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暴露出问题的，是青苗法。
平心而论，青苗法的设想并不错，考虑也算周全。按照熙宁二年九月条例司颁布的规定，农民贷款是自愿的，地方政府不得强行摊派。还贷的时候，愿意还钱就还钱，愿意还粮就还粮，还粮按照市场上的平均价格计算。如果遇到自然灾害，允许在下一个收割季节再还，不得催要。
可惜执行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
首先是明令禁止的强行摊派在各州县盛行，以至于朝廷不得不在青苗法实施三个月后就再发诏令，要求巡视员认真检查，发现违令官员立即通报。然而话音刚落，第二个月就接到河北安抚使韩琦的报告，强行摊派屡禁不止，就连根本不种地的城市居民也被要求借这种农业贷款。
神宗想不通。他问司马光，问题出在哪里呢？他听到的普遍反映，都认为青苗是良法，只是用人不当。
司马光说：依臣之见，法亦不善。
宋神宗说：已经三令五申不得强贷了呀！
司马光说：巡视员却在暗示地方官摊派。开封境内十七个县，只有陈留严格执行自愿贷款的原则，结果没有任何人来借钱。其他县贷出那么多款，不摊派怎么可能？
那么，地方官又为什么要顶风作案呢？
很简单，就因为他们是地方官。在帝国体制下，地方与中央是上下级关系。因此，青苗贷款在中央是政策，到了他们那里就是政绩。他们也很清楚，虽然宋神宗和王安石都说贷款不能勉强，其实内心深处是希望青苗法成功的。成功的标志当然只有一个，那就是贷出很多钱收回很多利，民众还表示感恩戴德，只不过后者可以造假，前者必须当真。
这就不能由着民众自愿。相反，越是不想借钱的，反倒越要逼他们借，因为不想借钱的都是大户人家。按照条例司的规定，一等民户的贷款额度是五等的十五倍。相反，贫户则不但借钱少，还贷能力也低，中央又规定不得亏损。那么请问，地方官的眼睛该盯着谁，不强行摊派又怎么成？
立法本身也有问题，比如贫下中农贷款必须由地主富农做担保，或者领衔。这当然是为了保证官府能够收回本金和利息，对于地主富农却是无妄之灾。过去，他们可以借钱给贫下中农获取利息，现在反倒要替他们背债，请问谁会心甘情愿？也只好要求他们“奉旨贷款”了。
何况条例司还口是心非，各地的贷款也有指标。尽管从理论上讲，指标由地方上自己确定，但是不想表功邀宠的又有几个？熙宁四年十月，就有个地方官不顾实际情况报了四十万，幸亏被有良知的副职奏请皇帝制止，这才没害得当地民众倾家荡产。即便如此，王安石还是派人前去质问青苗钱为什么贷出去那么少。那位已经升任正职的官员回答：不是规定民众自愿吗？他们不愿意，难道可以强迫？
王安石无言以对，只能暗暗切齿。
遭遇灾年延缓还贷的规定也没有得到执行。熙宁七年旱情那么严重，催款官吏却仍然似虎如狼，民众要缴纳的除了青苗债，还有免役钱。如果不是郑侠献图，使皇帝下达暂停追缴（权息追呼）的诏令，不知多少民众要家破人亡。
不乏可取之处的政策，就这样变成恶魔。
然而根本原因却是司马光没有也不可能看到的，那就是政府做了不该他们做的事。不妨设想一下，如果由多家可以竞争的商业银行来发放贷款，又有司法独立的民事法庭解决纠纷，朝廷不过宏观调控，事情会这么不可收拾吗？
可惜，商业银行和司法独立，当时都不可能。
市易法的问题也一样。
前面说过，所谓市易法，就是国家控制商品流通；所谓市易务，则是国家百货总公司。问题在于，百货公司即便可以国有也可以官办，但那也只能是企业不能是衙门。王安石和吕嘉问的市易务却不但是政府的工商行政管理机构，还同时是企业和银行，可以向商人发放抵押贷款，利息也是百分之二十。这就等于是一个人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还当观众，完全是胡来。如此违背经济规律和管理原则，不妨碍经济发展，不弄得骂声一片，才是咄咄怪事。
王安石却死不悔改。
执迷不悟也不奇怪，因为他崇尚国家主义，当然会相信政府万能。熙宁二年七月，王安石推出了均输法。这是他的第一项改革，核心内容则是将宫廷和衙门需要的用品，由地方供奉改为官方采买。原因是老办法太混乱，要用的东西送不来，没用的又堆积如山，地方上负担也重。代理开封法官的苏轼却不赞成。他说，由官员用公款购买物品，肯定会不是名牌不买，没有回扣不买，还能指望节约开支？
这才真是清醒的认识。
可惜，苏轼并未能一句话点醒梦中人。王安石的梦实在太宏伟也太美好，为国为民，堪称菩萨心肠。为此，他不惜霹雳手段，哪怕哀鸿遍野，地主富农和中小企业破产。
现在，似乎已经可以总结出王安石变法四大问题：国家主义、政府万能、理想至上、道德唯一。由此造成之最严重后果，则是北宋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好不容易才建设起来的政治文明、商业文明和社会文明不同程度受到冲击，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徽宗的乱政和亡国。事实上，从熙宁变法到靖康之难不过五六十年，顷刻间便山河破碎，可谓惨不忍睹。
这当然是只能从长计议的话题。要说的是，王安石变法四大问题暗含着一种倾向，那就是专制主义，或者走向专制的可能。因为崇尚国家主义，相信政府万能，就难免从集权走向专制。尽管在熙宁年间，这还只是苗头，这苗头也要到忽必烈他们把两宋文明彻底摧毁之后，才会在朱元璋父子的鲜血浇灌之下长成参天大树。当然，是别人的血。
但，王安石仍然难辞其咎。他的儿子王雱不是扬言要把韩琦和富弼的人头挂在街上吗？自己不也五次三番提醒皇帝尧舜处死了鲧吗？他的保甲法不也像商鞅，散发着法西斯的味道吗？凡此种种，请问离专制主义又有多远呢？
留下的教训，更是惨痛而深刻。
毫无疑问，王安石是改革家，他的变法也是改革，而且是必要的改革。这让他赢得了崇高的声誉和许多同情，尽管某些同情不但可笑，还很廉价。幸运的是，王安石让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要以为改革就好，还要看为何改革，为谁改革，怎样改革。如果没有想清楚这三个问题，那就只能算盲动；如果像王安石那样弄错了答案，更得咽下苦果。
另一个教训便是应该怎样看待理想，看待道德。有理想的人无疑值得尊敬，尤其是同时还有道德。但，如果他掌握了公权力，还要用这公权力来实现理想，就有可能变得恐怖和必须警惕。要知道，道德是用来自律的，道德高尚不等于认识科学决策正确，社会理想的实现更是只能靠全民的共识和践行。一旦动用公权力强制推出，就一定是悲剧。
问题是，以当时的情况，王安石不改革，行吗？改革而不动用公权力，不依靠政府部门，行吗？也不行吧？
这恐怕就是更深层次的悲剧了。是的，中华帝国发展到两宋，一方面是文明程度到达了顶峰，另方面是整个体制和机制都出了问题。结果，不改则烂，变法则乱，改革和纠偏用力过猛则亡。何况北方还有人虎视眈眈，先是女真，后是蒙古，他们可不是已经变得和平的契丹，更不是菩萨。
风萧萧兮易水寒，丧钟已在刺骨的寒风中敲响。
宋，将漂浮在水面上，淹没在大海中。
本卷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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