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1月2日，就在贺龙率领红二、六军团在湘西连打了几次胜仗之时，后方的王震给他发来一份特别的电报：“祝贺副主席得了一门迫击炮！”贺龙一看乐开了花，他知道孩子出生了。
贺龙忙对着孩子的姨父肖克说道：“快，你给起个名字，你是红军里的文化人！”肖克沉思片刻，乐呵呵地对贺龙说：“既是打胜仗时生的，就叫捷生吧！”
贺捷生的出生给40来岁的贺龙带来了无穷的欢乐，此后，只要他回到后方就抱着小捷生不肯放手，对女儿格外亲热。贺捷生是贺龙的第三个孩子，贺龙的另外两个孩子，都不幸夭折了。
贺龙的第一个孩子叫贺金莲，是贺龙的第一任妻子所生。1910年春，14岁的贺龙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比他大几岁的贫农女儿徐月姑结了婚。后来，徐月姑生下了女儿贺金莲，但没过几年，徐月姑就在南昌病故。南昌起义后贺龙去湘鄂西闹革命，女儿贺金莲被送往上海。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捕，贺金莲不得不经常随大人东躲西藏。本来体弱多病的她病情加重，在得不到及时治疗的情况下夭折了。后来在长征途中，贺龙对战友们说：“上海还埋着我们贺家一口人呢！”他从衣袋里掏出一副鞋扣襻儿展示给大家：“看，这是金莲给我做的布鞋上的扣襻儿！”
贺龙的第二个孩子，小名叫红红，是贺龙的第二任妻子蹇先任所生。蹇先任出生在湖南慈利县一个商人家庭，在家排行老二。大革命时她和大弟蹇先为都在长沙兑泽中学读书，并先后加入了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姐弟俩回到了湘西，参加了贺龙领导的红军。蹇先任是湘西第一个女红军战士。她在红军中先是当文化教员，教大家识字读书，贺龙也常常去听她上课，并亲切地叫她“任先生”。1929年9月，贺龙与蹇先任结为夫妻。1930年春，贺龙奉命率红四军离开湘西东征，蹇先任因怀有身孕，被留在湘西。女儿红红出生后，蹇先任的随身警卫叛变，贺龙派人及时地把她们接回了部队。1931年春，因随军奔波非常不便，母女俩只得再次离开部队。没过多久，红红患上了重症，在无医无药的情况下，只有1岁的红红死在蹇先任的怀里。
贺捷生出生之后，国民党又集中了130多个团的兵力，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新的“围剿”，形势十分严峻。为了摆脱敌人的包围，保存有生力量，红二、六军团决定实施战略转移。贺龙担心刚出生的贺捷生经不起长途颠簸，起初想把她寄养在一个亲戚家。他背着蹇先任，带着孩子，骑着马走了几十里，发现那家亲戚家门紧锁，不知去向。贺龙只好回来，对蹇先任说：还是带着小捷生走吧，只是长途远征，带着小娃儿，苦了你了。
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县的刘家坪和瑞塔铺出发，开始了长征。红二、六军团后来改名为红二方面军，因此红二方面军的长征应当从这时算起。蹇先任怀抱着刚出生18天的贺捷生，踏上了漫漫长征路。贺捷生是这支远征大军中年龄最小的一员，被大家称为“最年幼的红军”。
次日，红二、六军团突破敌人的第一道防线——澧水封锁线。蹇先任母女被编入伤员队伍，最后一批过澧水。船划到河中央时，几架敌机飞过来，朝着江面轰炸、扫射。蹇先任紧紧抱着贺捷生，拼命保持着平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船总算安全地驶到了对岸，大家你扶着我、我帮着你地走过了沙滩，到达了宿营地。已经两天一夜没吃、没喝、没休息的蹇先任赶紧照料一下孩子。稍稍安顿了一会儿，出发的号音又响了起来。
之后，红二、六军团采用声东击西的方法，长驱直入湖南中部，然后虚晃一枪，调头向贵州东部挺进。蹇先任带着贺捷生跟着大部队，继续行进在漫漫征途上。
一次，红二、六军团从敌人的鼻子底下通过，蹇先任为了避免小捷生哭闹而暴露目标，就用布带把小捷生紧紧捆在胸前，再用衣服包住小捷生的头。过了封锁线，蹇先任打开盖在上面的衣服，才发现小捷生的脸已被憋得像紫茄子似的，差一点窒息。
还有一次，蹇先任病倒了，怎么也抱不动女儿了，只好把小捷生交给贺龙。贺龙用布带子把女儿裹在怀里，骑着马指挥部队与拦阻的敌人战斗，一路跃马举枪，冲锋陷阵。小捷生什么时候从他的怀抱里弹出去了，贺龙竟没发觉。战斗结束后，这才发现女儿不见了，一向镇定的贺龙这下慌了神，赶紧沿来路去找。途中，贺龙发现一队伤病员正在路边休息，他问道：“你们谁见过我的孩子吗？是一个婴儿！女孩！”这些伤病员们这才知道，原来在草丛里捡到的女婴竟是贺龙的女儿。他们马上高兴地把小捷生抱给贺龙。抱着失而复得的女儿，贺龙这位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止不住内心的感慨，顿时泪流满面。
年幼的贺捷生在这番折腾下生病了，高烧几天不止，靠在妈妈的背上紧闭着双眼，不哭也不闹。蹇先任见了心如刀绞，唯恐小捷生会重蹈她的姐姐——红红的厄运，连忙抱着她去找医生。长征途中缺医少药，医生摸着小捷生滚烫的额头说：只能用个土办法退烧了，打上一个鸡蛋清，加一小撮灶心土，搅拌一起敷在孩子的肚脐上，试试看吧。警卫班的战士连跑了好几家才买到两个鸡蛋。蹇先任救女心切，一下子把两个鸡蛋全都用上了。等到取下敷在孩子肚脐上的灶心土时，发现贺捷生体内的高温已将灶心土烧得焦干。但这个土办法真灵，小捷生的高烧退了，精神也一天天地好了起来。
一路上大家轮流背着、抱着小捷生，这个刚出生不久的婴儿给大家增添了很多欢乐，大家都喜欢逗这个小不点。红二、六军团里有一个特殊的俘虏，一个名叫薄复礼的外国传教士，他也非常喜欢这个可爱的小女孩。薄复礼后来在书中回忆道：“贺龙将军抱着孩子，那么亲切，那么和气，就像孩子的妈妈一样，充满了柔情。”贺龙得知薄复礼会打毛衣，就请他给小捷生打一件毛衣，薄复礼很爽快地答应了。他回忆说：“贺龙叫传令兵给我送来一团质量很好的毛线，上面还有德国商标。我想，这可能是从教会驻地抢来的战利品。毛线的颜色各种各样的，黑的、绿的、紫的、棕的、白的，色彩纷呈。他们还给了一件中国式的小风衣作参考，我自己又设计了一些样式，用各种颜色把它配起来。”薄复礼很用心地连夜编织，织完小毛衣后，他却病倒了。
这个叫薄复礼的外国传教士不是红二、六军团的一员，按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说法，他是“长征队伍里的局外人”。但他在红二、六军团18个月的生活经历，却给他的人生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薄复礼因此在西方成为一个传奇人物。
薄复礼的英文名字是鲁道夫？勃沙特，他是一个出生在英国的瑞士人。20世纪20年代初，20多岁的他受英国教会派遣，来到中国，在贵州的遵义、镇远、黄平一带传教。“薄复礼”是他的中文名字，是他自己依据《论语》中“克己复礼”这一典故起的名字。红二、六军团会师前，薄复礼和妻子在参加完一个宗教仪式后，从安顺返回镇远，路上正好被红六军团战士抓住。红军指战员抓住这两个外国人，非常高兴，他们要把这两个“帝国主义者”当作人质，让国民党拿钱来赎，以获取药品和经费。红六军团保卫局长吴海峰宣布要十万元赎金时，薄复礼不顾死活地喊道：“十万？不可能！”第二天，红六军团攻下旧州，出于人道主义考虑，红军释放了薄复礼的妻子。
接下来，红军攻下了黄平县老城，在一所天主教堂找到一张一平方米大的贵州地图。这幅地图是用法文标的，但红军里没人懂法文。肖克叫人把薄复礼押了过来。薄复礼回忆道：“见面，他要我帮他翻译一张法文地图。他要求我把图上所有的道路、村镇的名字告诉他，他希望在运动中避免遇到汽车路。我的良心立即受到质问。他只有25岁，是一个热情奔放、生气勃勃的领导者。一双明亮的大眼睛闪闪发光，充满了信心和力量。在艰辛曲折的旅途中，他不屈不挠。”于是，在昏暗的油灯下，薄复礼开始用生硬的中国话为肖克翻译，肖克仔细地记录，直到半夜才忙完。通过这件事，他俩彼此间有了新的认识，薄复礼与红军的关系得到了改善。
行军途中，薄复礼被红军严密的纪律和非凡的能力所折服。他亲眼看到红军战士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后来他对他的友人说：“如果农民都知道共产党红军是怎样的，就不会有人逃跑了。”红军指战员对他的称呼也由开始的“大鼻子”、“洋鬼子”，变成了“薄牧师”，甚至有人叫他“老薄”了。薄复礼主动地为红军做起事来。
长征途中，红军战士尽量给予薄复礼特殊照顾。分战利品时，不会忘记分给他一大块牛肉。薄复礼的鞋子破了，红军战士就会把鞋子脱下来，送给他穿。晚上宿营时，他睡在室内用稻草铺垫的床上或寺庙的楼板上，而红军战士通常是席地而睡，身下只垫一块木板。保卫局长吴海峰还特意找来一只骡子让薄复礼骑。
1936年4月12日，红二、六军团逼近云南昆明时，肖克给薄复礼摆了一桌告别宴，告诉他：我们已决定今后对不同的外国人实行区别对待，你是一个瑞士公民，我们知道瑞士不是帝国主义国家，没有同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也没有在中国设有租界地，所以，我们决定放你走。薄复礼又惊又喜。肖克欢迎他留在中国，可以办学校，但明确一条，不准用上帝麻醉学生。肖克询问薄复礼需要多少路费，薄复礼提出至少需要4块银元，肖克就叫手下给了他10块银圆，并告诉他离开后如何前往昆明。第二天一早，薄复礼徒步走到富民县城，结束了18个月的红军俘虏生活。
获得自由后，薄复礼立即着手把他这18个月的经历写成书，书中赞扬红军英勇善战，纪律严密。1936年8月，当红二、红六军团还在长征时，这本书就在英国伦敦一家出版社出版了。由于很受读者欢迎，这本书很快又再版。
1986年，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受肖克将军委托，几经周折，终于在英国曼彻斯特郊区的卓尔敦找到了薄复礼，薄复礼已是90岁高龄的老人。肖克和薄复礼在离别50年之后得以再次联系。
多少年来，薄复礼挂念着一件事：他织的那件毛衣是不是穿到了贺捷生身上。他不曾想到，这个生下来就历经磨难的女孩，后来已成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位女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