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方之死是运动中的一个新高潮，他也成为在辛亥革命中少数被杀的政府高官中的第一人。士兵们把他的首级砍下，派人飞马送往武昌，以明心迹。随后，他的政敌赵尔丰也遭遇了相同的命运。一个惯用他人脑袋作为“投名状”的新时代开始了……
众人决定杀端方兄弟，冲入行辕，将端方兄弟拉到天后宫门前。这时，端方向大家哀告说：“我们都是同胞，素相亲爱。若要关饷，自流井四十万银子马上可到。今天饶兄弟一命，将来对各位与国家定有相当办法。”
1911年11月27日，资州城还笼罩在黎明前的黑暗当中，端方的行辕中已是一片喧哗；这位省部级高官如今还兼着鄂军的前敌总指挥，却被自己麾下的官兵从被窝中拖了出来，推到侧屋，说是要借他的房间开个会。
士兵们在房间里翻箱倒柜，却怎么也找不到他们需要的东西——银子。他们十分愤怒，举枪便要杀端方。此时，鄂军三十一标标统（团长）曾广大出面制止，说：“端某非诳人者，彼欲行即听其行，何必杀，如赞成者举手。”官兵们表决，举手者极少数，多数赞同杀了端方。
曾广大还要再劝，士兵们已经躁动，说曾广大“有异志，当先杀之”。无奈之下，曾广大大哭而出，到侧屋见端方：“曾某不能保护，罪万死，然迫于众，实无可解免矣。”
士兵们赶过来，举枪要发。曾广大又劝阻道：“此中尚有汉同胞无数，若满人不过端兄弟二人耳，何为玉石不分耶！”估计当时还有警卫、侍役等陪在端方身边。
众人于是将端方带到行馆大门边的一个小屋内，乱刀砍死。端方的弟弟端锦也在军中，被绑了来。他大声痛骂，不肯下跪，也被乱刀砍死。
士兵们将两人的首级砍下。曾广大准备殓尸，被士兵们阻止：“是将函至武昌者，不得殓也。”他们找来了一个能密封的木桶，盛满了煤油，将端方的首级浸泡其中，派人飞马送往武昌。
端方之死，是四川保路运动乃至整个辛亥革命的一个新高潮。端方也成为在辛亥革命中少数被杀的政府高官中的第一人。
士兵们杀害端方的理由很简单，为了钱。当时，四川全省局势糜烂，而部队的根据地武昌也已发生暴动，端方的部队被阻在资州进退两难，军饷无继，军心不稳。端方通过多方努力，从成都的银行中借到了4万两，并且张榜公布，军心才稍微安定。但左等右等，银子还是没送来，失去耐心的士兵们发生骚动，于是端方被杀。而就在端方首级被送往武昌当投名状的第二天，4万两银子就到达了军中。
这一图财害命的版本，记录得最为详细的就是“梁溪坐观老人”张祖翼的《清代野记》，此外，包括上海《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等国内中英文媒体，以及美国《纽约时报》（Te New York Times）等国际媒体都纷纷采信此种解释，并感慨于一代改革者死于贪财的军士之手。
当然，在有些史家的眼中，故事的发生是另外一种版本，只涉及革命意识的坚定性，而无关金钱与利益。根据“辛亥首义同志会”主编的《辛亥首义史迹》（1946年版）的描述，那位“革命意识十分薄弱”的团长曾广大其实是“富有革命理想的，所以一般官长士兵（此处一串人名，略）都与领导革命的（此处一串人名，略）声气相通”。
这些人积极准备在武昌暴动，没想到四川保路运动发展迅猛，政府便下令端方带领鄂军开赴四川，进行剿抚，这令军中密谋者们措手不及，于是就相约分头起事：武昌暴动如果失败，则给前线发电“母病愈”；如果成功有望，就发电“母病危”；而如果完全得手，电文就是“母病故”。显然，他们都希望得到“母病故”的消息。
军队随着端方到了夔州（万县），听到了武昌暴动的消息，开始抗命不前。端方是大做思想政治工作，“许每人发银质奖牌一面，五品军功札子（委任状）一件”，加上圣旨嘉奖。但众人不为所动，到达重庆后商议起事时机，认为大军尚未集结，再隐忍一段时间。等到了资州，大军云集，而武昌暴动的消息早已传得沸沸扬扬，却一直没收到“母病故”的电报，于是他们认为一定是端方截留了电报。其实，此时电讯中断，连端方本人也很难收到电报。
众人一合计，下决心动手，否则进入四川后，“川省同志不明真相，恐起反抗”，“必须杀掉端方，响应武汉，以明心迹”。也就是说，端方的脑袋成为了“以明心迹”的工具。
端方此时似乎也嗅到了危险，与下级军官们结拜，说自己本是汉人，姓陶，原籍浙江，先人在清军入关时入了旗籍。
众人开会商量出路，提出了三种方案：一是“曾广大率本部出川，北经陕甘至蒙古独立，扼清廷之背”；二是“星夜赶进成都独立，通电响应武昌”；三是“克日返师援鄂，巩固首义根据地”。大家投票表决，大多数愿意回武昌。
于是，众人决定杀端方兄弟，冲入行辕，将端方兄弟拉到天后宫门前。这时，端方向大家哀告说：“我们都是同胞，素相亲爱，若要关饷，自流井四十万银子马上可到。今天饶兄弟一命，将来对各位与国家定有相当办法。”
同志们的答复是：“你今天遭此劫者，是你先人种下的祸根。你先人当清朝入关，投入旗籍，献媚敌人，残害同胞，无非想子子孙孙永做大官，你今天受报是天理循环。当年扬州、嘉定的屠杀，及剃发、文字狱等摧残同胞的毒辣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一个读书人误写一个字，轻则坐牢，重则被杀；一个老百姓不愿剃头，就格杀勿论。这笔血债，现在是偿还的时候了。你待我们的私感固不错，但是公仇不能不报。”
此时，端方只喊着：“福田（福田是曾广大的字）救我！福田救我！”寒光一闪，头已经落地了。
无论是帝国主义者的记载，还是革命者的记载，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端方待下甚宽，他的被杀绝非出于苛刻暴虐。随同其入川的一位士兵回忆：“端方为稳定军心，极力笼络部下。有的士兵生病了，端方派其弟到军营问候；有的士兵亡故了，端方修书哀悼；沿途官民送吃送喝劳军，端方做出先尝毒的姿态；甚至有的士兵受不了跋涉之苦，端方竟然下令雇轿抬着他。”关于端方之死的不同记载，关键的区别在于杀人者的动机：为军饷而泄愤，还是为革命而大义灭亲？这也是一个历史谜团，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帝国主义者”们为端方之死的惋惜慨叹，肯定不是为了勾结“封建主义”的需要。一年后，国学大师王国维写下《蜀道难》的长篇悼诗，内有“朝趋武账呼元戎，暮叩辕门诟索虏”，为叵测的人心而叹息。
辛亥革命中罕有清廷高官被杀，“瑞澂辈误国殃民，罪魁祸首，竟逃显戮”，一个个平安着陆。时人感慨“独端方不保首领，岂天之欲成其名耶”。其实，革命党早欲除去端方，因其能力与号召力，如“使其久督畿辅，则革命事业不得成矣”。章太炎就曾直言不讳：满人“愈材则忌汉之心愈深，愈智则制汉之术愈狡”，因此“但愿满人多桀纣，不愿见尧舜。满洲果有圣人，革命难矣”。在壮烈的革命恐怖行动之中，被列入暗杀对象的都非贪腐而民愤极大者，却是有能力乃至有操守的官员。根据革命的逻辑，桀纣是同盟者，而尧舜则是敌人，一切都以是否能帮助自己登堂入室、猎取政权为标准。
终年51岁的端方，曾经是八旗中的一颗政治明星。
端方当然不是什么陶姓汉人，而是根正苗红的旗人，并出身于科举正道，名列“旗下三才子”之一，所谓“大荣、小那、端老四”，都是上级着力培养的干部。“大荣”即荣庆，曾因建议先反腐败再政改而被后世列入保守派；“小那”就是与庆亲王合称“庆那公司”的著名腐败分子，皇族内阁协理大臣那桐；“端老四”就是端方，他在家排行老四。自1882年出道之后，端方进步神速，只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就从一名普通的机关干部成长为国家高级领导，历任直隶霸昌道、陕西布政使、河南布政使、湖北巡抚、闽浙总督、两江总督、直隶总督等职。
戊戌变法时，还只是厅局级干部（道员）的端方被赏加三品卿衔，主持新设立的农工商总局的工作，参与改革实践。戊戌政变后，端方继续受到重用，担任了陕西布政使，并代理巡抚。闹义和团期间，端方表现出了难得的政治清醒，在他的强力维持下，陕西境内民教和谐、中外相安，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动乱，这也是八国联军入侵后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选择逃难到西安的基本因素。端方在湖北巡抚任上，与湖广总督张之洞并不十分和谐，端方的改革步骤、力度远超出张之洞，甚至在政治上表现得十分自由化，包括顶着张的压力资助湖北的留日学生办报。当然，因为他的旗人身份，没人会质疑他的政治动机。当他在两江担任总督时，“设学堂，办警察，造兵舰，练陆军，定长江巡缉章程，声闻益著”。
端方在朝野的口碑都不错，“尤有政治才，在满人中亦不多见”，“为近时之贤督抚”（严复语）。当时的留学生，包括那些倾向于排满革命的人士，也与他保持着相当不错的私交。在他的幕府中，人才荟萃，既包括刘师培这样的无政府主义者，也包括蔡锷这样的革命党人。
端方最为主要的履历，是1905年～1906年与戴鸿慈、载泽等带团出访欧美十国，历时8个月，考察政治。回国之后，端方等总结考察成果，上《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力主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他们编纂的《欧美政治要义》成为中国立宪运动的奠基之作。早在出国考察前，端方就是少数坚定地要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旗籍官员。尤其是1905年的日俄战争，“立宪”日本战胜“专制”俄国后，在中俄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专制国家内同时爆发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据说，端方在拜见慈禧时，太后说：“新政都在施行，朝廷该办的都办了吧？”端方回答道：“还有一事，尚未立宪。”慈禧问：“立宪又能如何？”端方说：“朝廷如行立宪，则皇上可世袭罔替！”这令慈禧动容沉思良久。
端方深刻地指出，立宪与专制有优劣之分，而君主与共和则只有形式之分。如果宪法受到尊重，君、官、民都只是同一规则下的游戏参与者；而如果宪法不受尊重，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国家的破坏者。“设立政府所以谋公共利益，保全国民之治安兴盛利乐，非为一人一家或一种人之幸福尊荣私利也。”
1909年6月28日，端方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引起了世界的关注。美国各大报纸纷纷报道，《华盛顿邮报》（Te Washington Post）的题目就是“塔夫脱（总统）观察中国，从端方的任命看到伟大的商贸开放”，认为端方出任直隶总督将极大推动大清国改革的广度和深度。
当国内外都对端方出任直隶总督而给予热望时，端方却在半年内因严重违纪而被革职。
1909年11月20日，李鸿章之孙、农工商部左丞李国杰弹劾端方，理由是其在慈禧太后葬礼上“大不敬”，证据有三：葬礼中沿途派人照相；迁奠礼上焚化冠服时，端方的大轿从侧旁“横冲神路”；于风水墙内借行树为电杆（其实是为了照明）。根据曹汝霖的回忆，李国杰参加典礼后，与农工商部郎中冒广生谈及，冒广生说：“此属大不敬，你为御前大臣，敢弹劾吗？”李国杰经他一激，即说：“为何不敢？”遂由冒广生草奏，由李国杰参劾。
奏折一上，摄政王批示交部严议，而三天后，居然以“恣意任性，不知大体”为由革除端方职务，另调湖广总督陈夔龙出任直隶总督。
据曹汝霖记载，“伟侯（李国杰）公子好出风头，鹤亭（冒广生）名士喜弄笔墨，而摄政王对于大行皇帝之事特别严重，二人或有揣摩迎合之意亦未可知。余与二人均系熟友，一日我问伟侯，君与午桥（端方）是否有过节。彼笑答，因鹤亭激而出此，想不到午桥竟受到这样的处分，言时有悔意，可见上奏权不应滥用也”。
端方是满汉平等的首倡者，他的女儿就嫁给了袁世凯的儿子。有人认为端方的下台，是载沣为了清除政治上的异己。其实，作为大清“董事长”的载沣与有可能作为“总经理”的袁世凯本无根本冲突，与袁矛盾很深的其实是铁良等满洲亲贵。载沣当国，年仅26岁，凭借的只是慈禧太后的政治遗嘱。对于端方的“大不敬”，一旦有人举报了还不处理，载沣就很容易引火烧身。而野史表明，真正动怒的其实是隆裕太后，西方的媒体报道也认为端方毁在她的手里。后世有人因此感慨：“清有长城如此，而顾以微瑕黜之，此清之所以亡哉！”
墙倒众人推，不久，御史胡思敬弹劾端方在两江总督任上“贪横”的十条罪状，内阁发交张人骏调查，结论是“尚无罔利行私实情，惟束身不检，用人太滥，难辞疏忽之咎。现在业已革职，即着毋庸置议”。
端方被革职后，过了两年的寂寞时光。这对一个年富力强又有丰富从政经验，并对国际大势知之甚深的人来说，当然是痛苦的。
铁路国有成为他政治翻身的机会，自被任命为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后，端方就一头扎进了工作。然而，正如盛宣怀、岑春煊一样，这三个人都是久困牢笼的猛虎，放出来后急于建功，一味躁进。盛宣怀、端方先受理路事，大刀阔斧，雷厉风行。这种雷霆手段本是处理此类乱麻般纠葛的不二法门，广东、湖南、湖北迅速见效，却奈何四川地方官员存了私心，阳奉阴违，导致了湿手抓面团，成了僵局。而岑春煊一边倒支持商办的主张，是另一种躁进，只是方向与盛宣怀、端方相反。
原本，端方与盛宣怀一样，都是主张强势贯彻朝廷精神的，但武昌暴动后中央政府底气丧失，而新生的资政院又还在宪政“实习期”，把宪政这辆进口豪华车开得七倒八歪，中央政府居然被压服，拿盛宣怀当了替罪羊，还要求处以极刑。端方也是被攻击的靶子，但他毕竟在外手握雄兵，自然无恙。端方很见机，随风调头，来了个“左满舵”，从坚决要求镇压闹事者变成了坚决要求释放无辜者，而“川乱缘起”也被他改为“实由官民交哄而成”，并弹劾了赵尔丰等四川官员。中央政府下令将被弹劾者革职拿问。
端方一转舵，在第一线的赵尔丰就落了个里外不是人的境地，他随即多次弹劾端方“济乱”、“诡谲反复”。11月2日，赵尔丰上书中央政府，痛斥端方，说川路纷争还在合法、和平范围内进行时，端方不断来电要求采取强硬措施，而等到他将蒲殿俊等抓捕后，端方却又变了脸，主张应该赶紧放人，认为首要一放，乱事就能平息。赵尔丰认为，“事理自有是非，法律期无枉纵，若竟不究虚实，旋拿旋释，不徒有伤政体，抑亦无此办法”。他认为，自己之前不拿“因其无罪而宽之”，随后抓捕“因其罪著而执之”。
11月5日，被端方弹劾而丢官的周善培发表了致端方的公开信，详细阐述了自己对川路风波的分析。周善培认为川路风波有三个转折点：一是保路同志会成立，正是端方与盛宣怀联合发出“歌电”，并强迫王人文公布“歌电”，刺激了民意；二是罢市，其原因也是端方力主保持李稷勋的宜昌分公司总经理职务；三是9月7日赵尔丰下令捕人，原因也是端方弹劾了赵尔丰、王人文等逼迫而致。这篇言辞谦恭却锋芒毕露的公开信，矛头直指端方才是四川动乱的罪魁。端方收到该信后，批示道“该署司（周善培）罪恶昭著”，认为这是“老奸巨猾”的周善培“嫁祸本大臣，为上欺我皇上，下愚我川民之计”。
11月8日，赵尔丰再度上奏，弹劾端方“诡谲反复，希图见好于川民谬信讹言，罔究事实”，已经安定的人心被他又搅乱了，而且他罗织罪名弹劾官员，弄得官员们人人自危，将领们在前线也不敢用力。赵尔丰指责端方上任后躲在武昌，天天电报逼迫自己采取强硬手段，而带兵入川后却又不顾成都当时正是危急，非要绕道重庆，等到武汉、宜昌失守，已无退路，仓皇失措，不顾国家利害，只考虑一己安危，“川事为之一误再误，不可收拾”。赵尔丰甚至断言：“端方到省（成都）之日，即将为川人独立之时。”
端方大军到了资州后，本可以长驱直入成都，但赵尔丰在半道上陈列重兵，端方狐疑不敢前进。此时，“北京失守，朝廷外逃”的谣言也传到资州。端方可能的选择是：上策是顺应大势，主导并鼓动四川独立，自己就有了一块巨大的根据地，进退自如；中策是率部退居陕西，伺机勤王；下策则是孤身离军，保全性命。
显然，他选择上策，派遣幕僚朱山及刘师培到成都活动，这刺激了赵尔丰抢先独立。成都独立的消息传到资州，端方发现赵尔丰棋先一着，遂计划离军回京。这当然是下策，但他的上策已经被赵尔丰截断，而所率部队是湖北人，在这乱世都不愿大队入陕，指挥不灵，中策也行不得。此时，资州地方士绅们出面挽留，说端方此时率军反正，成都唾手可得，众人便可推他为都督。端方不同意，士绅们又说：“公如虑成都不能容，则即于资州树白帜（指大汉国旗），某等可函至省绅来资州，拥公为主，公幸勿疑。”据张祖翼的记载，此时端方长叹一声：“我果如此，何以对慈禧太后、德宗皇帝（光绪）于地下哉？我计决矣，君等勿为我虑也。”于是，众人“皆太息而散”。
此时，端方如果回京，还是完全可能的。但是，他一方面想等成都的饷银送到，另一方面还要等一名姓周的“土寇”率众来降，结果等到的是自己的末路。
亲身经历了四川大动乱的郭沫若，日后感慨说，“岑春煊并没有入夔门一步，而入了夔门的端午桥（端方）就没出夔门一步”，端方“如果有岑春煊那样的聪明，率性把胡子剃了，一个人改装逃走或许到现在都还活着，他的《陶斋吉金录》或许有再续三续出现了，但是他到底没有这样的幽默”。
这哪里还能算得上“幽默”呢？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就公开表示：“端方在中国享有广泛的威信。他是满人，但属于满人中之佼佼者……野蛮杀害端方，引起人们普遍的谴责。”
端方的门人、湖南名士左全孝感慨道：“谓天道有知耶，神奸巨蠹多无恙，而持公理、重民权，首倡宪政如我公者，独罔善其终！”
郭沫若记下了民众对赵尔丰之死的微妙反应：“他病了，全无抵抗地遭了别人的屠杀，尽管在他生前人人曾经以‘屠户’目之。待他一死，大家对他却隐隐有些惋惜起来。”
赵尔丰被四名强壮的士兵按着，坐在地上。
1911年12月22日，冬至日的凌晨，阴冷的朔风吹拂着他满头的白发，家人已经在地上为他铺了块大红的毡子。闻讯赶来的人群挤满了明远楼下的空地，荷枪实弹的士兵们艰难地维护着秩序。
65岁的四川总督知道自己的大限已到，也不挣扎，盘腿坐在毡子上，怒骂道：“尹娃娃，你装老子的桶子啊！”
新任大汉四川军政府都督、26岁的尹昌衡，简短地公布了他的罪状，然后向着围观的看客们问：“这个杀人不眨眼的赵屠户，该怎么办？”看客们齐声回答：“杀！杀！”
尹昌衡的亲信军官陶泽锟早已站在赵尔丰的身后，此时手起刀落！在看客们的惊叹声中，在照相机的镁光灯闪耀中，赵尔丰人头落地，并被定格在照相机中，他那花白的头发和胡子被鲜血溅得通红、通红……
这一切都要从蒲殿俊的阅兵说起。蒲殿俊新任大汉四川军政府都督没几天，便执意要进行大阅兵，过过当老大的瘾。
他以前只在日本留学期间短暂地接触过军队，却也深知枪杆子对自己的重要性。上任之后，他已经宣布给士兵们发放3个月的“恩饷”，但财政却囊中羞涩，一时拿不出钱了。
各种情报显示，军队可能在阅兵这天哗变，有好几股势力在合纵连横，想借机端掉这个刚刚诞生的军政府。前司法厅厅长、保路运动的幕后主谋之一周善培，再三劝阻蒲都督万不可阅兵——在这非常时期只能让城里的军队赶紧退出城外，各回营区，怎么能聚集在一起呢？
正在兴头上的蒲殿俊，哪里肯听！1911年12月8日上午9点，大阅兵在成都东校场外如期进行。军乐铿锵，刺刀佩剑闪亮，蒲殿俊正沉浸于兴奋之中，忽然士兵们骚动起来，后边的士兵对空鸣枪，局面登时大乱。“当时如有人挺身而出，立可弹压，因前列新军并未动，后列巡防军亦只有少数异动，稍作处理，即可弭祸无形”。
站在检阅台上的都督蒲殿俊、副都督朱庆澜立即撤离。乱兵从校场上蜂拥而出，冲向藩库。藩库的保安人员早已逃之夭夭，乱兵砸开藩库，看到了光灿灿的两座银山，这里就是四川全省的财政所在，总共约800万两白银。
士兵们疯狂地冲向银山，纷纷解开绑腿，尽力捆扎。“一人抢三锭五锭，心重的人抢十锭八锭，最贪婪的抢得多，拿布扎成包袱，背上如背两扇磨子，一步一步慢慢走”，黑吃黑，“遇黄雀（黄雀在后之意）”，“击毙重抢的不少”。人人满载之后，便放起一把火来，顿时烈焰冲天。
乱兵随后冲向大清银行及各银号、票号，成都城内的主要商业街及各处豪宅均不得幸免。根据当时的报纸报道，军队变乱后，警察也加入了抢劫队伍，随后是外州府县前来成都庆贺大汉军政府成立的人们，再就是成都本地的地痞流氓，“蜂拥而起，一时遍地皆盗，草木皆兵。其被劫情形，自一而再，自再而三，甚至有被抢五六次者”。枪声阵阵，火光冲天，已经200多年没有遭遇兵灾的“锦绣成都，遂变为野蛮世界矣”。
亲历此事的郭沫若日后回忆，兵变发生时，他正好要到堂姐和大哥家中去，在东大街遇着一位“上穿灰鼠马褂，下穿狐皮袍子”老爷模样的人，在他的狐皮袍子下露出了一条有红色标记的军裤来。当人们把他的马褂、袍子剥开后，里面还有一件女人的狐皮袍子——原来是一位参与抢劫的士兵。
蒲殿俊在都督府宪兵营营长汤存心（仲桓）的保护下，跑到东校场演武厅，由几个士兵背着他上了城墙，避开乱兵，逃到同在城根下的周善培开办的幼孩工厂（童装童具工厂），才赶紧换下那身金灿灿的都督礼服，穿上蓝布衫，继续逃跑，结束了12天的都督生涯。
兵变发生后，军政部长尹昌衡飞马而出，急赴凤凰山军营，召集与他亲近的川籍军官们迅速商议。随后，尹昌衡率领数百名全副武装的新军，策马进城，搜捕乱兵。
抢劫之后的乱兵，早已成了乌合之众，难以与有备而来的尹昌衡部队交锋，纷纷逃窜出城；逃得慢的都被当场处决，街上到处可见他们的尸体。
在成都最为紧急的时候，人们又想起了退位的总督赵尔丰，他毕竟威望卓著，手里还有担任他的警卫部队的三千巡防军。于是，“商民纷纷诣尔丰……吁请维持治安”。赵尔丰“初以恐涉嫌疑不便干预，绅民固请不已，此心凄恻万分；又闻军队肆扰不休，若不急行设法，更不知伊于胡底”。于是，赵尔丰发布了一张布告，要求所有乱兵必须立即回营，既往不咎，否则就军法从事。布告的落款是“卸任四川总督，现任川滇边务大臣”，没有盖印，只用朱笔画了一个“印”字。赵尔丰和那些恳求他出面收拾乱局的人绝对没想到，这会给他招来杀身之祸。
如同事先安排好一般，数万名“同志军”突然从四门进入成都，兵力远远超过城内任何一支部队，他们四处搜捕乱兵，抓住就当街枪决或斩首，迅速恢复了秩序。这些同志军只听命于罗纶，逃出成都的乱兵也被各地同志军纷纷劫杀，当然，不只是为民除害，更是为了他们身上的银子和珠宝。
根据英国总领事务谨顺的记载，哥老会此时将成都分为几个码头进行管理，成了真正的当家人。在这场骚乱中，最为敏感的满城却风浪不惊。一些乱兵逃入了满城，将军玉崑在同志会要求下，收缴了乱兵们的武器，将之驱逐出满城。满族人的举动始终是极为小心谨慎的，因此成都没有像西安和武昌那样发生汉人屠杀满人，或像南京那样发生满人屠杀汉人的行动。
当时成都的军队主要是两支，即巡防军与新军。新军是正规军，独立前负责清剿同志军；巡防军相当于武装警察部队，主要负责安全警卫。城内主要是巡防军。这支部队为旧军，装备训练等都不如新军，但人数总共2万多，超出新军一倍。巡防军的首领原是田征葵，四川宣告独立之后，军队都集中在新军统制朱庆澜的手中，但实际上朱庆澜也无法有效控制巡防军。
四川宣告独立之后，深谙内情的周善培多次规劝蒲殿俊，设法将巡防军尽快调出城外，各回防地，免得在城里滋事。巡防军的军官们也表示希望都督接见一次，他们就好回防。蒲殿俊却多方推延。随着军饷日竭，军心开始浮动，负责管理军队的朱庆澜急了，带了巡防军的11名主要军官去拜见蒲殿俊。蒲殿俊无奈，只好全身披挂，穿戴军服佩刀接见他们。蒲殿俊站着训话不到十分钟，据朱庆澜讲，“只听见佩刀在地上夺夺地响”。接见之后，巡防军军官都笑着说：“天气还不冷，都督为什么这么夺夺地抖呢？”蒲殿俊暴露的这种紧张害怕情绪，令这些骄兵悍将更为猖狂。
对于朱庆澜这样一个外乡人掌管军队，新军中的川籍军官们十分不满。陆军十七镇是四川唯一的一支正规军，高级军官多是外省人，“本籍人众俱处下僚”，“每愤不平”，久而久之形成两个集团。本地军官人多势众，“每于宴会场合，狂饮之后，常予外籍军人以难堪甚至指名叫骂”，如有一人向外省军官“大发脾气”，另一人就会“拔出手枪”，第三个人就“把指挥刀击在石板上”，每每能够得逞。陆军小学堂总办、在日本学习过军事的彭州人尹昌衡，就是他们的核心人物。
在宣告独立之前，尹昌衡等曾向蒲殿俊提出三点要求：一、由尹昌衡任军政部长；二、在第十七镇之外再另编一个镇的军队；三、参谋部内要设一个四川人任参谋。蒲殿俊只能答应。其实，川籍军官早已放风：“殿俊文治才，安知兵，必欲为都督非尹昌衡不可！”军政府成立后，尹昌衡出任军政部长，成了本地官兵的真正指挥者，两位都督“令诸军不从，召诸将不至”，其实是光杆司令。
兵变当晚，成都城内的三帮人——同盟会、保路运动首领们及军官们，分别召开了三个会议，各自商议应如何在善后中获得更多的好处。
军官们的会议在四川陆军小学堂举行，十分热闹，会上有军官高喊：“匹夫可以为天子，难道尹昌衡不可以当都督？”尹昌衡成为军方的候选人。
第二天晚上，各派在皇城内至公堂开会。同盟会提出民选都督，在这样的乱局下，这种超前的想法当然被否决。其实，同盟会在四川实力很弱，需要时间来壮大自己。对于这个自己没捞到好处的新政权，同盟会早已不满，一面联络同志，一面遣人到渝请兵，“谋即日推倒之”。根据英国领事的报告，在一次会议上，董修武就公然提出，“人民对蒲殿俊行政当局极为不满，将必须进行二次革命”。当时董修武在成都南校场召开万人大会，会场上高悬一块牌，上书“同盟会会长孙文、副会长董修武代”，于是“孙文之名传至家喻户晓”。
并没有太多的争执，实力最强、腰杆最粗的尹昌衡被公选为都督。这次会议本来不推选副都督，但巡防军代表提出罗纶应该担任副都督。此时的罗纶当然不是那个只会高喊宪政民主的副议长，而已经完全恢复了会党老大的声势，城内数万同志军就是他的小弟，实力实际与尹昌衡不相上下。此时罗纶也正坐在会场内，众人恍然大悟，一致通过。
董修武随后出任总政处总理兼财政部长，“为一切政事之总汇，凡出入文牍及发布命令皆须经过本处始为有效”。同盟会取得了四川革命的领导地位。
兵变后，看到罗纶当了副都督，周善培恍然大悟。
早在赵尔丰交权、宣告四川独立前夕，在新政权中只捞到了军事参议院院长的罗纶就大为不满。这位有着会党背景的四川谘议局副议长并不甘心。11月26日晚上8点，罗纶派人前往总督府接收赵尔丰的督印。而根据协议，大印必须交给蒲殿俊。如果大印到了罗纶手里，加上他的会党势力，四川的局势将发生巨大的混乱，赵尔丰自然不能应允。他立即致电周善培：“现有两个人在督署官厅说是罗纶派来的，要我把印交给他们。你们干些什么事，叫我为难！”
周善培赶紧打电话询问蒲殿俊，蒲殿俊说：“这是两个混蛋，请赵帅把他们拿下就是了。”
周善培说：“赵尔丰要是能拿人，他两个怎么敢去？他是要交卸的人了。你还是问下罗梓卿（罗纶）。”
蒲殿俊说：“罗梓卿没有这么荒唐。”
周善培坚持道：“局面到了今天，父子兄弟也难免各有意见，你还是问一下的好。”
蒲殿俊便给罗纶挂了个电话，随后告诉周善培：“问过梓卿了，他没有派人。”
周善培松了口气，道：“那就请军政府赶快派人到督署，把那两个人带到军政府去追究根底。”
直到兵变后，周善培才“不敢再怀疑两个人是自动来要交印的了”。据说在兵变时，罗纶一个人待在军政府内抱着国旗痛哭，这一幕实在有些诡异，罗纶是因为紧张、害怕，还是因为别的？如果联系到罗纶竭力鼓动蒲殿俊举行阅兵，并且在兵变后迅速调集同志军进入成都维护秩序，令其实力大增，那么罗纶的手腕相当厉害的了。
其实，从宣告四川独立的第一天起，罗纶就极力扩充自己的实力。11月28日之后，成都就如同周善培所形容的，到处都是花蝴蝶打扮的“英雄”。有的头上打英雄髻、穿古戏装，有的头戴珠花、脚插靴花，真是五花八门，全城变成袍哥世界。有不少人为了保全身家性命，不惜重金加入袍哥队伍当“大爷”。各街都挂起张贴“大汉公”的大红贴片的灯笼。罗纶凭借哥老会的关系，大力笼络在巡防军中占多数的湖南、湖北士兵，策动他们索饷暴乱，赶走蒲殿俊和朱庆澜，又名正言顺地把城外的同志军引入城内，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的计划。
危急时刻，赵尔丰发了份布告，这为他带来了极大的麻烦。一些谣言说，是他和田征葵等在幕后策动了这次兵变，目的是为了复辟回任。
对此，愤怒的赵尔丰写了篇《辩诬问》为自己辩解。在详细地说明了当天受民众哭请才发布了布告之后，这位65岁的老人说：“鄙人当大权在手之时，何事不可为！与其破坏于后，曷若不让与先？”
英国总领事务谨顺也根本就不相信这是赵尔丰煽动的：“既然赵尔丰阁下因大清银行的被毁而几乎丧失了他在成都的所有现款，所以无论他希望通过揭示蒲殿俊政府的软弱无力获得多少好处，看来他很不像是骚乱发动者。”
最为关键的是，在兵变之后，赵尔丰手上仍有3000名全副武装的巡防军，这是他精选的警卫部队，所有军官都是效忠于他的。而此时城内的军队已经乱的乱、散的散，真正有点战斗力的只有尹昌衡带的数百人及罗纶手下的同志军。尹昌衡人数不够，罗纶的会党力量搞搞骚扰、做做警察可以，与军队作战是不可能有取胜把握的，赵尔丰若真是幕后推动者，此时便是好机会。然而他非但没有行动，反而听信尹昌衡的花言巧语，将卫队调出城外，结果导致自己的死亡。
将兵变的账算到赵尔丰头上，这是一个巨大连环计中的最后一环。后世史家不问青红皂白便采信了胜利者的说法，赵尔丰再度背上巨大的黑锅。
很多人都劝过赵尔丰，赶紧离开成都这座危城。已经退居二线的他，在3000名士兵的护卫下深居在总督府内。这里曾经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的权力中心，如今权力已经转移到了一公里之外的都督府，此处显得十分宁静。
一棵大树已经倒下，赵尔丰依然还守着枯枝，这令时人与后人都对他产生了种种揣测：因为恋栈、图谋复辟，还是什么？与他极为亲近的周善培认为这只有一个极为平常的理由：赵尔丰的老妻生病了。尽管朋友们和老下属们都说，夫人可以留在成都，由他们照顾，病好后送去，他本人应该先离开险地，但他告诉周善培：“我同内人是五十年的患难夫妇，大局如此，我丢了她不管，她没话说，我实在不忍。”已经习惯了阴谋、并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揣测的国人们，根本就不会相信这种简单至极的理由，但或许这就是所谓的真相？！
处决赵尔丰的最大理由，据称是他煽动了12月8日的兵变。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没有证据显示这位老人试图夺回被他自己送出去的权力，相反，证据几乎都指向那些指控他、审判他并且处决他的人。他唯一做错的事，就是不该在政变当日“应商民泣请”而发布了一张安民告示。这份试图稳定人心和秩序的文件，令那些想从兵变中获利的人再度认识到这位离职老人的巨大影响力，以及那3000人的卫队的威力——在一个土崩瓦解的乱世，这支军队是可怕的力量。
最有可能发动兵变的两个人——26岁的尹昌衡、34岁的罗纶——如愿地坐上了都督与副都督的宝座。但是，在总督府的高墙深院内武装隐居的老人令他们感到巨大的威胁。而且，他们实在需要做一件事情，在这个谁也不服谁的年代为自己立威。
依然忠于大清国的边防军，在川滇边务大臣傅华封的率领下，正往成都挺进。并不可靠的史料指控，正是赵尔丰密令这位老部下回援成都。而那位起义在先的新军排长、如今的重庆蜀军政府副都督夏之时，也带着部队西征过来。还没坐热位子的尹昌衡都督和罗纶副都督都感到了莫大的威胁——这年头谁都可能被随时推翻，并安上一个俯拾可得的罪名，而篡位者最怕的就是篡位者同类。
他们决心要借用那个老人的脑袋，让自己坐得更稳固些。而老人的实力和影响力令他们不敢直接动用武力。于是，尹昌衡单独去见赵尔丰，名义是晚辈向长辈讨教。“谦恭的晚辈”咨询了很多行政管理上的问题，然后进言道：大帅身边还有如此多的卫兵，会引起他人不必要的疑虑和联想，不如先将这3000人交军政府接管，再以军政府名义下令仍驻原地保护大帅，这样就可以杜绝流言。
赵尔丰相信了，或者说是本无所谓。他手书一道命令，把3000名卫队的指挥权拱手交出。这一被谋划者们自以为得意的举措，却恰恰证明了他们对赵尔丰阴谋复辟的指控只是策略。
卫队被调离总督府，在成都南苑集结，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丝毫不知道有一支部队已经将他们包围，将他们纳入了大炮的射程——如果他们敢于尽忠职守，他们将遭到彻底的毁灭。
还有一支部队则在凌晨时分悄悄包围了总督府。营长（管带）陶泽锟被委派为敢死队队长，负责关键的“擒赵行动”，他的收获将会是一个团长（标统）的位子，以及他没料到的青史留名。
尹昌衡亲自负责掩护。他从正门入内，说服了剩余的卫队放下武器，而陶泽锟则从后墙翻入内院，冲进了赵尔丰的卧室。尹昌衡告诉老帅，为了他的安全，还是一同到军政府去。四名士兵一拥而上，将老帅架起来，拖到了军政府。这就是被时人津津乐道的“智取赵尔丰”。据说在整个过程中，陶泽锟只砍死了试图抵抗的一名警卫人员，也有野史说那只是一个伺候丫头。
而尹昌衡在回忆录中，却说自己是被迫杀害老长官的，逼迫他的人既有同盟会、同志军的人，也有蒲殿俊这样的士绅。同志军想杀赵尔丰，是觉得这次造反没有成就，“覆清我首功也，伐赵我初志也，首功不赏，初志为酬，奈何即罢？”而蒲殿俊等逼迫尹昌衡，是因为他们自己受到了士民的逼迫：“不杀赵尔丰，军民无噍类矣！”尹昌衡无奈，拖了几天，实在拖不下去了才动手。
在这份漏洞百出的辩解中，至少可以看出，这个下令砍下赵尔丰脑袋的年轻人，并不真相信老人是该杀的。根据这份回忆录，面对突然闯入的士兵，赵尔丰十分平静，走到阶下，问尹昌衡：“能相活乎？”
尹昌衡说：“既此非我意，当语众绅。”
众人的意见是：“尔丰屠川人，川人死于兵者数十万，死于乱者百万，是夫之肉其足食乎？”
赵尔丰成了这场大灾难的最大替罪羊。
据尹昌衡说，他还派了士兵保卫赵尔丰的家室。赵尔丰一个孙子躲在邻宅，藏了七天，确定平安无事后才回家。
其实，要论起私人交情，赵尔丰及赵尔巽都算是尹昌衡的仕途恩人。
尹昌衡出生于四川华阳，幼时随父母到成都，家境贫寒。尹昌衡最大的特点是人长得帅，身材高大，人称“尹长子”。18岁那年他考进了四川武备学堂，次年官派到日本学习军事，在日本扎扎实实待了7年，在当时大量的留日速成生中算是非常出色的人才。
尹昌衡1909年回国后，先在广西当军校教官，因过于激进而被除名。赵尔巽不拘一格，任命他为四川督练公所编译科长兼四川讲武堂教练官。1910年，在新军十七镇成立典礼上，他居然当场驳斥了前来致贺词的赵尔巽，认为这支部队的成立并不值得四川人高兴庆贺，因为军械过于落后，是日军的淘汰装备，而指挥官朱庆澜本非军人，并不知兵。他甚至宣称，四川能带兵的就是他自己及周俊（后来成他的死党）两人。难得的是，赵尔巽从此对他另眼相看，十分器重。尹昌衡从此名声鹊起，成为新军中川籍军官的灵魂人物。
赵尔巽在离任时把尹昌衡向继任总督、自己的胞弟赵尔丰作了推荐。赵尔丰到任后，即任命尹昌衡为陆军小学的代理总办，为尹昌衡在新军中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基地；他绝没有想到，自己会死在这位着力培养、极其信任的年轻军官手中。
尹昌衡虽然年轻，手段却极其老辣。他依靠着川籍军官的力量，与失意的谘议局副议长罗纶合作，一个动用军方的力量，一个动用会党的力量，成功地赶走了蒲殿俊和朱庆澜，夺得了政权。
赵尔丰的首级被挂在长杆上，在成都城内游街示众。这与其说是对反动的旧官僚的清算，不如说是新政权对一切潜在的敌人的警告，而这种敌人往往是他们内部可能与其竞争的同志兼兄弟。排长贺国光奉命将老长官的首级浸泡在酒精中，预备送到川藏边（西康）去示众，那里正是赵尔丰为国家建立功业、为自己赢得“屠户”名声的地方。后来，这一长途示众的计划取消，贺国光奉命安排人员将赵尔丰的头身缝在一起。
郭沫若记下了民众对赵尔丰之死的微妙反应：“他病了，全无抵抗地遭了别人的屠杀，尽管在他生前人人曾经以‘屠户’目之。待他一死，大家对他却隐隐有些惋惜起来。”
拿着赵尔丰人头当投名状的尹昌衡，几年后被袁世凯诱捕——赵尔巽要为其弟报仇，赵尔丰之女又是袁世凯的三儿媳。多亏尹昌衡还曾经认过段祺瑞为老师，才保住了性命。这位果敢的时代骄子，出狱后就远离名利场，以教书写书为生。
赵尔丰之死给时人留下的最大教训或许就是：当你手上还有枪杆子的时候，要紧紧握住，不能轻易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