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皇二十年（600）六月，杨俊病死，同年的十月，太子杨勇被废。按照道理，一年之中两个儿子遭遇不幸，隋文帝应该有所反思，格外珍惜剩下的三个儿子才是。但是非常遗憾，他并没有珍惜。很快，老四蜀王杨秀又倒霉了。
蜀王杨秀比秦王杨俊小两岁，小时候的经历和秦王如出一辙。开皇元年（581），他还只有九岁的时候，就被封为蜀王，担任益州总管，去独当一面了。不过，虽然经历相似，但蜀王的性格和哥哥秦王可不一样，他并不软弱，反而相当有英雄气。
根据史书记载，杨秀“有胆气，容貌瑰伟，美须髯，多武艺，甚为朝臣所惮”。杨秀这个人，胆子很大，个子长得也高，留了一口好胡须，还会武艺，政治上也很明白，所以大臣都害怕他。高大魁梧，精力充沛，热衷政治，这不是很像隋文帝吗？隋文帝应该会很喜欢他吧？事实却并非如此。
因为杨秀太锋芒毕露了。杨坚其实是一个多疑的人，特别是到了晚年，更是疑神疑鬼，容不得别人表现突出。看到蜀王如此英气勃勃，他觉得很不放心，私下对独孤皇后说：“秀必以恶终。我在当无虑，至兄弟必反。”杨秀这个孩子，一定不得好死。我活着的时候，可能还没什么问题，到他兄弟掌握天下的时候，他一定会造反。
话虽如此，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隋文帝也并没有把杨秀怎么样，相反，一直让他镇守蜀地，可见对他的能力还是认可的。就算是有疑心，也并不过分。但是，到了开皇二十年（600），情况就发生变化了。
开皇二十年（600），隋文帝废长立幼，改立二儿子晋王杨广当太子。随之而来的是，他对杨秀的不放心程度大大加强了。为什么呢？
首先，他知道，杨秀是在政治上有野心的人，如果杨勇当太子，那是嫡长子，也算是天意，他可能也就认了。可现在隋文帝居然打破这种天经地义的继承原则，让老二杨广当了太子，以他的性格，能完全认可吗？
其次，杨秀镇守蜀地二十年，也是有实力的人物，如果他不认可，会不会引发什么变故？把这样两个因素放在一起考虑，隋文帝就不那么放心了。
一个王子，让皇帝不放心，已经很糟糕了，更要命的是，当时对他不放心的还不只是皇帝。新太子杨广的忌惮之心比隋文帝还重。总的来说，杨广对杨秀的疑虑其实和隋文帝差不多，只不过，他的紧迫感比隋文帝可强多了。
这个老四太能干，现在就威胁我的太子地位，即使以后我当了皇帝，也未必压得住他。与其到那时候找麻烦，还不如现在就把他解决掉了。
怎么解决？杨广可是个聪明人，他知道，在这个问题上，隋文帝的立场和他一致。既然如此，不如借刀杀人，利用老爸把他干掉。
具体怎么运作呢？杨广又找到了老搭档杨素，两个人一嘀咕，很快，杨素一纸奏疏，把蜀王杨秀给举报了。举报什么？杨素说蜀王杨秀在四川穷奢极欲，残害百姓，而且打造了一些只有皇帝才能用的器物供自己享用，有不臣之心。杨素这个检举可太好了，专挑隋文帝的软肋。
第一个软肋是对奢侈腐化零容忍。只要发现有人涉嫌这个问题，他保证火冒三丈。
第二个软肋是抓住权力不放手，就怕别人惦记他的皇位。
现在，杨素就针对这两个软肋进行揭发，隋文帝当然非常重视。本来，自从废长立幼之后，隋文帝对蜀王杨秀就提高了警惕，再听到杨素这些举报，隋文帝更觉得，自己的想法被坐实了。
有道是当断不断，反受其乱。隋文帝立刻决定，征调杨秀回京师。而且，为了避免他抗旨不回，还同时任命了一个叫独孤楷的大臣接替他担任益州总管，即刻上任。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已经断了蜀王的后路了，你想回来也得回来，不想回来也得回来，因为在四川已经没有你的位置了。这其实是北周末年杨坚对付尉迟迥的手段。从这一件事就可以看出来，蜀王杨秀这次绝对是凶多吉少了。
隋文帝让杨秀回京，杨秀是什么打算？他也在犹豫之中。这时候，有的属下就劝他，你还是回吧，如果不回，陛下不就更怀疑你有不轨之心了吗？难道你还真想造反不成？杨秀想来想去，也没有更好的办法，还是奉旨回到了京师。
一到京师，隋文帝马上就给他来了个下马威。根本不跟他说话，晾他一天，让他惶惶不安，这是打击气焰。第二天，更厉害了，连面也不见，直接派使者去严词责备他。
经过这样两轮攻势，年轻气盛的杨秀已经被打击得没什么底气了，只能痛哭流涕地谢罪，说：“忝荷国恩，出临藩岳，不能奉法，罪当万死。”让我去镇守一方，结果我没干好，我真是罪该万死。主动承认错误，希望唤起隋文帝的同情。
面对儿子的哀哀求饶，隋文帝怎么回答呢？他说：“顷者秦王糜费财物，我以父道训之。今秀蠹害生民，当以君道绳之。”杨俊只是浪费资财，而你居然残害百姓！这样看来，你这个错误的性质比秦王还严重，对于杨俊，我只是用父亲管儿子的那种方式来管教，而对你，我恐怕就要用皇帝对待大臣的方式来惩罚了！
一听隋文帝这么说，朝堂上的大臣都觉得太过分了。隋文帝用父亲管儿子的方式管秦王，都已经把秦王管死了，现在又要对蜀王加重处罚，那不更是没有好结果吗？眼看着又一起悲剧正在酝酿，有一个叫庆整的官员挺身而出。他说：“庶人勇既废，秦王已薨，陛下儿子无多，何至如是？然蜀王性甚耿介，今被重责，恐不自全。”陛下，您一共五个儿子，现在，老大废了，老三死了，您剩下的儿子已经不多了，何苦这样严厉？再说了，蜀王是个骄傲自负的人，这样的人就像铁一样，虽然硬，但是容易断。您这样责备他，我怕他承受不了啊。
这本来是一番好意，可隋文帝觉得是在揭他的短，勃然大怒，差一点把庆整的舌头割掉，不仅没有消气，反倒更加暴怒，当即对大臣说：“当斩秀于市，以谢百姓。”应当把杨秀杀掉，来向天下百姓谢罪！随即把杨秀关了起来，让杨素等人审讯。
让杨素来抓这个案子，就等于把杨秀放到太子杨广的手心里了。杨广正中下怀，马上就和杨素达成共识，务必让杨秀万劫不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杨广和杨素两个人分头行动。杨广负责制造证据，杨素负责发现证据。
杨广都制造了什么证据？有以下两方面。
第一个证据，他暗中制作了两个木偶人，捆住手脚，再用针刺穿木偶的心。然后一个写上隋文帝的名字，另一个写上他的第五个儿子——汉王杨谅的名字。写了名字之后，还在上面刻上一行小字：“请西岳慈父圣母神兵收杨坚、杨谅神魂，如此形状，勿令散荡。”请求西岳华山的男山神和女山神，把杨坚和杨谅的魂魄，都收到华山底下，千万别让他们跑出来，到处游荡。写好之后，就把两个小人埋在了华山脚下。
熟悉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人都知道，这叫厌胜，是中国古代最经典的咒人方法了。
杨广为什么单写隋文帝杨坚和汉王杨谅的名字，不写自己的名字？很简单，这是给自己脱清干系，省得有人怀疑是他干的。
第二个证据，杨广伪造了一封檄文，上面写着“逆臣贼子，专弄威柄，陛下唯守虚器，一无所知”。说皇帝身边都是乱臣贼子，他们早已把皇帝蒙蔽住，而且架空了。
既然如此，蜀王准备怎么办？檄文上写得清清楚楚，他要“陈甲兵之盛”并“指期问罪”，也就是说，他要从四川亲率大军，讨伐逆臣贼子，清君侧。这不就是叛乱吗！这篇檄文放在哪里呢？杨广把它塞到杨秀的文集之中了。
这两个证据伪造好，接下来就是杨素的工作了。杨素的任务是发现证据，他经过一番搜查，很快就从杨秀的文集里发现了这封所谓的造反檄文，接着，又根据文集中的其他一些线索，来到华山脚下，几下就把搞厌胜的两个小木偶刨了出来。
这两个关键性证据一出来，杨秀的罪可就大了，又是想发动兵变，又是搞厌胜，诅咒自己的爸爸和弟弟，简直是天理难容。隋文帝本来对杨秀就心存疑虑，再一看杨素拿来的这些所谓证据，气得浑身发抖，怒吼道：“天下宁有是耶！”天底下怎么会有你这样的不孝子？
事已至此，隋文帝马上宣布，罢免杨秀的蜀王王爵，废为庶人，而且把他放在内侍省，让宦官把他软禁起来，从此一直到死，再也没有恢复自由。就这样，杨广的借刀杀人之计算是圆满完成，又一个政治对手被彻底打倒。
当然，对于隋文帝而言，则是又一个儿子从眼前消失了。隋文帝曾经跟大臣夸耀自己五子同母，家庭和睦，现在，五个儿子中的三个已经被他自己除掉了，这当然是莫大的人伦悲剧。
那么，究竟应该怎样评价这两起家庭悲剧呢？有三个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在王子教育上，隋文帝存在很大失误。隋文帝最初对王子都寄托了极大的期望，为什么后来又把他们都废掉了？抛开有人恶意栽赃陷害的成分不说，不可否认的是，秦王杨俊也好，蜀王杨秀也好，乃至太子杨勇也好，都有一个共同的毛病，那就是骄纵奢侈。而他们的这个毛病，恰恰是隋文帝教育出来的。
隋文帝让儿子从小就出镇一方，赋予了他们很大的权力，这难免会刺激小王子的骄傲之心。虽然他也给儿子们选派了辅佐大臣，希望他们能够教育儿子，但是，他又害怕大臣们不尊重王子，给大臣们订立了种种规矩，务必让儿子凌驾于大臣之上。这样一来，小王子们自然是有恃无恐，再好的大臣也没有办法管教了。
人都是有弱点的，一个小孩子在权力巨大，而又缺乏必要约束的环境下长大，骄横奢侈就在情理之中了。蜀王杨秀在被废之后曾经上表说，自己“九岁荣贵，唯知富乐，未尝忧惧”，这才导致了最后“轻恣愚心，陷兹刑网”，这个总结非常诚实，也非常沉痛。
第二，在处理王子问题上，隋文帝同样存在很大失误。他的处理方法过于简单粗暴，过于冷血残酷。隋文帝自己的教育失误导致了王子的人格偏差，一旦王子出现问题，隋文帝却丝毫不去反思自己的问题，而是非常轻易地把他们废黜，甚至逼死。
他这种做法，貌似公正无私，法不容情，但其实违反了中国最基本的人情和人伦规范。家国一体，儒法互补本来就是中国传统政治的精髓。如果只讲铁血统治，丝毫不考虑忠恕之道，那最后出现的可能就是暴政。
现在隋文帝在父子关系上已经表现出了这个倾向，可想而知，以后在君臣关系，乃至君民关系上，他也有可能犯同样的错误。
第三，在处理王子的问题上，其实隋文帝是被新太子杨广和宰相杨素利用了。无论是废黜太子杨勇，还是废黜蜀王杨秀，其实，都是杨广在借刀杀人，而杨素则是他最重要的帮手。这两个人都为了个人私利，置亲情于不顾，也置国家利益于不顾。这反映出他们在政治道德方面的严重缺陷。
固然，杨广和杨素都很有才能，也正因如此，他们缺乏政治道德才显得尤为可怕。因为一旦他们的才能运用不当，就有可能给社会造成巨大的危害。
这样看来，骨肉相残，既是家庭悲剧，又不完全是家庭悲剧。事实上，它更像是隋文帝晚年政治上一系列严重失误中的一个环节。
那么，在治理国家方面，隋文帝还会暴露出怎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