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今天的话来形容，年轻时的吴佩孚，很有点愤青的感觉。他属于那种比较有正义感，有卫道精神的年轻人。这在晚清时节，显得有点不合俗流。吴佩孚是山东蓬莱人，按家境，算是个穷人，二十出头，中了秀才。在一个并不发达的农村，吴佩孚这样的经历，足以让他变成一个志大气也盛的人。他的离家出走，最后投军，发迹，就源于一次跟当地乡绅的冲突——人家在过生日唱堂会，他嫌戏演得淫秽，于是出头大闹一场。自然把人惹恼了，将之告到官里。吴佩孚不得已离家出走，飘落北京，实在混不下去了，然后去投军。就这样，从吴秀才变成了吴丘八。
从戈什哈〔勤务兵〕做起的吴佩孚，当兵的生涯并不顺利。比起他的主公曹锟来，他的磨难似乎多了很多。如果不是赶个晚集，上了北洋陆军速成学堂，个子不高，身材也不魁伟的他，也许永远都无法出人头地。作为一个中国军人，他是少有的几位经历过日俄战争，跟日本军人打过交道的人。复杂的经历，让他明白了很多东西，更重要的学会了审时度势，具有别的军人所没有的政治眼光。尽管如此，吴佩孚身上卫道的味道却始终都在。纵观他的言论和行为，他其实可以算是一个相当传统的人，从小受的儒学教育，是他思想的底色。在文化上，则是带有自大色彩的中国文化本位主义，主张西学中源。他的一位传记作者李满康，在他的传记里说，吴佩孚“十五岁从李丕森游，二十三岁受知于遵化秦树春〔与陆润庠同科之翰林，得中式原籍蓬莱邑庠得中秀才之意——笔者注〕，故其学问之渊源，亦无异于昔日之儒生，全承孔孟之余绪，其思想亦脱胎于儒家”。其失去军队之后的晚年，有所著述，诸如《循分新书》、《春秋正义》、《易经新解》、《正一道诠》、《明德讲义》之类，全系传统儒学的性理、教义的陈年旧章，道学气息极浓，还可以理解为一种北洋遗老无聊的消遣，但他在得意之际的很多精神讲话即当年对军队的精神教育，大抵也是这个味道。五常八德，礼义廉耻，大抵上就是他的口头禅。1924年，一个日本人问他，民国创立，君主不存，“五伦失其一”，只剩下四伦，无君则谈不上忠，将如何收拾人心呢？吴佩孚回答说：“夫孝悌忠信，天之四柱也，礼义廉耻，地之四维也，天柱不立，地维不张，国乃灭亡，礼教救国，自为亘古不刊之论。”言外之意，虽然君主没有了，但五伦缺一的问题，并不存在。如果非要强调这一点，吴佩孚说，可以“正‘长幼之序’以代‘君臣之义’，怀敬老尊贤之观念以敷教于天下，则君臣之义以行，而不伤及父老政治之本义”。显然，在他看来，所谓五常八德、礼义廉耻这种儒家信条，是永远不会过时的。如果非要修补的话，也只能在儒家的语境内，用儒家的信条来修补，即所谓以长幼之序替代君臣之义，最后保全了君臣之义。他对于曹锟忠贞不贰，宁可随着一起背黑锅，也不肯自己独立单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的传统道德。到了他再次失势，二度下野之时，他就干脆鼓吹三纲至上，认为君臣即上下之义，长官之于部下，就是君臣。即使于他擅长的治军，也充斥了传统的气息。他的部队，尽管纪律比较严，但基本上不用外国留学生，即便国内出产的军校学生，也不甚喜欢。对军官，只用他自己办的学兵连出身的人。他练兵，最喜欢效法的人，是岳飞，是戚继光，是曾国藩，还有成吉思汗，没有一个西方或者日本的名将。北洋陆军速成学堂的学业，显然没有给吴佩孚多少西方的学识。
不仅如此，吴佩孚最佩服的人，近世唯有曾国藩。时常以曾国藩的言行为模仿之对象，直皖战后，在洛阳巡阅使官署里，高悬一约二尺平方之曾国藩遗像，“以便朝夕瞻仰”。他说：“吾欲行志于天下，以孔孟之教义为大本，至于汉高祖之伟略，诸葛武侯之经纶，唐太宗之机智，皆为余景仰不忘之人物，就中关于日常处世方针及事务处理，多取范于曾文正公制现实的行为，吱吱以赴，唯恐未逮。论及心境之忠正，经纶之远大及人情之纯厚，近代无出曾文正公之右者，惟其伟大也，故海量包容，凡集于麾下之湘人，不论张三李四，皆得被其余光，玉石同视，而占天下之要枢。”无疑，正是曾国藩这种道学气质，才让吴佩孚如此钦敬。
据说，吴佩孚还亲自动手写过一篇戒淫说。其中有言道：“国体变而政教衰，异学鸣而风俗坏，政纲坠地，法纲遂弛，祸水滔天，狂澜莫挽，礼义之防既溃，淫靡之俗遂成。有时髦之士，新学之女，误解自由，尊崇异说，嫌纲常之旧制，好解放之新词，一意恣其奸淫，作风流之佳话，目束身之名教，为专制之恶魔，男倡公妻之论，伦纪何存？女崇多夫之风，廉耻丧尽，甚至以孝为万恶之首，以淫为百行之先，狂悖之谈，古今罕见。”调子和口吻，跟五四时期攻击新文化运动的遗老遗少几乎一模一样。看内容，似乎应该是在他第二次复出之后写的。但是这样的想法，其实在此前，他就已经有了。他在驻扎洛阳期间，要算是思想最趋时的时候，但这时的他，对“男女关系”不谨者，一概革职。1923年，武汉江汉大学实行男女同校，出现了女生怀孕的事情。吴佩孚听闻，竟然下令解散江汉大学。
按道理，有着这样思想的人，所作所为，应该跟遗老遗少同气相求才对，根本没有可能跟五四运动中受到新文化运动洗礼的学生产生强烈的呼应。运动起来之际，他应该跟皖系的文人和军阀一样，以卫道者的面目出现，站在学生的对立面。但是，不可思议的是，恰恰相反，吴佩孚不仅迅速表态支持学生，而且站出来高调大声疾呼，不是像一些人那样仅仅是虚应故事。在他的言论里，似乎年来饱受旧学之士诟病的这些酷爱《新青年》的学生们，根本没有“误解自由，尊崇异说，嫌纲常之旧制，好解放之新词，一意恣其奸淫，作风流之佳话，目束身之名教，为专制之恶魔”，当然也没有“覆孔孟，铲伦常”，即使提倡“非孝”〔五四时期杭州一师的风波〕，似乎也无所谓了。他看到的只是学生的爱国。学生自以为自己是北宋抗议卖国的太学生陈东，他也当他们是陈东。五四时的吴佩孚，根本没有受自己的文化立场的影响，他不是远在美国的吴宓和陈寅恪，这两个洋学生会因自己保守的文化立场表现出对运动的不满，但是吴佩孚不会。因为此时他看到的是政治，看到的是后来的战争。为了政治，为了战争，他必须抓住两个东西，一个是舆论，一个人心。更何况，运动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和高昂的道德主义，跟他的文化立场，并不冲突。即使有冲突，文化也必须为政治让路。
在五四过后，吴佩孚沿着趋时的路线，继续前行。一时间，他表现得相当激进，对于五四后流行的口号，国民自决，劳工神圣，他都接受，而且跟着高喊。对于所有跟外国借款，无论是否有道理，他一概反对。似乎始终站在进步一边，道义一边。拥护吴佩孚的人们，也忘记了吴秀才的本来面目。但是，细心的人也许会发现，吴佩孚所有高调的表态，都是跟着舆论走。这种坚定不移的趋时表现，使得他不仅打赢了直皖战争，而且打败了号称能战的奉系。在两次军阀大战中，获得胜利。但是，在直系达到顶峰之际，由于曹锟肆无忌惮的贿选，导致他无法像以前那样随心所欲地主导舆论。加上他自己由于心胸狭窄，容不得同属第二代枭雄的冯玉祥和王承斌，内部分裂，最后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失败。
白坚武是吴佩孚的核心幕僚，也是他信任的智囊，但是，白坚武的经历跟吴佩孚很不一样。白坚武是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的毕业生，当年跟李大钊是同学，同列为北洋政法三杰。他跟李大钊的私人关系也特别好，属于挚友。不过，跟李大钊不一样的是，他很早就进入政界发展。1916年，得到在政界特别活跃的国民党籍议员孙洪伊的赏识，成为他的幕僚。并一度在孙担任内务部长的时候，任内务部的佥事，算是做了官了。我们知道，在黎元洪和段祺瑞闹府院之争的时候，孙洪伊是一个关键性的拥黎人士。因此，从那时起，白坚武就跟皖系结了怨。此后，孙洪伊靠上了直系，他也进入号称前直系干将江苏督军李纯的幕中，得以结交吴佩孚。吴佩孚在湘南罢兵休战，呼吁和平，有他的掺和。1922年，他为吴佩孚所聘，在吴佩孚巅峰时期，任两湖巡阅使和直鲁豫巡阅使署政务处长，成为吴佩孚的头号幕僚，他主持的巡阅署政务处，在当时有“小内阁”之称。
白坚武的思想底色，跟吴佩孚大不同。无疑，他属于受过新式教育的一代新学堂学生，而且其中比较趋新趋时的一个。对于传统的儒学，没有吴佩孚那样的感情。在某种程度上，他的思想很接近李大钊。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他跟李大钊往还密切，鱼雁频频。李大钊不间断地把《新青年》、《每周评论》，甚至《新潮》寄给他。他每期都看得津津有味，万一有一期收不到，就非常不舒服，在日记里直抱怨。他还购买作为北大教材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我们知道，这期间的《新青年》和《新潮》，主要是文学刊物，里面对传统伦理的批判，对个性自由的追求，尤其对男女自由恋爱的推崇，是主基调。这些东西，恰恰是吴佩孚一直不以为然，或者深恶痛绝的。但是白坚武对此，却相当欣赏。读《新青年》第5号上胡适《论短篇小说》，称道不已。他还跟着学做白话诗，诗名曰“葫芦行”，并将诗寄给李大钊。诗的后半似有隐语，不可解，但前半部意指相当清楚。诗云：
我今不乐复如何？为着一个闷葫芦。
横不见头竖没尾，您说怎么不糊涂？
人人见他都气闷，惟有打破气乃舒。
世间好物由改造，死抱葫芦何其愚！
常说里有好药提，其实价值算臭泥。
臭泥之臭非小可，连皮带里无东西。
当破不破宁有怪，结局就在人发迷。
以当时的情势言之，白坚武所说的“闷葫芦”，最大可能，就是指中国的旧传统。白坚武还称赞《新青年》“辟乩坛之说”，“甚精允”，“国家将亡，必有妖孽，无新界人士出而辟之，浑妖二将并充斥于国中矣”。而吴佩孚则一向喜谈命理，于算卦、星象和扶乩都有所好。
五四运动起，白坚武欢欣鼓舞，学生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他说：“足征人心未死。”并频繁活动，在李纯、吴佩孚、张其锽等人之间穿梭往来，并致电南北和谈代表，要求中国代表拒绝签字，释放被捕学生，惩办卖国党段祺瑞、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还主动代吴佩孚起草通电，声讨卖国贼。并于运动存续期间，来到上海，公开在顺直同乡会上演讲，历数皖系卖国劣迹，支持抵制日货。很有意思的是，在这场演说中，白坚武还模仿当时湖南人的口吻，大声疾呼，说：“中国若亡，除非直隶人尽死。”把直皖冲突，直接解释成卖国和爱国之争。
在运动中，白坚武的文化立场更加接近新人物。他在7月10日的日记中，抄录《新潮》上的文章《白话文与心理改革》中的一段话：“我们须得立定志愿去克服旧主义〔不适时主义〕，这是改革的根本手段。天地间事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各不相下，便成旋风。旋风是最讨厌的，所以调和是迁就的别名，迁就是糟糕的绰号。政治上讲调和才有今日的怪现状，学术上讲调和才有所谓古今中外党……须知天地间事物不是一件一段的独立的，是互相关联的。所以西洋成西洋的系统，中国成中国的系统，动摇一件牵动多种，调和是没成效的，必须根本改换。”对于这种出自新文化运动的学生先锋傅斯年之手，决然的全盘西化主张，白坚武深以为然。他在后面写道：“余年来深悟政治以及各社会内幕，亟有待于根本澄清，绝对不赞成调和，调和在本身为自灭，对客体为投降。凡天地间事事物物皆不容有调和，政治社会更无论矣。傅君兹文，实获余心。”
更进一步，白坚武几乎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者。先是对张东荪受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影响〔这在当时是时髦，而张当时也算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分析中国的南北战争，说是在剥削阶级制度下的产物，而平民阶级必须打破南北军人势力，深表赞同。接下来，开始引用马克思《共产党宣言》里的话：“有产者不仅锻炼足以致死自身之武器而已，且有产出可以挥其武器之力现代之劳动者，无产者是也。”1919年底，他花了两天读《新青年》上的《马克思学说》一文，感慨道：“马氏之经济论发抒特点甚多，虽不甚合实际，曙光在此。”他在日记还提道，“劳动论的名人马克司思云：‘劳动界把自己解放了，也就解放了全体人类。’我谓马氏两语可作劳动解放总论”。当然，比较起来，最合白坚武口味的，还是张东荪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他在日记里多次提及研读张东荪谈社会主义的文章，认为张东荪说了他想说的话。但是，这一点并不耽误他跟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友谊，白坚武不仅跟李大钊来往密切，交情甚笃，对陈独秀也感佩之深。1919年11月4日，汉口《大汉报》上误载了陈独秀已死的消息，白坚武闻之大恸，在日记里写道：“陈君独能为理想革进之先锋，难矣；躬行牺牲，尤难，余方拟以中国之路得〔即马丁·路德——笔者注〕、卢梭，斯人若不幸，则人道之明星陨坠。苦恼众生，倘自知其所处之境，其吊悼陈君之泪涕，当与江涛海波同量。”更不耽误他因李大钊和陈独秀穿线，跟苏俄代表见面，拉上苏俄跟吴佩孚的关系。
事实上，中共铁路工人运动的开展，在很大程度上亏了白坚武的帮助。中国工人运动的早期领袖邓中夏提到，李大钊通过直系的交通部长高恩洪的关系，得以在国家控制的每条铁路上派一个密查员，这些密查员都是共产党人。通过职务的便利，“帮助工人组织俱乐部和进行斗争”，同时把工人讨厌的铁路职员，通过“胪列其营私舞弊的罪状”，告上去，把他们搞掉，由此打开了局面。而高恩洪之所以答应李大钊，主要是由于白坚武的关系。这一点，当事人朱务善的回忆，证实了这一点。只是后来总工会建立之后，因和当局的纠纷罢工，导致京汉铁路时常中断，最终危及直系的军事利益，中共才与吴佩孚逐渐交恶。
有这样的一个核心幕僚，吴佩孚的表现，一度在外界看来，相当激进，相当“左倾”。以至于苏俄在中国找盟友的时候，曾经一度很中意吴佩孚。即使选中了孙中山，也希望孙吴联合，一并成为苏俄的盟友。可是，吴佩孚并非是一个真正的激进主义者，对社会主义根本没有感觉。他所谓激进的表现，更多是由于激进，才能赢得舆论的拥戴。而五四的舆论战的全胜，使得他尝到了甜头，所以才接茬走下去。一旦激进到了危及他的利益，尤其是军事利益，那他就不会再接着激进了，反而挥舞屠刀，杀向坚持不肯复工的罢工工人。与此同时，他坚持不肯背叛的主公曹锟，也因为赤裸裸地贿选总统，失去了媒体的宠爱。就这样，一度占据舆论制高点的直系，从这个高点迅速地跌落下来，接下来的第二次直奉大战，在内外交困之中，他也就输了。
对于吴佩孚的失败，白坚武认为，主要败在曹锟身上。其次，是内部分裂。还有就是因为吴佩孚过于信任他那个文胆张其锽，而张恰是一个旧文人。结果导致吴佩孚用人，“不明新陈代谢之旨”，“故所用不偏徇于乡籍，即沾濡于关系……余闻陆军学生为直系所排斥不用，出关者相继不绝，可证直系用人之无策矣”。两人文化观上的不同，最终还是显现了出来。说起来，的确吴佩孚对于幕僚，更喜欢的是张其锽。只是，吴佩孚和白坚武能够合作，还是因为尽管文化观不同，但性格中却都有强烈的功利和趋时的倾向。
不过，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失势的白坚武，为了跟他讨厌的国民党作对，居然接受日本的资助，在华北地区搞“华北国”，策动了一系列暗杀、破坏和策动兵变的活动。无论动机如何，毕竟大节有亏。而吴佩孚的性格，固然有功利趋时的一面，但他的道德主义追求，却大体上能够坚持下去。他在1918年就提出的四不主义，一直到晚年，依然坚守。其中不借外债一条，使得1922年之后的直系政府，时常陷于财政异常困难的境地，也激化了直系内部的矛盾，但他就是不肯让步。他的确也不像其他军阀那样，嗜财如命，广有积蓄，下野之后，可以在租界做寓公〔曹锟就是这样〕。吴佩孚确实没钱，下野之后，只能靠其他军阀的接济养着。抗战期间，身陷敌后的他，在日本人的高压和利诱之下，依然能保持民族气节，至死不肯与日本人合作。据说，当时日本人对吴佩孚的工作，是力度最大的一个，土肥原亲自主持，但依然无功而返。这里，他那保守主义的文化观还是起了作用的。看来，文化观之新旧，不见得旧的一定不好，新的也不见得一定好。也许，旧的毕竟有底线，而新的为了某个目的，底线是可以放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