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西方政治的戊戌变奏曲 议员和议郎

西洋的议院,自王韬开始,一直是中国思想家所关注的热点。留学英国的严复,一有空闲,就爱钻到英国议院去旁听,而出使西方的外交官们,也常把观察议院开会当成一件趣事和要务。从中国人直观的感觉出发,他们敏感地发现这是中西政治中差别最大,也是差得最根本之处。也可以说,议院是中国近代思想家心中的一个无法消释的“结”,更是一个“神话”,一个可以呼风唤雨的神话。

当然,在王韬那个时候,他对议院的认识还相当浮浅,认为议院的作用就在于使统治者以通下情。“善为治者,贵在求民之隐,达民之情”,而英国政治,“朝廷有兵刑礼乐赏罚诸大政,必集众于上下议院,君可而民否,不能行,民能而君否,亦不能行也”,故而“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所以“英国政治之美,实为泰西诸国所闻向慕,则以君民上下互相联络之效也”。而且,他非常自负地认为,议院政治实在是中国古已有之,而议院在泰西的存在,“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后来的何启、胡礼垣由于长期在西方受教育,并在香港从业,虽然对西方议会政治认识较清楚,但他们基本已游离于本土知识界,所以他们的认识,并不代表中国士人的认识水平。而郑观应的看法几与王韬相同,他说:“中国户口不下四万万,果能设议院,联络众情,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合四万万之众如一人,虽以并吞四海,无难也。”

接力棒递到维新派的手上,他们毕竟是比前辈进步了,虽然没有出国实地考察,但是可看的政治学的书籍还是能找到几本,所以,他们对议院的认识比王韬他们深入了一步。在有名的《公车上书》中,康有为虽然也重弹了前辈设议院以通民情的老调,认为中国之大病“首在壅塞,气郁生疾,咽塞致死,欲进补剂,宜除噎疾,使血通脉畅,体气自强”,但议院的功能则是“俾轮班人值,以备顾问。并准其随时请对,上驳诏书,下达民词。凡内外兴革大政,筹饷事宜,皆令会议于太和门,三占从二,下部施行”。而议员的产生则是“令士民公举博古今、通中外、明政体、方正直言之士,略分府县,约十万户而举一人,不论已仕未仕,皆得充选”,而且“所有人员,岁一更换,若民心推服,留者领班,著为定例,宜示天下”。把议院的产生、换届以及议政、立法的功能都说了出来,而且除了“轮班人值”而外基本上符合西方议会当时的情况。看起来,“康圣人”的书是比王才子读得多一点。不过,“康圣人”的议院,却没有议院之名,只是让皇帝“开武英殿”,而议员也不叫议员,“因用汉制,名日议郎”,古色古香的。

他的高足梁启超,居然进一步论证了“议郎”这种古已有之货色的根据。他曾专门写过一篇《古议院考》,他居然考证出中国古代虽无议院之名,但却有议院之实。在他看来,议院的思想,实在可以从儒家经典中找到根据。比如《礼记》中“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孟子》里“国人皆日贤,然后察之;国人皆日不可,然后察之;国人皆日可杀,然后杀之”之类,都讲的是议院的实质内容。又着重考证了他老师提到的“议郎”,他认为其实汉代的议员可以分为三类,一是谏大夫,二是博士,三是议郎。他提出证据说东汉王隆的《汉宫解诂》里讲“议郎不属署,不值事,国有大政、大狱、大礼,则与二千石博士会议”。而且汉朝官制,高级官员还有“议曹”的名目,也属于古之议员。甚至,他连清朝入关的“八王共议国政”的军事民主制的残余,也说成有议院之风。

很明显,梁启超这种考据是为政治服务的,很难做到科学和合理,目的就是为了给议院这种趸来货找点传统的依据。汉代的议郎不过是皇帝宫中中下级的属官,系一种低档次的顾问与咨询侍卫,有时也参加御前会议、宰辅会议和百官会议,他们在相权尚十分嚣张的汉代,实际上是作为皇帝的帮闲来出席会议的,在会上只能为皇帝帮腔起哄,作用与地位都非常低微。相对来说博士作为太常(九卿之一)的属官,位列清要,在上述会议上倒是乐于也敢于发言,因而参政议政的分量要大得多。但也谈不上是什么议员,因为即使在汉代,这三种会议并不常开,即使开,一般也是实际控制局面的帝或者相说了算,发言权还是以官阶的大小为准。漫说并不敢多说话的议郎,就是敢于直言的博士们,说了话有没有人听也很难说。

就像康有为炮制《孔子改制考》来“托古改制”一样,这种拾“西学中源”论之牙慧的行为,固然有其积极作用,可能会减少一些人对开议会的心理顾虑,也可以拿它去掩守旧派的嘴,当然掩得住掩不住另当别论。不过,在维新派已经下定决心在中国掀起一场政治变革的风暴之时,还这样遮遮掩掩地搞这种牵强附会的“托古改制”,实在是弊多利少。对于有百多年朴学传统的晚清学界,尽管理学复兴、今文经学再生,但乾嘉遗风犹在,梁启超搞的这套考据把戏,明眼人不用查书,一看便知是牵强穿凿之说,要蒙,也只能蒙那些一知半解,不晓唐宗宋祖为何许人物的三家村学究,而稍有功底的学人都会大摇其头,守旧者以为你在欺世售奸,维新者也会很不以为然。严复在读到梁启超这篇《古议院考》之后,写信给这位才子批评他凭空臆断,穿凿附会,在严复看来,把议院的民主制度说成是古已有之,其副作用就是削弱了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而君主专制制度才是中国长期落后的根源。

作为思想家,严复无疑要比梁启超深刻,他的质疑是正确的,政治改革不破不立,不让人们明了君主专制制度之弊,就无从确立新的民主制度。如果维新派也承认汉代有议院,那么就等于说汉代已是民主制度,反过来,守旧派就可以援引汉代的种种专制实迹而证实他们所维护的“祖宗之法”与“祖宗之制”的合理性,这样一来,康梁等人岂不等于自请入瓮?

经过严复这么一批,康梁等人也有所悟,从此以后,他们就直接提议院、议员而不大提“议郎”了。

自王韬、郑观应始,中国先进士人就对议院有一种近乎幻想似的迷恋。由于缺乏对议会政治的直观感受,更不晓得议会政治的具体运作,他们往往把议会理想化,想当然地将西方所有的成就都归之于议会政治。这种倾向到了康梁那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康梁之后,这种议会神话仍旧传递了下去,无论是立宪派的请愿,还是革命派的革命,建立议会政治都是他们不渝的志向,也是他们改变中国的最大寄托)。梁启超曾按捺不住自己的兴奋之情大呼:“问泰西各国何以强?日:议院哉!议院哉!”议院之设,上可集众官之智慧,中可听取民众的呼声,下可借以发表对国政的意见。可以使全国上下通情,君臣欢洽,举国团结(合群),同心协力地建设国家,走向富强。事实上,梁启超已经把开议会作为治疗中国人一盘散沙毛病的一种药方。孙宝瑄在当时有过一种设想十分有趣,在康有为的《大同书》尚未面世之前,向人们展示了一种他关于议院的憧憬和理想。在他的理想社会里,议会居然成了社会的骨架:“吾思数千年后,地球诸国及省府县乡,道里广狭必悉同。乡立议院,家出一人人,议治一乡事。县立议院,乡出一人人,议治一县事。府立议院,县出一人人,议治一府事。省立议院,府出一人人,议治一省事。国立议院,省出一人人,议治一国事。合大地立一议院,国出一人人,议治万国事。当是时也,国无强弱,家无贫富,人无尊卑,无仁暴,无愚智,所谓远近大小若一,盖合符也。”显然,梁启超他们没有亲身经历过西方议会开会时的情形,更不了解议会政治必须与政党政治相配套,而政党在议会中的活动恰恰是以竞争为主要特征的,议会开会就是在辩论或者说是在争吵,而其背后则是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联合、分化、重组,再加上游说与交易谈判,议会政治至少从外观上像个吵吵闹闹的“疯人院”。像中国维新派所想象的那种通过议会开会达到上下一致、全国一致的情景是根本就不存在的,就是对外宣战,也有人提出反对动议或者投反对票。议会的作用在于民主议政,在于集中多数意见最大限度考虑合理性地立法,更在于将政治过程公开,通过政党间的竞争达到监督和优化选择,也是为了与行政与司法部门分开,达成一种权力的制衡,在动态中保持政治系统的稳定,不至于因行政首脑个人的因素影响政治大局。这一切,当时的维新派中的多数是不可能了解并体会的。

议会毕竟只是一种政治制度的内容,代议制的确是西方各国政治制度的共同点,但根据各国不同的国情,又有各自的特点,其功能与运作形式也不尽相同。议会政治不是能够单独存在的政治制度形式,如果没有相应的政治制度、机制与政治文化环境相配套,议会非但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反而会成为祸乱之源。说到底,制度并非神通广大的魔棒,只要挥舞起来,就会立即出现奇迹。当然,这个道理,中国人在辛亥革命之后才有人懂得了一些。对于梁启超来说,他是自组织进步党参加议会竞选而后又作为内阁成员面对大打出手、墨盒乱飞的开会场面之后,原来过于理想的议会图景才逐渐消失。

颇为令人奇怪的是,曾经把开议会作为政治改革中心内容,并且几乎把议会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的维新派,在百日维新开始后,居然十分轻易地放弃了他们梦寐以求的理想,“议郎”又变成了制度局的“才隽之士”。制度局与议会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这一点连康有为自己也清楚。制度局更像是一个光绪的新军机处,而希望入选其中的康梁谭诸人则是没有头衔的军机大臣,是首辅更是宰相。

使他们一改初衷的最直接原因是皇帝的态度与变法改治的现实,为了能够迅速而尽量减少障碍地进入中枢,指导变法,牺牲一下理想当然也是可以的。康有为虽然从书上知道议会如何如何的好,但“纸上得来终觉浅”,进入政治现实之后,他还是更习惯采用原有的形式,利用传统的议政、辅政方式才更方便、快捷,因为传统士人出身的他,血管里流的都是这种出将入相、致君尧舜的血。

使他们暂时搁置议会的原因是出于对民智不开的忧虑。就在梁启超考证了一大通古议院之后,他的结论居然是当今的中国不宜开议院(古已有之,为何今日不可)。“凡国必风气已开,文学已盛,民智已成,乃可设议院。今日而开议院,取乱之道也。”而在当时,并非所有的维新派都认为只有等到民智已开才能开议院的。谭嗣同和林旭在百日维新期间就曾主张开议院。而孙宝碹也认为:“苟开议院,则无论民智民愚,皆可不乱。何也?议院开而行公举,则贪虐之吏必尽去,而民之贫困者渐少,盗贼不起,乱何由作乎?”以政治清平的角度,认为即使民智不开,也要开议院。到底谁对呢?从现实策略来看,康有为可能更合理一点(但同样碰到了西太后的痛处),而从理论上讲,也许孙宝碹也不无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