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睡眠着的少年的体内，肠子、脾脏、肾脏和胃等各种内脏，被有条不紊地取出来了，一个个分别拆开，噗咚噗咚地扔进了水桶。
由于高手K雇员酌“执刀”，少年的下半身几乎成了空洞。取出来的内脏，在福尔马林溶液中，还在不断地颧动。
取下胃，切除了肺之后，中国少年只剩下了脑袋。那脑袋小得像带壳的栗子。凑班的一个人，把少年的脑袋固定在台上，横着从耳朵向鼻子下了刀子。
切掉头皮之后，用锯子把头盖骨锯成三角形剥离下来。在露出脑子的时候，队员向着柔软的保护膜伸进手去，取出少年的脑子，手脚麻利地放进了福尔马林容器中。台上只剩下少年的四肢和已成为空洞的身体的残骸。
日寇是疯狂的杀人恶魔，在罪恶的侵华战争中，置国际公约和人类文明于不顾，在战场上、村庄里遍施细菌战术，在波及中国大江南北的土地上，肆意残害我抗日军民和无辜百姓，留下一笔笔永远无法偿还的血债。而731部队和100部队正是细菌战的刽子手，他们像毒蛇一样到处侵蚀我百姓躯体，造成沦陷区瘟疫成灾、霍乱、伤风等受害者遍地皆是。
侵华日军细菌战究竟屠杀了多少中国人，谁也不能够统计出一个确切的数字，鬼子兵们屠杀中国人就像踩死蚂蚁一样，在其战败投降后，还把杀人的细菌撤在中国土地上。
“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的邮政信箱代号是“满洲第731部队”，这是根据天皇命令设立的细菌部队。它盘据在哈尔滨市东南20公里当时叫平房的一个小镇。731部队留给老百姓的是鼠疫。100部队留下的是霍乱。
从1946年开始，连续7年，吉林省的榆树、永吉等县，都发生了爆发性的流行霍乱。1947年，齐齐哈尔、肇东、肇源、洮安、大赉、安广、镇赉、泰来、开通、瞻榆、洮南等地，霍乱患者达9万余人，死亡7500余人。1945年至1946年，洮南、洮安、开通等县鼠疫患者达4300余人，死亡1400余人。
日本鬼子细菌战的目的是杀害人民。为了达到这一罪恶的目的，他们还研究了散布细菌的手段，即用飞机、炮弹和人工散布三种方法。首先他们研制了特殊投掷细菌的炸弹、炮弹和飞机喷雾器。日本统治者培植出一批能满足帝国主义侵略需要的“科学家”。当时在军医学校任“军阵防疫学”教官的石井四郎军医少佐，就是这种“科学家”的代表。
据石井供认，他们“已经发明和实验了9种用于飞机投掷的炸弹，其中包括为污染地面和产生传染云而设计的炸弹，还有破坏人的皮肤，利用伤口进行感染的炸弹”。
日军细菌部队广泛使用的炸弹，即所谓“石井式粘土制细菌炸弹”，它的特点既不会损伤细菌，也不会留下罪行物证。石井曾向盟军司令部供认：731制造的细菌炸弹总数，6年共有2470枚各种型号炸弹。有一种“50型宇治式”炸弹总重量约25公斤，容量为10公升。而“100型宇治式”炸弹则更大，装载容量约25公升。
日本鬼子实施细菌战，也必然会染及自身。为了自身的安全，731部队还研制出疫苗血清和多种药品，以达到预防和诊断治疗的目的。这些药品和医术被当时医学界称为“精华”，被日军赞为“天才”的发现。他们成功研制出伤寒、霍乱、破伤风、鼠疫等类血清，特别是防治鼠疫的血清为世界首创。
在南京设立的日军细菌部队“中支军防疫给水部”，番号为1644部队，下设12个支队，共有官兵1500余人，也拥有生产细菌武器的设备，每一生产周期中，能够制造10公斤细菌。
在北京东单设立的“北支军防疫给水部”，对外称1855部队，规模比南京的还要庞大，曾经大量生产各种烈性的细菌武器。
在广州也有同样的部队。在新加坡的这个部队叫“南方军防疫给水部”。据冈村宁次战后回忆录中说：“石井亲自对我透露说，获得专利权的项目就有200种之多。”然而，他们研制的血清，是强迫成百上千活人饮用或注射活菌进行感染和发病的实验而获得的。
在这座拥有众多博士、教授、专家、研究人员的细菌研究中心和细菌的工厂里，还特地管理着一座巨大的特殊监狱。监狱里经常关押着200至300人的“囚犯”，有时高达400人，有中国、苏联、朝鲜、蒙古人，据说还有美英澳等国的战俘，有男有女，不可理解的还有儿童、婴儿。大部分“囚犯”是中国人，不仅有被俘中国军人，还有教师、学生、工人、农民、市民。所谓“特殊监狱”，是说这里的“囚犯”与普通监狱的“囚犯”待遇不同，对有的“囚犯”而言可以说是“丰衣足食”，一日三餐营养丰富，还可以经常到澡堂洗澡，被“供养”的很健康。然而奇怪的是，只见“囚犯”进监狱，从不见囚犯活着出来。
这个奇特监狱之谜终于被揭开了。原来石井等人把活人视同动物，用作进行细菌武器活体实验，其残酷之情令人发指。受试验的“囚犯”如一旦不能再用，或被杀、被活埋、被火化。给“囚犯”好的伙食，只不过是为细菌研究需要健康的活人而已。
日军从不把这里的“囚犯”称做俘虏，而是称为“原木”、“特殊材料”和“马路大”。在他们的记录中，对“囚犯”从来不记名字，只有编号，从101开始，到1500号为止。
据731队员证实，编号已进行两轮，每两天消费三人，有时七八人。这种“材料”从不会缺乏，因为他们可以源源不断地得到补充。据苏联军事法庭和731队员证实，这个部队直接用于细菌实验被害的人达3000多人，所有“囚犯”无一生还。
石井等人在活人身上进行细菌试验的方法很多，最普通的方法是，把最危险的传染病，如鼠疫、炭疽热、鼻疽、各种伤寒及其他各种烈性病菌，注射到受实验者身上，察看细菌在健康人身上的反映、症候、传染效果等，以及什么时候死亡，按编号记录在案，不能再试验时，就活活杀掉火化。这种试验一直进行了七八年。
有一次，石井等人进行伤寒病菌试验。由哈尔滨特务机关送来50名中国爱国分子。把准备的一公升投有伤寒菌的甜水，加水冲淡，分给这50人喝了，其中4人是事先经过预防伤寒病的疫苗注射的，结果其余46人全部死亡。
这个部队除在实验室内用活人进行试验外，同时也要在野外条件下用话人进行细菌武器实战试验。这种实验通常是在安达打靶艺建行的，每次受这种实验的有10人至20人不等。有时用飞机投掷，有时借电流爆炸。
有一次，他们把活人绑在彼此相隔5公尺的铁柱上，然后在距离铁柱约20公尺远的地方，把内部装有鼠疫的炸弹借电流爆炸，受实验者被这种炸弹炸伤后，一个星期就痛苦死去。
川岛少将还供认了这样的实验：从监狱送来15名被实验者，把他们绑在柱子上，一架飞机掷下一枚细菌炸弹，使其在离地面100至200米高空爆炸，装在炸弹里的鼠疫菌跳蚤在附近蔓延开来，跳蚤爬上了“原木”的身体，吸吮其血液达四、五小时之久，然后把实验者消毒后拉回监狱，观察他们是否感染了鼠疫。
731部队里有一位博士病理学家，名叫石川太刀丸。1940年秋，在吉林省农安地区发生的他们撒布的鼠疫的时候，石川就立即从许多鼠疫患者中解剖了57个人。石川博士无耻吹嘘道：“就解剖的人数来说，我创造了世界纪录！”
这个罪恶的细菌工厂，还进行其他各类的杀人试验，如冷冻试验、毒瓦斯试验、断水饥饿实验、热水实验、触电实验等等研究，不知害死多少中国人。
731部队还进行活人毒瓦斯实验50多次。石井中将曾亲自视察该项实验。从单身牢房送来健康的中国人，被称为“上等原木”，把毒瓦斯闸门打开，一分钟、二分钟、五分钟过去了，受验者的手腕上的绳索深深地勒进肉里，很快被喷出的氰酸钾瓦斯闷死。
然后石井命令工作人员脱掉死尸的衬裤。“原木”的阴部和大腿上粘满了白色液体。石井说：“这是精液。吸人氰酸钾瓦斯的人都要流出精液，哼，‘原木’在射精时死掉。”
最残酷的要算两次集体毒瓦斯杀人事件：
一次是1945年6月的一天，一位苏联“囚犯”捡到万能钥匙，打开各单人牢房的铁门，催促大家逃跑，但是在这座戒备森严的牢笼中，越狱又谈何容易？那位苏联人被打死，其他人亦被赶回牢房。一小时后，经过特设的通气管，输进毒瓦斯，把监牢里的人犯全部毒死，大约近30名。
第二次毒瓦斯屠杀发生在731部队撤退前夕，日本鬼子把监狱牢房的毒瓦斯阀门打开，毒瓦斯立即充满各个牢房。不久，尸体被拉出后堆成山，然后倒上石油焚毁。这种惨绝人寰的屠杀，只有法西斯强盗才能干得出来。
饥饿实验，不给“囚犯”食物，光给水喝，实验人能够活几天；断水实验正相反，只给“囚犯”吃面包，一滴水也不给，以断定人生存的限度。据731队员说：“饥饿实验和断水实验，是在哈尔滨市内滨江火车站附近的南栋地下室关押处进行的，负责这项实验的是江口中校领导的江口班。在只供水的情况下，‘马路大’平均能活60到70天。如果光给面包，不供水，到实验的第五天，‘马路大’无一例外地口吐鲜血而死。”
“干燥实验，是把俘虏绑在椅子上，活着送进高温干燥室，俘虏全身不停地出汗，被热风不停地吹干，直到身体上的水分被榨干。经过15个小时，俘虏的体内已经渗不出一滴水，成为人造‘木乃伊’。用秤一称，只有生前体重的22％。以此实验确定了人体内有78％的水分。”
被日军称为“天才”发现的石井鼠疫血清，究竟是怎样研制出来的呢？石井等人给被关押的囚犯身上注射鼠疫菌，然后采用已经发病的“囚犯”的血液，或者利用他们的内脏制取血清。原731部队的一位护士长S女士说过这样一件事：
1943年3月18日一位文职人员因细菌感染患了肺鼠疫，肺鼠疫发病就意味着死亡。诊疗部部长永山命令护理人员每周注射一次血清。患者住院第二天，总部送来一支鼠疫血清，一周后又送来第二支。
护士长问：“为什么不把血清贮藏在这里？……何必每周从总部送来？”永山说：“那种血清一周只能生产一支，所以才这样做的。”患者住院四周后，竟病愈出院。护士长惊叹不已。
为了制造这种血清，不知又杀害了多少中国人！
以石井为首的731部队，为了屠杀中国人，什么丧天害理的坏事都干得出来。石井曾经派遣大批细菌专家到北京、南京、上海、武汉各地集中营去，把注射有伤寒菌和副伤寒菌的大饼，分给关在集中营的人们吃。
据说吃过这种大饼的人，共有3000多人。石井命令各集中营负责人，把凡是吃过大饼的人，全部释放出去，让他们去引起伤寒和副伤寒的流行。这难道不是真正的恶魔瘟神吗？
731部队只是日军细菌战部队的一部分，北京、济南、南京、广州日本鬼子的细菌部队，至今还是一个谜，估计被杀害的中国人也是不会少的。请看日本鬼子在济南细菌部队的一名中尉军医的供词。
这个济南防疫给水部中尉军医竹内丰(刘宝森)说：
于1943年在济南防疫给水部工作时，为了进行细茵战，用特殊设备制造出大量的肠伤寒，副伤寒茵，供飞机撒播使用。为了实地试验他亲制细茵的效力，曾向济南宪兵队先后要来我军俘虏(指中国抗战将士)共11名，进行了活体解剖实验。
用肠伤寒、副伤寒约1CC至2CC注射到俘虏的锁骨与乳房之间的皮下，在其发病后用绳绑在解剖台上，施行全身麻醉，进行解剖，看肠的溃疡期与结痂期来研究茵力。此后又用电话向宪兵队联络，即开来汽车将尸体装在汽车上拉到郊外。
他还供认用特殊设备制造的肠伤寒、副伤寒菌由济南运往北京。他说：“在1943年8月间，由北京北支那方面军参谋部先后派飞机到济南载运三次。从机场到防疫给水部是用汽车搬运，三次共运去玻璃制的圆桶15桶(直径40cm×50cm)。”
用细菌作战是日本鬼子者惯用的恶毒手段。
细菌武器，又标生物武器，是一种大规模杀伤破坏性武器，从后果看，它是进行战争最残酷的手段之一。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利用马鼻疽、炭疽病菌袭击协约国的人员和马匹，开了使用细菌武器的先河。日本法西斯最早进行的细菌战，是1939年在“诺门坎事件”中，由石井部队派部携带伤寒菌、霍乱菌、发疹伤寒菌，用野炮发射出去，杀害苏联人和蒙古人。
1940年10月23日，石井四郎亲自率领一支细菌部队用飞机在中国宁波上空低飞，撒下了70公斤伤寒菌和50公斤霍乱菌、5公斤染有鼠疫菌的麦子、粟子、跳蚤。11月份又在金华、义乌、兰溪、衙县等地用飞机撤下鼠疫，鄞县流行鼠疫34天，染疫者99人，97人死亡。东阳县染疫者94人，死亡92人，义乌县染鼠疫者308人。死257人。兰溪县染鼠疫者36人，死亡12人。
据当时参加治疗工作现任华美医院院长的丁立成医师披露说：“1940年以前宁波不曾有过鼠疫病患者，1940年日机在本市开明街永耀电力公司附近散下麦子以后，该地就发生了鼠疫，共有99人染患，其中2人被治愈。”
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竤)、第三战区司令官顾祝同纷纷向蒋介石报告日本鬼子进行细菌战的情况：
1941年11月4日早晨5时许，日军一架飞机在常德市区投下带有鼠疫杆茵的棉絮、谷麦等颗粒状物体，很快鼠疫便在市区蔓延并流行到桃源、丰县等地，许多居民全家死亡，仅石桥镇就有80多人。
来自“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的疫情旬报指出：
1942年3月中旬，绥远省政府函称：绥省于元月初发现鼠疫。据军政部第6防疫大队队长成正田3月12日电告，五临一带已死亡205人，河西死82人，磴口第五乡死21人……
陕西省谷县、榆林均发生鼠疫，并有多人死亡。3月28日，谷县县长高克恭电告，20天内已死亡69人。
从1940年到1942年之间，日军向浙江、湖南、河南、湖北等省的11个县撒布鼠疫杆菌，引起了这些地区鼠疫流行，死亡人数无法统计。
731部队的细菌实验都是在活人身上实验，而人体实验也都是采用活体解剖。
731这支恶魔部队进行的活人解剖，大体上可分两个目的。
第一是为采集标本。人类得了传染病的时候，心脏是怎么肥大的？是不是不肥大？肝脏的变色怎么样？感染的各个阶段变化如何？在活人身上捕捉各个器官的变化，活人解剖是最“理想”的方法。
不光是为了采集感染疾病的标本，“原木”(所谓“原木”，就是被关东军宪兵队、该队特务机关及其下属的哈尔滨保护院所捕获的俄国人、中国人、蒙古人俘虏)服下一种药物之后，对于摸清时间经过和内脏的各种变化之间的各类问题，也是活人解剖的功绩。
为此。凡是人所能想象得到的各种物质，都给“原木”注入过。往“原木”的静脉注入空气，看身体的各个器官经过什么样的过程才导致窒息？尽管知道注射空气会招致死亡，但鬼子们对更为详细的经过抱有兴趣。
还有，当把“原木”倒吊起来的时候，看需要几小时多少分致死，身体各个部分有什么变化，都作了实验。把“原木”装入极大的离心分离器中，作高速旋转的实验，在“原木”死以前，反复进行。这也是为解剖用。
把尿和马的血液注入肾脏，看人身体会有什么反应？
进行了猴子、马和人血的交换实验。实验从一个“原木”身上能抽取多少血液。曾使用泵进行过多次抽取血液的实验。那真是一种名副其实的榨取。
把烟大量送入肺中时会怎样？或者以毒气取代又会怎样？把糜烂性的东西、毒气送入胃中，将出现什么变化？
一会儿进行这种药物的实验，一会儿又想看看那种物质将会怎么样？……平常连“想一想”都觉得是邪道加以避忌的东西，可是，在这个731部队里，却处之泰然。X光射线的长时间照射，也是活人实验之一。
“活人解剖的执刀，主要是研究班的助手级(雇员)来干的，……采集标本的设想是由班长级人员提出的。各班班长是当时名噪一时的学者或医生，但是他们除了特别感兴趣的‘原木’外，通常是怕污染自己的手，而让部下去干。他们一丝一毫也没有解剖活人的罪恶感。毋宁说各班都对能采集什么样的标本感兴趣。”原队员的证词说。
全身被麻醉或局部被麻醉的“原木”，在大约一小时以后，就变成了顶好的活人标本……
把活生生的人解剖掉，在本人不知不觉当中，五脏被分了类变成标本占每当谈到活人解剖的场面时，原队员们就不愿开口了。
有个队员说：“一个星期就解剖掉一个活‘原木’。”另一个队员却说：“从速度来看，应该更多一些。”
“原木”的活人解剖的目的之二在于各种“实验”。通过秘密地道送到解剖室来的“原木”，被剥得精光，施行麻醉。麻醉有时是全身，有时是局部。全身麻醉，是让“原木”自身失掉意识睡过去。在这期间进行全身解剖。与之相比，局部麻醉时，“原木”的意识是清楚的。
731队员们，把倒卧在手术台上的意识清楚的“原木”当做实验的好材料。不，麻醉本身就是一种实验。
对下半身施加强麻醉之后，哪怕是把腹部切开，“原木”也不会感到那么痛苦。
“把手术刀对准咽喉部，从腹部一直切到阴部，黄色的脂肪下面，露出了胃、肠、肝脏时……向左右两边扒开，这里一下，那里一下地摆弄，一边切，一边观察‘原木’的反应……一会儿切断动脉和神经，一会儿又接上。一个个地剥离内脏，把左臂和右臂互相换接，把小肠和食道直接连在一起来观察，真是为所欲为。”这是原队员的证词。真可谓手术的任意舞刀。
作为军属派到部队的医学家、研究人员，他们最关心的是“原木”的脑子。当时脑外科的研究，刚刚有点头绪，对人脑的内部尚有许多不明之处。
用麻醉使“原木”入睡，从他的耳朵这侧到另一耳朵的那一侧，刚好在额部发际横着切上一字形一刀。施行止血，在刀口处伸进指尖，向头顶方向用力一拽头皮，头皮就会咕噜一下翻转，像揭开碗盏一样，头盖骨裸露出来。然后用准备好了的小弓锯锯头盖骨。
“把这样露出来的活‘原木’的脑子用特殊的装置固定住，对各个部位，给予各种刺激。每刺激一次，就观察睡着了的‘愿木’的反应……”一个队员的证词如是说。
切开头盖骨露出的粉红色的活“原木”脑子，在各个研究班——特别是冈本、石川(都是负责病理研究的)两个研究班是最受欢迎的东西。
据原队员的话说，在这样的活人解剖“实验”中，还有来自哈尔滨医科大学的日本教授和当时满洲国首都新京(现在的长春)大学的“研究委托”。
根据研究专题，虽然极为罕见，也有大学教授到731来的。这时，一下车就要原地被严密地蒙住眼睛，这是一种严重警戒方式，进了屋子才能取下蒙眼布。
有一次，出游哈尔滨的皇族突然来到第731部队。石井四郎部队长打着“没有关东军司令部的许可，任何人也不准进入”的这块牌子，让皇族在门前等得十分狼狈。在大摆其架子之后，才领着他们看了看设施。这个插曲，在有关人员中是颇为有名的。
石井四郎部队长(军医中将)把活人解剖的这种有魅力的实验，当做引诱感兴趣的日本医学家入队的钓饵。身为731队员，同时又在当时的哈尔滨医科大学等讲坛上讲课的教授，也为数不少。
“战后在日本的医学界中，做过无数个难手术而博得大名的某有名国立大学教授，从政府获得了勋章……这位先生的外科手术技术，何以那么精良？那么难的手术，倘若失败了，哪得了。但是，只有那位先生是决不会失败的。他先前有过几十次手术失败的经验……他是在哪儿积累了这么些经验？都是在731！”
在关西的一个原队员，说这个人以“原木”为对手，曾做过不少难手术的“实验”。
“原木”——是人，又不是人。“原木”都是以号码代替姓名，有编号的管理卡片，一个“原木”被“消费”之后，那个号码，会由新进来的“原木”代替。
但是，第731部队进行了活人解剖的，不光是那些“反日分子”。在这里写一个原队员当时目睹的实例。
1943年的一天，解剖室里领来了一个中国少年。据鬼子们说，这个少年不是“原木”，大概是从哪里拐骗来的，确切的情况不得而知。
在解剖室的一角，少年就像听天由命似的呆呆地蹲着。
在解剖台的周围，站着身穿白色衣服撸着两只消过毒的胳臂的几十名鬼子。一个鬼子用短促的话催着少年上了手术台。
中国少年按照命令脱光上衣，躺上了手术台。
往仰卧的少年的嘴和鼻子放上浸了三氯甲烷的脱脂棉，施用了麻醉。中国少年不明白从现在起在自己身上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脱掉他的下衣一看，少年的生殖器周围几乎还没有长阴毛。一般说来，中国东北部的人们体毛是较为稀薄的，但从生殖器的形状和从它的周围来看，少年的年龄，可以推测出只有十二三岁。
对全身实施了麻醉之后，把中国少年的身体用酒精擦拭干净。
从围绕着手术台的田部班中，K雇员握着手术刀向少年走近了一步。沿着胸廓，用刀切成丫字形。用轻便钳子止了血的皮肤上，血珠噗吱噗吱地冒出来，露出了白色的脂肪。活人解剖开始了。
“少年不是‘原木’……因为还是个孩子，也不会参加什么抗日运动。后来才知道，所以要解剖他，是因为想弄到一个健康的少年男孩的内脏。少年就是因此而被活活地肢解掉的……”这是一位后来回想起这次解剖情形的原731队员说的原话。
从睡眠着的少年的体内，肠子、脾脏、肾脏和胃等各种内脏，有条不紊地取出来了，一个个分别拆开，噗咚噗咚地扔进了水桶。扔进水桶的内脏，很快又转移到早巳准备好了的装着福尔马林溶液的大玻璃瓶内，益上了盖子。
沾着少年血液的手术刀还在闪闪发光。在冒着喷出的血泡当中，由于高手K雇员的“执刀”，少年的下半身几乎成了空洞。取出来的内脏，在福尔马林溶液中，还在不断地颤动。
“喂，这不还活着吗？”
不知是谁说了一句。这是活着“大卸八块”。
取下胃，切除了肺之后，中国少年只剩下了脑袋。那脑袋小得象带壳的栗子。凑班的一个人，把少年的脑袋固定在台上，横着从耳朵向鼻子下了刀子。
切掉头皮之后，用锯子把头盖骨锯成三角形剥离下来。在露出脑子的时候，鬼子向着柔软的保护膜伸进手去，取出少年的脑子，手脚麻利地放进了福尔马林容器中。台上只剩下少年的四肢和已成为空洞的身体的残骸。
到此解剖便告结束。
“拿走！”
等待着的另外一些鬼子，把装着少年内脏的福尔马林容器一件一件地拿走了。对于强加给少年的死，连一点伤感之情也没有。这连处刑都不是。不过是供恶魔食膳的一种肉！
鬼子们在走廊中行走的时候，两只手里的玻璃容器摇摆着发出了噗噗的内脏收缩声。为了使这相当重的容器不至于掉下来队员们用全身力气捧着慢慢地往前走去…一
恐怕这个中国少年还刚刚活到青春期的门口，和许多“原木”一样，至今谁也不知道他的姓名。少年对于自己活着被解剖的事，是无从知道的。少年在被强制的短短的假寐之中，一切便都结束了。
对于这个突然不知去向，终于不再回来的少年，中国的双亲该是多么痛苦啊！
这位少年没有姐妹吗？他应该有他担任的工作，在他的嘴里应该有他哼哼的歌子呀！
如果他活下去，他将来会有不少遭际，不知道会开出什么样的花朵。在打盹当中，被浸泡在福尔马林溶液中的少年的脑子在收缩的时候，不知梦见了什么？！
据原队员们的回忆，在第731部队里，有时还送来来历不明的“俘虏”。被解剖了的少年，不过是其中的一例而已。
此外，队员之间风传着：在特设监狱里有一个“欧洲籍外国人”。
第731部队在计划对苏作战的同时，也有对美国实行细菌战的计划。因此，有人推测，这个外国人是美国人。不，也有人说这是日本鬼子在上海俘虏的英国人。还有人说这是在太平洋战争过程中，在东南亚抓到的荷兰人。
生产出来的鼠疫、跳蚤，对那些“洋鬼子”是不是也有效，这一实验在等待着这个外国人。
——这份资料是在清理阶级队伍期间，对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的有关资料进行彻底清查时发现的。伪满洲医科大学微生物教研室曾有个叫北野政次的主任教授。至今仍然是个受美国保护的逍遥法外的细菌战犯。他于1939年2月以“关于斑疹伤寒预防接种的研究——用自制的斑疹伤寒疫苗在人体上的实验”为题发表了一篇论文。这是用我爱国同胞进行的一次人体细菌实验。
北野政次在这篇论文中，毫不掩饰地记述了他自己亲手惨杀我爱国同胞的残暴罪行。
北野政次在他的这篇“论文”里是这样写的：
“实验时使用的人体，全是从32岁到74岁之间挑选出来的既未得斑疹伤寒，也没患过急性肠伤寒的健康男子。其中有商人和工人各一名，除此之外全是农民，而且又全是在五年甚或30年前从山东来到关外的”
那时，实验是在被捕的13名中国人的身上直接进行的。他们惨无人道地给一个姓宋的，已是74岁的老人注射了斑疹伤寒病毒，在第八天的头上，这个姓宋的老人发了病，此后又过了六天，正是在发疹期，这个老人就被北野政次给活活地解剖了。后经病理检验证明，死者确属得上了斑疹伤寒。
还有一个中国人姓费，当时66岁，北野政次给他注射过病毒之后，虽然发了病，但是由于他的身体特别健康，完全抑制住了病毒的发作，病情发作到第七天，体温便恢复了正常(37度左右)，不过就在这一天，北野政次却亲自动手把他杀害了。其余的11名同胞，北野政次也给他们接种了不同数量和不同次数的斑疹伤寒疫苗，这样经过一个月之后，北野政次又给他们再次接种了斑疹伤寒的病原体——立克次氏体。
未过几天，其中有五名同胞相继发病了，北野政次为了认定这五个人是否真得了斑疹伤寒，从其中挑出一个同胞，在所谓抽样检查的名目下，也把他活活地杀害了。北野政次根据利用我国同胞进行人体实验的结果，得出了如下的结论，即把他自制的疫苗用2毫升注入人体内，经过一个月之后便可变成免疫体。
北野政次搞这种实验的目的是什么呢？关于这个问题，他在论文中是这样说的：“当部队或其他集团军要进入伤寒病流行区域时，如果能在一个月以前注射这种疫苗，定会收到良好效果。”
单从这一句话里，我们就足以看穿他纯属为日本帝国主义推行的侵略战争和细菌战争效劳的真面目。
至于这篇论文的具体内容和它的去向问题。本多胜一先生在他所撰写的《中国之行》(朝日新闻社)一文里已经有过报道，这里就姑且从略了。
北野政次的实验室里：
在另一张工作台上，摆着一根骨骼标本。这骨骼很像一根枯干的树枝，“树枝”的中段已被折断！仍用铁丝绑着。骨骼的旁边放着一张文字说明。
尸体号1706号9/24
(大腿骨1168号)
满洲医科大学解捌教研室
全部晒骨病理解剖通知书
昭和年8月10日
病理学教室
原籍地沈阳县东25里双树子村
现住所沈阳县东25里双树子村
娃名佟报功
宣铳2年1月18日生
男27岁
一职业农民
二、临床诊断肺结核
三、死亡年月日昭和11年8月8日午前9时0分
四、解剖后处置系统解剖
五、解剖类教学用
右记事项谨此通知
关于这根骨骼，在中国调查书里有如下的记述：
——这根骨骼标本，是伪满医科大学遗留的。其中两只大腿的长度不同，左腿比右腿短三公分。右大腿骨的中段缠有铁丝，随着疮结的形成，铁丝深深地吃进骨头，从这种状况上看。铁丝缠在腿骨上至少已有一年多了。这根铁丝是用钳子拧紧在大腿骨上的，掐断的铁丝头朝外着，终日刺扎筋肉和神经，可以想象这种痛苦确实无法忍受。骨头上有个窟窿，可以看出这是由于怠性骨髓炎变成慢性骨髓炎。以致整年淌浓流水穿透的。
那么，这根腿骨究竟是谁的呢？经我们翻查尸体登记簿发现，原来是我们的同胞佟报功的。他在遭受日本帝国主义残酷迫害时，年仅27岁。他的遗体是从小南门监狱送到伪满医科大学解剖学教研室的，遗体登记簿上注明的是严重肺结核。明明写的是得了严重肺结核病，可那骨头却怎么搞成这种地步了呢？
根据遗体登记簿上的记载。有关人员去到他的原籍作了调查。他的原籍已经写得很明白，是在离沈阳市25里地的郊区双树子村，即现今沈阳市东陵区深井子人民公社双树子第六生产队。我们访问了当地的老贫农，并找到了佟报功的妻子，时年57的吴淑珍。她悲愤地流着泪水控诉7日本帝国主义杀害她丈夫的经过。这位妇女的丈夫当时在村里是赶马车的，刚刚25岁。
有一天，从沈阳来了几个穿便衣的特务，抓住她丈夫就绑在一棵大树上，用棍棒打得他死去活来。他白右腿当场就被打断了，随后又被送进小南门监狱。他在狱里被用铁丝把断腿“照原样缠到一起”。
这种用铁丝进行接骨的手术，恐怕在世界任何地方也不会有的。由于缠骨头的铁丝已经勒进了骨头，结果受了细菌感染变成骨髓炎，成年累月地往外淌浓流水，那种痛苦可想而知，该是多么凄惨的了。
我们韵同胞佟报功枉被捕以后，吴淑珍怀抱两岁的孩子，曾两次由监狱去探望丈夫。第一次去探监的时候，带着邻居给的鸡蛋，又加了点她自己买的食物，可是这些东西全被看守没收了。
当她同佟报功会面的时候，她丈夫只说了句“孩子就全托付给你吧！”当她第二次去会见丈夫的时候，看见他只能把脸紧贴着地面趴着，连勉强支起身子的力气也没有了。又过了不久，她便听说丈夫已经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