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讲过，在整个的五四运动中，发生学生游行示威，以及开展三罢运动的各个城市，基本上没有出现军警镇压的场面。即使学生采用强制手段没收日货，拘禁卖货人，押人游街，警察的干预也是温和的。没有军警开枪的记录，少数几例被军警刺刀伤到的事件，到底是学生自己找上去碰的，还是军警主动的还不清楚。在五四期间，总体上是军警怕学生，不是相反。就连皖系军人控制的省份，比如湖南和安徽，也没有发生镇压行为。一向名声不好的安徽督军倪嗣冲和湖南督军张敬尧，都表现出了相当的克制。同时，尽管运动是反日的，但由于学生的有意克制，除了福州之外，也基本上没有发生跟日本人的冲突。反过来，也可以说是在华众多的日本人，由于日本政府的限制，也表现出了克制。
一般来说，五四运动，是得到了西方人好评的。从国际形势而言，中国人在五四运动中表现出来的反日情绪，以及对段祺瑞政府亲日政策的批判，是应该受到西方人欢迎的。因为，毕竟在一次大战期间，日本趁欧战之机，在华的势力扩张，是西方不乐见到的。因此，无论西方的舆论，还是在华的西方人，尤其是英美人，对五四运动，大多抱有善意。反过来，参加五四运动学生和商民，也是把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视为盟友的。从运动伊始，就在竭力争取他们的支持。
然而，奇怪的是，五四运动期间，发生的唯一一次因警察镇压而导致的流血事件，造成游行的中国人1死9伤的惨案，却偏偏发生在上海的公共租界，英美人的租界里。行凶者，是租界工部局的英国警察。
1919年6月12日夜，就在北京政府罢免曹、章、陆的第二天〔10日〕，上海三罢的学生和商民宣布在这天开市，庆祝斗争的胜利。一支游行队伍，从法租界进入公共租界的山东路附近，遭到工部局巡捕房的巡警阻止。据工部局警务处总巡麦高云对上海英国总领事的报告，英国巡官洛克，跟游行队伍的领头人，用英语做了交涉〔报告称，领头人英语很流利〕，要求队伍退出租界。但游行的群众不肯，于是巡警开始强行驱散游行，双方发生冲突。据报告讲，巡警受到了袭击，但袭击巡警的东西，“桌子、竹竿、拍门板、石头、煤油炉”，“全部从阳台上及窗口投掷下来”。但是巡警们却“笔直地朝着‘暴徒’开了三枪”，也就是对着游行队伍开了枪。大街上倒下了10个人，1死9伤，至少有3人伤势很重。在冲突中，还有人被逮捕，但警方没有说明逮捕了多少人。
后来，在法庭上，验尸官证明，死者头部中弹，子弹从左侧太阳穴穿过右侧太阳穴。显然，这样的射击不是随意的。而督察长T.I.万亨的证词，则说是他用马枪对游行人群开了3枪，而巡官洛克用手枪开了7枪。另外一个巡官劳伯逊的证词则说，洛克是第一个开枪者，但他不知他打了几发。
中国人办的《新闻报》报道此事，说是巡捕阻止游行，但游行队伍“拥挤不退”，“即开枪轰击”。报道详细开列了受伤者的姓名、年龄、住址和籍贯。英文的《大陆报》报道比较详细，说是巡捕的马队向示威游行队伍冲击，凡4次，激怒了街上的市民，大量杂物从上面扔下来，有一些砸到了巡捕。然后总捕头就下令向示威者开枪。现场目击者说有2个人中弹死亡，但只找到1具尸体。开枪后，大批巡捕和租界里的万国商团，带着至少两挺机关枪赶到现场。
就以上披露的不完整，而且严重缺乏被害者一方的信息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进入公共租界的学生和市民游行队伍，仅仅是为了庆祝罢免曹、章、陆的胜利，没有丝毫危及租界的意思，甚至对租界当局没有一丝的敌意。但是，却遭到了租界巡警的粗暴阻止，马队冲击，就常识而言，这种冲击，对游行者是构成伤害的。尽管此前租界当局曾几次三番下令禁止在租界游行〔这种禁令本身就非常蛮横和没有道理〕，但在整个上海包括租界的华人〔占租界人口的绝大多数〕都在欢庆的时候，如此刻板地执行禁令，说明租界当局根本没把华人当人看。显然，这种对游行队伍粗暴的冲击，引起了人们的不满，由此导致的反抗，其实主要来自街上两边的居民，所有扔下来的杂物，即使按巡警自己的说法，也是自上而下，来自楼上阳台和窗口。这种反抗，对于巡警的伤害其实相当有限，但巡警却开了枪，居然是冲着密集的游行人群开枪。开了多少枪，其实巡警自己也说不清楚。死伤的人没有来自楼上扔东西的，而都在街上。更可怕的是，前来增援的巡警，还带来了机关枪。如果增援者来了之后，游行队伍还没散，十有八九死的人会更多。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都是一次毫无道理的、非常恶劣的、非常野蛮的镇压事件，一场租界警察针对毫无敌意、手无寸铁的人群施行的杀戮，一个足以载入史册的惨案。这个事件，其实跟五年后的五卅惨案很类似。从某种意义上说，比五卅惨案还没有道理，毕竟，五卅运动时的游行示威人群，的确是冲着租界去抗议的，表现出了强烈的敌意。可是，1919年6月12日租界巡警的枪口所面对的，只是一些兴高采烈欢庆的人群，像是一些过节时参加集会欢乐的人群。唯一的差距，五卅死的人比较多〔死13，伤40余〕，但六一二事件的性质却恶劣得多。
但是，奇怪的是，这个事件并没有被当成一桩惨案载入史册。即使在当时，在场的人们也只是散发了一些传单，表示抗议，然后就悄无声息。除了《新闻报》以外，多数中文报刊都没有报道，更没有渲染。在上海的外文报刊，倒是都做了报道，只是屁股大多坐在了租界当局一边。唯有《大陆报》相对中立，路透社驻南部中国的经理还认为，《大陆报》表达了对开枪事件的不满。比起稍晚些时候的福州事件〔1919年11月〕，显得相当蹊跷，福州事件仅仅是因为查抄日货，学生被日侨打伤了几个，就闹得全国沸腾，北京政府接连对日强硬交涉，全国学生和市民一致抗议，使得原来都有点冷的运动，又掀起了一波新的高潮。看来，五四运动的组织者们，的确是太有“统战”意识，也太在意西方的支持了。尽管人们知道，在巴黎和会上，不仅英国和法国人对中国的要求不屑一顾，就连会前高调宣称支持弱小国家的美国，也跳了票。当时的中国人对待英美的态度，简直跟后来的五卅惨案时的态度，有着天壤之别。尽管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往往把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视为具有关联性的事件。
没错，当时在华的西方人，尤其是在北方的西方人，普遍对学生运动抱有好感，多数西文报刊都发表文章，对运动表示赞赏。连美国公使芮恩施〔PaulS.Reinsch〕也对运动表示同情，他在回忆录甚至说，五四运动是个“将要创造历史的运动”。对美国总统威尔逊没有在巴黎和会上支持中国，感到遗憾。他还特意指示驻上海的总领事，劝告那里的美国侨民，“既不要鼓励也不要反对这个运动，因为它是中国人的事情”。一位当时驻中国的美国记者，甚至认为，芮恩施是一位中国学生运动的间接鼓励者，他的辞职，也跟美国政府对中国的“背叛”有关。
但是，上海的租界是个特别的地方。到五四运动爆发的时候，西方人在上海的租界里，已经存在了60余年。尽管上海的崛起，主要是靠了华人的努力，但是，作为中国最大的开放口岸，其兴盛的契机，却是因为洋人的进入。况且，在太平天国造反期间，上海由于有租界和西方军队的存在，不仅成了东南部中国富人的庇护所，而且直接和间接地为中国政府抵御太平天国的进攻，提供了一个基地。所以，在上海的西方人，尤其是久居租界的西方人，是中国最傲慢的洋人，具有特别浓烈的殖民主义气息。这些人自称为“上海人”，他们不关心租界以外的事情，根本不屑于说中国话，“他们从来不在这些租界的边界之外走动，甚至不去日本和香港度一年一度的假期”。他们很蔑视地看去北京的西方人。但是对上海也不屑一顾，他们看来，“上海话纯粹是一种方言，其他地方的中国人都听不懂”。一个在上海的外国记者发现，在上海，一个西方人，拥有绝对的优越地位，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会被允许对中国人让路的。在那个时候，尽管在租界的华人缴纳了绝大部分的税款，但租界工部局的华董却没有几个。在租界黄埔公园，还竖着类似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按一个美国记者的记忆，牌子应该是这样的：上面写着禁止携带家犬进入，下面写着：“中国人，除前来工作的苦力外，不许入内〔No Chinese,excepting work coolies,are admitted.〕。”即使满口英文的高等华人，在租界里，一样没有什么地位。就连巡警，华人巡警比印度甚至马来的巡警地位还要低。法租界比公共租界似乎还好一点，至少在对中国人的歧视上，要轻得多。
所以，在这样一个殖民主义气味极浓的租界里，一个多年来故步自封的洋人生活圈中，尽管北京的美国公使对五四运动有同情，也指示上海的总领事告知美国的侨民，要保持中立。但在公共租界的美国人，却本能地和英国人，甚至和法租界的法国人保持一致，一致地对中国的运动，以及在运动中的热情，表示了某种轻蔑的疑虑。他们总怀疑这些上大街大喊大叫的中国人，有可能是义和团再生。惨案发生之后，老资格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的报道，就在刻意渲染在场的中国人如何喊打，多少人高喊“杀死洋人”，并且说在现场找到了一把屠刀〔连租界警方在法庭上都未提及〕，暗示游行的人有暴力的企图。至于工部局，则非常坚决地阻止租界的学生和市民的一切活动，比倾向皖系的护军使卢永祥还要积极。自打运动一起来，他们就严令学生和市民，在租界里游行集会，演讲宣传，一发现就镇压驱赶殴打和逮捕，哪怕游行集会的人，仅仅是些小学生。1919年6月9日，在公共租界南京路和江西路的交界处，租界巡警就驱赶一群游行的小学生，“西捕一排”，“手杖强柄乱敲乱打”，还打伤了几个小学生〔只是伤得不重〕。上海学联，以及在租界的学校的学生，多次对租界当局提出抗议，但租界当局均置若罔闻。但凡学联和市民团体在租界有活动，场所就被查封。基督教女青年会给工部局致信，几乎都是在苦苦哀求了，信是这样说的：
我们为工部局实施高压措施，来禁止我们学生用正当手段以唤起我国人民抗议政府的错误措施，以及在巴黎和会中争取中国应有的地位，而感到苦恼。正如你所知道，学生不仅自己采取和平的手段，而且也劝别人采取和平的手段，采取这个手段后我们获得了惊人的成绩。我们知道在任何的爱国游行中都不可避免要发生一些个别人的骚乱事件。但是我们恳求你容许我们的人民，若是不准许他们自己来散布正确的消息，则还有谁能来挽救我们的国家呢？我们请求你与我们运动的领袖互相合作，允许我们开会，并允许在租界内进行和平的宣传。
可是，这样的哀求，根本一点用都没有。租界当局的这种丝毫不通情理的态度，不只是出于他们一贯的傲慢。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在上海的西方人，跟他们在北方的同胞所处的环境不一样。由于上海是西方人的天堂和乐园，所以，最先来中国的西方人，首先选择的是上海。俄国十月革命后，失去政权的白俄，也陆续大批地涌进上海，而非他们公使所在的北京。这些失势又失国的白俄，有钱的人过得还行，没钱的，即使昔日的将军和贵族，也未免沉沦下潦，女人甚至沦为妓女。起初的时候，上海的西方人为了挽救白人的脸面，还发起救济，后来，来的人越来越多，救不胜救，只好听之任之了。这些白俄，无论穷人还是富人，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仇恨布尔什维克。由于白俄的故事，在上海的西方人对布尔什维克感到特别恐慌，也特别的警惕。在6月12日惨案发生前夕的6月10日，《字林西报》发表了一篇社论，题目就叫“上海在无法无天中”，叫嚷要对学生采取行动，认为“有些人对于学生运动，引用了较为粗暴的字眼——布尔什维主义，那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我们知道，新文化运动无论在五四之前还是中间，虽然有零星无政府主义的影子，但关于马列主义或者布尔什维克主义，基本上没有多少份额，满打满算，只有屈指可数的几篇文章和译文而已。写这些文章和译文的人，无论是李大钊还是陈溥贤，其实在这个阶段，都还能说就是马克思主义者，更不用说是布尔什维克。至于后来中共创党第一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则根本不知道马克思主义是怎么回事，他连无政府主义者都不是。可是，自打运动起来，总是有人担心其中的过激主义危害。对于北京政府和各地军阀来说，过激主义还相当笼统，也不甚了了，甚至把一切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东西，都视为过激主义，或者布尔什维克主义。但是，对于上海租界当局而言，他们对过激主义的担心则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担忧布尔什维克主义。他们发现《沪报》的一个据说有左翼倾向的记者，跟学联的人说了话，就怀疑有“布尔什维克活动”。听说广东、安徽、直隶、天津和北京发现了来自上海的“布尔什维克书籍”，就大起恐慌。对上海的国民党也提高了警觉，认为他们有责任。〔租界当局的确够警觉，当时在上海的一些国民党人比如戴季陶、沈玄庐等人，的确积极参加了运动，而且思想“左倾”，但他们都跟布尔什维克不沾边〕而且说是在学生中，已经发现了传播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宣传。同时加紧搜查过激书刊，抄查了位于租界福州路的大东书局，和广东路的东方书局。他们发现，查抄出来的书刊，无非是些宣传无政府主义，或者拥护社会主义的，其中有一些是北京大学跟北京和天津学联的刊物。但是，书还是被没收，书店被罚款，有个批发商还被判了6个月的刑。显然，被五四的学生视为盟友的西方人在中国租界的同胞，对于中国人的这场民族主义的爱国运动，不仅高度敌视，而且神经过敏。
不过，从后面的历史来看，租界这些傲慢的“上海人”的神经过敏，还是有点道理的。也许是长期殖民地的经历，给了他们某种直觉。五四这样的民族主义，如果注入了列宁主义的养料，事就闹大了。5年后，这些“上海人”就因此饱尝了苦头。旧的殖民主义世界，也就此开始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