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家戴庄现属滦南县，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冀东八路军北宁路南（下简称路南）游击区中的一个拥有371户、1765口人的大村。北距张各庄8公里，南距倴城8公里，是倴（城）张（各庄）公路的必经之处，1942年12月5日（农历十月二十八），驻张各庄、司各庄的日伪军250余人，在日军骑兵队长铃木信指挥下，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潘家戴庄大惨案，屠杀我同胞1280人，烧毁民房1030间，财物抢劫一空，美丽富饶的村庄变成一片焦土。杀人现场惨不忍睹：30名婴幼儿被杀入强盗摔死在碌碡上，（60名孕妇身遭杀戮，27户被杀绝，31户只剩下孤儿寡母。惨案虽己过去47年，但日本侵略者欠下中国人民的这笔血债，潘家戴庄人民是刻骨铭心、永志不忘的！
1942年10月，日本侵略者在冀东推行所谓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并规定“自12月2日至8日期间，配合大东亚战争一周年纪念活动，使本次运动达到最高潮。”
日军先是以路北为重点，沿长城各县制造“无人区”，驱赶路南地区16岁至60岁的男人去路北挖沟筑垒。尔后，在路南挖“遮断壕”，搞“清水模鱼”。日伪军驾着大板车大肆抓捕男性青壮年去做劳工，违者遭枪决、刀砍或就地活埋。对于没有“良民证”的外乡客商、走亲访友和赶集上店的农民，则视为“通共”、“通八路”分子，枪挑、刀砍于“杀人坑”，并下令不准收尸，收尸者也以“通共”治罪。
为了配合路南地区群众的抗日活动，八路军迁，滦、卢县基于队大队长张鹤鸣率二连、新三连和地方游击队一部，挺进路南。经常活动于唐官营、川林和潘家戴庄一带，寻隙打击敌人。12月4日下午4点，当我部队由唐官营经潘家戴庄向程庄转移时，日军派出一个骑毛驴的密探，尾随在我部队的后边，探清我部队的人员装备后，从潘家戴庄折回张各庄据点。晚饭前我部队刚到程庄，准备在该村宿营，铁杆汉奸、伪保长程殿栋同伪办事员程为平，偷偷溜进僻城据点，向伪警察分局长王星寿报告。王星寿这个汉奸，为献媚请赏，马上通电他的主子——驻张各庄日本骑兵队队长铃木信。在此之前，负责在冀东执行“五次治安强化”的日军第27步兵团少将兵团长铃木启久（后升为第117师团中将师团长）曾指令所属第一联队骑兵队“迅速对该材进行‘剔抉’，彻底消灭该地的祸根”。所以，铃木信得到王星寿和密探的报告后，如获至宝。当夜就召集张各庄、司各庄两处日军、特务、伪警备队250余人，深夜12点出发，在柱王庄会合后，直扑程庄，去执行“剔抉”计划。人称铁腿、夜眼的神八路——迁、滦、卢基干队，得知程庄伪保长程殿栋逃跑的消息后，即刻撤离该村。午夜12点，从店子忖迂回到潘家戴庄。天将佛晓，从村西传来了稀疏的马蹄声，隐隐约约的人影也凝眸可见。我隐蔽在村西高坡、岭地上的哨兵，断定是敌人摸上来了，即刻向敌射击，走在前面的两个日军尖兵，应着枪声栽下马来，一个当即毙命，一个捂着伤口嚎叫不止。一心想到程庄围歼“土八路”的铃木信，万万没有想到会在潘家戴庄挨打。一下不知所措，慌忙拨马败逃。特务和伪警备队也犹如丧家之犬，尾随着掉头西窜。失魂落魄的日军、特务逃至皂户村，按兵未动，伺机反扑；被吓得胆颤心惊的伪警备队，趴在潘家戴庄村西的沙岗子下边，等待“皇军”命令。
我迁、滦、卢基干队，为保存实力，决定暂时避开敌人的锋芒，迅速转移。部队行动前，怕老百姓身遭不测，动员他们一同转移。村东头的几家群众随着转移出去了，但多数群众受了伪保长戴老四什么“‘中日亲善’，‘皇军’来了不跑不溜，就会不杀不砍”的欺骗宣传，没有转移，善良的人们哪会知道，一场浩劫即将降临到他们头上。
12月5日天亮后，日军派出的密探回报：“八路军已经跑了”。铃木信声嘶力竭地喝令部下，重新整队杀回潘家戴庄。250多名日军、特务把潘家戴庄包围后，端枪、持棒挨门挨户喝令男女老少统统到村东南角的大场里听“皇军”讲话，慢者棍棒打，违者杀头！多数群众还没吃早饭，就被豺狼野兽赶出家门。全材老老少少，不管盲人、残废还是病人都被驱赶到庄东南“会场”上。这里刀枪林立，戒备森严，东、北两面的房子上站满了端着刺刀的伪警备队，场南的围墙上和路口中间，架着好几挺机枪。日军和特务头目们，齐聚“会场”中央。铃木信面对群众虎视眈眈，阵阵狂笑；特务爪牙横眉立目，拎着棍棒，端着步枪，围着群众晃来晃去。场上的百姓们预感到一场灾祸就要临头。
9点时分，心狠手毒的日军、特务，从人群中抓出了教师马文焕，厉声问道：“八路的有多少？都往哪里去了？”马文焕刚说出“不知道！”一群特务蜂拥而上，朝他一阵乱棒，打得他遍体鳞伤，鲜血淋漓。一个特务对准他的脑袋又狠狠一棒，殷红的血浆立即从他耳朵里喷了出来，马文焕惨死在血泊中。几个日军、特务盯着喷血的耳朵，跺脚狂笑。接着，一个特务又从人群中拽出了齐盘成，先用凶狠的目光扫视一遍人群，然后回过头来，大声喝道：“要不说出八路军的下落，同样下场！”齐盘成未及答话，就被打死在地上。此刻，一个日军又从人群里拉出青年李庆发，随后扒去他的棉袄，另外四个日军端着刺刀，对着他的前胸后背，连声逼问：“八路军的哪里去了？”李庆发回答“不知道！”日军再次逼问，他还是回答“不知道！”这时，豺狼成性的日本强盗，一刺刀扎在李庆发的肚子上，热血喷了一地，肠子流出肚外，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之下。潘恩田，因躲避鬼子藏在自家的幔子上，被特务发觉后，赶进杀人场。他刚走进人群，就被日军、特务抓出来一阵苦打。潘恩田的母亲见到日军、特务打自己的儿子，心如刀绞，急忙从人群里挤出来，一面用双手搂住儿子，一面对日军、特务说：“他，他是我儿子……。”“死了死了的！统统的八路！”日军哇啦哇啦地叫着，伸手把潘恩田的母亲抓起来，推人人群。随后在潘恩田身上又是一阵乱棒。潘恩田的肩胛骨被打碎了，耳朵被打烂了，他昏死过去。日军、特务唯恐他不死，又从左腿上扎了他一刺刀。随后日军、特务又杀了潘恩田的母亲，活埋了他的妻子、妹妹，摔死了他那刚满四岁的儿子。数小时后潘恩田死而复苏，强忍着伤痛从死人堆里爬出来，逃出了虎口。
时近中午，日军、特务按照铃木信的指令，窜入人群，一起抓出了李忠海、潘恩和、戴运成、戈振久等十几名群众，用刀枪棍棒打死，仍没有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
气急败坏的日军、特务，一看问不出八路军的去向，便对全村人狠下毒手，从人群中挑选出20多名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用枪逼着他们将地主潘俊章紧靠场北挡车霸道的老沟，加深加宽，挖成了一条长10丈、宽7尺、深6尺的大坑。大坑挖好后，日军、特务从挖坑人手中守过锹、镐，驱赶群众进坑。群众面对死亡，挣扎外闯。敌人手持刀枪、棍棒、锹镐，在人群中狂刺乱打。棒起刀落、锹劈镐砸，善良的百姓成片成片地倒了下去。万恶的日本强盗，把打死打伤的人们，扯着双腿扔进大坑。周树全誓死不进杀人坑，被日军一镐创死在坑沿上。戴昌田被日军推进坑里后，他奋力挣扎着往外爬，又被鬼子一镐砸碎了脑袋。日军把人们投入坑内，然后在上边堆上柴草纵火焚烧。这时，未死的群众发出阵阵凄厉的惨叫声，活着的拼命挣扎着往外爬。周树清刚从坑里爬出，又被两个特务扔进火堆。周树恩刚给日军装完车，就被特务押入杀人场，打入烈火熊熊的大坑。他乘敌一时不备，从火坑里滚爬出来，随手扒下着火的衣服，赤身爬出了杀人场。
时过正午，敌人用过午饭，又把杀人魔爪伸向妇女。开始，敌人用刺刀、棍棒、锹镐驱赶妇女进坑。女同胞们停步不前，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们就用绳子拉、扁担赶将她们推进了坑。大坑里堆满了死人和活人，拥挤不下了，鬼子、特务逼着人们又挖了一个长两丈、宽一丈五、深五尺的大方坑，将妇女们继续往下赶。齐安居的妻子，从坑里往外爬，一个日军朝她前胸狠狠刺了一刀，齐妻躺在了血泊中。她的两个女孩子，一个叫菊勾，一个叫白勾，见到妈妈被敌人扎死了，趴在母亲身上放声大哭，万恶的日军又用刺刀把两个孩子挑进坑中。周树昌的妻子正顺着坑沿往上爬，被日军一刺刀挑开肚子，立刻肠胃落地，胎婴流出。
在妇女们惨遭毒手之前，一个身穿黄呢子军装，斜挎腰刀的日军军官，在坑边上大喊一声，“花姑娘的，这边来！”张占鳌等一伙特务，立刻心领神会，窜入人群，拽出十几个年轻的姑娘、媳妇，拖进地主潘俊章家的大院，随后日军、特务跟进一大帮。这群野兽，在光天化日之下，把她们轮番奸污之后，又把她们拖回杀人场，枪挑、活埋了。
孩子的妈妈们，只知道自己的惨死，哪里知道她们的亲生骨肉比自己死得更惨！丧尽天良的强盗们，把嗷嗷待哺的孩子抓起来就往大坑里扔，或顺手一刀砍掉脑袋，或一脚踢进火坑。特务张占鳌是个杀人成性的刽子手，他凶狠地拎着孩子们的小腿往碌碡上摔，把孩子们摔得脑浆迸溅，血肉横飞。一群特务也学着张占鳌的办法杀人，30多名天真活泼的幼童被活活摔死在碌碡上。
这群吃人的豺狼，一心要把潘家戴庄人斩尽手绝，最后把20多名挖坑的青年也枪挑、锹铲于杀人坑。
血洗之后，250多名日军、特务从杀入场窜回村里，他们先砸门落锁，翻箱倒柜，抢劫财物，后纵火烧房。顿时，火光冲天，浓烟蔽日。第二天又遇西北大风，风助火势，愈燃愈烈。熊熊烈火一直烧了三天三夜，潘家戴庄化为一片焦土。
1984年11月27日，笔者访问了1942年潘家戴庄惨案幸存者——长宁乡前苏各庄姚福妻和她的弟弟潘恩田。姚福妻现年73岁，当年31岁，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两个孩子被烧死，她自己从埋人坑中逃出，活了下来，她向我们述说了下面的情况：
那年惨案不知道是几几年（1942年），只记得是农历十月甘八，这天正是倴奔城集。我爸爸早四点钟就起来了，他准备去倴城赶集。招呼我们快起来，并一并屋子，他说“祖国人来了”。我爸没说是八路军，当时说祖国人。我们都起来了，几个祖国人（八路军）就进了我妈的屋里，还把几个从张各庄方向来的赶驴卖粮的人也带到屋里，盘问他们从哪来，干什么去？这时外面响了几枪，八路军就让卖粮的走了，接着对我们说：“我们从房上走，你们把门关上，别开。”说完就很快从房上走了。下一会就响起了枪，我们全家人吓得往炕沿根下，墙角下直藏。几分钟后，枪不响了，天也亮了，我爸爸去赶集，我二弟潘恩清说去于家泡他丈人家，他们走后，我大弟恩田说到村西看看，如果没事就点火打点心。恩田还没回来，我妈刚要生火做早饭，几个穿黑大袄的人就进了我家院。让我们到村东南场上去开会。我抱着小的，领着大的和我妈一块去了。我们走到村东南十字路口（村子东西道和张倴路交叉处），看到几个村上的人被打倒在地，有的死了，有的被打伤。几个特务正在打我大弟恩田。我妈扑过去抱住我大弟向特务恳求，被一把拉开。我弟恩田胛子被打掉，脑袋上流着血。我和妈带着孩子被驱赶到场里去，村里的人被赶来，男的在西面墙根下（地主潘俊章的墙东），女的在北面寨子根下。在场南面多半人高的墙上架着几挺机枪，场上隔不多远就站一个持枪的鬼子，枪上着刺刀。特务们在场上走来走去，警备队在外围和房上站岗，让人害怕的很。我到时，已经有几个人被打死了。后来，特务在人群中挑出五六十个学生，让他们到各户找锹、镐，炮柴禾。学生们把锹镐找来交给了特务，把柴禾（玉米秸、稗子秸）放在一边，特务们拿起锹镐棍棒朝男的劈头盖脑打去，被打得惨叫，当场有的被打死，有的被打伤。特务和鬼子又从设被打伤的人中找了二三十人去挖坑。中午时，特务、鬼子驱赶男的进坑，把死的伤的都拉到坑里，特务鬼子逼着挖坑的人填土埋，特务又抱柴点火烧，场上坑里的男人，坑外的女人，老老少少哭天喊地叫爷唤娘，惨得很！周树恩满身着火趁敌人不各爬了出来，躲在场上一丛榆树下，一把一把的往下捋带火的衣服，光着身子从我们妇女人群边爬出现场跑了。
过午后，埋女的，在大长坑东过又挖了一个坑，妇女们不进坑，特务就打，人们被椎打进坑，我也被打进坑。特务说把孩子放出去，抱着没好处，我让两个孩子去姥姥家。坑里人很多，在底下挨压，在上边挨打、挨烧，我是在中间，可后来不知怎么把我拱到上边了。这时特务们让上边的人上来，坐到场东南角去，我没坐下，蹲在一边。一个警备队走来，有一个妇女认得他，叫他哥哥，那人把她叫起来带走，又有一妇女上前要求把她也救出去，那人说设法办，说完就带她妹妹走了。我趁附近鬼子一扭身的工夫往东跑，被一警备队赶了回来。那时东边不远处的道上停着几辆大车，是敌人从张各庄带来的。赶车的人和这个警备队说别看得太紧了，人死得太多了，能走就让她们走吧。他们正说着，我就猫着腰绕过大车一直跑到戴廷宪家，我看到房上有警备队没往里跑，进了戴廷宪家的东厢房。这时听到院里一个人说，你们别跑了，也别叫小孩哭，给他们吃好奶，一会我把你们送出去，你们先进屋去。七、八个妇女就进到我在的屋里，后来这个人又和我们说日本人来了，我不能送你们了，日本人走过去以后，你们自己跑吧，一会该放火了。我们问他叫啥名字，他说是马城大李庄人民，叫李成和。后来我跑到程庄，住在我大妈家。第二天回戴庄从埋人坑边路过，有好些人在那里哭，我也没停步，到家时我妹夫见到我，他对我爸爸说：我二姐回来了。不知怎的，当时我爸爸看不见我，我爸问我：“你回来了，你妈呢？”我说：“我妈她们都死了。”我后来就到我妹子家大顾庄去住。
后来听我弟恩田说，那天早晨他去村外，还没出村，敌人从北面。南面就进来了。在十字路口被打昏过去，胛子打掉了，脑袋被打得出血，醒来后爬到戴廷宪家，遇到三个警备队员。他花了三十元钱才被放走。
这次惨案、我们村死了1000多人、还有外庄来拆亲的不少人也死在这里。我们一家就死了15口人：有我妈，我的两个孩子，我婶，两妹子，两兄弟媳妇，我大妈，哥哥嫂子，两侄女，还有外甥。
这里，潘恩田还谈了全家被日军杀害的经过：
1942年10月28日（农历），约早晨7点左右，日军把潘家戴庄包围了。我妻子、妹子、我母亲抱着四岁的小孩子到东场里听鬼子讲话，我没去，猫在厢房幔子上了。约11点钟，敌人进院搜人。翻东西，朝幔子上扎了两刺刀，我一看猫不住了，也到东场里去听讲话，我刚到场过，特务们就用桑木棍子打我，我母亲一看敌人打我，忙从人群里挤出采向特务说，“他是我儿子，是好人，不要打了。”在旁边站的鬼子说：“什么好人，统统八路，打！”说着把我母亲拽回人群，接着在我身上连打数棒，胛子被打掉了，脑袋打破了，耳朵打两半了，我立刻昏倒在地，敌人又在我的左腿上扎了一刺刀，敌人见我不动弹，以为把我打死了。过了两个多小时，我才苏醒过来，当时我亲眼见到敌人正埋妇女，乘敌人不备，我忍痛爬出了杀人现场，从马文会家院，逃到霍各庄我太姥家。这就是我死里逃生的经过。
我母亲，妹妹，妻子都被敌人活埋了，我那四岁的儿子被敌人从我母亲怀里抢去棒死了。
日军血洗、焚烧潘家戴庄的野蛮暴行，很快传遍路南大地。各村群众遥望着大火，焦虑不安，愤恨不已；与潘家戴庄有亲属关系的人们，无不牵肠挂肚，甚至失声痛哭；虎口余生的人们，特别是趁给敌人抱草，而逃出杀人场的学生们，虽得到邻村乡亲们的热情照料，但因思念亲人，却终日哭泣不止。被日军征去路北（杏山、干河草和长城一线）挖沟、服劳役的150多名青壮年，听到自己的家乡被烧、亲人被杀，心急如焚，他们扔掉锹镐，闯过敌人的数道哨卡，甩掉敌人的追击，星夜跑回潘家戴庄。去他乡走亲访友的潘恩普老大爷回村后，一见全家（九口）亲人被杀，房子被烧，立刻昏倒在地。他想亲人想疯了，一连几夜不离杀入场，呼天唤地，哭儿叫女，后来，含恨离开人世。
在抗日政府的组织发动下，活下来的潘家戴庄人，三、四天后陆续回村，附近村庄的群众和亲友也都先后赶来。五天头上开始收殓亲人尸体。众亲人一进杀人场，悲痛欲绝，声泪俱下，哭声震天撼地，十里以外可闻。
人们滚动着泪水，从坑里往外挖亲人，可是大坑里被烧杀的尸体已血肉模糊、腐烂发臭。一具具尸体，有的缺肢断臂，尸首分离，有的手足成灰，额烂头焦。孩子们的小小身躯，已经卷缩一团。被埋在大坑最上层的人们，已被野犬撕得残缺不全。“千人坑”里情状凄惨。齐广礼被烧得全身焦黑，腿已成灰。戴文秀的闺女，是被日军头朝下活埋的，双脚烧焦，眼和舌头全被挤压出来，60多名孕妇肚子都已开裂，胎婴流出体外。乡亲们尽管小心谨慎地挖，但是，拉胳膊，胳膊断；拽腿，腿掉下来。
无奈，用绳子拴在死者腰上往下拽，把抠出来的尸体摆了一场。亲属们凭着带血的“良民证”和残存的衣着特征辨认亲人。最后，有200多具尸体，实在无法辨认，只好合葬成一个肉丘坟。
日军集体屠杀潘家戴庄居民的根本目的，在于震慑路南人民，顺利推行其“沟壕堡垒”政策，扑灭抗日烽火，确保北宁路的安全。结果适得其反。用战犯铃木启久的话说：“由于潘家戴庄事件，附近一带居民尽向他方避难，所以骑兵队负责的壕沟，连三分之一都没有完成。……不但壕沟没有完成，而且最平稳的治安区的铁路南区，有数百名八路军出现，并逼近北宁路线。”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潘家戴庄人民庄严宣誓：“誓死为亲人报仇，向敌人讨还血债，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去！”惨案发生后的一个月，即1943年1月，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组织起“复仇团”。小顺更名“齐心”，二义改名“报仇”，他们二人当天晚上同戴作全一起报名，第一批参加了“复仇团”。从“复仇团”建立到日军投降前，潘家戴庄又有20名青壮年参加了地方游击队和八路军路南地区主力部队——一区队，走上抗日第一线。
为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给潘家戴庄人报仇，在惨案后月余，一区队调集第一、第二两个连，分别埋伏在崔新庄子和北夏庄一带。早6点左右，司各庄据点之敌，大摇大摆地走进我埋伏圈。顿时，枪声四起，杀声震天，敌人死的死、亡的亡。屠杀潘家戴庄人民的刽子手、怙恶不悛的汉奸杨翻译和日军曹长都被我当场击毙。我抗日政府为了给潘家戴庄人民报仇雪恨，惨案过后不久，就逮捕、处决了给日军送情报的汉好程殿栋。解放后，在镇反和肃反运动中，又把参与惨案暴行的特务、汉奸分子曾广昭、张占鳌、汤兴辉、杨广洲、马荣软、张殿臣，侯福喜等20多名罪犯逮捕归案。党和政府依据他们的罪恶，分别将他们判处了死刑、死缓和徒刑。血债累累的汉奸张占鳌，日降后畏罪潜逃东北，混入黑龙江省龙江县碾子山小学，更名梁耀华，妄图长期潜伏下去。尽管如此，他也未能逃出人民的法网。终于被龙江县人民法院处以死刑。
1956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公开审判铃木启久等8名日本战犯。当年潘家戴庄惨案中虎口余生的周树恩，应我国特别军事法庭的邀请出庭作证，控诉日军暴行。当周树恩在法庭上叙说一家人被杀的惨景，并解开衣服出示遍体伤疤时，铃木启久跪倒在地，连声喊道“饶命！饶命！”他供认：“为推行‘三光政策’，我下令所属第一联队骑兵队‘彻底肃正潘家戴庄’，集体屠杀干余和平居民，烧毁民房1000余间，把财物抢劫一空……。”“我杀害中国人民的手段是残忍的，毫无人性的，是中国人民所不能忘记的，我诚恳地接受中国政府对我的正义判决……”
铃木启久彼我国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有期徒刑20年。消息传到潘家戴庄，人民无不拍手称快！潘家戴庄人民牢记在苦难的岁月中是党拯救了他们，是党给了他们第二次生命，使潘家戴庄从一片焦上变成了一个欣欣向荣、生气勃勃的崭新村庄。
（田益廷、刘作云、王树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