是缺乏最基本的宽厚之心，在这样的皇帝手下办事，怎么可能有真正的幸福感。
其次，隋文帝越到晚年，用人思路越褊狭了。隋朝开皇初年，李德林非常得宠。李德林是一个有独立见解，能对皇帝提出不同意见的人。能用敢讲真话的人，这当然体现出一种恢宏的气度。
但是后来，隋文帝嫌李德林太有棱角，改宠苏威了。苏威是一个能把皇帝的每个想法都落实下去的办事人才。只用办事人才，这在器局上就已经差下来了。
后来，隋文帝觉得苏威也太坚持己见了，改宠杨素。杨素是一个能迎合皇帝好恶的人。只用逢迎之人，这当然说明他的气量更小了。
可是，最后连杨素也显得太过独立了，隋文帝改宠柳述。柳述没有什么真本事，仅仅是一个乖女婿，完全唯皇帝马首是瞻，根本谈不上大臣，只能算机要秘书了。
随着隋文帝的用人范围越来越窄，官员们发挥的余地也就越来越小，英雄无用武之地，幸福感也就无从谈起了。
众所周知，隋文帝面对的是一个刚刚整合在一起，各种矛盾非常复杂的社会，关中、山东、江南三大部分，生活方式不同，思想观念不同，政治背景不同，经济水准也不同。在这种情况下，要想让社会稳定下来，良性发展，海纳百川的气度和用人不疑的精神非常重要，但是，隋文帝恰恰缺乏这样的气度和精神。
本质上讲，隋文帝的为人可以用三个词来概括，那就是“多威少恩”“多张少弛”“多政少德”。多威少恩意味着人们只能畏惧他，但是不会真正拥戴他；多张少弛意味着社会已经是满负荷运转，缺乏足够的张力和弹性；多政少德意味着，人们只能建立制度，依赖制度，而不能相信道德，依赖道德。然而，一个没有道德底线的社会是非常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