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4月12日至20日，日寇对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扫荡”（史称“四·一二”大扫荡）。在大“扫荡”的9天里，日寇实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使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遭到了旷古未有的大浩劫，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了极其惨重的损失。
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位于河北、山东、河南三省交界，在华中和华北的结合部，地处华中、华东、华北和延安的交通要道，“对确保太行山，沟通山区与平原的联系，扼往日军南下和西进，起着很大作用。”特别是地处边区中心的内黄、高陵、卫河、顿丘（后三县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新设县）等沙窝地区，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1938年9月，杨得志、崔田民同志根据18集团军总部的命令，率115师344旅一部，翻过太行山，从豫北的淇县、汤阴之间越过平汉铁路封锁线，在滑县同先期到达的689团会合。经过一个多月的作战，基本上肃清了平汉路东、漳河以南、卫河两岸近百里地内的伪军和土顽部队，开辟了沙区抗日根据地。1940年，区党委、行署、军区、分区等党政军领导机关和军工厂、印刷厂、炸弹厂、医院、银行等，都驻扎在硝河两岸的邢固、千口、店当、柴村、杨固等村。沙区成了冀鲁豫边区抗日斗争的中心。广大军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利用沙岗、枣林，开展游击战争，给予敌人一次又一次的沉重打击，并对开封、新乡、安阳等重要城市和敌之交通要道平汉铁路形成了严重威胁。为此，日寇把冀鲁豫边区沙区抗日根据地看成了眼中钉、肉中刺，时刻妄图将其彻底摧毁。为了解除我军威胁，日本侵略军从1940年6月开始，对我沙区抗日根据地发动了一系列清剿，其中规模最大，使我根据地损失最严重的是“四·一二”大扫荡。
1941年4月12日，日寇调集主力35师团、独立第1混成旅团、骑兵第4旅团和李英、杨振兰、孙步月、程道合等部伪军，以及司华生、韩老俊等土顽部队，总计1.5万余人，配重炮20余门，汽车、坦克110多辆，飞机两架，分五路向沙区开始了大规模的“扫荡”，妄图一举歼灭我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摧垮沙区抗日根据地。
敌人这次“扫荡”的特点是：“一、大分进合击与小分进相结合；二、集中全力‘扫荡’一点（沙区）；三、夜行晓袭，寻我主力决战；四、反复派人或用火力进行严密的搜索，夜晚用探照灯照射，企图使我无处存身；五、在次要方向大造‘扫荡’舆论，以便在主要方向采取秘密突然的行动；六、伪装我军，制造混乱；七、先占领我边沿村落，后以主力合围，层层包围，向内收缩，造成我难以突围的局面；八，实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
开始时，日寇为了迷惑我军，采取了试探性的战斗，首先派出国民党“剿共第1路军”李英部约2000余人，从内黄县的东庄集出发，南犯野庄、次范等村；同时，伪24路军扬振兰部的一个旅和伪孙步月部约800余人，在日寇配合下，从浚县的黄辛庄出发，经花固直驱卫河东岸的安化城。安化城距当时我冀鲁豫军区司令部驻地小槐林村只有五华里之遥。来势汹汹的敌人，对我军事指挥中心威胁很大，我二纵队主力一部投入战斗，迎击敌人。当这股伪军即将被打垮时，事先集结隐蔽于沙区周围的日军主力突然向我猛扑过来。
4月14日，西路敌人从安阳出发，至五陵渡过卫河后，又分为两路；东路敌人从濮阳经马辛庄至后河；北路敌人从南乐经清丰至内黄；南路敌人从白道口出发，经白毛、大小柴村至后河。五路敌人向内黄以南、滑县以北、濮阳以西、卫河以东的沙窝基本区正式进行“铁壁合围”。这天傍晚，日伪军的坦克、汽车和骑兵蜂拥而来，炮弹接连不断地落在小槐林村周围，爆炸声震耳欲聋，整个沙区浓烟滚滚，烈火在大风中冲天而起。在烈火硝烟中，杨得志司令员和崔田民政委，率领机关和部队就地隐蔽，待机转移。
夜幕降临后，杨得志、崔田民率领机关和部队，借助于夜色和大风的掩护，从两路敌人中间，穿过南清公路，迅速转移到了南乐县的草帽仙庄一带。其后跳到观城地区，使敌之歼灭我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的阴谋破产。但负责掩护大部队撤退的我四团二营，在近百倍日伪军的合击中，经过反复冲杀，只突围出来五连的部分同志；六、七两个连的200多名指战员，抱着宁肯自己战死也要掩护大部队转移出夫的决心，同日、伪军搏斗了一天一夜，全部光荣牺牲。
日寇企图寻找我主力决战的目的落空后，在4月16-18日，采取“大合击”、“小包围”、“反复扫荡”、“严密封锁”等手段，纵横搜索沙区，杀人放火，抢劫财物，砍树毁林。穷凶极恶的敌人，象发了疯的野兽，每到一村见人就杀，见房就烧，见财物就抢。杀人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制造了世界上最野蛮、最无人性的暴行记录。
4月16日上午，日寇在千口村路北刘家胡同的一个楼院里，安上了独立第1混成旅团司令部。他们把在枣林里搜捕的1000多名群众，驱赶到刘景佩家的场院里，强迫大家都躺倒，一层一层的摞起来，鬼子兵在上面踏来踏去，往人们身上屙屎撒尿，泼开水，然后用机枪扫射屠杀，在此之前，他们把另外数百名男女群众，赶到千口村东南硝河坡的一座碱庵子旁，逼人们脱光衣服，大家不肯，日、伪军就用皮鞭、棍棒毒打，用机枪扫射，骑着马在人们的尸体上狂奔乱踏。
4月17日，日寇和伪孙步月部，把杨固村的100多名群众围困在一块不到110米大的枣林里，四面架起机枪，逼他们砍枣树，50多名群众被敌人的机枪打死。与此同时，敌人把土镇、桑村、成布等村转移到枣林里的900多名群众，全部押到杨固村的一个空场上，当场用机枪打死300多人。他们把侥幸活着的群众用绳子捆住手脚，分别投进六眼水井；水井填满了，再压上沉重的石磙子、碾盘，又用炸弹把石磙、碾盘炸碎，然后用土把井口封死。在杨固村东头的水沟和村西头的道沟里，日寇和匪徒们往挤得转不过身的五、六百名群众身上泼开水，浇汽油，点上火，用机枪扫射。该村胡九妮的母亲同敌人争夺两只母鸡，被敌人用刺刀挑死；九妮去拉母亲，敌人又朝他开了枪，妻子怀抱两岁的孩子扑上去堵住枪口，被一枪打死，孩子被敌人撕成两半。敌人闯进米秋景家，用刺刀扎死了秋景的奶奶；秋景的姐姐正烧火做饭，被敌人一脚踢倒，抢过怀里的孩子，扔进了开水锅里活活烫死。
日寇的骑兵在夹河把60多名群众，一个个用刺刀挑死。安山70多岁的老母亲竟被敌人砍成了8块。一个年已半百的老太太，被开膛破腹。
在南丈保，敌人把20多名群众关禁在一座屋子里，锁上门，放火烧死。有一个卖豆腐的老头，被割耳挖眼，掏出五脏六腑扔在大街上。
在土镇，有两个小孩，被日寇扔进火里烧死，敌人却由此发出一阵哈哈大笑。
在余庄，敌人把7个老百姓套在一辆大车上，牛马一样驱赶作乐，让他们在大街上往返奔跑，最后用刺刀一个个挑死。
在东丈保，一个4岁的女孩被敌人剥了皮，挂在村东头水坑边的一棵大树上。
在成布，敌人把从沙窝里搜捕的40多名群众，一个个捆起来，扔进大坑里，用炸弹炸死。同时被搜捕的还有20多名青年妇女，敌人把她们的衣服扒光，在大街上寻欢作乐，最后用机枪打死。这些“法西斯匪徒们对我们妇女同胞（包括老妇和幼女）所犯下的罪行，是代表人类文明的文字所无法记述的，凶残的野兽看到他们的暴行也会大为震惊的！”
敌人“扫荡”过后，沙区到处是惨死的尸体，据冀鲁豫军区随军记者团1941年5月1日调查统计，仅南丈保、大堤口、余庄、东丈保、薛村、破车口、袁六村、温邢固、成布、土镇、杨固、桑村、夹河、马集、千口等15个村，就被杀死1477人，致伤残129人，失踪258人，被杀绝48户。其中土镇一村就被子死296人，失踪41人，被杀绝21户。
敌人为了彻底摧毁我沙区抗日根据地，在大屠杀之后，接着便是大烧大抢。据冀鲁豫军区随军记者团调查统计，方圆50里的沙窝基本区，被烧毁村庄141个（全部变为一片焦土的80个）。其中年黄县有南丈保、东丈保等83个村；高陵具有邵村、薛村等40个村；顿丘县有胡士文村、张咀等15个村；卫河具有大王旦等3个村。内黄县被烧毁房屋21159间；高陵县被烧毁房屋22844间；顿丘、卫河虽无详细统计，但也有四分之三以上的房屋被烧毁。其中内黄县的干口村被烧毁1350间；南丈保烧毁1432间；土镇村只有987间房屋，被烧毁的就有973间；王张固村共有38户，除一户幸免于难，其余全部被烧光；成布村连鸡窝、猪圈都被烧得净光。
在大杀、大烧的同时，敌人用“到河东发八路军的洋财去”等口号，诱骗和胁迫卫河以西的人们，到沙区来抢掠财物。仅内黄、高陵两县就被抢走和烧毁粮食132396石（军队损失尚不在内）。红枣、花生是沙区的两大特产，敌人每到一村，就把所有的红枣和花生种子拉走或全部烧毁。抢劫的被褥、家具、粮食、红枣、花生、猪、羊、鸡、鸭等用大车拉走。
除此之外，敌人还带着斧头、钢锯，到处砍伐枣树和其他成村林木。据统计，全沙区被毁枣树及林木128000余株。其中千口村被砍3349棵；破车口的枣树被全部砍光；从丁村往西直到桑村，绵延数十里的枣林残留无几。被砍倒的树木，大部被烧毁或用汽车拉走，所剩部分横七竖八地满地皆是，使遭劫后的沙区显得更加凄凉。
1942年，晋冀鲁豫边区党、政、军机关在沙区建立的“四·一二阵亡将士暨殉难同胞之公墓”。碑记载：“日寇撼扰以来，……内黄、顿丘、高陵三县交界地区，被焚一百四十二村，毁房五万余间，殉难民众四千余人，炸毁水井百数十眼，砍伐树木数十万株，民间财物被掠一空。其杀人之惨，实开人类史上所未有。如在千口，以机枪集体扫射，死近千人；在杨固，填满水井六眼，死千余人；薛村沙窝，搜杀避难民众，亦约千人。……婴儿活被撕裂，妇女奸后剖腹，以及逼驱男女于一室，辱打之后，放火焚毙者，比比皆是。劫后尸体纵横，血腥遍野，断井颓垣，瓦砾焦土，完物为之无存，极目一片荒凉！”
冀鲁豫边区沙区遭到的大破坏，是日寇侵略中国的缩影，这碑文是沙区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血泪控诉！
在“四·一二”大扫荡的时候，曾是我八路军游击队宣传队员的周玉铭同志，因为当时年龄小，不能适应激烈的战斗环境，被桑村一农户张广彩老人收养。这次日寇的大屠杀，他是幸存者之一。当日本作家森村诚一先生于1982年9月访问他时，他叙述了冀鲁豫“四·一二”大扫荡的情况，现将他的谈话录音节录如下：
1941年4月12日夜，日军完成了对八路军根据地的包围之后，烧掉了所有的村子，见人就杀，见东西就全部抢走，揭开了“三光政策”的战幕。
我寄住在张广彩老人的家里，那个村叫张桑村，村子的位置是在沿黄河支流的滑县北部，那里盛产红枣和苹果。张大爷一家三口人，老两口和一个与我差一岁的女儿。
4月12日的白天，当日军来到村里的时候，我们四人藏在村外树林里一个冬季贮存食品的地窑里了。
……这时八路军已经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不在村子里。我们白天隐藏起来的时候，听到从村子方向传来的掠夺的喧嚣声和村里人的悲惨叫声，在地窑还看见了村子被烧而冒出的浓烟。一直到晚上9点钟左右，惨叫声才逐渐乎息。看来日军已经到别的地方去了，于是我们回到村里看看情况，当我们回来的时候，我们家和其他人家的房子还正在燃烧着。路上、房前、屋内到处都是横七竖八的村民尸体。
我的养父张大爷以前认为日本人只杀八路军战士，现在看到连农民也惨遭杀害，决定离开村子出走，张大爷带着妻子、女儿和我打算沿着靠树林的小道逃出日军的包围圈。当我们沿着枣树林小道走了约两里地时，日本兵发现了我们，用日语问了一句什么，我们四个人不顾一切地从日本乒那里逃了出来，可是由于当时张大爷和我牵着手，张大爷的妻子和女儿牵着手，所以我们逃跑时跑散了，张大爷和我走了一夜终于逃出了日军包围圈。
我们的根据地，东西30里，南北10里，包括几十个村庄，大约有8000人被杀害了，没来得及逃走的全部遇难，受害最严重的有内黄、濮阳和清丰等地，据八路军游击队调查，在一个村庄里，日军将村民全部赶进一间大屋子，然后堆上柴火全部烧死，尸体达400具。
日军还使用各种方法，把村民逼进井里，从上面投下手榴弹，或从井上投下大石头杀害村民。有一口井，曾经找到72具尸体。我进到一家院子里，对其家庭成员虽不很清楚，但从看见的情况推测，一个可能是父亲的人被刺刀刺死在院子里，尸体被推进了厕所的粪坑里，院子旁边的身上缚着的可能是儿子的尸体，身上有七处伤痕，都是被刺刀挑的，在附近的地上躺着一个下半身裸体的20多岁的年青妇女，这可能是媳妇，尸体上有十余处刺刀的伤痕，从情况判断，她是被强奸后杀死的，她的乳房上趴着一个不到一周岁的婴儿尸体，看那样子，婴儿抓着母亲的乳房，似乎正在呼喊着“妈妈、妈妈”时死去的，婴儿的后背可以清楚地看到有三处被刺刀刺入的痕迹。
村中所有的水井，水沟里都堆着尸体，当我们回到村子里来的时候，住的房子被烧毁了，吃的东西被抢光了，甚至没有水喝。
直到今天我回到村里时，当年看到的悲惨情景还历历在目。那时我的养父找了几天也没有找到他的妻子和女儿，最后在最初藏身的树林的地窑里，找到她们两人的尸体，估计可能是由于大娘过于疲劳走不动了才回到了地窑。
1973年，我47岁时，访问了张桑村的张家。我的养父——救命恩人张大爷，后来又结了婚，并有了三个孩子。村子的周围都是坟墓，墓上插着白幡。村子里现在已是绿树成荫，长满了枣树和苹果树，人们过着俭朴、幸福的生活
（豫史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