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社会真想良性发展，光有经济和文化成果还不行，还有一个指标也非常重要，那就是吏治状况。因为官员不仅是老百姓的管理者，是各项社会事业的组织者，也是国家和老百姓之间的桥梁，代表着政府的形象。只有官员清正廉洁，人民对政府才能有信心，国家也才能获得发展。这其实也就是直到今天还非常敏感的干部队伍建设问题。
要解决这个问题可太不容易了。因为隋初的官僚基本都是行伍出身。这不难理解。此前中国一直处在战乱之中，不仅在国内和不同政权之间打，还要跟突厥打。将军打了胜仗，总得有安置。怎么安置？一般做法就是让他们去当地方官。这样一来，隋初的地方官基本都是军人出身。
问题是，当军官和当地方官的要求截然不同。
首先，军官治军，以威为主；而地方官治民，则应该以慈为主。中国有一句古话叫“慈不带兵”，当将军讲究令行禁止，不能太婆婆妈妈。但是，地方官则被称为父母官，既然为人父母，当然要爱民如子。这是很大的区别。
另外，对将军，人们主要要求他勇；而对文官、地方官，则主要要求他廉。南宋的岳飞说过：“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直接反映了两类官员节操侧重点的不同。正因为军官和地方官基本要求不同，所以，让军官去当地方官，往往当不好。好多将军说起打仗来头头是道，但是，一谈起治理国家就不知所云，所以，履职水平普遍不佳，按照当时的说法，就是“刺史多任武将，类不称职”。举个例子。当时有个叫燕荣的将军，性格刚毅，武艺高强，是个难得的军事统帅。后来，打而优则仕，当了幽州总管，这一下可把老百姓害苦了。
武将出身的燕荣，巡行属地的时候，看见路边的荆条，手就痒痒，想要试试打人好不好用。拿谁做实验呢？身边的下属倒霉了，被他拉过来就打。下属冤枉啊，连哭带喊，说我没犯错，为什么打我？燕荣不以为然地说，我先打着，以后你再犯错就免了。下属一听，这打人还带预支啊？没办法，忍着吧。没想到过几天真的犯错了，燕荣拉过来，又要拿荆条打。这个下属赶紧说，您前几天不是说先打了我，等我再犯错就不打了吗？燕荣哈哈大笑道：你没犯错尚且都打了，何况犯错？给我狠狠地打！这样的领导风格真是形同儿戏！
对下属的赏罚不负责任，对老百姓就更不负责任了。燕荣每次巡行，只要看见漂亮的姑娘、媳妇，就在人家的家里肆行奸淫，真是荒唐残暴，无法无天。这样的人，怎么能够受老百姓爱戴呢？
官吏队伍建设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官吏素质这么差，怎么办？
隋文帝做了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第一个工作，严肃官员任命，不再用官职来奖赏功臣。平陈战争之后，一下子产生了很多战争功臣，大家都按照惯例，等着当官。没想到，隋文帝明确表态：“功臣正宜授勋官，不可预朝政。”军功是要奖赏，但是，只能用金钱、荣誉和待遇来奖赏，绝对不能用官职来奖赏。这是认识理念的一大进步。
隋文帝既然不让将军当文官了，他到底打算怎么选拔文官？
第二个工作，建立健全选官制度。在这个问题上，隋文帝想了好多办法，比如说下求贤诏，让现任官员推荐，从优秀基层官员中提拔等，在当时都收到过一定的效果。但是，对历史影响最大的还是考试制度。
开皇七年（587），隋文帝下诏：“诸州岁贡三人。”也就是说，各个州每年选派三个人，到中央参加考试。
可别小看这短短一句话，就是这句话拉开了影响深远的科举制度的序幕。隋朝的科举考试的科目有秀才、明经和进士三种，考上了之后再经过吏部铨选，然后就能被任命为官员，踏上仕途。
诚然，隋朝的科举制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其中最重要的是考生还不是自由报考，而是由各州刺史推荐。所以有人说，它还是此前察举制度的延续。
但是，它毕竟再次重申，要把读书和做官，把个人才华、个人教养和个人前途，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让每个人有了一个凭本事而不是凭老子崭露头角的机会，也让国家有了推行文治的制度基础和人才基础。因此，它也就注定拥有了无限的前景和活力。
事实上，就是在开皇年间的一次考试中，十八岁的房玄龄高中进士，从此踏上仕途，最终成长为唐初名相，也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宰相之一。
隋文帝在开皇年间的这个选官制度，最终发展为自由报考的科举制，成为中国古代文官政治的重要基础，也是中国古人对全世界最伟大的贡献之一。就凭这一点，隋文帝足以永垂不朽了。
第三个工作，建立赏罚分明的考核制度。不管是什么渠道上来的官员，其实都存在良莠不齐的状况，而且人是会变的，有的人起点不高，但是公忠体国，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可能越做越好；当然，也有的人起点很高，但是越来越腐化堕落。怎样才能够有效地保持官员的活力和纯洁性？
隋文帝规定，地方刺史每年年底到中央述职，根据政绩决定赏罚。平时还不定期地派出监察官员到地方寻访。比如前面提到的燕荣，就被审查出贪污、暴虐等种种问题。而且，查出之后立即赐死了。
有罚就得有赏。隋文帝都奖赏过什么样的好官吏？《隋书·循吏传》专门记载了受到隋朝两代皇帝表彰的爱民模范。根据《隋书·循吏传》的记载，就大体可以知道隋文帝时期好官吏的标准了。
举个例子。当时有一个人叫房恭懿，因为苏威的推荐当上了新丰县令，结果任期内第一次考核就被评为首都地区第一名，隋文帝非常高兴，马上赏赐给他四百匹布，结果，房恭懿拿回去就分给穷人了。隋文帝听说后，又赐给他三百石米，没想到房恭懿回去之后，又不声不响地送给了穷人。这样廉洁爱民的好官到哪里去找？隋文帝很快就把他任命为德州司马，也就是州刺史的副手。结果年终考核的时候，房恭懿又是天下第一。
隋文帝欣喜异常，这样的典型必须大力宣传，让天下地方官都向他学习。古代没有发达的媒体，怎样才能让人们都知道房恭懿的先进事迹呢？隋文帝把所有到京城述职的官员都召集到一起，对他们说：“如房恭懿志存体国，爱养我百姓，此乃上天宗庙之所佑助，岂朕寡薄能致之乎！朕即拜为刺史。岂止为一州而已，当今天下模范之，卿等宜师学也。”意思是说，我把你们召集到这儿来，是想向你们推荐一个好官房恭懿，这个人是如此之贤良，贤良到这种程度，绝不是我一个人的德行所能罗致的，这一定是上天和祖宗把他赐给我的，因为他这么优秀，所以我决定把他提拔为刺史，希望你们都能向他学习。当众把房恭懿提拔为海州刺史。
这个提拔可比光开先进事迹报告会管用多了，一下子，天下地方官都知道了，皇帝设定的考核制度并不是逗你玩，而是真的奖勤罚懒，扬善抑恶！既然如此，咱们以后也都要好好干了。
正因为有这些方面的措施，所以隋文帝时期的官员素质普遍有了提升，这当然是老百姓的福气，也是整个国家兴旺发达的重要保证。元朝的历史学家胡三省说过：“开皇之治，以赏良吏而成。”对隋文帝重视吏治、奖赏良吏的举措予以高度评价。
就这样，经过隋文帝十几年的励精图治，隋朝不仅在军事上捷报频传，在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吏治建设方面也是成绩卓著。因此，历史学家们把这段国泰民安的黄金时期称为“开皇之治”。
事实上，不光是史学家认可了隋文帝的成就，连隋文帝的手下败将——陈朝的亡国之君陈叔宝也非常服气。开皇年间，陈叔宝跟隋文帝一起登上洛阳的北邙山，俯视大好河山，陈后主不由得诗兴大发，当场赋《入隋侍宴应诏诗》一首：“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太平无以报，愿上东封书。”日月光大了陛下的德行，山河让陛下的宫阙更加壮丽。面对这样的太平盛世，我无以为报，只能给陛下上一封请求东封泰山的文书了！陛下，您缔造了这样的太平盛世，应该去封禅了啊！
事实上，这倒并不完全是阶下囚陈叔宝的吹捧，当时全社会的绝大多数人都觉得自己沐浴在盛世的光辉之中，也相信，大隋王朝能够在隋文帝的英明领导下，越走越好。
可是，就在这举国上下信心十足的时候，有两个乌鸦嘴却吹出了不同的哨音。
谁呢？房玄龄父子。
房玄龄的爸爸叫房彦谦，时任监察御史。他曾经私下对亲友说：“主上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诸王擅权，天下虽安，方忧危乱。”大意是说，主上为人猜忌苛刻，不得人心，他立的太子卑弱无能，其他几个王爷又权力太大。这样看来，虽然眼下国泰民安，但将来可能会有祸乱。
房玄龄非常认同老爸的观点，而且说得更露骨。他说：“主上本无功德，以诈取天下，诸子皆骄奢不仁，必自相诛夷，今虽承平，其亡可翘足待。”主上通过权诈之术取得天下，统治的合法性本来就不够。他的儿子们又都骄奢不仁，以后难免会自相残杀。如今虽然看起来像是太平盛世，但是，亡国恐怕也是翘首可待的事情啊！
在他们看来，虽然整个国家文治武功都不错，但是，皇帝的家庭内部却隐藏着深深的矛盾，而这个矛盾很可能给国家引来更大的危机。
那么，他们的担忧是否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