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写政治抒情诗的诗人，郭小川曾在50年代写过《向困难进军》、《闪耀吧，青春的火光》等在当时广大青年中引起强烈反响的时代战歌，另一方面，又接受卢卡契的人性论的影响，创作出了《深深的山谷》、《白雪的赞歌》以及《一个和八个》这类人道主义的“毒草”。当“文革”爆发时，郭小川正任作协书记处书记，以他这样的人物自然属于“黑线人物”。对于“文化大革命”他是不理解的，更缺乏思想准备。当他的个人命运突然逆转，由红变黑，他陷入了深深的苦恼之中。
1967年夏天，郭小林下乡三年后获得一个机会回北京看望父母。那时的风尚是比赛看谁更革命。农场知青纷纷提出三年不回家或五年不探亲的口号，若不是领受一外调任务，他也许还要推迟两年才可能探亲。
虽然才过了三年，可是“文化大革命”使社会、家庭、每一个人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郭小林有“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感触。父亲来开门时，穿着家常的圆领短袖汗衫和白布裤衩。郭小林第一个感觉就是父亲完全不像记忆中那么年轻，他老了，使做儿子的感到陌生。上中学时，郭小林的父子关系很有点像《红楼梦》中贾政与贾宝玉的关系。父亲偶尔见了儿子（大约一两个礼拜一次），一般问问学习成绩怎样，儿子则肃立一旁，恭聆父训，一般极短，一两句话而已。当初下乡时，郭小林曾从父亲抽屉中偷翻出一张照片——50年代为访苏办护照而照的相片。照片上的父亲削瘦、英俊，一副马雅可夫斯基式的严肃表情。当他在农场时常悄悄取出来看，在他印象中的父亲总是那么年轻英武。
看儿子意外归来，父亲由于惊愕显得一时慌乱失态，手有轻微抖颤。母亲则一下子涌出了眼泪。父亲迅速克制并掩饰住自己的感情，没有拥抱，也没有握手。做父亲的对儿子也一定有些陌生。当晚，父子睡在同一间屋里。郭小林由于旅途劳累很快睡着了，半夜，不知什么缘故，他突然醒来，在一片漆黑中发现一个暗红的火亮在闪动，是父亲坐在他的床上心事重重地吸烟。不知他已坐了多久？白天，母亲已告诉郭小林，父亲被《人民日报》的造反派揪斗，还挨了打。过了许久，郭小林听到父亲缓慢地对他说：“我想了很多……你对我还很不了解，我要和你好好长谈一次。”
后来，郭小林在《对床夜雨》一文中回忆讲：“宁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那一日，我们父子对床，其时窗外虽无风雨，但‘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正铺天盖地而来，并终将席卷他以去……”
“然而，父亲说这几句之后，却只是沉默。终于，一切又复融于那如磐的夜色中了……”
半个月后，郭小林由外地外调回京，父亲已被关进牛棚，同许多著名作家一同集中住在文联大楼的地下室里。郭小林去给父亲送饭，被允许在地下室通道里同父亲见面。从半开的门缝中，能看见里面像旅店一样摆满了床，许多他熟悉的和不熟悉的作家都默默垂头坐在床边。郭小川压低声音对郭小林说：“把我和×××、×××这样的人关在一起！我怎么能和他们一样呢！”表情颇为不满。郭小川已身在十八层地狱，却自认为与那些黑线人物不同，自己是“红线”上的，是革命的。
应该讲，折磨郭小川的还有一层“心狱”。他要辩白、表忠心。他要向党剖白心迹，他为此写了许多“颂歌”。可是，只是因为他不肯向林、江集团做出奴颜，跪伏于地。他要保持一点人格，一点自尊。结果，他越是表忠心，越是“撄其怒”，被江青斥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不老实”。
1969年，郭小川随同文化部众多干部一同被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
湖北咸宁干校是建在一片荒凉的湖滩上。人住在湖岸坡上，每天要早早起床走四五里路下到湖底去开垦生荒。湖底很热，夏季又是最忙季节，抢收麦子，抢播稻秧。中午气温高达42℃，人在烈日、蒸汽中像蜡人，要化掉了。干校学员们每天半夜4时就要出工，10点下工，下午3时再出工，晚上8时回来睡觉，一天到晚汗不离身。作家韦君宜在回忆文章中说，她总是能看到郭小川毫不气馁地走在队伍中，像个农民赤裸上身，手中握着镰刀，边走边使劲唱歌。
每逢下雨天，新修的大堤路软稀稀的，从各连队到校部要在这种“水泥路上”走七八里。脚下去再提起来，就沾上几斤重的泥，要用力一甩，然后才能迈步。学员们三四人一屋，每人一个小马扎，屋中没有桌子，郭小川只有趴在床上写字，郭小川就是趴在床上披件旧袄，抽着劣质烟，写下《楠竹歌》、《花纹歌》、《江南林区三唱》。他写道：
我们怎能不欢乐！
因为我们拼命劳动；
我们怎能不欢乐呵！——
因为我们拼命革命——
《欢乐歌》林区三唱之二
1971年7月他写出了一首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热情高亢的颂歌：《万里长江横渡》。
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高举红旗。
大展宏图——
《万里长江横渡》
两个月后九一三事件爆发了，《万里长江横渡》、《江南林区三唱》等诗，在“批林整风”中被说成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反动诗。甚至说《横渡》一诗是《571工程纪要》的翻版。郭小川受到蛮横无理的审查、批判。
1974年，咸宁干校被下令与天津附近静海县团泊洼干校合并。干校迁移，列车在北京中转，学员们借此短暂机会回家看望家人、亲友，可是，火车到达北京站，不许郭小川出站，叫同行同志负责看押他。郭小川就这样在站里坐了几个小时，然后重上火车，转到天津静海团泊洼干校。
在团泊洼干校，郭小川再次受到审查、批判，被剥夺了写诗的权利。他又一次被赶上绝路，心灵再一次受到践踏。他的满腔忠诚被视为粪土。自运动以来，他被打骂、侮辱、隔离、监禁，上厕所有人监视，往来家信被拆检……现在又剥夺了他写诗的权利，这无异要了他的命！“哀莫大于心死，”郭小川陷入深重的精神痛苦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