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近些年清官戏的流行，估计全国的男女老少，没有不知道清朝的男人是要留辫子的了。在美国，很有些人到现在还以为中国男人脑后有辫子，因为国人给他们最早的印象就是如此，祖祖辈辈传下来，形成刻板印象了。其实，当年中国男人的辫子，之所以最终被剪了下来，主要是这些西方人外加东方的日本人闹的。首先是西洋人少见多怪，心怀种族歧视之见，说国人的辫子是“pigtail”（猪尾巴），后来一心要脱亚入欧的日本人也跟着起哄，猪尾巴长猪尾巴短地叫，日本小孩还成群结队地跟在清国留学生的后面，一边嚷着，一边伸着手，试图揪一下。清朝最后的十几年，国人到日本留学的最多，慢慢地对这种起哄招架不了，有些人在境外某些势力的策动下，居然想起了原来这辫子其实是满族人逼我们留的。一来二去，明末清初的笔记，《扬州十日记》、《嘉定三屠》什么的都出来了，大家一看，原来我们的祖先，为了脑后的这根辫子，死了那么多人。辫子，不仅给了洋人骂自家的由头，还是奴隶的标志。
大家想通了之后，有勇敢的人就把辫子铰了，不长不短的头发，披散在脑后，脑袋前面因为经常剃的缘故还是光光的，成为那个时代独特的一种发式。不过这样一来，中国使馆的留学监督不干了，总是找这些人的麻烦。因为留学生中很多是公费，即使不是公费，父母家人也在国内，虽然那个时候朝廷在搞新政，整个社会，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下，人心不稳，控制也不那么严了，但如果真要较真，追究起来，总是有点不妥。于是，没了辫子的诸公就亟思有所反制。经过侦查，他们发现监督大人姚某，跟某女留学生关系暧昧，于是决定设伏捉奸。俗语道，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只要惦记着，总能找到机会下手。某天，机会终于来了，姚某被抓了个“现行”，三个好汉一拥而上，邹容抱腰，张继捧头，陈独秀挥剪，只听咔嚓一声，监督大人的辫子就被剪了下来。结果姚监督丢了官，而三位好汉也不能再继续求学，自然也就逼上梁山，做了大名鼎鼎的革命党。
打这以后，继任的留学监督再也不敢为难留学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留学生们也就日益胆大妄为，不再把辫子塞在帽子里，隆起一座“富士山”，纷纷剪下辫子跟日本下女换酒喝了。风气所及，连满族学生也受影响，不过，这帮八旗子弟多半未必真的下手，倒是将剪辫子变成一种跟家里人要钱的手段。端方的儿子也留学日本，到日本没几天，就把带来的学费、生活费连同回去的旅费统统花了个精光，然后问老子要钱。老子闻后大怒，不给。儿子又来一信：再不给钱就剪辫子换钱！端方虽是满人官僚里的开明派，但满人剪辫子毕竟不成话，于是赶紧给儿子汇去一千大洋。
当年留学日本的人，绝大多数去得快，回来得也快。因为一来国人真正肯下功夫的少，二来日本人也比较会糊弄中国人，大批地办速成学校，一年甚至半年就打发中国人学成回国。回国的留学生有的虽然连正经日语都不会说，只跟下女学会了几句戏谑本的“富士山”转移到了中国。但是一门心思革命的人很不理解，为什么国人对自己奴隶的标志这么看重？一个很有革命思想的军官冯玉祥，下令他的部下士兵统统剪掉辫子，他亲自带人手持驳壳枪监督，士兵们哭得呼天抢地，纷纷把剪下来的辫子珍重地包好藏起来。冯很愤怒，也很无奈。
可是，过了不久，当冯玉祥也变成了一方军阀，他招兵的时候，定下一个关键的条件就是，没有辫子的不要——有辫子的农民，才是真正的老实人，招来当兵——踏实。
再到后来的后来，国人的辫子逐渐地没了，毕竟乡下人敌不过城里人。在乡下向城里看齐的过程中，随着风习的改变，九斤老太和赵老太爷都渐渐地没了市场，被城里人强行剪掉辫子的农民，安然无恙的日子一长，大家突然发现，原来没有辫子也是可以活的，而且活得很方便。可是，辫子没有了，神还在。这是冯骥才小说《神鞭》里说的，小说主人公傻二原来有一手甩辫子的“神功”，参加义和团，辫子被洋人的洋枪洋炮打没了，但练了洋枪，一样神乎其技，百发百中。此话，从另一个角度讲似乎更对——辫子没了，奴性还在，在某些特殊的条件下，甚至还会变本加厉。上层的人，讲“政治贞操”（注意：讲的都是大男人），下层的人，矮着身子狂呼万岁。其实，个中的道理是常识：奴性之有无，是脑袋里面的事情，跟脑袋上的头发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