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五次反“围剿”的一年里，虽然毛泽东曾与实行“左”倾错误路线的中央领导人进行过坚决斗争，但他的初衷还是希望中央能接受他的正确主张，纠正错误。可是当湘江血战后，红军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这时大多数人都不满中央的领导了，毛泽东开始着手发动一场撤换“左”倾教条主义领导人的斗争。他首先争取的是王稼祥和张闻天。
在中央红军开始出发前，为了加强部队战略转移的机动性，中央最高“三人团”决定只带少数机关工作人员，并把非带走不可的人员分散到各军团去，以便于行军作战，同时也使这些党和政府的领导同志人身安全有保证。张闻天没有过多的考虑便同意了，可毛泽东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行军途中领导同志在一起行走，可以相互沟通思想，彼此交换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并且可以用自己的思想去影响一些同志，争取同情者，从而有利于正确意见的贯彻。如果分散到各军团，彼此间互不照面，很难沟通，不容易形成一致的看法。所以，毛泽东坚决反对把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分散到各军团去，而主张把机关集中，编成战斗单位，这才有了后来的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及各梯队。
毛泽东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王稼祥，王稼祥觉得有道理，便找博古反映意见。
博古和李德虽然对毛泽东时刻提防，但他们认为把毛泽东放在纵队，毛泽东就不能直接接触部队，便没有在军队进行活动的机会。而且，就算毛泽东和张闻天、王稼祥在一起，毛泽东和王稼祥都有伤病在身，在大军西进的连天炮火中，他们能完成每天的行军就不错了，哪还有能力进行政治活动！
可事实出乎他们的意料。长征途中，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不仅走在一起，而且宿营也在一起，一有时间、有机会、有条件，他们就相互交谈，讨论问题，交换意见。毛泽东因大病初愈身体不佳而坐担架行军，王稼祥因受伤也坐担架行军，两个人的担架经常碰到一起，毛泽东、王稼祥可以在担架上聊天。张闻天虽然骑马，也可以放慢速度加入他们的谈话。没有战事的时候，白天他们还可以养足精神，晚上躺在被窝里彻夜长谈。
王稼祥受伤是在第四次反“围剿”的时候。1933年初，红一方面军取得了黄陂、草台岗战斗的胜利，总政治部直属队迁到乐安县谷岗村。4月28日，周恩来、王稼祥等在一个古庙开会，研究扩军问题。大约9点钟，忽然两架敌机飞来，外面响起爆炸声。王稼祥一看势头不对，对与会者说：“快跟我到外面隐蔽！”他第一个跨出大门，仰头看空中的飞机。就在这时，又一颗炸弹落下来，王稼祥来不及躲闪，在炸弹的爆炸声中倒下，弹片飞插进他的右腹部，伤势十分严重。他被军委卫生部部长贺诚带领的医务组送进瑞金医院。
主治大夫彭真和王斌替王稼祥会诊，经检查发现弹片从他的右下腹打进去，打穿了升结肠，弹片嵌进腹部，升结肠已经穿孔感染，有发生弥漫性腹膜炎的危险。由于条件所限，无法进行大手术取出弹片，医生只能对他进行保守疗法——切开引流。病根未除，王稼祥的腹部伤口一直流脓，所以他在长征时只能坐担架。长征开始前，王稼祥担心自己会被像甩包袱一样留在苏区，因为他知道自己是“左”倾教条主义者，是不受欢迎的人物；后来，他在宁都会议上又力排众议要求保留毛泽东对红军的指挥权，因此也得罪了李德等人。后来当他得知是毛泽东替他力争，才得以随主力红军一起转移，对毛泽东非常感激。
关于长征路上特殊环境中的这段担架情，王稼祥在延安接受斯诺采访时这样回忆说：“要说我在遵义会议上第一个支持主席的正确主张是个功绩的话，这首先是毛主席对我教育、启发的结果。长征开始，毛主席有病坐担架，和我同行，每当到宿营地休息时，经常在一起交谈。由于我对毛主席丰富的武装斗争和一、二、三：次反‘围剿’取得的伟大胜利十分敬佩，所以，我向毛主席坦率地表示了对当前形势的忧虑，认为这样下去不行，应该把博古、李德‘轰’下台。毛主席很赞同我的看法，并针对现实情况，说了中国的革命不能靠外国人，不能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同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这给了我很大的启示，也使我更加坚定了支持毛主席的决心。”
毛泽东争取的另外一个人是张闻天。长征开始时，他也同毛泽东走在一起，不过不是坐担架而是骑马。一路上的随意交谈和充分讨论，也使张闻天同毛泽东之间在感情上更加亲近，在思想、观点上同毛泽东逐步一致起来。他开始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主要是在主观方面，是军事领导上的战略战术错误所致。张闻天后来叙述这一段经历时说：“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两同志住在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时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
在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这“三人团”中，论年龄毛泽东最大，论职务张闻天最高，他是三人中唯一的政治局常委，按理应以张闻天为“师”。但张闻天信奉“真理在谁手中，就跟谁走”，他这时认为毛泽东是正确的，对毛泽东十分尊重。所以，在他们三人中，毛泽东实际上是“师”，是灵魂和旗帜。
他们在一起的谈话，被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幽默地形容为“担架上的‘阴谋’”。的确，不能小看这些谈话。正是这些长长短短的谈话，发挥了神奇的作用，引发了思想认识上的共鸣和飞跃。他们交谈的中心内容是王明“左”倾路线在军事理论和军事指挥方面的严重错误。如这次反“围剿”为什么失败？主要原因是什么？战略战术、军事指挥上有什么经验和教训？王稼祥有时非常气愤地批评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张闻天多次谈论他与博古之间的争论，毛泽东则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分析“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的错误和危害，阐述马列主义必须和中国革命战争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理。
这样，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队三人集团”便在长征路上形成了。它虽然没有一定的组织形式，只是在反对李德、博古“左”倾错误路线中的一种政治上的联盟，也不像李德说的是在中央苏区就存在的一个宗派主义组织，但是这个松散的“中央队三人集团”比中央的最高“三人团”更掌握真理，更有战斗力。
湘江血战后，“中央队三人集团”向中央最高“三人团”发起了挑战，打出的旗帜是：讨论失败原因。并由此引出对红军长征前进方向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