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要想夺取政权并在夺取政权之后巩固政权，必须建设和强化自己的人民武装。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如何在偏僻的山区农村建设坚强而又巩固的无产阶级的新型军队，这是中共陕甘边特委和军委面临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在艰难困苦的革命战争中，陕甘边党和红军逐渐吸收和借鉴中央红军和其他革命根据地红军建设的成功经验，并结合本地实际和红军自身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形成了一整套关于红军建设的正确政策和制度，逐渐克服了部队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使陕甘边红军成为一支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的。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从而保证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工作的深入开展。
一、陕甘边红军的政治思想工作
（一）建立、健全党的工作制度和机构，加强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使红军真正成为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
中国共产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这是红军建设的最根本原则。早在南梁游击队成立时，刘志丹等共产党人就十分注意加强党在部队中的领导工作，在部队建立了党支部等基层组织，并由在三年“兵运”工作中培养起来的党员干部担任各级军政领导职务。使南梁游击队从建立之日起就成为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据王世泰同志回忆：
“当时部队只有三十几个党员，六个小组。名义上杨树荣负责，实际上大小事情都由志丹同志领导。杨为支书，曾在高双成部工作过，参加过渭华暴动。方英述为宦传委员，我为组织委员。党员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发展了一部分青年及贫农成分的党员，许多党员如刘景范、刘约三、魏估民、杨附荣等都是部队的骨干，这些党员真正起了核心领导作用。好枪好马全掌握在党员手中，班排连长主要干部都是党员，团结群众很好。对于哥老会土匪成分的人采取争取政策，拜兄弟拉私人感情”。“在党内及群众中。志丹同志的威信都很高，因为他在军事、政治、战斗经验上都比我们一般党员强。他隹过黄埔军校，在马鸿逵部当过政治部主任，尤其在渭华暴动后大家都知道志丹同志是个共产党员。”①
在南梁游击队期间，部队党组织与上级党组织——陕西省委保持着经常的联系，陕西省委通过地下交通线及时地将党的指示传达训部队，使部队正确地执行党的政治任务。但是，由于南粱游击队是中国共产党在陕甘边地区最初建立的革命武装，因此，在这一期间，党在部队的工作也存在着许多不足：一是党的政治工作制度和机构以及连队的政治工作制度尚未建立起来；二是部队在连队中未建立党支部，影响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众所周知。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七的小组，在连以上没立党代表。这是红军基层组织建设的一个好传统，它保证了党的工作深入到群众中去，使红军在苦战之中始终保持着旺盛的革命精神。但是，山于南梁游击队中党的工作刚刚开始起步，这些优良的制度尚未在部队中推广和贯彻。
西北反帝同盟军成立后，党的工作制度原则有了进一步的完善。遵照陕西省委的指示，西北反帝同盟军设立了党的委员会，由谢子长任书记，刘志丹、荣子青为委员。在两个支队中都建立了党的支部委员会，这样就使党的工作机构得到了健全。但是，在这期间，红军的政委制、政治部制度、连队党支部制度和党代表制度仍未建立起来，仍然影响着红军中党的工作开展。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诞生以后，红军的一整套工作制度开始在部队中建立起来，表现在：一是建立了政委制和一政治部制度，部队在指挥部和各大队设立了政委职务。“红军中的政治委员是红军中苏维埃政权与党的代表，他对于部队的纪律、政治觉悟与战斗力的加强等与军事指挥员负同样的责任。党的团的组织任务是提高红军战斗员的政治觉悟，巩固部队的纪律与战斗力，他们在政治委员的指导下工作。…挪，同时还建立了政治部，配备了专职的政治工作人员，专门负责部队的政治工作和宣传教育工作及其红军的纪律检查工作；二是在连队（当时称大队）建立了党支部，并设立了党代表（当时也称政委）；三是在部队建立了党委（当时称队委会），整个部队由党委统一领导，重要的问题都要经党委讨论决定。从此，红军中党的工作制度和机构就逐渐完善起来。
红二十六军建立以后，党的工作制度和机构进一步得到了贯彻。一是在红军部队的师、团两级中部建立了党委，连队没立党支部和政治指导员，班、排设立了党小组。从而形成了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师委——各团委——各连支部这样一整套党的工作机构；。二是在各路游击队总指挥部和各游击队也建立了党的工作机构和制度，在第二路、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设立了政委职务，建立了党委。在各游击队建立党支部，从而形成了第二路、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会——各支队党支部、游击队党支部这样的工作体系；三是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设立了党的特委和党的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和领导边区的一切革命武装力量和苏维埃政府、地方费组织、群众组织的工作。
由于陕甘边红军中建建立和健全了一整套党的工作机构和制度。因此，就使红军处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中。保证了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及时在部队中得到贯彻。
（二）建立行之有效的政治工作制度，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坚持用共产主义的革命理想、信念去教育广大干部战士
刘志丹等共产党人从开始创建陕甘边红军时，就注意把政治工作放在建军工作的首要位置，使之成为红军团结群众，战胜敌人的重要因素。
早在南梁游击队初建时期，刘志丹等共产党人就注意对农民绿林武装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刘志丹等同志的帮助教育下，赵连壁树立了革命思想，他表示坚决跟刘志丹为穷人打天下，毅然把部队交给刘志丹整编为南梁游击队。杨培盛、贾生财也先后接受了革命思想。这样就为陕甘边革命武装的创建准备了条件。
在陕甘边红军创建以后，刘志丹等共产党人更加注意在部队中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在中共陕甘边特委和军委以及红四十二师党委召开的各种会议上，反复强调这个问题，概括起来看，主要观点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建立一支强大的红军部队是开辟陕甘边根据地的首要条件和坚强柱石。在激烈残酷的游击战争环境，必须加强和巩固红军主力部队、地方部队、赤卫军队伍。任何削弱红军的企图，都是绝对不允许的。
第二，要用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武装干部战士的头脑，用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教育部队，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决反对并及时地克服“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倾向和思潮。
第三，必须坚持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酋长分工负责制度，红军必须永远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在师、团、连队各级要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党委、支部的统一领导和团结核心的作用，使枪杆子掌握在党和人民、手中，防止军阀主义作风的发生。
第四，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决反对个人主义、利已主义、特权思想的侵袭。陕甘边红军还根据刘志丹的建议，制定了一条纪律：凡一切党、政、军干部，如有贪污十元钱以上者枪毙。
第五，红军战士要执行党的政治任务，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斗争，组织群众，发动群众的斗争，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政权组织和贫农团、妇女会、少先队等群众组织。
第六，必须实行人民战争的一系列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认直学习和运用过去用鲜血换来的宝贵经验，注意研究反“围剿”战争的新特点。
第七，必须宣传群众，发动群众支援红军的作战，实行全民皆兵的方针，粉碎敌人的反革命“围剿”。
在红军的革命战斗赢得伟大的胜利时。刘志丹等同志就以此来鼓舞战士和群众的革命热情。1935年4月，红二十六军第三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在第二次反“围剿”战争中首战告捷，歼敌一个精锐连，随后与红二十七军胜利会师，举行了万人联欢祝捷大会，周围几十里以外的群众都纷纷赶来想听听刘志丹的讲话。刘志丹在会上所作的讲话巾，风趣地说：“现在的这些胜利仅仅是开始，就象大家常说的那样‘老鼠拉木锨，大头还在后面哩！’”，一席话极大地鼓舞了红军战士和根据地群众的斗志。
当红军部队因受“左”倾错误的干扰，在革命战争中受到挫折时，刘志丹等共产党人就以坚定的革命立场和乐观主义的态度来感染部队，使战士们相信，困难和挫败只是暂时的，胜利一定属于红军。他给战士们讲革命早晚一定能成功的道理，还生动讲述了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故事，增强了战士们必胜的信心。①
1932年冬季。由于“左”倾冒险主义对陕甘边红军的干扰，使寺村塬游击根据地丧失，红军失去了依托，连战失利。一时间部队士气低落，困难重重。在这种情况下，刘志丹身先士卒，以自己的言行影响部队，他亲自动手为部队做饭，给战士们打麻鞋，夜间替战士站岗放哨，为战士们讲解革命的道理。以官兵一致、军政一致的模范行动，稳定了军心，鼓舞了士气。在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的日日夜夜，刘志丹等人耐心进行革命理想和信念教育，使战士们坚持战斗，克服困难，渡过难关。在做郭宝珊部队的教育改造工作时。刘志丹派出坚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人员，耐心讲解红军的军纪，宣传共产党的政策，讲为谁打仗等等。在政治教育的基础上，“后来，成立了党支部，发展了党员，部队处处都有政治教育，没有一个开小差的。总的来讲，这些人把血献给了陕北。”①
由于扎实、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陕甘边红军部队能够自觉贯彻执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政治工作三大原则，实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建立了自觉的革命纪律，发扬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发扬不怕牺牲，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使整个红军的面貌焕然一新。在整个陕甘边红军的发展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陕甘边红军几经挫折，几起几伏，但是，广大干部战士始终抱定革命的信心和决定，下定决心，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在战场上，成千上万的干部战士英勇顽强，不怕流尽最后一滴血。在监狱里和法庭上，无数的革命战士大义凛然，慷慨就义。骑兵团长赵国卿负伤后在群众家中养伤，后被敌人搜捕抓去，宁死不屈，被押到合水英勇就义。红四十二师师师长王泰吉在搞敌军策反工作时，被敌逮捕，受尽酷刑，英勇不屈，慷慨赴死，正因为如此，陕甘边红军成为一支打不烂，拖不垮的英雄部队，从而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为党中央和全国红军保存了最后一块根据地，完成了历史赋予她的艰巨任务。
（三）建立全部队的民主生活制度，形成人民军队特有的新型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
建立和健全部队的民主生活制度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优良作风之一，也是红军区别于军阀部队的显著标志之一。早在红军陕甘游击队诞生前后，部队的民主生活制度就已经开始在部队建立起来。由于甘边红军的主要成分不是从国民党军队中通过起义分化出来的，因此，军阀主义、命令主义等不良作风在部队巾没有很大影响。在红军陕甘游击队建立之初，部队就建立了士兵委员会，大小事情都由它决定。部队很民主，经济也完全公开。战斗中得了胜利品也由士兵委员会来分配。据阎红彦回忆：
“起先，部队里没有炊事员、饲养员，指挥员也和大家一起做饭、喂马。马都是骑兵、交通员、病号们骑的，指挥员从来不兴骑马。一到衍营地，指挥员分了房子。派了哨位。还要同战士们一样轮班站岗放哨。如果有人来谈事情，临时就找个人代岗，谈过了再来站。指挥员要是有一次没有指挥好战斗或是有什么缺点，开士兵委员会时，战士们在大会上你一言我一语地批评他。最好笑的是只要会上有人说不赞成他当指挥员，这个指挥员就当不成了。谢子长同志和刘志丹同志部曾经叫大家撤过职，我也叫战士们撤过职。当时，大家都认为这样做是对的。谢子长同志和刘志丹同志在撤职的时候。从来也没有半句怨言。过了几天。大家觉得，还是‘老谢’和‘老刘’能行，就又重新推举他当总指挥了。有一次部队打了胜仗，群众慰劳了两条哈德门香烟，谢子长同志作主把香烟统统分给了伤员们。士兵委员会知道了。认为没有通过他们，这种分法不公平，给谢予长同志提了许多意见。”①
当时，红军干部和战士完全是平等的关系，指挥员们天天与战士们生活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哪个战士叫什么名字，有什么脾性，全都弄得清清楚楚。一到宿营地，指挥员就到各窑洞去看战士，问寒问暖，关怀备致。谢子长和刘志丹年岁较长，战士们对外公开叫他们总指挥，平时总是亲切地叫他们“老刘”或“老谢”。谢子长同志有时在口袋里装些炒熟的豆子，到战士们住的窑洞里，给这个战士抓一把，给那个战士塞一把，坐下来就和大家谈心，或者讲故事，说笑话，战士们听得津津有味，满窑大笑。因此，战士们对指挥员非常熟悉亲热，彼此之间一点也不拘束，就象亲兄弟一样。
由于陕甘边红军在初建时期，部队人员较少，尚处于向正规红军的过渡阶段，因此，部队的这种民主生活方式是很自然的。但是，这种民主生活方式也有缺点，这就足绝对平均主义和极端民主化倾向在部队中影响较大，不利于指挥员集中精力来研究部队建设和作战问题。
后来，陕甘边红军通过陕西省委了解和领会了江西苏区中央红军的一套民主生活制度，还认真学习丁毛泽东在红四军“九大”上所制定的“古田会议决议”的小册子，认识到：“极端民主化的危险，在于损伤以至完全破坏党的组织，消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使党担负不起斗争的责任，由此造成革命的失败。”“极端民主化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敞漫性，这种自由散漫性带到党内就成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极端民主化的思想。这种思想是和无产阶级的任务根本不相容的。”①“绝对平均主义的来源，和政治上的极端民主化一样，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不过一则见之于政治生活方面，一则见之于物质生活方面罢了。”。②
从此，陕甘边红军的民主生活制度开始按照“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的方针逐渐健全和完善起来。一是树立指挥员的权威，规定了指挥员可以不放哨，部队设了参谋人员。使部队有了简单的分工，指挥员摆脱了不少事务，从而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考虑部队建没和作战指挥问题。“为了反对游击习气，规定要互相敬礼，一开始很不习惯。有的人一边敬礼，一边忍不住地笑。”③二是党委的决议必须坚决执行，决不能以种种借口阻扰党的方针的贯彻。三是建立了民主生活的机购和制度，成立了经理部（后勤工作单位）、医务室、列宁室（俱乐部）。还设立了一个小型的修械所，进一步完善了士兵委员会，规定了它的权利和义务。这样就使陕甘边红军的民主生活制度更加健全起来。
陕甘边红军的民主生活制度使红军真正做到了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培育了部队的民主作风。刘志丹的民主作风就是陕甘边红军民主作风的表率和模范。他虽然担任过总指挥、师长、军委主席等重要职务，但他每到一地，就立即深入群众了解当地的敌情、社情。因此，他熟悉陕甘边区的每一座山岭，每一道水沟，每一条道路，每一个村庄，人们都称他为“活地图”。行军时，他对部队的宿营、岗哨都布置得十分严密。住下来后，他常抽空和战士一起拧麻绳，打草鞋。他自己也和战士一样；身穿千补百纳的衣服，脚登麻鞋。他的生活非常艰苦，在那时，他家里只有两只大碗，两双高梁杆筷子。有一次，家里来了几个访问他的群众，他想招待却没有东西，最后找到了一个南瓜，煮熟后又因碗筷少只好轮流着吃。由于刘志丹平易近人，热爱群众，他在红军和人民群众中有着很高的威望，深受战士的爱戴，他的民主作风和艰苦朴素的品德也对整个部队优良风气的形成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四）坚决执行红军的三大任务，深入开展土地革命运动在开创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中锻炼提高部队的政治素质
中国工农红军是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在中国，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因此，中共中央在给中央苏区红四军的“九月来信”中明确提出：“目前红军的基本任务主要的有以下几项：（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红军不能实现三大任务，则与普通军队无异”。
在陕甘边地区，红军在执行三大任务的条件方面。面临着不利的条件。陕甘边地区未曾经过大革命风暴的冲击，这里直至红军游击队创建以前一直未曾有过如同南方各省那样广人的工会和农民协会的组织，未曾有过工农阶级同豪绅地主阶级的有组织斗争。“那里过去不但没有党的组织，而且群众连共产党这个名词也没有听过。”①“群众接受新的思想力甚差，尤其那个地方之封建迷信组织又相当强大而普遍（庆北成年人中人中占十分七八），如哥老会、天门会、释教会，这些组织带着很浓厚的封建保守迷信，他们对革命事业一点也不懂得。因此发展党的组织。必须要估计到这些客观的具本条件。如果你盲目地大量发展党的组织。不但不会建立强有力的组织，相反会把党葬送在这些封建的迷信的污泥坑中，这在当时是不能不注意的事情”。②从上面的这种情况看，陕甘边和陇东地区基本属于“那种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在这样的地方，陕甘边红军在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开展土地革命运动，建立党和群众组织，彻底铲除豪绅地主阶级统治的社会和经济基础等方面面临着比南方的红军部队更艰苦、更繁重的任务。
陕甘边红军模范地执行中共中所规定的红军的三大任务。在1932年，陕甘边红军刚刚诞生不久，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就发布了如下的布告：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经过晋陕甘数省，与国民党军阀血战数十次，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所到之处，白军闻风披靡。帮助正宁、山水①富平、邡州②、礼泉、宜君、中部③等数十县工农，分配豪绅地主的食粮财产数百万。劳苦群众和红军游击队团结一致，根本动摇西北图民党军阀统治，推进西北革命迅速向前发展，使广大劳苦工农及白军士兵同志起来为打倒国民党军阀剥削与压迫而斗争，为解放自己而斗争，来参加红军游击队。为拥护红军游击队起见，特宣布本军根本任务是：
一、本军是贫苦工农自己的武装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与国民党军作必死的斗争，绝不与任何统治势力相妥协。
二、本军所到区域，对于国民党军阀统治机关——县政府、区公所、民团局、里正等一一律铲除。
三、西北国民党军阀给予工农劳苦群众一切苛捐杂税、摊派勒索，概作无效。
四、帮助穷苦工农、白军士兵，起来分配豪绅地主的食粮财产和土地。
五、一切文字的、口头的高利贷、帐债、契约，宣告无效。
六、缴获白军、民团、警察的武装，武装农民赤卫队，保护自己的利益。
七、建立陕甘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
八、创造西北工农红军。
以上为本军之根本任务。望各地劳苦工农及白军士兵同志深刻认识，并迅速协同本军努力执行，以期早日实现，是为至要，此布。①
总指挥 刘志丹
政治部主任 黄子文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二年②
从以上的布告中，我们可以看到，陕甘红军游击队已经把红军的三大任务具体化。在红军的第一项任务方面，陕甘边红军明确提出了铲除国民党反动派的各级统治机关，废除苛捐杂税，摊派勒索，废除地主豪绅的高利贷、帐债、契约，建立苏维埃政府等主张；在红军的第二项任务方面，陕甘边红军提出了打击和消灭反动军阀部队，收缴敌人武器，武装农民，建立赤卫队，创造西北红军等主张；在红军的第三项任务方面，陕甘边红军提出动摇西北国民党军阀统治，推进西北革命发展，扩大革命影响等主张，这样就将红军的发展与土地革命运动和建立根据地的斗争结合了起来。
后来，毛泽东同志又进一步明确规定了红军必须执行“打仗消灭敌人；做群众工作，建立根据地；筹款搞生产”等内容的三大任务。为了借鉴中央红军的成功经验，在开辟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实践中，陕甘边红军又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明确了红军的三大任务，在相继召开的陈家坡会议、包家寨会议、南梁会议所作出的一系列决议中，进一步规定了红军的任务，这些任务概括有以下几点：
第一，建立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
第二，开辟三路游击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扩大革命武装和革命影响。
第三，巩固主力红军，以此作为武装斗争的坚强支柱。
第四，红军的军粮及经费主要取之于豪绅、地主，并有计划地向敌人夺取，建立流动仓库，分散储备，对农民既不“动员粮食”，也不“欢迎”粮食。
第五，成立牧场，喂养猪羊，减轻人民负担。
在当时，红二十六军从几次挫折中已经懂得，“不愿意做艰苦工作建立根据地，建立人民群众的政权，并由此去扩大政治影响，而只想用流动游击的方法，去扩大政治影响……凡此一切流寇思想的表现极大地妨碍着红军去执行正确的任务，故肃清流寇思想，实为红军党内思想斗争的。个重要目标”。为了完成党的政治任务，陕甘边红军必须深入陕甘边桥山山脉中段的南梁地区，做扎实、细致、耐心的群众工作，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建立党的组织。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才能真正动摇国民党反动派在西北地区的统治基础。
在实践中，陕甘边红军也认识到，由于西北地区反革命力量异常强大，红军力量非常弱小，因此必须扩大游击区域，建立三路游击区，到处袭击救人，扩大红色区域。这样既可以有力地支援和掩护南梁根据地的革命斗争，又能扩大革命根据地，使革命斗争得到发展。
由于陕甘边根据地地处经济落后的山区农村，广大农民生活极其贫困，陕甘边红二十六军采取了予民生息的方针，决定对根据地农民不征粮不派款，红军和苏维埃政府的开支，主要向豪绅地主索取，依靠打土豪作为主要的财政来源，红军和游击队的公粮、公畜，分散保存在根据地的农村，以防止敌人破坏，红军还办了一些小牧场，把没收豪绅地主的牛羊集中牧养，以备军需。
陕甘边红军的这些制度的实施，使红军执行了打仗、群众工作和筹款搞生产三大任务，红军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也是工作队和生产队。从而彻底破除了一切旧军队官兵之间、上下之间、军民之间的对立关系，使陕甘边红军紧紧地和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群众服务，保证了红军和人民群众团结一致，战胜各种困难，经受任何风险。
二、陕甘边红军的军事建设和战略战术原则
（一）实行主力红军、地方红军和赤卫军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
陕甘边党和红军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逐渐认识到，红军的革命战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党和红军如果不能同农民建立最可靠、最广泛的同盟关系，把千百万农民群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就不可能战胜残暴凶恶的反动军阀，就不能开创和巩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为此，就必须确立主力红军、地方武装、赤卫军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实行这样的结合，主力红军兵团可以随时执行超地方的机动作战任务，主要对付和歼灭国民党反动派的正规军。地方红军游击队则在赤卫队、少先队等广大群众武装组织的协同下就地坚持斗争，保卫和巩固根据地，组织配合主力红军作战，打击和歼灭当地的敌人，从而形成战胜敌人的天罗地网。实行这样的结合，既能做到全民皆兵，又可以使赤卫军随时补充地方红军游击队，使地方红军游击队逐步升级为主力红军部队，壮大人民红色武装力量。
为达到上述目标，陕甘边党和红军在红军部队、地方红军游击队、赤卫军的制度方面作了如下规定：
第一、在扩大红军活动中，实行自愿兵役制度，保证红军的兵员质量。
第二、在赤卫军、少先队的基础上广泛成立游击小组，开展游击活动。
第三、成立民间递步哨，帮助红军做情报工作。
第四、在关中、陇东、陕北建立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统一指挥各地方红军游击队的行动。
第五、群众参加地方红军游击队后，经过一个时期的军事训练和战斗锻炼，成连、成排地编入红军主力部队，充实和加强主力红军的力量。
第六、红军、游击队、赤卫军的武装弹药主要靠向敌人夺取，并收缴豪绅地主的武器。收缴的武器由收缴者使用；鼓励群众购买武器，买到新式武器给予特别奖励。
这些制度和政策实行后，收到丁显著的成效。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人民掀起了“扩红”运动，到处可以看到“母亲送儿上战场，妻子送郎当红军”的动人景象，红军武装力量得源源不断的补充和扩大。红军主力部队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兵力扩大到2000多人，各路游击队总指挥部统辖的地方红军游击队发展到几十支，兵员达到3000余人，赤卫军也发展到5000余人。红军主力、地方红军游击队、赤卫军的战斗力得了新的提高。
在主力红军建设上，至1934年底。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已拥有5个团的建制。其编制序列和领导人如下：
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师长王泰吉、刘志丹、杨森，政治委员高岗、谢子长（兼）。
第一团（团长陈国栋，政治委员张仲良）；
第二团（团长刘景范，政治委员胡彦英）；
第三团（团长王世泰，政治委员黄罗斌）；
骑兵团（团长黄子祥、赵国卿，政治委员杨森、张秀山）；
西北抗日义勇军（司令郭宝珊，政治委员任浪花、黄罗斌、马佩勋）；
红四十二师总兵力为2000余人，1500余支步枪，还装备了轻、重机枪，迫击炮等现代武器，使主力红军的作战能力明显提高。
在地方红军建设上，第二路游击队总指挥部统辖的游击队包括保安游击队、合水游击队、庆阳游击队、安塞游击队、庆北游击队、华池游击队、元城游击队、悦乐游击队、靖边游击队、甘泉游击队、延安游击队、瓦子川游击队、鄜县游击队，以及陕甘游击队五、六、七、八支队等十七支地方红军游击队，兵力1500余人。
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统辖的游击队包括宁县三支队、平子四支队、正宁五支队、湫头八支队、龙嘴子十六支队、中宜游击队、旬邑游击队、渭北游击队、耀县游击队、照金游击队、淳化游击队、建庄游击队、彬县游击队、特务队等十四支地方红军游击队，兵力达1500余人。
上述第二路、第三路游击区的地方红军游击队总兵力达到了3000余人，1500支步枪，具有相当强的作战能力。
在赤卫军建设上，规定除地方、富农不得参加外，每户至少一人参加赤卫军组织。赤卫军主要由贫苦青年农民组成，它的主要任务是，搞好递步哨，每村都设哨口，白天一人，夜间两人，传递消息，一发现敌情立即向乡主席和政府报告。当地绝大多数人都不识字，送的信大都是用纸折的一个角，在上面插上鸡毛，表示情况紧急。这些信传递得很快，一村转一村都按时送到了政府；清查外人，对进入本地区的陌生人立即报告政府进行审查；打土豪，在红军和政府组织下，赤卫军打击土豪劣绅，没收财产和田地，分配给贫苦农民。赤卫军同地主民团武装展开武装斗争，保卫农民的胜利果实和根据地的治安。另外，根据地各村都有少年先锋队组织，在赤卫军领导下，承担站岗、放哨、查路条、侦察敌情、传递消息等任务。
正是由于陕甘边党和红军逐渐形成了主力红军、地方红军游击队、赤卫军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陕甘边红军主力部队在反“围剿”作战中，发挥了高度灵活机动的作风，驰骋疆场，有效地打击和歼灭敌人，并在人民的掩护下，进行整编训练和休养生息，特别是在人力、物力上得到了源源不断地补充，得以坚持长期的革命战争。
（二）实行一系列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掌握反“围剿”战争的主动权
在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初期，刘志丹、谢子长同志就注意利用敌人的弱点，采取了长途奔袭、声东击西、避实击虚等战略战术，在每次战斗中均集中主力，实行歼灭战的指导方针，使红军在强大的敌人的围攻下，始终掌握战争的主动权。但是，党内“左”倾冒险主义者指责陕甘游击队的这种战略战术是“游击主义”、“逃跑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强令红军不顾条件，或是进攻敌人的关中平原中心地区，或是死守五顷塬，限制了红军的机动作战能力，导致了红军三次大的失败（即1932年6月陕甘红军游击队东进韩城的失败，1932年7月陕甘红军游击队死守五顷塬的失败，1933年6月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南下渭华的失败），给革命事业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在失败和挫折面前，陕甘边党和红军逐渐认识到，要想赢得战斗的胜利，必须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掌握战争的主动权。1933年9月17日，在红二十六军南下渭华失败后，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根据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决定，红军的作战方针是：打小仗不打大仗，集小胜为大胜。在反围剿作战中，采取主力部队转入外线。避其锋芒，待机歼敌。地方红军坚持照金根据地斗争的战略战术。后来由于运用了这种战略战术，红军主力北上陇东攻克合水，痛歼赵支治团，重创谭世麟民团军，打得敌军狼狈不堪。红军虽然暂时放弃了照金苏区，但却开辟了辟了广大的南梁根据地。
在此以后，反“围剿”作战中，红二十六军始终采取“避实矗亍虚”、“避强打弱”的主动灵活的战术，与敌周旋，拖增敌人，然后抓住战机，给敌人以歼灭性的打击，因而获得了反“围剿”作战的胜利。在反“围剿”作战中，红军也逐滞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从而形成了陕甘边红军独特的反“围剿”作战的战略战术原则。概括起来说，这些战略战术原则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红军必须依托根据地作战，充分发挥根据地地理、社会和群众条件等方面的优势，弥补武装装备和兵力的不足，使红军由劣势变为优势，造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第二，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歼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
第三，根据地不宜仅选一块，应同时建立数个根据地。形成犄角之势，互相呼应，互相支援，同时也能扩大红军的作战区域，使红军有广大的周旋余地，有利于粉碎敌人的“围剿”，有利于根据地的进一步巩固和扩大。
第四，红军作战方式以带游击特色的运动战为主，辅之以游击战，实行歼灭战的指导方针
第五，在反“围剿”作战中，红军针对敌军“围剿”部署的特点，或诱敌敌深入，或迂回外线，纵横驰骋于无堡垒的地带，抓住战机，打击和歼灭疲惫虚弱之敌，使敌顾此失彼，陷于被动和不利的境地。
第六，主力红军的大部担负外线机动作战的任务，地方红军和部分主力红军担负内线作战的任务，掩护群众，坚壁清野，保护根据地党政机关的安全。
由于陕甘边红军实行了上述正确的战略战术，这样就保证了红军在历次反“围剿”作战中的主动权。在当时，从总的情况来看，尽管红二十六军在反“围剿”作战中的兵力仅仅是敌军兵力的二十分之一，敞我力量众寡悬殊，但红二十六军总是能掌握战场主动权，甚至能在毛沟门战斗、西华池战斗等一系列作战行动中，一次歼灭大于自己兵力的敌军，使敌军闻风丧胆。
红二十六军及地方红军游击队之所以能取得十分辉煌的战绩，原因就在于坚持了保存自己、待机破敌的原则，充分发挥了游击战灵活机动、避实击虚、奇袭速决的特点。毛泽东同志在淡到如何以小部队打破强大敌人的“围剿”时指出，首先而且严重的问题，是如何保存力量，待机破敌。红二十六军实际上坚持了这一原则并针对敌人的清剿方针，逐步总结了切合实际，符合这一原则的战略指导方针。
毛泽东指出，游击队的会走，正是其特点。走是脱离被动恢复主动的主要的方法。红二十六军及地方红军游击队利用陕甘边桥山山脉层峦叠嶂、沟深林密的有利地形，往返穿插，时东时西，忽南忽北，使敌军难以掌握红军的行动规律，无法形成对红军主力的围追堵截。但是，红军的走不是消极的，条件对我有利时，就抓住战机，歼敌一部后又走，使敌军无法捕捉红军的行踪。红军正是用这种走中抓住时机就打，打了又立即走的方法，保存了自己，消灭了敌人。
毛泽东讲过，根据情况灵活分散兵力或集中兵力，是游击队的重要方法。在第一次反“围剿”作战中的第一阶段，红二十六军主力集中活动。这时敌人的封锁线尚未完全筑成，加之指挥不统一，行动不协调，担任驻剿任务的敌军往往滞留一地，坐等红军就范；担任追剿任务的敌军则孤军追击。而红军则集中行动，以大踏步的进退，拖着敌追击部队，趁其疲惫、麻痹之际，利用有利地形给敌以沉重打击，创造了西华池战斗以弱胜强的战例。在第一次反“围剿”作战的第二阶段，敌军在陕甘边根据地之间的各点线上筑成了密织如网的封锁线，红军大部队反而难以活动。高凤坡战斗中红军作战陷于被动，原因就在于此。为了更有效地打击敌人，保存自己，刘志丹同志确定红三团和骑兵团分散活动的方针，这既便于在敌后机动穿插，又保持了一定的作战能力。红军分散活动一段时间后，又按预定的时间、地点集中。总结经验，布置新的任务。在第二次反“围剿”作战中，刘志丹又采取了集中兵力为主，分散兵力为辅的方针，以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第三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北上陕北，与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会师，组成西北红军主力兵团，集中兵力打击敌八十四师高桂滋部，同时以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骑兵团、第一团、第二团分散活动，牵制和打击敌三十五师、六十一师、四十二师的进剿行动，保证了西北红军主力兵团作战的顺利进行。
在活动地域和对敌斗争的策略上，红军基本上坚持避实趁弱、避实击虚的方针。陕甘边红军初建时期，因经验不足，加之“左”倾错误的影响，主要在敌重点清剿的关中地区活动。这一时间，红军主要用兜圈子的办法，以求得保存自己，待机打击敌人。但因杜衡的错误指挥，红二十六军在南下作战中失败。1933年10月，红军再次北上陇东，往返数百里，打乱了敌人的部署，取得了攻克合水，痛歼赵文治团等战斗的胜利，获取了在大踏步运动中抓住敌人薄弱环节给以痛击的经验。随后在第一次反“围剿”作战和第二次反“围剿”作战中，刘志丹将避强趁弱、避实击虚的作战方针具体化，从而保证了红军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事实说明，在敌我力量绝对悬殊的条件下，红军只要坚持避强趁弱、避实击虚的方针，就可以得到生存和发展。
在战术上，红二十六军充分发挥了游击战速决、奇袭的特点。从1931年9月南梁游击队的诞生到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在四年的艰苦作战中。陕廿边红军的主要作战方式是伏击战和长途奔袭战，在敌军骄矜麻痹和疲惫之际，利用有利地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解决战斗。红军还常常采用了化装战术，妆扮成敌军官兵，大摇大摆地进入敌人的城镇或据点，趁敌不备，突然将枪口对准敌人，一枪不放地就将其全部缴械。这种化装战术尤如一幕幕惊险动人的活剧。这是战术上的一个创造。
红二十六军的干部战士来自工农，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经受了无数次胜利或挫折的考验，继承和发扬了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进攻时迅速、勇猛，打得敌人措手不及，难以招架，并且勇于短兵相接，解决战斗干脆。防御时，不畏强敌，顽强抗击，能够打退敌人连续冲锋，并能适时地组织反击。转移时，行动敏捷，且有日夜行军，吃大苦、耐大劳，攀绝壁，跳悬崖，战胜一切天然险阻的坚韧力，并能边走边战，使敌人堵不住、追不上。化装进入敌人据点时，沉着机智，应对自如，具有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和随机应变的能力，这种优良的作风是一种无形的力量，红军战士凭着这种力量，克服了重重困难，战胜了强大的敌人。
三、陕甘边红军的统战政策和经济待遇政策
陕甘边红军吸取了以往革命斗争中的经验教训，注意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在这方面的政策主要有：
第一，对具有政治背景的反动土匪武装和为群众所痛恨的惯匪，坚决消灭。对一般土匪，则采取各种办法去争取改造。
第二，对极端反动的地主民团坚决消灭，对同情、靠近共产党和红军的民团，则与之建立友善关系，互不侵犯。对那种既不反对，也不愿接近红军的民团，在实际斗争中教育他们，使之转变对共产党和红军的认识，并向红军靠近。
第三，对白军俘虏一般采取教育、改造的政策。
第四，对哥老会采取争取的政策，建立长期的统战关系，对其中的反革命分子，发动群众去清除，对扇子会、红枪会、硬肚、软缠等会道门组织，采取争取的政策，逐步加以改造。
刘志丹等红军领导人认为，对绿林土匪武装应进行阶级的分析。有些土匪武装如张廷芝、贾德功、杨谋子，①红军就采取坚决打击的政策。但对出身贫苦、成分基本上是农民群众的一般土匪，则采取耐心教育，争取他们走上革命道路的政策。如对郭宝珊部就采取了团结、争取、教育的政策。这支部队起义后，改编为西北抗日义勇军，党组织还派去政治工作人员，建立政治工作制度，并帮助戒除吸食大烟的恶习。随着成份的改变，陆续在部队发展了一批党员。这支部队的政治素质、军事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逐步成长为一支能打硬仗的红军队伍，郭宝珊本人也成为优秀的红军指挥员。西北抗日义勇军的改编，是陕甘边红军改造绿林武装成功的例证。毛泽东曾经指出：游民无产者，“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这个阶层是动摇的阶层；其中一部分容易被反动势力所收买，其另一部分则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性。”①陕甘边红军对绿林土匪武装的政策，完全符合毛泽东的这一英明论断。
同时，对民团武装，陕甘边红军也具体分析，区别对待。有些民团武装如谭世麟的陇东民团军，是一支极其凶恶残暴的反革命武装，对此就采取坚决消灭的政策；而有些民团武装，如合水东区民团贾生财部、中部县小石崖民团罗连城部，他们同情革命、帮助红军，红军则采取了教育、团结的政策，贾生财部后来改编为南梁游击队的一个大队，罗连成部从各方面积极支援红军，为红军解决了不少的物资弹药，安置了伤员，对红军帮助很大。由于陕甘边红军采取了上述政策，这样就最大限度地争取了一切可能争取的力量，集中力量打击最顽固的敌人，使革命斗争获得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值得注意的是，陕甘边红军的统一战线政策是在王明“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在全国各个苏区的发展处于顶峰时期逐渐形成的，这说明了在陕西省委被破坏后，陕甘边红军暂时（大约有一年半左右的时间）摆脱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束缚，坏事变成了好事。刘志丹等党和红军领导人从实际出发，认真思考，独立自主地解决问题，从而正确地探索出统一战线的政策和主张，因此，陕甘边红军的统战政策的实施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它是陕甘边党和红军实事求是、积极探索的结晶，对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开创了党在西北地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先河。
在经济待遇方面，陕甘边党和红军也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
第一，在扩大红军活动中，实行自愿兵役制。
第二，红军、游击队一律实行供给制。从领导干部到一般工作人员，从干部到战士，经济待遇一律平等，所有费用都由政府财政委员会筹措，统一安排。
第三，红军家属有分得好地的优先权。凡家住在苏区的红军战士，都应分配土地，白军士兵暂时不分配给土地，应分部分暂留作公用。
第四，对红军家属实行救济政策。
第五，对阵亡红军战士，均发给埋葬费，对烈属实行抚恤政策。
第六，红军军粮和经费依靠打土豪筹集，不向根据地群众征粮征款。
第七，建立小型农牧场，解决部分军费开支，减轻人民的负担。
上述政策的实施，既密切了党群关系、军民关系，也体现了拥军爱民，拥军优属的精神，鼓励和保护了根据地人民支援红军、支援革命战争的热情，培育了老区人民的优良传统。
四、陕甘边红军的教育方针及政策的实施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创立之初，就在部队中成立了军政训练队，分两个班次，一个是高级班，训练排长以上干部，一个是普通班，训练班长与优秀战士。主要课程有“游击队的活动方法”等，主要任务是讨论部队的改编问题。军政训练队当时设在正宁县三嘉塬，1932年春该训练队结业。
1932年4月，中共中央在《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中明确要求：“在可能的情况之下，即刻开办红军的随营学校与干部学校来训练新的指挥员。”根据这个指示，红二十六军第二团成立后于1933年舂在照金苏区开办了随营学校。后来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南下渭华失败，随营学校也随之解体。
后来，随着陕甘边南梁根据地的不断扩大和武装力量的深入发展，在“扩红”运动中，广大的贫苦农民参加红军。使红军部队迅速扩大，但他们的军事知识较差，急待训练，加之部队迫切需要党政工作的干部，“干部人才缺乏得很。”①鉴于此种情况，陕甘边党和红军重视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制定了一些政策，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成立红军干部学校，培养干部。
第二，信任政治上清楚的知识分子，分配适当的工作，并注意予以培养。
第三，开办列宁小学，并在学校开设军事课。
1934年10月，根据刘志丹的提议，红色政权在南梁荔园堡创办了红军干部学校，校长由刘志丹兼任，政委由习仲勋兼任，吴岱峰任军事主任，主持日常工作，马文瑞。蔡子伟等兼任教员，学校主要培养来自部队中下级干部，还有少量地方干部。教学内容主要有政治、军事、文化和政权建设。政治课包括“工农红军”、“党的基础知识”、“土地革命政策”、“党的‘六大’决定（十大纲领、革命性质等）”。军事课包括“制式教练”、“基本动作”、“尖兵活动”、“游击战术”等。刘志丹亲自担任军事课教学工作。文化课因为学员文化程度较低，基本上以扫育为主。
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红军干部学校改名为党政干部学校，培养对象除来自红军外，还有少量地方干部。校址迁到了豹子川的张家岔。
张家岔，位于豹子川河源头的两条溪流交汇之处。这里古木参天，荒无人烟。山根下有五孔废窑洞作校址，又发动学员自己动手开挖了一些新窑洞，用本柴制成门窗，土炕作为就寝和讨论场所，因陋就简，开始进行艰苦的教学工作。
刘志丹同志在教学中注重以身作作则，言传身教。有一次，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经过党政干部学校的操场时，刘志丹正带领学员上军事课。他立即喊了一声“立正”口令，并向习仲勋敬礼报告，请习仲勋检查工作。出于当时习仲勋年龄较轻，向来把刘志丹当成上级领导来尊敬，这突如其来的场面使他一时手足无措。刘志丹认真地说：“你是政府主席，向你敬礼报告体现了红军对自己政府的尊重。如果我们自己的政府，自己都不尊重，还有谁会尊重这个政府呢？”刘志丹的模范言行，绐学员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教学课，使学员深刻地领会到增强组织观念和正确处理军政关系的重要性，这种事被传为佳话，在边区广为流传。
当时，红军干部学校，既无正规的教室和教学设备，学员也无象样的学习用品，每人只发给一支铅笔和几张粗糙的麻纸，窑洞门前的空地也就成了课堂，架块黑板就开始上课，教员边讲边写，学员席地而坐，边听边记。就这样学习着革命的理论和军事技术知识，造就管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者。学员们的生活十分艰苦和清贫。一“三餐顿顿是糜子米饭，日常生活中必需的蔬菜也很难见到，偶尔吃到一点羊肉，就算改善生活。然而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无论是校长还是工作人员，无论是教员还是学员，人人认真教学，作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出色地完成任务。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党政干部学校办了两期培训班，前后培训红军干部200余人，还附带培训了10余名县长和10余名司号员。这些学员毕业后，多数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单位，成为红军部队的骨干人员，有力地推动了红军各项工作的开展，在后来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他们不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成长为卓越的红军指挥员。
后来在1935年7月，随着红二十六军主力北上陕北作战，陕甘边党政干部学校迁至延川县永坪镇，易名为西北红军干部学校，校长吴岱峰，政委张秀山，政治部主任李登赢，教育长张文丹，主要培训从红军部队中选送的班、排长，同时培养较高级的军事指挥人员。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西北红军干部学校与中央红军干部营（原中央红军干部团缩编而成）合并，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周昆任校长，宋任穷任政委，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1936年2月。中共中央与中央军委决定，将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易名为西北红军大学，周昆任校长，袁国平任政治委员，黄文骅任政治部主任。1936年6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西北红军大学定名为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简称“抗大”）。此时毛泽东兼任抗日红军大学教育委员会主席，林彪任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黄文骅任政治部主任，刘亚楼任训练部长。由此可见，陕甘边党政干部学校正是后来“抗大”和今天的国防大学的前身，在红军教育机构和制度的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陕甘边党和红军在开办红军干部学校的同时，还推荐了红三团先锋连的12名少年红军战士到列宁小学去学习文化知识。学校根据实际情况开设了军事课，训练格斗、拼杀，学习过硬的军事本领。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虽然学习条件极差，少年红军战士在学习上也不甘人后，非常刻苦认真，为其他学生树立了榜样。红色的学校就这样为革命造就了一代新人。
此外，红军部队中还普通开展学政治、学文化、学军事的活动，开展扫除干部战士文盲活动，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在红军部队和机关，“列宁室”（俱乐部）相继建立或进一步充实加强，“列宁会”（即周末文艺晚会和文娱活动）形成制度，文化生活生动活泼，丰富多彩，出现了朝气蓬勃的新气象。
陕甘边党和红军关于军队建设的一整套政策和制度的形成和实施，有力地促进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及根据地建设的顺利进行。红军部队的军政素质都有了很大提高。在极端困难和艰苦的条件下，陕甘边红二十六军遵照党的指示，发动和组织群众，积极开展游击战争，歼灭了大量的敌人，创建和巩固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红二十六军创造的这块根据地，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三大红军主力部队及红二十五军长征的落脚点。陕甘边红军为中国革命战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