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林军及其所拥护的刘玄,经过洛阳到长安,取代王莽新朝,建立更始政权,任职的官员多半来自社会下层民众,是普通农民、厨师、商人。这些人原来没有社会地位,没有名望,让人看不起,认为他们不足以当大任,就连更始的军帅将军李淑都说:当今位至公卿和重要官职的尚书,都是打仗出身的士卒等平凡的人,他们的资质当个亭长,捕捉小盗还可以,但不是掌握纲常的辅弼材料,因而要求重视百官的任用,改聘英才。百姓也对更始官员的状况表示失望,形成俚语:“灶下养,中郎将。烂羊胃,骑都尉。烂羊头,关内侯。”讽刺更始官员的出身卑下。
戴帻劳动者
人们对更始官员的这种观点,还不完全是由于他们的卑微出身造成的,同他们不注意衣着仪表也有很大关系。更始的将领从平民上升为将军,然而还是根据原来的习惯穿着。他们戴帻,穿诸于,绣,襜褕,锦裤,绣面衣(《后汉书·光武帝纪》、《后汉书·刘玄传》)。帻,前文业已提到,这里略作申述,据应劭的《汉官仪》讲,是“古之卑贱不冠者之所服也”(《后汉书》)。蔡邕的《独断》说是“古者卑微执事不冠者之所服也”(《后汉书》)。它是不做官的百姓和虽在公府而不配戴冠的胥役所戴的,换句话说,戴帻的人不是官,是庶人和同于庶人的人。诸于,是袖子宽大的上衣,像妇女穿的褂子,所以记载说更始将官“服妇人衣”。绣,亦写作“绣”,是背心,穿时套在褂子上。锦裤,锦色套裤。襜褕,短衣,不是朝服,汉武帝时外戚武安侯田恬穿襜入宫,被认为不敬,取消他的侯爵封邑(《史记·武安侯传》)。更始将领的这种衣帽,是平民百姓的服装,不是贵胄官僚的品服。
汉代女直裙
我们知道,比较定型的官服是在东汉年间形成的,但在周秦服制已经建立,周朝已有九章服,汉承秦制,自身也订立了一些衣冠制度。官服与民服绝对不同,这一点不待到东汉已经很清楚,绿林军打了天下,建立了政权,却没有像西汉官员穿起官服,更没有自己的服饰制度。而这个制度,如我们在《商人、工匠的服饰礼制与习俗》篇所说,是为“别贵贱”,“辨等威”,是崇爵显官的,更始官员没有相应的服饰,如何显出尊贵和权威呢?在当时等级观念严重的情况下这尤其成了问题。当长安的官吏和士人代表出关迎接更始队伍时,见将领们穿女式平民服装,大失所望。一些人看不起这种装束的将领,心里笑话他们,还有人从而认为更始政权成不了气候,不会长久,给它做事,将来会倒霉,因而逃到别处,不与更始政权合作。另一方面,刘秀到洛阳,按照西汉规矩办事,人们看着心气顺,有人感动地说:“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有的人进而倾心刘秀集团(《后汉书》)。这是人们因为官员着装而对政权产生不同的看法和相应的对待态度,更始官员的平民装束建立不起权威,失掉一些人的拥护,成为更始政权迅速失败的一个因素。
历代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在政权草创或初建时继承前朝的服制,稳定后就根据本朝实际情况加以修订和补充,他们对于皇帝、贵族、百官以及这些人的妻子的服饰制度规定得不厌其详。因而我们在二十四史的《舆服志》或《礼志》、《仪卫志》看到大量的资料。他们如此用心,就是给这些人树立相应的权威,以使他们行施职权。冕只能皇帝用,进贤冠由文官专用,法冠是司法和监察官员用的,武冠由名称可知是给武将用的,方山冠是乐人戴的,却敌冠是皇家卫士戴的。人们看到他用的什么冠,就知道他的官职,他在执行公务时,就知道如何对待他。可见冠服有利于官员执行公务。一个政权服色制度制订得好,对于它的稳固显然是有价值的。封建时代百官服制很繁琐,形式的东西太多,那是专制制度和迷信思想造成的,不可取,但不必因此而不研究它,而摒弃它可以启发后人的因素。一个政权制定它的公务人员的服装制度,公务人员穿着整洁的严肃的制服,会使民众尊重他所代表的国家机构的权威,使其执行公务来得顺利,可以提高行政效率,行施其政权职能。不懂得服饰制度的重要,是政治上的浅薄,也就是不知道从多方面来认识政治,来维护自己的政权。更始政权在服制上的失败教训应当说是深刻的,足资后人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