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期有四个庶吉士出身的官员，官至尚书、大学士，为一时名相。他们青少年时代都有刻苦学习的生活经历，也以所读经书对人的规范立身行事，有的一度以写作维持生计，这四个人是丘浚、刘健、李东阳和刘大夏。
丘浚（1420～1495），字仲深，谥文庄，广东琼山人，幼年没了父亲，跟从母亲李氏学文化，由于用心读书和天资聪明，凡过目的书就能背诵出来。在求学时家庭经济状况不好，没有什么书可读，于是向人家借阅，有时为了要读某一种书，行走几百里去借书，不达到目的决不罢休。功夫不负苦心人，终于学有所成，考中广东第一名举人。景泰五年（1454）成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经过三年的学习，留在院里为编修，从事文字工作，等于是边工作边学习，于是对明朝的历史与政事非常熟悉（《明史·丘浚传》）。
刘健（1433～1526），字希贤，谥文正，河南洛阳人，父亲刘亮是县教谕，有学识，刘健好学有家传的因素。他在年轻时与同乡阎禹锡等交游，阎是明代著名理学家薛瑄的弟子，所以在思想上受到薛瑄的影响。天顺四年（1460）中进士，选为庶吉士，学成为翰林院编修。刘健为了多读书，珍惜时间，不同人作无谓的往来，由于不懂得社交，被人看作是不随和的人（《明史》）。
李东阳（1447～1516），字宾之，谥文正。幼小学习，四岁就能写出一尺大的字，明景帝听说这个奇事，召他进宫，见他写得好，很高兴地把他抱着坐在膝上。后来景帝又两次召见他，听他讲《尚书》的大意，很合景帝的意思，让他进国子监学习。李东阳早学早熟，天顺八年（1464）18岁时中进士，点为庶吉士，散馆后与丘浚、刘健一样成为翰林院编修（《明史》）。
刘大夏（1436～1516），字时雍，谥忠宣，湖南华容人，父亲刘仁宅是举人。大夏20岁中解元，与李东阳是同年进士，选庶吉士，学习结束，经考核，也应该留在翰林院为编修，但他乐意从事行政事务，经过再试合格，出任兵部职方司主事（《明史·刘大夏传》）。
这几位庶吉士不仅在青年时代，而且做官以后，直到晚年，读书生活都始终不变。丘浚阅读用目力太勤，到老年依旧嗜学如命，致使右眼失明，但也没有停止阅览。李东阳善于写篆书、隶书，诗文也做得好，作品流传到域外。暮年致仕家居，经济也不宽裕，请他写字的、作诗文的接踵而至，他遂以润笔补助生活。每当写作，他的夫人帮助铺纸、研墨，一天夫人已拿好纸笔，李东阳表示疲倦，不想写了，夫人说：假使今日请客，桌上没有鱼肉可以吗？李东阳想到生活，于是愉快地写起来。
四位学人读儒家的书，以其观点作为自己的世界观，作为做人、做臣的准则。刘健、刘大夏都经历了明武宗荒唐、刘瑾用事的时代，他们都忠于臣职，规谏武宗，反对刘瑾。如刘健上书，引朱熹的话：“一日立乎其位，则一日业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则不敢一日立乎其位。”表示在其位就要谋其政，因此就要反对刘瑾专擅，且不怕丢官去职。刘大夏曾经说：“居官以正己为先，不当独戒利，亦当远名。”又说：“人生盖棺定论，一日未死，即一日懮责未已。”正己不仅不图利，连名也不枉图，而且要一贯如此。他们为公事，往往把自身利害置于度外，敢作敢为，不谋私利，看下述数事即可知我们说的不荒谬了。
丘浚以翰林院侍讲参加《英宗实录》的修撰，当写到兵部尚书于谦之死问题时，有人要按照当时定的谋图不轨的罪名来写，丘浚不同意，认为要不是于谦守卫北京，大明江山可能都保不住了，这个功绩不可磨灭。夺门之变时说他谋反，现在时间过去了，我们看清楚了，不是那么回事，对他的诬陷不能不给洗刷。杀于谦是英宗复辟的需要，英宗才死不久，丘浚就敢于直言，是冒着较大风险的，可见他是正直的，因而不计个人利害。
刘健和另一位大学士谢迁与宦官刘瑾作斗争，坚决要求诛杀刘瑾等八人，没有成功，致仕回籍，又遭迫害，削籍为民，毫不后悔。临终遗表，规劝新皇帝明世宗“正身勤学，亲贤远佞”，要求国君勤政学习，做儒家规范的明君。
明宪宗时有人提出恢复郑和下西洋的事业，皇帝向兵部索取下西洋图。刘大夏正任兵部郎中，掌管地图，他认为郑和下西洋耗费钱粮太多，死伤的军民也多，得到的珍宝对国家没有什么用处，反对再为找宝出洋，于是把地图藏匿起来，不让宪宗看（《殊域周谘录·古里》）。类似郑和下西洋的事在当时根本不可能再进行，刘大夏的反对，表明他有胆有识。
能正己的人少谋私利，刘大夏因反对宦官被抄家，发配边疆。他位至兵部尚书，在任时不替子孙请求恩荫，到遣戍时，只带着一个仆人上路。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叫子孙跟着去，他说当初不给他们乞求恩泽，今日也不连累他们去受苦。对子孙，要求他们凭个人本事吃饭，不用祖上的遗产毁害他们。认识这一点似乎不难，真正实践了，就非常不容易。
为了正己，刘大夏能官能民。致仕归里，在菜园中劳动，当遣戍的命令下达时，他正在园中锄草。待到发配归来，又事农耕。他有个门生当了巡抚，赴任时特地绕道看望老师，在路上遇到一个耕地的老头，就问刘尚书的家，老人把他领到刘家堂屋，才承认自己就是刘某，原来师生多年不见，不认识了。刘大夏以躬耕安度了晚年。
这几个庶吉士由于长期笔耕，多有文字留下来。刘大夏撰有《刘忠宣公集》、《东山诗集》。李东阳着的是《怀麓堂诗稿》、《诗后稿》、《文稿》、《后稿》、《诗文续稿》和《西涯拟古乐府》。丘浚作有《琼台诗文会稿重编》、《丘文庄公集》、《大学衍义补》。这是他们读书学习的成果，也是他们学习生活的反映。
除刘大夏是尚书，丘浚、李东阳、刘健均是大学士，后者还是首辅。他们不仅官位高，更重要的是有一些政绩，有着述，在明中叶，都是人才。他们的成就同学习有很大关系，他们都是科甲出身，且进士之后又做了庶吉士，可以说是研究院毕业生。从他们的经历说明，高层次的学习，就社会需要讲是完全必要的，就个人提高讲也是如此。庶吉士制度在明朝形成，清朝继续实行。明清鼎甲进士入翰林院做修撰、编修，政府又在二、三甲中挑选年轻的，或中年进士中文学优等的，或善于书写的做庶吉士，边学习，边可参加翰林院所管的编纂工作，三年后经过散馆考试，一部分留在翰林院，另一部分到各行政衙门。明清两代的大学士相当一部分出身于翰林院，其中不乏庶吉士，翰林院成为培养人才和储备人才的地方。历史事实证明庶吉士这一学历段对高级人才的培养很有必要。
儒家所讲的做人准则，大多数读书人并不遵行，但也确有少数人认真实践，丘浚等人基本上属于后一类型。他们熟知儒家经典，信奉忠臣观念，正人与小人的是非观念分明，愿做君子之儒，不做势利小人。在这里，讲信义，不阿附，这种品格是值得赞许的。儒家所宣扬的道德信条人们可以有不同看法，不过主张做正直的人的观念无论如何需要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