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乾坤逆转 一、破镜难圆
熙宁八年（1075）二月十二日，开封城外的汴河还结着冰的时候，有位信使匆匆出发前往今天的南京。正史没有记载他到达的日期，但他出现在江宁城时，那里应该已是一片春光明媚，接到诏书的王安石心中更是暖洋洋的。
没错，皇帝让他回京重新担任宰相。
王安石没有片刻犹豫就动身了，甚至有正史说只用七天就到达京师。但这恐怕并靠不住。当时从江宁到开封的标准行程是二十二天，王安石日夜兼程也快不到这个程度，何况他进京之后第一次见到神宗皇帝是在三月二十七日。如果王安石在三月中上旬就到了开封，当中那么长时间君臣二人都干什么去了？宋神宗不是急于要王安石尽快工作吗？
这个时间差，让人疑窦顿生。
实际上也有人认为事情没那么简单，王安石对于自己的复出其实内心纠结，至少并不那么跃跃欲试，证据则是途经江苏省邗江县瓜洲镇时写下的那首《泊船瓜洲》：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看这意思，他似乎刚刚出发就想着何时回家了。
可惜这同样不足为凭。诗无达诂。既然刘禹锡的“病树前头万木春”可以解释为满朝新贵弹冠相庆，那么“明月何时照我还”难道不能理解为功成身退衣锦还乡？况且这首诗是什么时候写的也还有争议，与他的复出没准毫不相干。
王安石的心思，只有他自己知道吧？
不过按照标准行程计算，王安石是在接到任命的第一时间就出发了，也在到达后的第一时间见到了皇帝。因为从二月十二到三月初四，从三月初五到二十七，路上不多不少都刚好二十二天。君臣相见恍如隔世，皇帝的口气也十分耐人寻味。他说：爱卿离职之后，小人便七嘴八舌，全靠吕惠卿维持。现在清理得差不多了，爱卿可以有所作为。
王安石同样千言万语涌上心头，却只是平静地说：小人纷纷扰扰，因此不敢安心职守。此番应诏复出，确实希望能够有所建树，以此报答陛下的知遇之恩。只不过臣老迈年高身心疲惫，恐怕不能持久，恳请陛下谅察！
宋神宗说：你我君臣不要心存芥蒂就好。
当然应该如此，可惜破镜重圆又谈何容易。实际上复出之后的王安石，与神宗、韩绛和吕惠卿的关系都变了，韩绛甚至因为一件小事大闹别扭。当时，要任命一个人做市易司提举官，王安石认可，韩绛反对，皇帝表示不妨让他干起来试试看。韩绛便说：如果这样，臣这宰相做不得了。
皇帝大吃一惊：小事一件，何必如此？
韩绛回答：小事都争不得，何况大事？
宋代客船![](\"//www.99lib.net/book/plate.pic/plate_300491_2.jpg\")
据陈守成著《宋朝汴河船》第85页。此为北宋常用客船，王安石从江宁前往东京途中，可能乘坐这种船。
王安石和宋神宗都只好让步。
韩绛这个态度十分怪异。因为按照正史的说法，建议将王安石召回朝廷的人正是他，这一点下面还要再说。但现在看来，他们已经很难重复过去的故事，韩绛也在王安石复职之后半年离开相位去做地方官，再也没有回到中枢。
至于吕惠卿，更是反目为仇。
最早参加变法并任职“国家体改委”的吕惠卿，称得上是王安石的亲密战友和好学生。不但正史认为他们两人情同父子，吕惠卿自己也对宋神宗说：能够让臣发自内心像侍奉双亲一样忠诚孝顺的，除了陛下就只有王安石一人。
这是实情，至少曾经是。
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却看不起吕惠卿。某次，王安石与吕惠卿在家里讨论新法，王安国却在旁边用笛子吹奏起流行歌曲来。哥哥忍无可忍，训他说：老弟，你能不能远离那些靡靡之音？王安国答：哥呀，能不能远离那些小人？
吕惠卿恨得咬牙切齿，便在熙宁八年正月重新审理郑侠的处分时，将王安国并案处理，判了个削职为民。消息传到江宁，王安石面对皇帝派来的信使痛哭流涕。等到他重返京师时，弟弟还没离开国门。兄弟相逢，情景可想而知。
王安石连遭打击，吕惠卿却高歌猛进。他刚刚成为参知政事就重新启动了市易务案的调查程序，理由是不能只听曾布一面之词。神宗皇帝的处理意见也让他喜出望外，吕嘉问和曾布被同时罢免，一起离开了京师。变法派阵营溃不成军满目疮痍，唯一春风得意的吕惠卿，便难免自我膨胀。
膨胀的表现，是也发明了一种新法。
新法叫手实法，简单地说就是要民众申报财产，由官府核实后换算成市值，然后征收财产税。隐瞒部分经举报查明全部没收，其中三分之一用来奖励举报或查实的人。
结果可想而知，官吏和衙役们如狼似虎地冲进平民百姓家中翻箱倒柜，巴掌大的地方也要搜刮一遍，就连养了几只猪和鸡都要登记注册，牛、马和狗更是难逃法网。
《耕获图》![](\"//www.99lib.net/book/plate.pic/plate_300491_3.jpg\")
据故宫博物院《宋人画册》扇面画《耕获图》。原图为绢本，淡设色，纵24.8厘米，横25.7厘米，签题为杨威。此图描绘了宋代江南田园风光。
这可真是鸡犬不宁。
于是大家便都觉得，相比之下还是王安石好。
韩绛也受不了吕惠卿的跋扈，据说还发现此人图谋陷害王安石，便秘密奏请皇帝将老搭档召回。实际上此事的来龙去脉正史语焉不详，已无从稽考。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王安石确实再次被任命为宰相，时间是熙宁八年二月十一。
此事显然大出吕惠卿的意料。我们知道，唐宋两代任命将相要用白麻纸书写诏书，叫宣麻拜相。于是，野史便绘声绘色地说，吕惠卿上朝时见宫中传出白麻纸，马上踮起脚尖伸长脖子，以为自己要当宰相。等到司仪官大声喊出王安石的名字，则如五雷轰顶，呆若木鸡。这当然未免夸大其词并不可靠，但要说吕惠卿闻讯愕然，则八九不离十。
难怪宋神宗刚刚见到王安石，就要表扬吕惠卿了。
看来，皇帝陛下已经知道了什么，或预感到什么，只是希望他们能和衷共济。这个道理，相信王安石和吕惠卿也都明白。可惜树欲静而风不止，帝制时代重大的人事变动总是会引起骚动。某些职位较低又没有什么坚定立场的人难免要考虑改换门庭，重新站队的过程中也会充满流言蜚语，其中之一便是吕惠卿曾经打算借一桩谋反案陷害王安石。
没有证据表明王安石是否相信这个传言，但显然很有不少“自告奋勇的热心人”愿意帮他报那一箭之仇。他们开始收集吕惠卿的劣迹和罪行，以便将其置于死地。
后面的案情十分狗血，陈年老账也被翻了出来。据监察官员称，吕惠卿曾利用职权伙同华亭知县强借当地富民钱款五百万购买田产。这当然问题严重。正好吕惠卿自己又屡屡辞职，皇帝便把他贬到了陈州（今河南省淮阳县）。
然而华亭案从熙宁八年五月底立案，审到熙宁九年六月初也没有结果。那些决心扳倒吕惠卿的人便瞒着王安石窃取了专案组掌握的材料，夹在其他文件中送往司法部门，企图绕过调查程序给吕惠卿定罪。没想到，吕惠卿在中书省是有线人的，这个情报被火速送到陈州。得到消息的吕惠卿马上绝地反击，不但上书反诉，据说还极有杀伤力地交出一封王安石的私信，上面居然有“勿令上知”的字样。
这下子麻烦大了，欺君罔上当然比以权谋私严重。于是不少历史学家认为，这是吕惠卿对王安石的出卖，也是导致王安石第二次被免职的重要原因。但这是靠不住的。因为正如下面表格所显示，从吕惠卿上书到王安石罢相有四个半月时间差。如果吕惠卿的揭发材料中真有“勿令上知”之类的内容，王安石还能在相位上待那么久吗？
那么，这件事到底是有，还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