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西式民主政治中，开会只是一个小小的技术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对于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来说，还真是一件必须要有人教的难事。孙中山先生写过《民权初步》，其中有些内容就是告诉人们如何开会。也许他是听说了国民党成立之初开大会，主持人宋教仁当场挨了女豪杰唐群英的耳光，差一点就把会给搅黄的故事。后来的鲁迅也曾写过文章教人们怎么开会，其中一条建议就是会不要开得太长，如果开长会就最好准备一些面包，以防人们因饥饿而心情烦躁云云。
就像中国人乍进入近代生活不会使用洋枪洋炮，好长时间兵丁们瞄准射击时眼睛不看着前方一样，就像中国人没见过工厂与机器，担心大烟筒会把自己吸进去而不敢进工厂一样，就像中国人乍见照相机以为它能将人的灵魂吸进去一样，中国人也不会开会，不懂开会的程序，更不知道遵循这种程序；不懂开会也要有规矩，更不知道要遵守这些规矩。中国官吏们以前也有过开会的经历，像御前会议什么的，但那与其说是会议，不如说是皇帝的挨个提问，一旦没有了天然的权威，传统的中国人似乎开不成会。
但是，中国土大夫却从来都是喜欢结社议事的。东汉的太学生们与外戚斗，与宦官斗，小会议政，大会声讨乃至行动，最终酿成党锢之祸。曹魏时的建安七子的诗酒酬唱，好朋友死了还一块儿到他坟上学驴叫。魏晋之际政治环境恶劣，竹林七贤不敢议政，还是凑到一块儿吃药，喝酒，行散，玩女人。明代的文人结社最盛，东林党、复社、几社，都是干政议政的好家伙。一群群志同道合或者说臭味相投的文人，凑到一块儿，或是诗酒女人，或是讥讪朝政，臧否人物。清代皇帝推崇欧阳修的《朋党论》，屡颁禁令限制文人结社，严禁处士横议。但据说还是没能禁得了。到了晚清，朝廷控制力锐减，不仅朋党出来了，士大夫的清谈也再次光复旧观。清流党人不论牛角牛腹还是牛尾与众多的牛毛，看来都免不了士大夫干政之嫌。而甲午之后，忧国忧民的士大夫更是把陶然亭当成了清议的据点。
士大夫清议是没什么规矩的，既无主题，又无目的，更无程序和规矩，大家凑到一块儿，七嘴八舌，你言我语，能从军机大臣的花翎扯到女人的小脚，还免不了要夹着茶点和酒菜佳肴乃至于鸦片，如果是明代的士大夫，那肯定少不了那些色艺俱佳的名妓的调和。
应该承认，这种士大夫的清议也是能议出些名堂来的，比如明代东林党人与阉党的斗法，许多主意肯定来自清议；晚清清流党人的许多好的弹章，也由清议而孕育。清议也有威慑力，东汉臧否人物的月旦评，就使官宦们很注意自己的言行。但是比较起近代政治的开会来，士大夫清议就显得太无目的性，无计划性，太随意，太没有约束力了。
维新运动是中国先进士人开始学习西方政治规则的一次实践，很显然，刚刚从士大夫脱胎而尚且有大半截身子还留在传统的维新派及同情、赞同变法的士大夫们，对西方政治的一切尚处于一知半解的状态，而且他们似乎还不屑于请教如何开会这种琐屑小事，因此，即使身在维新派组织的各种学会的会场之中，还仍旧按老习惯行事。
在组织强学会时，毫无经验的维新派常常控制不住局面，开会议事不是成了康有为一人演讲的独角戏，就变成了大家吵吵嚷嚷，议而无决的“举座不欢”之局。而开会与“游宴”也分不太清，反而有酒有游的“会”倒开得好一点。开会时来看热闹的居多，虽有时“士夫云从”，但喧嚷异常，像是在逛庙会。最终不待顽固派参劾，会中已因意见参商而七零八落。而康有为由此得出教训竟是，“从来意见不合，是以害事”。
其实，作为一个团体，意见不合是应有之义，开会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通过讨论和协商达成共识，达不成一致也可以求同存异，或者通过最后的表决以形成多数意见。如果是一唱百诺，那么这个会也大可不必再开了。康有为大概是习惯了万木草堂那种众星拱月，亲善友好的气氛，碰到了京城一个个谁也不服谁的京官们，难免有点掉转不开。
不管怎么说，通过强学会等学会的实践，维新派还是积累了组织团体的经验，也有了开会的经验，及到1898年再开保国会的时候，准备就比较充分了。预先制定了一些章程和规矩，其中对于如何开会就制定了“保国会讲例”：
一、会中人数既多，谈话难合，外国开会，皆有演说，由众公举，通中外博古今之才，立题宣讲，以便激发而免游谈。
二、公推通博之才，由大众公举或投阄密举。
三、投阄者席前各置纸笔墨及一碗，听客书自己姓名，及所举之人，汇齐置中间一案，一人开阄，一人宣读。
四、公举宣讲之人，当拟出数题宣讲。
五、拟题当关切保国、保教、保民、保种、切近有益之事，不得旁及。
六、凡宣讲者既为大众公推，可在中堂宣讲，以便听讲者，四面环听，讲毕仍就旁坐。
七、每会可公推数人转讲，每讲酌定钟数，以一时为度。
八、听讲者，东西北向三面环坐，其曾被单宣讲之人，讲毕，复听讲者，亦就听讲之位。
九、同会有欲问辩者，须待讲毕乃问，或条写出，唯有意法难，及琐碎无关大旨者，讲者可不答。
十、辩问可同时二人并问，不得过二人以外。
十一、凡问辩者，起立乃问，问毕乃坐，其望远者，就座前问亦可，讲者起立听候，问者复坐，乃坐，听者不起。
十二、讲毕随意同人谈论，及入茶室茶点，去留皆听自便。
十三、宣讲者于讲时供茶。
十四、讲时客复到者，随意就座，不必为礼，以省繁嚣，有事不待讲毕，而先行者亦听。
十五、讲时会中听者，不得谈论，致喧哗乱听。
十六、公推宣讲之人，以多者为先，次者留作第二次宣讲。
十七、讲时皆立书记人写所讲者，有答问者亦录之，汇登时务报，并将每会姓名，皆登《时务报》端，并译登外国报以告天下。
十八、散讲及讲前随意谈话者不录。
这份由康有为亲拟的“开会章程”，非常详细，以致让今天的我们看了感到哕唆而絮叨。而且除了演讲式的开会之外，其他诸如辩论、讨论、议事、表决等种种开会形式均未提及。在康有为原来的计划里，是打算将保国会办成一个准政党，可在操作中，他依旧按书院教育的框架来办，只指望有讲的有听的，还有提问。活像是万木草堂的北京版。
当然，毕竟与在广州办学时不大一样，因为在保国会里，他不可能再以老师的身份出现，而且他也知道只有把保国会办成一个会众的讲坛，才会起到应有的作用。
也许是吸取了从前办会的经验教训，也许就此请教了他们的良师外国传教士。总之，这个“讲例”中出现了许多古代文人结社所没有的东西。反过来我们可以从这一条条烦琐而缜密的规定中，看出他们从前开会的种种毛病。
比如推举演讲人的程序，“讲例”规定得很详细，共有四条之多，而这种事在现代，写上一句就足够了。由此可见，在这以前，大家并不知道应该推举演讲人和怎样推选。
再如“讲例”规定演讲要切题，可见以前离题千里的事经常发生。还规定演讲人要限定时间，由此可见以前是没有时间概念的。
还有规定提问须讲完再问，同时提问最多不能超过两人，以及问及琐事和有意为难可以不答，可见从前提问常常随意进行，七嘴八舌，别有用心的人往往还有意刁难。
最有意思的是规定迟到的人请随意就座，不必为礼。从前出现这种情况，肯定大家相互作揖打千，忙乱不已，这个刚刚安顿好，又进来一个，再一通忙乱，而且中国人又喜欢迟到，如是这般，一次开会有几个迟到的，会就几乎给搅黄了。
最奇怪的是康有为将开会的演讲人推举、提问、答辩、会中纪律以及书记员记录都规定好了，可是就是忘记了主持人这一条，主持人谁来做？做什么？一点也没提起，是不是他以为他自己就是当然的主持人呢？可能。
即使康有为如此良苦用心，规定得一条条明明白白，可是保国会开起会来仍然士大夫积习不改，大家散散漫漫，与往昔清谈别无二致。一位同情变法的名为李宣龚的京官在致友人的信中说：“迨保国会发起，弟虽到过一两次，其实不过逐队观光，并不识有所谓政治思想。即如开会第一日，南海（康有为）演说俄罗斯问题，容纯甫、沈子培诸人均在场，而杨叔峤偏当众假寐。八月难作，叔峤且列康党，是一可笑之事。且是日听众，尔我漠不相属，论议未毕口口狼藉，此真郑稚所谓保国会如此，天下事可知矣。”这里需加一点说明，杨叔峤即六君子之一的杨锐，他的“假寐”大约是出于士大夫积习，并非有意让保国会出丑，或者蔑视维新派。容纯甫即为容闳，沈子培即是沈曾植，他与其弟均为变法的热心参加者。
从这些记叙上看，当年康有为他们真的是不容易，将这一群散漫惯了的士大夫组织到一起，召集他们开会，简直比放牧野马还难。开会时提问刁难还是小事，有的人开过几次会，书记员将之列名会中，可题名录一公布，人家就不干了，反而来问罪。说起来中国到戊戌年，大门已经让洋鬼子轰开了五十几年了，可是大多数在京城的士大夫对于西方政治还是一知半解，有的连一知半解都没有，维新派在这样的环境中闹变法，焉能不步履维艰？
与西方近代政治的常识需要学习一样，西方政治的操作同样需要实践。从本质上讲，没有通过训练的中国士兵不能使用洋枪洋炮，同样，没有经过训练的士人也不懂得怎样操作新式政治。今天我们看起来再“常识”不过的东西，在那个时候，却是很多有学问的人都做不好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在开会这个问题上，那时许许多多学富五车的士大夫，其知识水平不抵我们今天小学校里一个主持过班会的少先队中队长。关于如何立题，制定程序，付诸表决，投票等事项，那些大人先生们都不懂。
戊戌变法真是名副其实的一场启蒙运动，不仅从思想上，而且从西方政治的操作上都是一场启蒙。可惜的是后一种意义的启蒙力度太小，以致所有经过运动由康党转向革命党的人们，仍然不太会开会，不得不由孙中山出面再来补课。其实，这种课还是要上下去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