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端正己身为根本，在家管好家庭，出仕理好政事，造成太平世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前一个为后一个的前提，齐家与治国紧密联系在一起。北宋就有几个官员因不能治家而遭到谴责，甚至降职。
薛居正，自后晋开始做官，北宋初任参知政事、门下侍郎、平章事18年，对老人讲究孝道，生活简朴。不过他的俭约可能与受制于妻子有关。居正妻是凶悍的妇人，丈夫有姬妾，不让接近。是这位夫人患有不育症，还是居正不能生育，记载不明，反正他们没有儿子，所以居正收养惟吉为子，从小溺爱。惟吉少年就有大力气，不喜欢读书，好游玩，听音乐，常同优伶在一起，又爱蹴鞠（踢球）、角抵（杂技、摔跤），这在当时被认为不务正业，是纨袴子弟的行为，居正对此并没有察觉，更无从教导了。与居正同时任宰相的卢多逊、沈伦的儿子，都被宋太宗不秩拔擢，任为秘书郎，惟吉因不能做文章被用为武职。等到居正亡故，宋太宗亲临吊唁，向居正的妻子说：你那个不肖的儿子如果不改变行为，你的家业恐怕传不下去。惟吉听到这话，决心改变生活方式，认真读书，多与文士往来，于是得到知过能改的好评。宋太宗因而任命他为澶州知州，但是《宋史》说他同乃父一样“御家无法，家人争财致讼，妻子辩对于公庭”（《宋史·薛居正、惟吉传》）。所谓妻子辩对公庭，指惟吉死后其寡妻柴氏与子安上为家产打官司的事。这事牵涉到向敏中和张齐贤。张齐贤是“四践两府（指中书省、枢密院），九居八座（指左右仆射、六部尚书），以三公就第，康宁福寿，时罕其比”的人，且其为人“姿仪丰硕，议论慷慨”，很有风度（《宋史·张齐贤传》）。在他任右仆射、判永兴军兼马步军部署时，寡居的柴氏看中了他，两厢情愿，商议结婚。齐贤的二儿子、太子中舍宗诲支持乃父，赞助其事。柴氏无子，安上见柴氏出嫁，将把薛家的财产、书籍、文告带去，不同意这门婚事，打起官司。到了公堂，柴氏说以前向敏中要娶我，我没有同意，我不是随便想嫁人。向敏中也是宰相，租赁薛家宅第居住。宋真宗于是问他有没有这件事，向说我妻虽然最近死了，但并没有要结婚的意思，可是又有人揭发他已与河南尹、保国军节度使王承衍议定，要娶他的妹妹（《宋史·向敏中传》），显然他是说瞎话，但是柴氏的婚事关乎大臣体面，宋真宗不愿深究，惟指责向敏中“廉洁之操蔑闻”（《涑水记闻》卷七），降为户部侍郎，出知永兴军，张齐贤降为太常卿，张宗诲贬为海州别驾。看来柴、张的婚事也没有实现。
王宾，宋太宗朝任亳州监军，当时规矩监军不许带家眷到任所，王宾妻子凶悍，怕丈夫在外有婢妾，违法跑到亳州。王宾向中央作了报告，宋太宗把她召进京，打了100板，发配给忠靖军的士兵为妻，她就在当天的晚上死去（《宋史·王宾传》）。
王举正，宋仁宗时官给事中、参知政事。妻陈氏，妻父是宰相陈尧佑，伯父尧叟，也是宰相，叔父尧谘官至节度使，兄弟中有十几人做官，陈家“荣盛无比”，“推为盛族”（《宋史·陈尧叟、尧谘传》）。陈氏可能凭借娘家势力，对丈夫毫不客气。王举正做官，有时好讲直理。御史台推荐李徽之做御史，李是举正朋友的女婿，举正不帮忙，且以给事中的职责在掌封驳，认为李不合格。李因此仇恨举正，并控告他：“妻悍不能制，如谋国何？”意思是在家连老婆也管不了，如何能管理好国家，言下之意举正认为他不能做御史是不对的。这时知制诰欧阳修也认为举正懦弱不称职，举正不得不自动要求离职，宋仁宗遂撤掉他的副宰相职务，以礼部侍郎职衔出知许州（《宋史·王举正传》）。
陈执中，以向宋真宗建议立太子，获得继位的宋仁宗的信任，这是他敢于干预皇家事务而得福。他历官右正言、中书门下平章事、枢密使、集庆军节度使判大名府。他做官有业绩，在丰年时征发民夫，修筑被冲决的河堤200里。他不徇私情，宰相曹利用的女婿卢士伦派任福建运使，嫌边远不愿去。曹利用替他求情，改派京东，右正言陈执中就此弹劾曹利用，曹利用报复他，让他离开中央，出知汉阳军。他给仁宗张贵妃治丧，张贵妃是仁宗宠妃，死后仁宗要以皇后礼安葬，执中不加劝谏，依仁宗之意而行，并对给仁宗出主意的王洙、石全彬加以委任。在家中，执中与妻子感情不好，使妻子不敢理家，生活也很简单，而执中爱妾胡作非为，痛打婢女，竟至死亡，这是在家内不能使妻妾名正其位。御史赵拚参奏执中八条罪状，其中包括妾打死奴婢事，翰林学士欧阳修也批评他。至和三年（1056）春天大旱，谏官范镇、御史中丞孙拚等轮流弹劾执中，仁宗乃将执中罢相，以镇海军节度使兼亳州知州。执中死后，朝中议其谥号，礼官就他违礼操办张贵妃丧务和不能理家两件事大加抨击：“天子以后宫之丧，问可以葬祭之礼，执中位上相，不能总率群司考正仪典，知治丧皇仪非嫔御之礼，追册位号于宫闱有嫌，建庙用乐逾祖宗旧制，皆白而行之，此不忠之大者。闺门之内，礼分不明，夫人正室疏薄自绌，庶妾贱人悍逸不制，其治家无足言者。宰相不能秉道率礼，正身齐家……”主张在谥法中贬斥他。对张贵妃崇礼逾制，是宋仁宗的事，臣下不敢批评君主，执中就代君受过了。家庭问题，确是事实。执中的儿子世儒官国子博士，他的妻子李氏与侍婢杀死世儒的生母，世儒参加谋议，事发后，都被斩首（《宋史·陈执中传》）。
在古代，把理家看作与治国同样的大事，官员甚至因理家好坏而升降官职。然而治国与理家是两种能力，应当有所分别。刘邦以匹夫而打天下坐天下，但家务事处理不好，对太子的废立就拿不定主意，实际上受吕后的干扰。死后爱子赵王如意被吕后杀害，爱妾赵姬被吕后解肢为“人彘”，他在家中保护不了子、妾。唐太宗、康熙帝都是英明的君主，废立太子的事也伤透了脑筋，乃至太宗欲拔剑自刎，康熙耽心被太子谋害而无有宁日。这些英主处理不好家务，益发说明理家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很应当讲究，任何一个家庭都不能忽视它，越是社会上层越应如此，因为这种家庭家事处分的好坏，不仅是自家的事，还影响到社会，所以讲求家法更重要。社会上层人士因为政务或其他社会事务的繁忙，可能没有精力料理家务，这是客观原因，但这不能排除主观上不重视家政的误失。重视理家是一回事，能否料理好又是一回事，这就需要自觉地增强理家的能力，把它当作一门学问来学习，来实践。如此看来，古人把齐家与治国联在一起有一定道理，不会理家的官员遭到惩处也不为冤枉。这是全面地严格地要求社会上层人士，比对平民百姓确实是高水准。但是上层人士地位不同，作用不同，对他们不作高要求，是不符合全社会利益的。
在前述事实中我们还看到王举正、陈执中办事不循私情，被他们拒绝的佞人反而抓住他们不能理家的缺点大做文章，终使他们降职，遂了小人报复的心愿，这是极不公平的事情。要求官员能理家是对的，让小人钻空子就出问题了。中国的事情往往是这样子的，阴险人利用正常规范整治正直的人，使得法规更不能实现，使事情更糟，这是人们应当努力防止出现的现象。宋人故事中的教训，值得人们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