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初一两天分组讨论中，发言人几乎都按照华国锋讲话中提出的要求，对从1979年一月起着重点转移的问题表了态。
对于这个重点转移问题，当时出席会议的许多人——也包括我在内——的看法是，从整个工作的发展阶段来看，重点转移到建设上来是必要的，因此采取拥护这个提法的立场。但必须提醒人们注意，关于揭批查“四人帮”还存在大量遗留问题：“天安门事件”性质还没有平反；“文革”中提出的许多错误观点和理论(它们又都是以毛泽东的名义发表的)也还没有澄清；许多重大冤假错案还没有平反；在“四人帮”统治时期做了许多坏事的人很可能隐藏起来，逃避批判揭发，以后也许会再度神气起来。对这些问题的解决还要经过一番斗争，绝不容许忽视。
在这方面，华国锋在他的讲话中也说了一句：“要对运动中这些来不及处理完毕的问题继续进行细致的工作和妥善的解决。”他也提到系统地批判林彪、“四人帮”要用更长的时间来进行。但是他说得太抽象了，必须解决的问题在讲话中都回避了，分量也太轻了，的确有揭批“四人帮”不能彻底完成的危险。因此出席会议的人们听了华国锋的讲话后，一方面表示拥护，另一方面有些担心，表示不能满意。
胡耀邦11月13日在我们西北组中关于重点转移做了发言。他认为华提出的着重点转移问题的性质属于工作方针工作部署问题。他引证毛泽东说的要“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要等一波平了之后再去提新任务。然后说揭批“四人帮”这个“波”还没有平，而是到了波峰，这正是提出建设任务的时候。同时他指出着重点转移不等于揭批“四人帮”的工作已经完成。他也举了如“天安门事件”等大是大非问题必须彻底解决。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
在讨论着重点转移时，很多发言者都持类似的立场，赞成从明年起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但是一定要把该解决的问题解决好。
在这里我想插进讲一个有关“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口号”的问题。
本文一开头引用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概括全会成果时说了一句“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做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在讨论决议草稿时，这是一句我感觉并不完全符合会议情况的话。
现在我想就自己接触到的有关这个会议的资料和自己的回忆来讲一点看法。
上面我已经写过，华国锋的讲话中关于着重点转移的内容没有表达出这个意思。他只是说要“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内的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没有说“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口号。对阶级斗争，他说的是要“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一起抓”。还是把“阶级斗争”放在最前面。当然他也确实没有再说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但没有说并不等于“果断地停止使用”。在分组讨论中也没有人把华国锋的讲话理解为“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的发言，上面我介绍的西北组胡耀邦在分组讨论中的发言是有代表性的。
也许在三中全会上有人主张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得到许多人的呼应，然后在讨论通过公报时写进公报里去。但我记得也没有人作这样的发言。三中全会公报对阶级斗争问题讲的那一长段话，也没有这个意思。在三中全会公报中写进的那一段话是：
“我们国内现在还存在着极少数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我们决不能放松同他们的阶级斗争，决不能削弱无产阶级专政。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应该按照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针去解决，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去解决，决不允许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界限，决不允许损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现在三中全会公报已经成了20多年前的一个文献，当初我没有参加公报的起草工作，也没有在三中全会分组会上参加对公报意见的讨论(在分组会上我不想对此作任何发言)，在看到公报这一段这么写法就不以为然。公报中那一段话是从毛泽东在1957年2月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引用下来的，主要的意思是指出“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同“以阶级斗争为纲”并没有矛盾，不能理解为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口号就是在这个讲话之后几年(1963年)提出来的。
至于这个会议出席者有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的，我认为是不少的。可是我不记得有谁对这一点发言。会上人们只是一般地反对“两个凡是”，在联系实际上只涉及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那些问题，至于那些与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远一些的基本理论、基本概念、基本口号，大家并不去触动它。而“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属于基本理论、基本概念、基本口号这个范围内的问题。在不想公开批评毛泽东的基本观点上的错误的前提下，当然最好是不去涉及这类问题。
我不赞成把一切错误观点都说成是康生和“四人帮”的事。有人认为可以采用这种办法来保护毛泽东。勉强这么做，结果只会造成思想的混乱。
比如在三中全会闭幕不到二十天的1979年1月3日，胡乔木讲了一篇《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些提法问题》的话，我认为就有采用这种不恰当的办法的问题。比如讲话中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应当怎样理解”的问题，指出“这个提法，要看在什么意义上、在什么范围内讲才有意义。不讲清楚就会引起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的混乱”，“势必造成阶级斗争的人为的扩大化”。
又比如讲话中还说“四人帮”和康生把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所说的“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这段话篡改了，在“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个句子的“存在”两字前边加上了“始终”两字，因而把毛泽东的话“搞得面目全非”。我认为加上这两个字固然很糟，但不加这两个字也未必正确。由于胡乔木这篇文章就写在三中全会公报通过不到两周，因此也可以作为三中全会并未作出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口号的决定的一个旁证。
胡乔木后来这样来写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但是在三中全会及三中全会闭幕后不到两周他的《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些提法问题》的讲话却这样说：“毛泽东同志在八届十中全会说：‘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这个提法后来被林彪、‘四人帮’一伙歪曲和篡改了。康生主持修改的‘九大’党章总纲也采用了这个说法，说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毛泽东同志没有说过‘始终’这两个字，这两个字是康生加的。加上这两个字，就把毛泽东同志的话搞得面目全非，在逻辑上也讲不通。列宁说：‘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如果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始终存在，那怎么消灭阶级，怎么进入共产主义？那岂不等于说，社会主义永远不是社会主义，或永远不能实现消灭阶级的社会主义？这种‘始终存在’的错误提法，迫切需要纠正，也很容易纠正。”对“还存在”和“始终存在”大做文章，是没有意义的。他引用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的话，说如果说社会主义阶段的阶级斗争始终存在，那怎么消灭阶级？其实列宁这句话的意思，完全可以合乎逻辑地理解为在社会主义阶段以不断消灭阶级的行动，改变原先一直存在的阶级，最后达到把阶级消灭的结果。胡乔木这样来驳斥别人也是站不住脚的。胡乔木用这样咬文嚼字的办法来为八届十中全会解释是没有意义的。
接着，他还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应当怎样理解？这个提法，要看在什么意义上、在什么范围内讲才有意义。不讲清楚就会引起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的混乱。”这个口号提出的含义，在实践上谁都很清楚。由此产生的问题，并不是因为没有讲清楚，才“引起思想和实际工作中的混乱”。很清楚，在实践中应该摒弃这个提法，不但现在要摒弃，就是在提出的时候也没有起任何积极作用。胡乔木到1979年还想维护这个口号，企图用“说清楚”它的意义的办法来维护这个口号，并没有“果断地”反对再提这个口号。
他想纠正的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一种理解是认为“只要还有残余形态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就还是社会前进的动力”。他认为是这种理解而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口号本身，“势必造成阶级斗争的人为的扩大化”。
接着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讨论，他又提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是否仍然是主要矛盾的问题。他表示不同意这个说法，理由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并没有这样说”，这个讲话中毛泽东讲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胡乔木说：“1966年以后，林彪、‘四人帮’借口抓主要矛盾、抓纲来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反对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面来。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现在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且不说在这里主要矛盾和基本矛盾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只要提醒人们注意，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文章之后的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那段论述，就可以知道毛泽东不是还强调“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吗？真想不通胡乔木是如何“正确”理解这篇文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