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两点体会
为了纪念三中全会，我写了这本《1978：大转折》。我认为这个会议是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将近62年中出席和列席的、不算少的党的代表大会、中央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中开得最好的，也是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
在我所知道的党中央举行的重要会议中，在会前特别做了充分的科学准备，在会议期间充分运用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态度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重大问题的并不很多。1945年举行的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可以说是这样的一个。从1927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这十年中间，在党中央领导机关中发生多次严重违反科学的现象，尤其是1931年初到1934年整整四年中，这种反科学的思想统治了中国共产党全党，结果使中国革命事业遭受严重的损失。1935年贵州遵义会议后扭转了发展方向，但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因此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党的高级干部研究六大以来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在1942年、1943年、1944年举行多次历史问题的讨论，随后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并在七大召开前夕举行的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了这个决议。这就是说，这样一个对历史问题进行科学研究的工作进行了有三年之久，取得了成果，这才使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有了坚固的科学基础，使党能坚定地走向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
这一次中央工作会议的情况与党的七大，在强调科学思想这一点上从原则上讲是很相似的。稍远的情况姑且不说，在从1966年到1976年的时间内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长达十年之久。在这十年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犯了严重违反科学的政治错误，加上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活动，结果使中国建设事业遭受严重的损失，使中国走在亡党亡国的道路上。1976年10月在华国锋、叶剑英等同志的决断下，粉碎了“四人帮”，使中国的命运有了转机。
在“四人帮”被粉碎后的两年中既出现了好的现象、好的趋势，也存在不好的现象、不好的趋势。
好的现象是从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到1978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的两年中间，有大量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高级干部被平反、摘去“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帽子，从“专政对象”的处境下“解放”出来，走上负责岗位(大批老干部复出，是一个颇为周转复杂的过程。这样的事情从“文革”后期就开始了，在邓小平第一次复出时又解放了一大批干部，“四人帮”被粉碎后又有所进展。但是直到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时还没有彻底解决。要把这个具体和复杂的过程描绘得很准确，需要进行大量的调查和科学研究，写出系统著作。而直到现在还没有这样的科学著作问世)。同时在理论界，对在“文化大革命”中制造出的反科学的言论进行批驳。这些谬论包括按劳分配会导致新资产阶级产生、批判“唯生产力论”、实行所谓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认为发展经济会冲击无产阶级政治等等，总起来一句，要实行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界进行的在思想上理论上的拨乱反正，也是一种好的现象、好的趋势。
不好的现象便是粉碎“四人帮”之后的党中央不敢否定“文化大革命”，反而要求“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继续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不但对“文革”前毛泽东说过的话不敢有任何议论，甚至把年老体衰、不能正常地工作和思考、与干部甚至高级干部不能见面交谈、甚至连话也说不清楚的毛泽东的所谓“决策”、所谓“指示”奉为神明，主张“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个“两个凡是”竟成为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的方针。在这种方针之下，“文革”提出的许多错误观点、错误主张就会被当作正确的东西，在干部和群众中继续广为宣传，给那些想继续搞“文革”的那一套的人保留一套“最高指示”的武器。那的确是很危险的。
如果谁对这点还有点不那么相信的话，不妨读一下1977年8月12日华国锋所作的、8月18日通过的在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在这个报告中指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加深入人心，成为亿万群众进行胜利战斗的光辉旗帜”。在这个报告中还继续引用毛泽东说过的“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产阶级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并且因为毛泽东说过“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在这个政治报告中也就把1966年开始、在这个十一大上宣布结束的那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称之为“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且说“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绝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绝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
党的十一大是“四人帮”粉碎后召开的大会，是揭批“四人帮”、决定永远开除“四人帮”党籍的大会，是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的大会，是把邓小平选为党的副主席的大会，但是竟然说出这样的话。读到这样的话就会想到，如果不把“两个凡是”反对掉，就会一方面妨碍党和人民总结历史教训，一方面妨碍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中国的新思想新观点的形成和发展，中国的前途就充满着危险。我们一定要强调在对待马克思主义上，对待中国社会、中国革命和建设上，对待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本人问题上坚持真正的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态度。
于是检验真理标准的问题，就在中央工作会议的前夕提出来了。胡耀邦发起和推动了这场讨论，理论界的同志写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并且在学术界开展了大规模的讨论。
胡耀邦在1979年1月18日所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中说的完全符合历史情况。他说：
“这两年的思想理论工作，就它的规模来说，就它的战斗作用来说，超过了建国以来任何一个时期，可以说是延安整风运动以后理论工作做得最出色最有成绩的两年。”
两年来理论工作最后归结到真理标准问题的提出和讨论上来，中央工作会议可以说是这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决战和取得胜利的阶段。
读者们很可能注意到我用了这么多“科学”这个词，而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的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或者拨乱反正这样的语言。我的意思同那些话的意思其实是完全一致的。我说的科学这个概念中既包括一般科学，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因为马克思主义无非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关于近现代世界发展的科学的社会学说，对中国来说无非也是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学说，它是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本身是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展的，而且是要与世界上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实际相结合的。
就我国的情况看，1978年那个时候，与召开党的七大的1945年来比，时代不同了，任务不同了，但一定要在科学思想指导下工作这一条是不容违背的。指导我国革命和建设不但要有一般的科学，而且要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不但要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要有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而且要有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我在“四人帮”被粉碎后曾经讲过这样几句话：宗教之为宗教就是要人们膜拜它，法律之为法律就是要人们服从它，而科学之为科学就是要求人们去研究它、理解它，在自己的实践中去运用它。马克思主义既然是科学，就决不允许对它采取膜拜、服从的态度。
当然我们强调的科学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科学，还包括一般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在党的历史上，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军事科学就很重要。在遵义会议前党中央所犯的错误中也包括违背军事科学的错误。建设时期我们需要的科学的领域很广泛，即便是社会科学，也不都能包括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范围之内，何况还有自然科学、思维科学和各种应用科学、技术科学，以及众多交叉科学、边缘科学呢。在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中一定要讲求科学精神、科学态度。
下面我想讲一点1978年那个中央工作会议前夕三位中央常委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重视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历史事实。
1977年4月邓小平给中央写信，针对“两个凡是”提出对毛泽东思想体系要有一个完整准确的认识。1977年7月16日到21日召开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领导职务的决议。邓小平自告奋勇管科学和教育。政治局很快开会同意邓小平这个请求。就在政治局作出这个决定后的第三天，他与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三人谈话，说他不赞成在十一大报告中再写“唯生产力论”是“修正主义的谬论”这样的话，主张从现在开始应该倒过来说这个话。
他表示，于光远主持写的那本反对批判“唯生产力论”的书稿他已看过一遍，认为可以出版(这个意见在7月27日他同方毅、李昌的一次谈话中又说了一遍，并说他还想再看一遍)。也就在同一次谈话中，他肯定国务院研究室发表出来的关于按劳分配的文章，但认为写得还不大胆，希望改得更好(后来冯兰瑞同志执笔修改）。
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后，有截然相反的看法，他针对这个情况说，你们社会科学院是理论机构，在理论上不能让步，我不劝你们在理论上迁就，迁就就会失去原则。
1978年8月19日，邓小平又说起理论问题。他说：
“问题主要是由两篇文章引起的，一篇是讲真理标准的，我说过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是驳不倒的，我是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的，但是有些人反对，说是反对毛主席，帽子可大啦。另一篇是讲按劳分配的。我看了，先念同志也看了，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这时离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只有一个多月了。
接着就有叶剑英向中央常委提议召开理论务虚会的事情了。叶帅这个建议是什么时候提出的，我没有看到表明具体时间的材料，但肯定是在1978年9月中下旬。我的根据是叶剑英提出这个建议是听了国务院务虚会之后受到那个会议的成功启发而提出的，而国务院务虚会李先念的总结是1978年9月9日做的。另外叶剑英的建议又是在《红旗》杂志社写了一篇文章向中央常委请示后提出的，这也是9月间的事情。
胡耀邦在1979年1月写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中写道：
“到了去年(指1978年)5月，思想理论战线的一个重要发展，就是开始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这就引起了我国思想理论战线上的一场风波……去年9月《红旗》杂志社写出了一篇《重温〈实践论〉》的长文，文章送到了中央常委。叶剑英同志建议中央召开了一次理论工作务虚会。”
这个《引言》是对叶帅的建议是哪一个月提出的可靠的文献。
叶帅还向中央提出过一个建议，主张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印发到全国，可见他如何重视这个理论问题的讨论。
邓小平十分重视叶剑英的建议，提出开这样的会“索性把问题摆开来，免得背后讲。”邓小平说的“摆开”、说的“免得”是针对当时没有放弃或者没有完全放弃“两个凡是”的领导人。而且从邓小平同韦国清的谈话中又可以看出，这样的会很快会召开。后来决定召开中央工作会议。
中央工作会议原先的议题主要是讨论经济工作问题，但是这时开这个会议完全可以去实现邓小平“摆开”的想法。也就是说叶帅提出的理论务虚会的任务，事实上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实现了，思想问题、组织问题的解决更是超出了理论务虚会的范围。
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会议参加者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得非常热烈，并且与反对和抵制真理标准的同志进行面对面的讨论、进行尖锐的争论。这方面的争论为解决当前的实际问题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中央工作会议的成就又超过了理论务虚会，又证明理论对实际的巨大作用。因此在会议期间，邓小平在同胡耀邦和我的谈话中，在讲理论问题的重要性这个话题时讲：这个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越看越是个政治问题。这个意思后来在闭幕会议讲话中也讲了(见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中央工作会议充分发扬了民主，对这一点所有参加会议的人普遍亲身感觉到了，而且是十分满意的。主持会议的华国锋在11月25日的大会上和12月13日闭幕会上都讲了会议有充分发扬民主的特点。叶剑英、邓小平在闭幕会讲话中对会议也做了这样的估计。
会议的出席者的确敢想敢讲，勇于闯进“禁区”，讲人们过去不敢讲的话。会议的领导者也不干预任何人的发言，不给任何发言设禁区、定调子、搞框框，同时发言时间不限，发言次数不限，发言范围不限。对这几个“不限”，会议的领导并没有宣布过，而是自然而然地就这么实行了。会议出席者都是政治经验丰富的党的高级干部。他们自己会审时度势，发言恰当，但决不接受别人的干预。
会上发生过一件这样的事情。在一次各组召集人向常委汇报各组发言情况的会上(这次汇报的时间是11月21日下午和晚上)，汪东兴发言说：大局要考虑。我们不乱。我们要搞民主，要有领导的民主，有领导的集中，全党要团结，不利于党的话不讲，不利于党的事不做。这些话从字面上说没有错，但是那时在汇报会上汪东兴讲这样的话，就有对分组会上的发言批评或者事先警告的意思。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都是党内很有经验的高级干部，岂会听不出这几句话的意思？因此在这话传下去之后，各分组的出席者就很不满。不仅各组发言没有受汪的影响，并且在11月27日召集人向中央常委汇报会上，各组就提出了这样一条意见：“汪副主席上次会上说的关于要有领导的民主和集中的说法，大家认为这种说法与华主席25日大会上对会议的估计不相适应。我们这些天的会议，不涉及有无领导的问题，‘不利于党的话不讲，不利于党的事不做’这个提法也不好。开这次会议就是为了讲清楚。”汇报会上分组召集人反映各组对汪东兴讲话的意见时，汪东兴就在座，会上汪也没有再说什么。大家把汪东兴那几句话顶了回去。
对在“文革”中和“四人帮”被粉碎后两年多时间中，讲过对现实生活产生坏影响的话、做过产生坏影响的事的同志进行批评揭发，是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充分发扬民主的重要方面。这方面的一个突出表现，是指名道姓地批评犯错误的人，包括对一位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的常委的指名道姓的批评。尽管批评者讲得很尖锐，但没有不让别人申辩反驳的气氛和施加这种压力。当面讲就是要听不同的意见，允许你反批评，至于你做不做反批评，那是你自己的事。
讲话只是会议充分发扬民主的一个主要方面。还有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会议的出席者参与会议准备做出的决定文件的起草。办法是让会议参加者了解会议准备做出决定的事情，希望他们充分发表意见，把这些意见收集起来，作为修改原来准备的文件草案的根据。对会议准备做出的两个有关农业的文件的制定过程就是能够说明这一方面充分发挥民主的例子。
中央工作会议并没有通过中央的决议和选举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这样的权力。因此出席这个会议的人也就没有这种表决权和选举权。但是有推举权、建议权，在会上大家也就充分使用这个权利。
在这个会议上发言很普遍，几乎所有的人都表示了自己的看法。我所在的西北组除纪登奎同志外有34人，个个积极发言。发言在4次到6次的最多，发言在10次以上的有两人，发言在7次到9次的有9人，发言在3次到6次的有15人，发言在3次之下的有8人。可见发言的普遍程度。
讲民主就是讲平等。这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政治局委员在分组会上同一般会议参加者同样发表意见，他们并不代表政治局，而是以与别的出席者同样的身份发言；在会议者的心目中并不把他们看作是高一个层次的领导人，他们发言也并不特别郑重其事、特别慎重，让人们忘记了他们是政治局委员。至于那五位中央常委，他们不但没有编入六个分组，而且都没有出席过一次分组会。我相信如果出席，也决不会在会上发什么指示，或发表什么“重要讲话”，会平等地参加讨论。常委也发表意见，那是在常委会上。有一些意见他们是在常委听各组召集人汇报时发表的。他们各自讲自己的观点，也就是各自运用自己的民主权利。这些观点也大都传达到各分组，各组的同志也可以对他们的观点发表意见。
常委们的发言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各人讲自己的观点，这些话对出席者没有约束力的，出席者可以从中受到启发。二是由主持者代表常委发表对会议有指导性质的意见。这样的内容很简单，主要是程序性的。我们西北组要李登瀛、王惠德和杨西光修改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意见，要胡耀邦、王任重和于光远改出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文件，就是常委会上布置的。我们积极完成了这个任务。
本来民主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人们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可以说是带有根本性的内容之一。在这个会上大家感到自己的积极性没有受到任何压抑。当然也受到当时传统力量的束缚。比如有些人用很多心思去讲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问题，翻来覆去地讨论是重复毛泽东讲的话是“高举”呢，还是实事求是地看待现实生活是“高举”，而没有人愿意去评论“高举”这个提法本身究竟正确与否，也没有提出这样的问题，大家心里明白，在会上提这样的问题是不明智的。
写一个全国性全面的文件的时候，在其中写上一段发扬民主的话，这种做法，不知道从何时起似乎已经成了一种“规范化”的行为，因此常常成为一种套话。套话有它的功用，但只能起套话的功用，不能给人们新鲜的感觉，也不能给人们以思想上的启发和教育，不能激起人们民主的热情。如果有深刻的见解，有新鲜的语言，有与实际结合的内容，情况就不一样了。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不论叶剑英还是邓小平，在会上的讲话中对民主问题所讲的话，都会给与会者很深的印象，也会给读到他们讲话的干部和群众一种深刻的印象。叶剑英在闭幕会上的讲话中专门讲了充分发扬民主(而不是一般地讲要发扬民主)的话题。他揭露“四人帮”制造的实行民主是搞资本主义的奇谈怪论，是以封建主义冒充社会主义，而我们的重要任务就是要注意克服封建主义思想的残余。叶剑英还讲了领导干部不要嘴里天天讲民主，可是稍微尖锐一点的意见一来，面孔就拉长了。他讲的这些话就接触到事情的本质，完全不是套话。他还要求，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发扬民主精神能够永远坚持下去。他对民主讲的这些话十分诚恳，今天读来还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邓小平有一个给下面的干部“积极权”的提法，十分新鲜。充分发扬民主就是给大家以“积极权”。也许有人会问：这两个讲话是会议闭幕那天讲的，对会议的进程是否发生了作用？我想指出，他们关于民主的思想早在闭幕前就有许多表露。邓小平关于“积极权”的说法就是在11月间一次召集人向常委汇报时讲的，他讲的这个话传到各组，鼓励了大家充分发扬民主的热情。
列宁对民主有一个见解，那就是民主是需要条件的。法律上可以写某一个人与另一个人有同等的民主权利，但是一个为获得自己的最低限度的生存资料占用了他几乎全部时间都还不够的人，怎能有时间去参加社会政治活动、过民主生活呢？有一些人想开会却没有自己的礼堂，也租不起礼堂，他们的活动也就不得不受到很大的限制。资本主义国家里谁都知道竞选一个官职，要花一笔相当大的费用。谁要竞选总统这样的高级职务，没有很大一笔钱是绝对不能参加的。不论你多么得人心，没有财力的人是竞选不起的。我们开这样一个工作会议，有京西宾馆这样好的地方，有很多很好的会议室，有很好的饮食、住宿、服务，这就有了开会的物质保障。我们这些人都是党和国家干部，在参加政治活动方面时间基本上是有保障的。
在这里我们讲时间的问题，说的是这个工作会议给了出席者以比较多的时间，把想讲的话说出来。这个会议开始时华国锋曾说这个会准备开二十多天，从11月10日开始算起，也就在11月底结束。后来根据需要一次一次地延长，延长到三十六天，时间应该说是比较宽裕的。
为了充分发扬民主，对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人来说，简报工作是一个能否充分发挥民主的很重要的条件。如果没有简报工作，我们这些人除了参加很少几次全体会议之外就只是在自己的分组内活动，其他组的情况就不会知道，更不可能越出本组范围来进行讨论了。中央的会议我出席或列席过许多次，会议一般都发简报。坦率地说，有些会议的简报中看到的尽是些空话套话，实在没有什么可看的。原因是一方面有些人似乎有了说套话的习惯，二是许多人发表的实质性的意见都被“简”去了。因此除了本小组之外，对其他组的情况就几乎一无所知。而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简报是很有意思的，可以经过它了解其他组的许多情况，可以参与别的组提出的问题的讨论，对其他组的同志们的发言发表意见。
我对会议的简报工作是很满意的。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很多，有的有发言稿，有的是即席发言。我没有去对照我的发言和简报登出的摘要，当时我的印象是摘录得不错，没有把我讲的重要内容删去，而且简报出得很快。从其他组的简报上我也可以看到我有兴趣的材料。例如站在坚持“两个凡是”立场、抵制真理标准讨论的那些同志的发言，我就能够通过简报看到，可以根据简报发表意见，同他们进行讨论。会议的简报是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必读的材料。把阅读简报作为我会议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想这个会议做简报工作的同志工作一定很紧张。他们在这个会上是默默无闻、然而是做了很重要工作的人，可惜我一个也不认识。
同时会议开头几天的简报和以后的简报也不完全一样。开头几天似乎问题多一些。11月13日胡耀邦在西北组的发言很长，但简报登出的就很短。我原先以为是胡耀邦故意删短的，最近在我的“故纸堆”里，找到胡耀邦在11月15日西北组发言时我做的笔记，其中有一句：
“简报不要删去关键问题。”
原来胡耀邦曾经有过意见。在一次召集人向常委汇报的会上，我们组反映了徐向前对会上的发言简报六天以后才登出表示不满。看来简报编成这样是徐向前、胡耀邦等人提了意见之后才改得比较好的。我最满意的是11月26日江一真的发言和杨西光与我的联合发言点名批评了汪东兴，简报没有删节，而且出得很快，很令人满意。大概那时编简报工作方针已经明确，不能随便删节和延迟了。不过在以后对十一届一中全会选出的某些政治局委员在“文革”中的错误进行批评时，汪东兴在一次常委会上又主张“涉及政治局的问题的简报晚一点”。对此常委会没有表示同意，似乎并没有这么做。
当然对简报这件事不会所有的人都满意。不同的人在看了简报对自己的发言的报道和看到别人发言的报道后，会有不同的感觉。我觉得满意，有的人就不一定这么看。我就在有一期简报中看到有一位发言人对简报提出了意见，而简报也把这个意见登出来了。但我认为简报能够这么登就是一个好的表现。我觉得不要以为简报是一件小事，实际上它对于充分发扬民主的关系很大。
这个会议的简报数量不少，我知道西北组的简报一共出了71期，其他组的简报的数量也相仿，它们是研究这次中央工作会议非常宝贵的资料。党史研究部门一定掌握全部材料，不过在中央工作会议的某次汇报会提出简报上对许多人的揭发未必都符合事实，有人问是否需要核实，而常委的意见不必去核实，我赞成常委的这个主张。首先是因为这些揭发基本上是准确的，同时党处理这些人的问题也不会根据简报，而是要去做认真切实的调查和掌握各种证据。这是科学性很强的工作。至于会上的揭发，只能把它作为一个线索、一个反映来对待。在开会期间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花时间去核对事实。
总之，对于会议简报成为会上充分发扬民主的工具这一点，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认为值得怀念。
可能有人认为简报工作这样的事，不值得我在这里花很多的时间来议论，我不这样看。因为既然是一个大会，人们是来参加这个会议，而不是参加某个小组会来的，他就有了解其他各分组情况，并针对其他组的情况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也有让其他组的人听到自己发言的权利。限制简报就是限制了出席者本来拥有的权利。因此简报工作直接反映出会议主持者的民主思想、民主觉悟和民主作风，会议的参加者即使嘴里不说，可都亲自体会到这一点，心里都有数，搞得不好是会直接损害会议主持者的形象。
从这些情况来看，说这个会议是一个充分发扬民主的会议是符合事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