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城一战失利，红军被迫西渡赤水河。赤水河是长江的支流，发源于云南省镇雄县，流经滇、黔、川三省，全长420公里，流域面积2万平方公里，河水宽处300多米，最大水深10多米，大部分在黔、川两省交界的崇山峻岭中奔腾。由于沿河两岸多为红色土壤，每年5、6月的雨水期，山洪不断将红土冲入河中，整条河水便呈现出红褐色来，赤水河由此得名。赤水河的长度和流域面积都不大，但名声却远远超越了河流本身。一方面是由于红军创造了四渡赤水的军事奇迹；另外一方面，这条短短的河流，竟然出产中国60%以上顶级的白酒，被誉为美酒河。在后面一些章节的文字里，大家会陆续读到关于这条河上战斗与美酒的故事。
1935年1月28日的夜晚，是一个令人焦虑不安、紧张疲惫的晚上，红军依旧处于危险的境地。前线，红军与川军对垒的枪炮声不断；赤水河上，工兵在艰难紧张地架桥。架桥地点是周恩来亲自带领有经验的工兵和作战参谋定下来的。林彪数天前到达土城的时候，曾经夺取过赤水河上的一座浮桥，他们没有毁掉浮桥，但需要稍微修缮一下才能用。工兵们同时得到命令，日出前再架起两座浮桥。通宵未眠的周恩来三次到现场督促指挥，又三次派人去架桥点检查进展情况。天气尚好，没有再下雪，严寒稍有缓解。河面宽阔，河水浅而平稳，冬季枯水期帮了工兵们的大忙。假如是5、6月份丰水期，工兵们架桥的难度就要大许多，他们进展顺利，浮桥修得很宽阔。工兵连按时完成任务，到天明时分，整个部队已经轻装西渡了赤水河。为了防止敌人跟进，红军征得老乡们的同意，对从他们那里收集到的船只（用来架桥）作价赔偿后，在每只船内装上了炸药，炸毁了浮桥，其中包括伪区长强行征集来的12只盐船。
林彪率领的红一军团，接到了新命令，原来是让他回援土城，现在命令他必须在敌人封锁渡口前过河，他在稍晚些的时候，在略北一点的猿猴（今元厚）过了河。
红军渡过赤水河后，在土城作战的川军失去了作战目标，一时找不到红军的去向。红军似乎总是这样的行踪不定，并且在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神出鬼没，在令人惊讶的地方出现。过了赤水后不久，红军右路军改向叙永、古蔺间的两河镇方向前进，中央纵队和左路军会合，往扎西（今云南威信）前进。
进入这一区域，红军才真正感受到“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贵州特色。天气不是毛毛细雨就是雾气蒙蒙，红军穿行在山路中，见到的老百姓瘦弱矮小，多半住在茅草棚内。即使是严寒的冬季，也衣不遮体，一阵风刮来就会吹倒似的。这样的荒凉贫穷反倒给红军带来了一个大好处，敌军极不愿到这类贫瘠的地方来，沿途也就没发生什么大战斗。红军进入云南后，追击的川军和黔军也都停止了追击。红军暂时脱离了险境，也确实是比较侥幸地脱险。
渡过赤水后，红军经过的许多小路，是长征以来在湘黔两省从未经过的地形。尤其以两河隘（即云南威信两合岩）最为险要。两合岩离威信县城约5公里，是两座山的悬崖峭壁合在一块，中间夹一小岩缝，两岩几乎合拢成一块岩石，所以被称作两合岩。红军当年来到这里时，两边峭壁中有扎西河，无法行走，只能靠着一边山崖上开凿的栈道依次通过。只要道路被破坏5尺，军队就无法通过。如今道路已不险要，1973年修建了威信到石坎的公路，公路从两合岩的夹缝中通过，沿河炸岩修路，架起了一道2个大拱，6个小拱的月亮形拱桥，凿通了90米的山岩隧道，以往的天堑变成了通途。
一渡赤水后，被认为是“左”倾教条主义者的代表人博古还担任着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李德离开后，博古实际上也被取消了领导全党工作的权利。博古尽管顶着虚职，许多人还是对他越来越不满，希望更换他，选出新的领导人。
1935年2月5日，红军军委纵队来到了云南扎西的水田寨（今威信县水田乡）。这个地方位于川、滇、黔三省的交界处，当时它有个美妙的名字，叫作“鸡鸣三省”。其名称源于特有的自然地理条件。此地是赤水河和渭河的交汇处，名叫岔河——河流交汇形成了三省的交界点，也自然形成了三个冲击扇面。这三个扇面又分属于四川的叙永县、云南的镇雄和威信两县、贵州的毕节县。传说很久以前，三省交界处都各住着一户人家，三家都有报晓的大公鸡，三家中无论有哪家的公鸡先叫一声，其他两家都可以听见鸡叫，因此这个地方被叫作了“鸡鸣三省”。
红军开进水田的时候，老百姓由于不明真相，怕被军队拉了壮丁，几乎所有的壮年男子都离开寨子躲了起来，可能是躲到了附近山上，当时这个地方是山高林密。5号当晚，中央政治局常委就在水田“花房子”(因为门、窗、板壁上刻有花鸟草虫图案，就叫成了“花房子”）召开会议，改组中央领导机构，撤销了博古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由洛甫接替他负责中央总的工作。对此，周恩来后来也有比较准确的回忆，他记起是在一个叫作“鸡鸣三省”的小村庄，由洛甫替代了博古。
洛甫当选为中央总的负责人后，当即主持中央常委进行了日常的分工，决定让毛泽东协助周恩来做军事指挥，毛泽东进入到核心军事指挥圈中，逐渐担负起指挥红军的重任。红军也是至此才在指挥上获得了至关重要的新转机。虽然此后在行军途中毛泽东也曾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和批评，却一直得到洛甫的有力支持。据说在花房子，只要毛泽东点点头，他完全可以出任中共中央总负责，当时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都推举毛泽东接替博古。毛泽东鉴于种种原因，推举了张闻天（前面提到过，他和博古一样，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事实证明，他们在长征过程中一直愉快地合作。红军在“鸡鸣三省”只停留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开拔进入扎西城。
被撤职的博古，1935年初还不到28周岁，十分年轻，个子不高，瘦而结实，戴着深度眼镜，动作有点不协调不平稳，总是显得很紧张。他于1926年开始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受共产国际思想影响很深。他思想活跃，具有政治家的风范。伍修权（也在中山大学学习，担任过李德的翻译）曾在回忆中提及学生时代的博古既具有学者风度，又锋芒毕露。博古当了中央负责人后，一直到遵义会议前夕，他都是如此风格。
博古虽然在领导红军作战上有错误和偏差，但是他为人正派，品德高尚，对于革命的忠诚是一心一意的。博古不再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后，将中央几担装有重要文件和党中央印章的挑子移交了出去。此后，凭借着他的一身才华，1941年被任命为解放日报社和新华通讯社的社长。博古精通俄文，翻译了许多诸如《卡尔？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介绍共产主义运动的书籍。1946年，博古作为中共代表之一，赴重庆参加了政治协商会议综合小组会议。但是不幸的是，他搭乘飞机从重庆回延安时，因天气方面的原因，飞机失事遇难，死时只有39岁。同机另有王若飞、叶挺。
2月6日，红军冒着鹅毛大雪来到扎西，这天正好是正月初三。红军在扎西又召开了会议，主要讨论红军面临的形势，解决下一步红军进军的方向。中央红军到达扎西的时候，蒋介石调集了滇军3个旅，川军10多个旅由北向南压，中央军周浑元的部队也向扎西方向扑来。毛泽东在扎西会议上主张红军转移到黔北去。他根据破译的云南省主席龙云7日发布的绝密电报《作战方略》（对付红军的），决定趁着敌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川南一线，黔北比较空虚的契机，掉头向东，发挥红军运动战的特长，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桐梓、遵义进攻。值得一提的是，自从土城战役情报出了差错后，红军的情报人员吸取了教训，在此后数月的工作中，从未出过差错，为红军摆脱蒋介石的围追堵截立了大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