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佩孚势如破竹地从岳州打到衡阳，几乎纵贯整个湖南，把桂军打得退出了湖南，把湘军给打残了，然后就罢兵休战。就地整军经武，壮大力量，而且迭发怪论。表面的原因是段祺瑞的偏心，不按功行赏，把湖南督军给了那个一向为吴佩孚看不起的草包张敬尧。对于曹锟来说，则是许诺给的副总统，若有若无，最后居然泡了汤。但深层的原因，则是由于北洋集团第二代崛起。出于战争的缘故，第二代早早出头，建功立业，因此形成新老代际之间的对立和挑战。机缘凑巧，由于段政府的对南方作战，被人称为后直系的曹锟，给了作为第二代冒尖人物吴佩孚一个机会，一个坐大的机会，而且，出于曹锟的性格原因，自打重用吴佩孚之后，一直对这位咄咄逼人的第二代，表示优容。于是，代际之间的争夺，就变成传统的以地域为分别的派系之争，或者说以地域派系之争为表现形式。北洋第二代除了吴佩孚，还有独立的冯玉祥，湖北督军王占元下面的孙传芳，江苏督军下面的齐燮元，奉系的郭松龄和张学良。他们都在后来的军阀混战中，比较早地脱颖而出，成为战争实际的主宰者。比较起来，1918年的吴佩孚，已经45岁了。按辈分，他属于北洋第二代，但论年龄，他跟第一代相差无几。用给他做传的章君榖的话来说，因为吴佩孚在新军当兵的时候，错失了一次直接进北洋武备学堂第一期的机会，结果反而居于一向被称为傻子的曹锟之下。这个心高气傲的人，此时，已经等不及了。
自辛亥以来，中国国内的内战，往往是呈现一种“假打”的状态，战争的胜负，似乎跟对阵双方的实力对比无关。实力较弱的一方，往往敢于公然取攻势，比如像讨袁之役、护法之役，也不一定就非得失败不可。只要占据了舆论的主动，弱者就是可以打败强者。北洋系第二代不满第一代的专横、颟顸，挑战的方式，首先也是占据舆论的制高点。要占据这个制高点，在南北内战的当口，就是呼吁和平。在吴佩孚之前，已经有冯玉祥武穴罢兵，用的就是这一招。可惜，当时冯玉祥的资本不够，实力也不足，半途而废。接下来，轮到比较有资本和比较有实力的吴佩孚了。他提出的休战借口，依然是呼吁和平。如果说，冯玉祥呼吁和平的背后，有陆建章的运作，也有他个人的野心，那么，吴佩孚的和平呼吁，则有对段祺瑞的不平，同样也有他个人的野心。
吴佩孚在前线止步不前，开始可以赖到军饷不继上，但是，老是这样赖，好像也是个问题。毕竟，南征各军的军饷多少还是有的，比较起来，吴佩孚拿的还算多的。老拿这点说事，行内人看着也不是那么回事。所以，必须找个新的借口才是。是时也，和平是最为时髦的呼声。南北断断续续打了两年，作为战场的湖南饱受荼毒。不比此前的讨袁，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正当性遭到舆论的强烈质疑。为内战而大笔举借日本借款，更是令人疑窦丛生。欧战结束，西方列强出于抵制日本，也有希望中国停止内战的呼声，尤其是美国，多次表示强烈反对中国内战的意愿。此时吴佩孚打出这个旗帜，比起一年前的冯玉祥，更加顺理成章，也更有煽惑性。
就这样，1918年8月7日，吴佩孚突然发表致老直系的核心人物、江苏督军李纯的阳电，公开呼吁和平，指责武力统一政策是北京政府误听宵小奸谋，做出的自己人打自己人的亡国之策。通电里有几句话说得很漂亮，当时就传诵一时：“我国内争年余，所有军用各款，纯由抵押借贷而来。用借款以残同种，是何异饮鸩止渴，借剑杀人？长此以往，恐未罢同室之戈，堕落渔人之网。”要求李纯再次约请另外两位江督，江西的陈光远，湖北的王占元，来一次长江三督呼吁和平。大概是由于属于老直系的长江三督，在冯国璋麾下的时候，虽然时不时地捣点乱，但从来没有跟段祺瑞撕破脸皮，见到这样大胆蔑视“元首”的通电，一时不知说什么好，所以，吴佩孚的阳电发出后，长江三督并没有反应。但是，这边吴佩孚可刹不住闸了，通电一个接一个推出来，文字越来越精彩，越犀利。天下乱了，长江三督顺势反应了，但是好像是没有听到吴佩孚的声音，提出先解决时局、后选总统的主张。皖系干将倪嗣冲反过来，跳起来坚决要求打到底。张作霖也应和着。段祺瑞生气了，摆出老师的架子，一边批评学生，一边说要怪自己教育不周。曹锟也坐不住了，装模作样出来训斥吴佩孚，不明事理，要求他的这个部下，“速自醒悟，屏除浮言，勿逾以前之宗旨，恪守服从之义务。”可是，吴佩孚好像什么都没听见，依旧一个通电接一个通电。在那个时代，公开的通电，就是表演，给媒体和舆论看的表演。借助这个表演，吴佩孚逐渐从一个北洋系内部的知名战将，变成了举国皆知的爱国英雄。
这阶段吴佩孚的电报战，或者说电报秀，最主要秀的，是个人的身段和形象。“戍防向南，为期半载，罢战言和，南北一家，对外不能争主权，对内宁忍设防线。”这样脍炙人口的话，树的形象是爱国。提出不做督军，不住租界，不结交外人，不举外债，四大自律，则是廉洁、正直，不慕权势，再加上爱国。最有意思的是，即使在这些通电中，吴佩孚也忘不了自我炫耀一下自己常胜将军的威风。他大剌剌地宣称：“如蒙俯如所请，则南人不反，担保十年，后如无效，学生以一师之力，平之足矣。”一口一个“南人”，无论南人是否“不复反矣”，他吴佩孚隐隐然成了南征的诸葛亮。民国时期军阀之间打电报战，是一大风景。但打得最精彩的，还是要数吴佩孚。不仅话说得漂亮，而且文采飞扬。一边在自我炫耀，一边在戳别人的肺管，将别人的军。凡是他声言不做的事，都是别的军阀正在做，或者非做不可，却又不敢公开的事。
吴佩孚作为北洋第二代的中坚人物，如此高调地登场，肆无忌惮地将第一代的丑行，借外债，聚财敛财，失败则躲进租界，勾结外人，等等，毫无顾忌地张扬出来，让第一代给自己的登台，做铺垫。其中得罪的人，肯定不少。皖系自不消说，就是老直系中人，如长江三督，面对这种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猛烈抨击，心里也未必是滋味。但是，民国以来，自打袁世凯开始，凡是掌握实权的军人闹事，都无一例外地会得到优容。更何况，段祺瑞武力统一，还指望这个已经踩在广东大门边上的吴师长呢。只要吴佩孚没有最后决裂，北京政府绝对不会把他怎么样的。况且，吴佩孚虽然张狂，但步步都踩在爱国、正义和廉洁的点上，说出来的话，骈四俪六，不光文采好，抑扬顿挫，多有警句，而且都是社会各界尤其是舆论界句句爱听的话。这些年来，即使邵飘萍、林白水这样的敢言名记，其骂权势者的名篇，也不过如此，比较起来，还真没有吴秀才或者说张其锽这样的文采，怎么让人不喜欢呢？可以说，吴佩孚就像当年的梅兰芳，一登台，就赢得了大大的碰头彩。自打吴秀才闹事，全中国各地的声援电报，就纷至沓来。吴佩孚将所有的赞扬他的电报，统统交给报纸发表。一边是表演，一边是喝彩，都见了天日。
吴佩孚高调亮相，把和平的调子唱入云霄。但敢于迎合他的军人，毕竟不多，连所谓的长江三督，也只是敲敲边鼓。某些在吴佩孚通电中被列名的前线将领，如张宗昌和冯玉祥，后来悄悄地表示没自己的事。所以，吴秀才虽然狂，但真的要决裂，本钱还不够，借口也不足。虽然和平的呼吁，经过吴佩孚这么一折腾，已经压倒了主战的势头。此后的9月，在徐世昌履任前夕，吴佩孚居然跟南方湘桂军将领联名通电主和，要求冯国璋代总统下令停战，徐世昌做调人。上个月否认联名通电的张宗昌和冯玉祥，此次再次出现在联名的名单上，他们不再否认了。面对明目张胆“通敌”而且有据的吴佩孚，段祺瑞既不能撤职，也不敢讨伐，只能以国务院的名义出面驳斥，再发动一些军阀联合声讨。大家看得明白，吴秀才主和，业已占了上风。接下来，即使皖系推出来的总统徐世昌，在上台伊始，也不得不呼吁南北和谈。南北也就真的谈了起来。北方代表是王揖唐，半心半意；南方代表是唐绍仪，真心实意，连谈判的费用都自己垫出来。结果直到五四运动爆发，也没谈出名堂。
进入1918年底，时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次大战结束了，破天荒地，中国成了战胜国。“胜利”的喜悦，让中国的上层和知识界，一时间忘记了国内的纷争。北大一干新人物，蔡元培和陈独秀等，一连多少天都沉浸在狂喜之中。天安门广场充满了学生，但他们不是来示威游行的，而是前来庆祝的，虽然中国的胜利，中国人能看到的，只是克林德碑被推倒，变成了“公理战胜”碑。
一战的胜利，也让前段时间陷于窘境的段祺瑞，扬眉吐气。毕竟，人们在回顾这个胜利的时候，发现当年冲破诸多阻力，不惜跟大总统黎元洪闹翻，力主参战的人，是这个老儿。饮水思源，一时间，不仅政界军界诸公，纷纷向段祺瑞表示敬意，就是挑剔的媒体，也态度大变。上上下下，对段祺瑞的观感，好了许多。此前种种涉及段政府跟日本的猫腻和传说，在这个时候，也不声不响地收了起来。
然而，事情总是福祸相依，人们对于战胜的兴奋，化为对战后巴黎和会的超常期待，即使段祺瑞和其他还算明白的外交人士，也没有及时吹吹冷风，同样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这样的热情和期待，进到了巴黎和会这个严酷的冰窖里，所有人都冻僵了。巨大的落差，逼使知识界反躬自问，到底是中国人做错了什么？在这种并不很困难的逼问中，此前还被人们捧到天上的段祺瑞以及他们的同党们，迅速落在了泥沼里。在人们看来，巴黎和会上的失败，追根溯源，就是皖系的亲日政策。因此，在1918年中被追究的政府对日借款，种种跟日本签订的条约，在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中，都被人们再一次想起。显然，吴佩孚的机会又来了。
本来，当初吴佩孚呼吁和平，就隐含了爱国的吁求，但是，彼时的爱国呼声，怎么及得上此时严惩卖国贼的呼喊？或者说，当初不打内战，可以说是爱国，但怎能比得了直接要求惩办卖国贼？在这种响入云霄的内惩国贼的呼声中，爱国的声音才能被放大到极点。显然，作为事实上的对头，段祺瑞和他的皖系集团，此前的亲日政策由于巴黎的“外交失败”，给了吴佩孚一个极佳的机会，让他乘着五四学生的抗争运动，在直皖之争中，迅速登上了道德制高点。而段祺瑞及其皖系集团，则因此蒙上了卖国的头巾，无论怎样挣扎、辩解，都无济于事。当然，吴佩孚的形象，也因为五四运动，更加出名更加高大。在爱国、廉洁、能战的名声上面，又多了进步的好名声。原本骨子里相当保守的吴佩孚，出于五四的缘故，居然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变得相当趋时，什么口号激进，什么口号时髦，就喊什么。五四后知识界一度向左转，吴佩孚也跟着转。连“劳工神圣”这样的口号，他也赞成，显得相当有左翼的味道。以至于苏俄在中国寻找有实力的合作者，首选的目标居然是吴佩孚。五四运动著名的活跃人物张国焘告诉我们，“在那个时期，吴佩孚成了时代的宠儿。他与民众团体互相唱和，且有军事实力作后盾，这对于北京政局具有甚大影响，也是我们所不能忽视的对象。作为吴佩孚之友的孙洪伊因此成为上海寓公中的有名人物，一时竟有大孙〔指孙中山〕小孙之称。但在我们与他多次接触中，知道他不过是一个旧官僚型的人物，对于我们这种青年并无甚么吸引力。但吴佩孚所标榜的召集国民大会、和平解决国事、反对直接和日本交涉山东问题、国民筹款赎回胶济路等主张，获得了民众团体的广泛支持”。
当年长沙《大公报》的记者陶菊隐先生，在他早年1941年出版的《吴佩孚将军传》中写道，在五四期间，“那时远戍衡阳的吴受了救国热情的驱使，一面援救被捕学生，痛数曹、章、陆等之卖国行动该电直接打给徐，一面愿负弩前驱，移师对外……他的电报越打越多，一次比一次激烈，主张取消《中日密约》、召开国民大会、反对签字和约、敦促南北代表赓续谈判，等等。总之，他的主张完全站在民众之前，其动机纯由救国救乡之一念〔他是山东人〕，所以国人视之为‘民族救星’，而段〔祺瑞〕的眼光中则认为‘北洋系之一叛徒’”。吴佩孚骂街骂得厉害，五四当口，作为代理总理的龚心湛成了倒霉蛋，“他是段〔祺瑞〕的代言人，吴就把一口毒气呵在他的身上，一次，两次，三次，把他骂得狗血淋头。龚与之打笔墨官司，越打越打不清：他开始而只骂王〔揖唐〕〔时为南北和谈北方代表，被视为破坏和谈的操盘手〕，继而骂安福系，终至无所不骂，直把龚内阁骂倒为止。北政府每做一件事他无不极口反对”。而且通电写得精彩，“今天一篇新式《驱鳄鱼文》，明天一通仿《讨武曌檄》”，“国人目吴电为‘新古文观止’，都说读此妙文，可作国文范本而不愁文思之不畅，文笔之不雄健了”。五四的确给了吴佩孚一个特别合适的舞台，在这种舞台上，吴佩孚和他的文胆张其锽先生，有着超常的发挥。在国人因“战胜”狂喜，然后因巴黎和会而堕入失望深渊的当口，吴佩孚的通电，可谓疗伤的妙药，读起来朗朗上口，声声入耳。1919年6月9日，吴佩孚连发两电，要求北京政府释放被捕学生。如此绝妙好文，不抄一段，不足以说明问题：
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况学生乎？古之以学生言时事者，汉则有刘陶，宋则有陈东，载在史册，后世传为美谈。当此外交失败之秋，顾忌者摄于威而不敢言，偏私者阿其好而不肯言。铜驼荆棘，坐视沦胥。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赴后继，以草击钟，以卵击石，既非争权利热衷，又非为结党要誉。其心可悯，其志可嘉，其情更可有原。
这样的文字，即使今日读来，依然令人有解气的感觉，何况当年？骂人骂得狠，有这样的段子：
曾忆丁巳秋，各督电询中央有无军械借款情事，中央亦有现无军械借款一语之答复，不旋踵而借款秘密告成，国权暗中断送。今日现无补签一语，不啻依样葫芦，此我国军民不可不特别注意者也。况龚代揆登台之初，祗声明负责十日。讵十日之后，竟据责任内阁重地，久假不归。并结合东日军阀芳泽之欢心，推任安福首领王揖唐为总代表，以潜移国民视线，特布疑阵，淆乱视听，而暗中实行其军械借款之故智。且二千四百万之大借款又将告成，安福系更昌言中日合邦不讳，此龚代揆不肯表示决不补签德约之隐衷也。
这段电文，是1919年9月5日，吴佩孚听闻北京政府意欲补签对德和约〔当时有人认为，中国不签巴黎和约，等于没有跟德奥终止战争状态，因此无法进入战后的新秩序。但如果真要是补签对德和约，那么，就等于变相签了巴黎和约〕，因此特地出头打来的抗议电。其中“龚代揆”，指的是代理总理龚心湛。“芳泽”是指日本外务省参事芳泽谦吉，五四运动后期来华访问。“军械借款”，指的是武装参战军的军械借款，这是直系特别痛恨的事情。整段电文说的是当年军械借款，瞒着直系，暗渡陈仓，出卖了国家主权。而现在代理总理对补签对德和约一事，含糊其辞，无非是旧戏重演，再次跟日本勾结，出卖国家。当然，说龚心湛赖着总理的位置不走，实在不是事实。龚是钱能训在五四运动中焦头烂额，做不下去之后，内阁空了好长一段时间的困难之际，被勉强拉出来应付局面的。声言做只做“十日”，但时间到了，没有人接，只好勉为其难再维持几日。至于说安福系声称中日合并，实际也无其事。只是在运动期间，内阁受冤，早已是家常便饭，安福卖国，也已经成为定论。吴佩孚来电骂街，自然要骂得狠。不过在运动中，如此露骨地骂政府，骂国会，一般都是群众团体所为，这样的话从一个在任的将军嘴里说出来，还是少见。
即使在这种时候，吴佩孚的通电，也依然改不了他自我炫耀的旧习。在1919年7月13日的通电中，他表示为了坚持到底，可以不惜跟日本一战，而本钱，就是作为常胜将军的他和他的一师人马：“日人对华，向用威吓手段，我政府应镇静以待，勿为所屈。西欧既开和平会，必不使德意志武力主义，再见于东亚大陆。彼如果以兵要挟，则请列强监视，划定战区，不妨以相当之兵力，作最后之解决。吾国数百万军人，数百员将领，岂尽皆勇于私斗，而怯于公敌，优于对内，而绌于对外耶。师长等上年以全胜之师，遽尔罢战主和，休养兵力者，正为今日。”
上一年罢战休兵，呼吁和平，就这样跟眼前的五四运动结合起来，衡阳前线的吴秀才，就这样成了五四学生反日运动的坚强后盾。吴佩孚的电报战，或者说电报秀，就这样，从1918年一直打到1920年。五四期间，从营救学生，到拒绝签字，再到抗议闽案〔即福州学生和日商冲突事件〕，以及反对中日直接交涉，大事基本不落，拍砖基本不累。到了1920年初，吴佩孚已经开始打定主意撤兵回防，吴佩孚的电报战，从五四的抗议，直接进入直皖两家交兵前例行的电报战，最终，一场绵延了两年之久的文戏，以直皖大战的全武行宣告结束。
直皖开战，直军声讨徐树铮的通电〔北洋系第一次分裂，直系还不便直接声讨段祺瑞，只好拿段门下的策士说事〕中，最有分量的部分，依旧算是在五四时期提出过的关于皖系卖国的指控：“罪莫大于卖国，奸莫甚于媚外，徐树铮兼而有之。媚骨生成，甘心作伥。自合肥〔指段祺瑞——笔者注〕秉政以来，徐树铮经手所借日款，不下六亿万元。其抵押条件，虽合肥亦莫明其〔真〕象，局外者更无从悬揣。如中日军械借款也，军事协定也，高徐、顺济抵押也，筹边银行设立也，莫非徐树铮一手经营。对鲁案则主张直接交涉，西北军则权衡操纵〔之〕东邻〔指日本——笔者注〕。全国抵制外货，彼则殴辱学生以媚外；全国力争国权，彼则断送路矿以卖国。以天下为囊金，视疆土若敝屣，不惜分裂河山，屈膝外人，以为对内之凭藉。”以情势论，这是直军列数徐树铮的6大罪状中，分量最重的1桩。
在直军告边防军西北军〔由参战军改编扩充而来〕书中，同样拿徐树铮、安福系卖国说事：“安福系跳梁跋扈，殆甚于阉宦貂珰。而指挥安福祸国者，惟徐树铮一人。我昂藏七尺男儿，讵甘心供其驱使耶？渴不饮盗泉之水，饥不食嗟来之食，热不息恶木之阴。彼安福系以路矿抵押外人，屈膝借债，豢养国军，以残害同胞。我国军不乏忠义之士，明达之人，执〔孰〕肯为一党一系效死命哉？上年鲁案〔指巴黎和会上的山东问题——笔者注〕发生，我国军人有协力对外之热忱；借债发饷，我国军人有不受外饷之义愤。”又说：“此次直军撤防，原为扫除殃民祸国之安福系，及倡乱卖国之徐树铮。对于先进泰斗，同气友军，毫无挟带恶感，及并峙对敌行为。”反观段祺瑞讨伐曹锟、吴佩孚的通电，前段则一笔抹杀曹锟所有功劳，连讨伐张勋复辟之功，也全不认账。然后则挑拨曹锟、吴佩孚关系，说他原打算授予吴佩孚湖南督军，是曹锟不许，不仅不许，连给吴佩孚一个空头将军，曹锟“仍怏怏”，吴佩孚休兵罢战，也是曹锟唆使〔似乎不担心前后矛盾——笔者注〕。然后就指责吴佩孚怎样通敌，跟南方勾结，怎样对徐世昌称东海先生，“未尝一尽敬上之礼”。然后开列擅自撤防，“盘踞京汉、陇海各路”，这些人所尽知的直皖决裂之后的敌对行为。甚至竟然说，直系的这种敌对行为，危及北京，全然不顾各国使节和外国侨民的安危。唯一说到点的是指责曹锟在南征之际，于私宅起造花园，“穷极工巧，计费在数十万之巨”。通篇读罢，没有一丁点像样的理由，指责之陈词滥调，格调之低下不堪，令人咋舌。很明显，直皖之争，武戏还没开锣，文戏皖系就已经输了。直系堂堂正正的出师之名，明显是得了五四的济。正因为有了五四运动，直系借运动开展的电报战，使他们在未战之前，就尽占先机，占据了道德和舆论的制高点。老资格的外交官顾维钧，看出了五四或者说巴黎和会跟国内政局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巴黎和会“对国内政治情势影响至巨”，即第一次直皖之战，与此有关。其实，段祺瑞借外债打内战，曹锟、吴佩孚这种人原本就是花这些外债当急先锋的。曹锟尤其无耻，直到吴佩孚罢战休兵，他还一个劲地向段祺瑞要钱，得钱之后，纳妾修别墅。就个人私德来讲，他的确没资格骂段祺瑞借债卖国。所以，当时传闻，直皖最后决裂之际，段祺瑞愤愤言道：“他人骂我借债，我不怪他。曹锟领去借款甚多，他用了钱，还骂人。”可是，政治上的论争，要讲大道理。经过五四，大道理让吴佩孚占了，无论在小道理上段祺瑞怎么冤，都无济于事了。
直皖之战之际，中国军队整体上战争能力依然有限，战争的烈度也不够强。飞机基本没有参战，装甲部队也没露面，而有限的大炮，用的时候还不会间接射击，看不见敌人就无法开炮。战争的胜负，往往不取决于交战双方的兵力多寡，武器的优劣，而要看双方的士气。那时候，尽管士兵都是没有什么文化的炮灰，但战争道义上的多寡，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士气，进而影响战争进程。在直皖之战之前的几场战事，比如讨袁之役，段政府的南征，以及直军撤防后南军对北军的战斗，都是弱势者只要有了比较好的道德口号，就往往会在战争上占上风，甚至势如破竹地打败实力占优的一方。比如湖南军队“驱张”，几天工夫，1万枪械不足的湖南军，就将北军的7万之众赶出了湖南，打得北军全军溃散。直皖战前，属于皖系主力的边防军战争动员，居然只能这样说：“仗是一定要打的！练军队原来就是为打仗，现在就要准备好，军队好比是狗，主人要我们咬谁我们就去咬谁。”连一丁点道义感都没有。皖系在开战之前，完全靠利益的诱惑，驱使军队打仗。据当时的报道，皖系军队发4个月的军饷，而且各营开拔之前，大摆酒席，行军途中，面包汽水随时供应。但直军却只有馒头和咸菜。结果，却是待遇差的打败了待遇好的。
我们知道，直皖之战，即使算直接参战的部队，皖系的兵力也优于直系差不多三分之一强，武器装备给养方面，更是具有优势。但是，仗只打了7天，皖系的兵力还没有展开，前线总指挥段芝贵就被生擒，皖军全线溃败，段祺瑞、徐树铮多年经营的看家本钱，都成了人家锅里的菜。一般人都从皖系的用人不当，如段芝贵是个花花公子，还有第十五师刘询前线倒戈，以及边防军未经战阵等等因素上找原因。但皖系脆败，除了直系比较能打，皖系战斗经验不足之外，最大的原因，就是直系占据了道义上的制高点，在战前的舆论上，就已经大获全胜。对于战争，人心的向背不一定都是决定性因素，但在军阀混战之初，却有着莫大的威力。虽然说军人当兵是为了吃粮，但如果打仗一点道理都说出不来，还是会有麻烦。如果两方都说不出道理，也就罢了，如果一方振振有词，一方支支吾吾，那么，支支吾吾的一方，麻烦就更大。否则，用不着每次开战之前，双方先要骂阵，打电报战。因为，虽然组成军队的士兵都是识字不多的农民，但不识字的农民也会传小道，像卖国这样的消息，是特别适合士兵间口耳相传的风闻。况且，军官们还是有相当部分的人，出身军官学校，赶巧了，在皖系的部队，军官出身军校的人特别多。在这种背景下，皖系自五四以来，一直饱受舆论的抨击，饱受直系的攻击，而且都是爱国和卖国这样的大话题。在举国公认皖系卖国的舆论面前，自己这边理屈词穷，什么也说不出来。就算皖系的军人特别在乎金钱，精神上也顶不住。战况顺利尚可，战况稍有不利，溃败是难以避免的。况且，在当时的民国，虽然是军人统治，但作为民主政体的一些基本因素，还是能得到人们的尊重。至少，言论自由，是统治者也要认可的。所以，即使那个时代的中国，也因此有了一般民主国家的某些政治特质，比如当政者或多或少会有些民粹的意向。完全无视民意，经常后果不佳。在直皖之争中，很显然，直系不仅善于抓民意，而且抓住了民意。
不消说，直系，确切地说是吴佩孚，在直皖战争中巨大的道义优势，是五四运动赐给他的。可以很负责地说，直皖势力的消长，五四运动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经过五四之后，权倾一时的皖系，就从它的顶峰跌落下来，顺理成章地被直系取而代之。而吴佩孚的个人声望，经过五四，也达到了顶点。1920年7月的一天，陕西军阀胡景翼读报，在阅及吴佩孚主张解散安福俱乐部，解散边防军，撤换徐树铮，撤换王揖唐，召开国民大会解决时局时，“不禁拍案大叫曰：贤哉吴子玉！〔吴佩孚，字子玉——笔者注〕”并在日记里说，“古人虽云盖棺定论，然此时之吴子玉，吾固以关岳期之也”。像这样的军人，其实不止胡景翼一人。台湾著名的史学家郭廷以先生，五四时是个中学生。他回忆说，他在五四罢课期间，办学生刊物，写了不少骂安福系捧吴佩孚的文章。据他说，“我们学生——关心国事而自认爱国的学生对安福系和吴佩孚本没有特别的爱憎，对直皖两系的倾轧也没有特别的了解，不过我们知道在反对内战方面南征的大将吴佩孚竟然是和我们站在一起的。去年民国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吴佩孚发表‘息争御辱’电。五四运动因山东问题而触发，日本人要我们的山东，这还得了，而当权的安福系竟然与日本有勾结，他们当然是汉奸啰！再看五四运动后吴佩孚又打电报援救被捕学生，痛斥曹、章、陆等卖国，主张取消中日密约，敦促南北谈判……八月底攻击安福系大将议和代表王揖唐。两方面对照的结果，吴佩孚的主张无一不是学生们所期望的，因此学生无不喜欢吴佩孚的，因此我和潘保安，常写捧吴的文章。”著名报人徐铸成也回忆说，当年〔1920〕他的一位做小学教师的堂兄，也因为报上的报道，特别崇拜吴佩孚，说吴是了不起的英雄，神机妙算，用兵如神。吴打败了卖国政府，总算有救，不会亡国了。进入1920年代，尝到了甜头的吴佩孚，继续在迎合舆论方面往前走，真像郭廷以先生说的那样，吴佩孚的主张，无一不是学生们所期望的，连五四之后时髦的“劳工神圣”、“国民自决”，吴佩孚也喊出来了。越来越进步，越来越趋时。从此，吴佩孚成了国际性人物，上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英美和苏俄，都喜欢他。据说还有美国的女士，要求嫁给他。显然，一个原本头脑很旧的前秀才，如果没有五四，多半走不到这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