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新政权 五、共治天下

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是两宋朝野的共识。

这句话，据说最早出自北宋仁宗、英宗、神宗和哲宗四朝元老文彦博。熙宁四年（1071）三月，宋神宗与二府商议变法，遭到文彦博的反对。文彦博说：祖宗家法俱在，变法不得人心。宋神宗反驳说：老百姓衷心拥护，怎么能说不得人心，又为什么一定要听士大夫的？文彦博直言不讳：因为我朝共治天下的是士大夫，不是什么老百姓！

毫无疑问，这话有问题。没错，共治天下的确实不是老百姓。而且不要说宋，便是现代民主国家，也没有全民治国的道理。他们的办法，是把国家交给民选政府。但，难道因为民众不是治国主体，就可以不顾民心向背了吗？

文彦博逻辑不通。

然而此言一出，却并无纷争。宋神宗只是辩解说士大夫也有主张变法的，王安石同样不在这个问题上纠缠。可见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已无争议。只要士大夫与赵宋官家意见高度统一，就可以不管什么老百姓，似乎也无分歧。天下原本就不是老百姓的，能分一杯羹的只有士大夫。

这，恐怕也是当时朝中各派的共识。

事实上，王安石和文彦博以及司马光一样，都属于精英意识极强的士大夫群体。就连“以天下为己任”这话，恐怕也最早就是他说的。王安石，当然不会反对共治天下。

历史的转折点，也就在这里了。

我们知道，中国的士历来就有精英意识和使命感，所以曾子才会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而且曾子说得很清楚，任重道远，是因为以仁为己任，死而后已。可见先秦儒家自许的使命是精神性的。他们担负的是核心价值观的坚守和传承，天下的兴衰存亡则不在肩上。

王安石他们的“以天下为己任”却不同。除了一如既往地守护精神领域和价值世界，还要参与国家政治和社会事务的管理，担负起天下的兴亡。这可不是单靠他们一厢情愿就能成立的。没有最高统治者的同意、支持甚至邀请，王安石也好，文彦博也罢，都只能是自作多情。

那么，大权在握的皇帝们，会愿意吗？

会的，不会也得会。

实际上从汉高祖刘邦开始，皇帝们就已经意识到，如此庞大的帝国，绝不是他们一个人或一家子可以治理的。甚至就连“与朕共治天下”的话，也都有皇帝说过。但，被邀请来“共治”的主要是地方守臣，治理的也是民而非国。国事之权则宁可交给外戚和宦官，也不分给士大夫。

这就只能叫皇权代理，不能叫共治天下。

真正“共治”是在宋。宋代士大夫也像持有股份的公司高管，与皇帝肝胆相照，跟帝国荣辱与共，把天下事当作自家事，甚至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置身家性命于不顾。

比如韩琦。

韩琦

韩琦（1008—1075），字稚圭，相州安阳人。仁宗天圣年间中进士。与范仲淹戍西北，称“韩范”。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人称“为相十载，辅佐三朝”。

韩琦是仁宗时期的宰相。仁宗皇帝去世时，由于自己没有儿子，继位的是被立为太子的赵曙，也就是英宗。英宗其实是仁宗叔叔之孙，身体也不好，很不受仁宗的皇后、此刻的太后待见，随时都有被废的可能。为了保住这可怜的皇帝和政局的稳定，韩琦只好话里有话地向太后施加压力。

有一天，太后向群臣说起英宗的病。

韩琦马上说：臣等平时只能在外间见到官家，内中保护全在太后。如果官家得不到照管，太后恐怕也不得安稳。

太后大惊失色：相公这是什么话！本宫当然用心。

韩琦说：那就好。太后照管，则众人自然照管了。

同僚吓得缩颈流汗。有人问韩琦：会不会太过分了？

韩琦却说：不如此不得。

这就是担当了。更难得的是，这种担当也得到赵宋官家的认可。有一次，仁宗皇帝封张贵妃的亲戚为官，结果在朝堂上被包拯痛批，只好收回成命。然而憋屈的皇帝也只是回宫以后对张贵妃发脾气：你就知道要官，要官，就不知道那包拯是御史中丞吗？他的唾沫星子都喷到我脸上了！

好铁面的包公，好宽容的仁宗！难得呀！

其实，君臣共治并非帝国制度的必然选择，王朝和皇帝也可以考虑别的方式，比如君主独裁甚至放任自流。事实上汉和唐就是半专制半放任，明和清则是由专制而独裁。

铁面包公

包拯的铁面形象深入人心，在北宋历史上包拯也是一位重臣。这是位于安徽合肥（包拯故里）的包公祠，“色正芒寒”四字是对包公的准确评价。

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只有宋。这又为什么呢？

也是逼出来的。

的确，没有哪个皇帝不喜欢大权独揽，也没有哪个政权愿意跟别人分享天下。赵匡胤兄弟未必就不想成为李世民或李隆基，只不过他们没那本钱。赵宋不像李唐，是融合胡汉的混血王朝，有关陇集团和山东豪门作为社会基础。他们也不敢依靠各路诸侯，因为太清楚军阀会干什么。

想来想去，能借重的只有读书人。

碰巧的是，赵匡胤虽然是军阀，却酷爱读书。然而即便如此，也是书到用时方恨少。有一次，太祖在宫中看见一面后蜀的铜镜，背后铸着“乾德四年”的字样，而后蜀是北宋乾德三年灭亡的。于是太祖问群臣：这是怎么回事？

宰相赵普不能回答。

旁边一个翰林学士说：乾德本来就是伪蜀的年号。

太祖的脸色变得比锅底还黑。

他说：赵普过来！

赵普磨蹭到御案前，准备挨打。

太祖却并不打他，而是拿起一支笔，蘸满墨汁在他脸上涂画，一边涂一边骂：看你以后还读不读书！看你以后还读不读书！看你以后还读不读书！

据说，赵普从此读书，虽然只有半部《论语》。

太祖却感慨说：宰相还是要用读书人。

这样的故事当然也只能姑妄听之。但可以肯定，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赵官家以士人为臂膀，共治天下的共识就这样达成。这是开明的专制，也是聪明的专制。明清两代放弃开明专制，选择君主独裁，中华文明就开始走下坡路。

历史总是让人惆怅。

统治者也总是把维护政权放在第一位，小心防范着所有的人，包括士大夫。比如宋代官员乌纱帽背后的两脚，不像唐代那样下垂，而是用竹篾、铁丝等加固，使之变得又硬又长，据说就是为了不让官员们上朝时交头接耳。

当然，他们更不能结党营私。

宋代官帽示意图

上图为宋太祖画像，下面两幅为《中国服饰史》中的宋代官员形象。

宋代宰相的地位也比以前低。汉代和唐代，宰相上朝是坐下来慢慢说话的，叫“坐而论道”。宋代却在太祖皇帝时期就变成站着，而且据说还是宰相范质主动要求。至于明清两代，由于宰相制度被朱元璋废除，臣僚便只能跪着。这可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中华文明当然江河日下。

但这不是皇帝们考虑的事。从秦汉开始，他们处心积虑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保住皇权。为此，他们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如果有脑子也有能耐的话。

防官如防贼，是历朝历代的通病。

其实，赵匡胤们的小心眼大可不必，宋代士大夫要求和能够要求的，只是也只可能是对天下的“共治”，绝非也绝不可能是“共有”，更不可能是“民有”。朱熹便说，孟子主张君主不合格就换一个，这话也就“那时说得”。现在士大夫要坚持理念，能做的只有退场，如此而已。

因此，赵宋官家可以高枕无忧。他们要做的，也就是为维持稳定大把掏银子。不过就连这也不困难，因为两宋恰恰是经济繁荣的时代。那种盛况，同样是空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