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政治中的补丁传统曾作为清代比较有效的弹性机制，帮助王朝渡过了许多难关。在面临近代的挑战时，人们仍然习惯于以补丁的方式来渡过危机，洋务运动就采取了这样一种形式。由于这种补丁政策自身的局限，因而以引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洋务运动并没有导致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生根与发展，东方这种外发型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从官办到官督商办再到商办的三阶梯，在洋务运动中仅进展到官督商办这一阶梯就停滞不前，甚至还有倒退的迹象，因为补丁政策并非意在作扶植中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温床。
洋务运动这种不以政治变革为目的的改革运动，并非毫无效验，但推行者原本就是想引进一些西方的因素来补充中国社会经济体系的不足，因而很难培植起中国自己的资本主义因素。政治与经济的二元体制固然不很理想，但它也确实可以保证非近代的社会向近代过渡，但是由于中国长期培植不起自己的资本主义经济，所以二元体制也难以出现。
当甲午战争再一次给中国带来变革的契机时，最为迫切的任务其实不是开议会，实行西方民主政治，甚至也不是考试制度的改革，废八股改策试，而主要应该完成洋务运动应该完成的任务，奖励资本主义工商业，首先确立保障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相应经济法律体系，在中国培植起本土的资本主义经济。
应该说，由康梁等人设计的百日维新的种种政策并没有抓住这个要害，有点像下毛毛雨，什么都涉及了，但突不出重点。是不是康梁等人对发展资本主义没有清醒的认识，依然想走洋务运动官办工业的老路呢？当然不是。早在1895年公车上书中康有为就明确指出：“机器厂可兴作业，小轮舟可便通达。今各省皆为厉禁，致吾技艺不能日新，制作不能日富，机器不能日精，用器兵器多窳败，徒使洋货流行，而禁吾民制造，是自蹙其国也。宫中作厂，率多偷减，敷衍欺饰，难望致精，则吾军械安有起色。德之克虏伯，英之黎姆斯，著于海内，为国大用，皆民厂也。宜纵民为之，并加保护。凡作机器厂者，出费领牌，听其创造。轮舟之利，与铁路同，官民商贾，交收其益，亦宜纵民行之。”非常明白不过地提倡民办工业、运输业，甚至矿业以及金融业（参见《公车上书》其他内容）。
但是，为什么百日维新的改革政策却变成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诸领域普遍润泽的毛毛雨了呢（百日维新真正吸引注目之处绝非它的经济政策）？我个人以为，这里也有康有为“毕其功于一役”的设想的因素，也有补丁传统的影响。
补丁传统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尽管甲午战争淮军与北洋水师的失利，洋务运动大为人所诟病，但在甲午后大臣们陆续提出的变革与整顿建议中，补丁的幽灵仍左右一切，几乎所有提倡经济改革的方案中，无论开矿、修铁路、设厂，还是办银行印钞票等，统统离不开官办的窠臼，而且断然没有像日本官办之后再处理作价给商民私办的后继方案，实际上仍沿袭洋务运动之故技。至于开办武备特科、经济特科的设想则是对科举制的补充，以洋操编练新军则是对原有军队体系的补充（断不敢取消原军制）。张之洞的思想实际上是最典型的，代表了大多数有意求变的士大夫的意思（不然《劝学篇》怎么会风行海内，一时洛阳纸贵呢）。他在百日维新前夕抛出的《劝学篇》，我在前面分析过，认为那是张之洞的变法纲领，同时认为尽管有了《劝学篇》，维新派与张之洞仍然可以结成联盟，因为《劝学篇》的许多内容其精神实质与维新派有相通之处。但是，《劝学篇》也有与维新派的根本歧义（有歧义不妨碍结盟），这就是补丁传统的幽灵，张之洞作为洋务官营工业的最有魄力的实践者，他并没有从以往失败的教训中醒悟过来，意识到官办工业（衙门式工业）的病根所在。在他看来，洋务事业过去之所以成效不显，原因有四点：其一“人顾其私，故只为身谋而无进境”。其二“爱惜经费，故左支右绌而不能精”；其三“朝无定论，故旋作旋辍而无成效”。其四“有器无人，未学工师而购机”。这四条的的确确都像他自己所说的，只是“人之病”“时之病”“浮言之病”“失序之病”，统统都是癣疥之疾。可是在他眼里，洋务运动只要解决了这些癣疥之疾，就可以“卓有实效”。所以他非但还在补丁传统里打转，而且还要在洋务这块大补丁上打上四块小补丁。
清朝补丁政策实行了二百多年，尤其是晚清之际大补特补的实践，使得很多人对此甘之如饴，觉得这是一种很稳健又有实效的办法，所引起的社会震动最小。补丁传统的魔力还在于它是一种潜移默化的东西，往往在不知不觉中起作用。补丁是我们概括出来的说法，当时的人们并不自知有这么回事，可是不知不觉地会追随它。康有为虽然意识到了洋务运动的病根所在，但他也低估了清朝传统政治习惯的威力，实际上在不知不觉中，也受到了影响，这种影响和他那种事事都想改的思想（即他与伊藤博文所言：“行改革事，必全体俱改革方可。若此事改，彼事不改，则劳而无效”）碰到一块儿，产生了奇特的变异，于是，就出现了百日维新的改革毛毛雨。
现在我们就来分析一下百日维新一揽子变法措施。
其一，在军事改革方面，虽然改武科，效行西制整顿军队，但没有伤及陈旧无用的八旗绿营兵制的骨架，更没有涉及已经开始腐朽的湘淮军，所以只好算作补丁。
其二，在财政改革方面，虽然要仿行西方编制财政预算，还要整顿改革税制（缺乏具体方案），但既没有改革币制，也没有开办国家银行的打算，所以也只能是补丁。
其三，关于广开言路，准许臣民上书。这本是封建时代的“贤君”就可以做的事，以此作为开议会的替代，连补丁都算不上（开真正西方民主意义上的议院当时还不是时候，但兴绅权、倡绅言的机构总可以设想提出）。
其四，整顿吏治、裁撤闲衙。这也是封建时代政治清平时可以允许之事，所以是标准的旧式补丁。
其五，关于选拔新式人才。这方面措施只有要求，而无制度、措施保障，所以尽管三令五申，各地督抚不保举，也没什么办法。这一条也只好算作补丁，而且是没有多少效用的补丁。
这样算来，只有科举制度改八股为试策论，大兴西式学堂，与一系列不分主次的经济改革措施不是补丁（当然，有了这两条，就足以证明维新运动从广度和深度上是洋务运动所无法比拟的）。而康有为“勿去旧衙门而惟增新衙门，勿黜革旧大臣而惟擢小臣。多召见才俊志士，不必加官，而惟委以差事，赏以卿衔，许其专折奏足矣”的建议，以及开变法局，制度局的方案，都是很明显地受了补丁传统的影响。
当然，我们对补丁传统不好一棍子打死，而且我在此也没有批判这种传统的意思。补丁政策在变法改革中并非全然失效，它在策略上还是有用的，补丁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妥协，改革中当然必须有妥协。但补丁只能限制在策略上，如果不加警觉地任其泛滥，就会因此而窒息改革创制的精神，更有碍向西方的学习与引进。
与补丁传统几乎同样有害的是改革者的求全之念。一方面，从洋务运动的教训中，维新派得出的结论是学习西方不能枝枝节节，变革必须全体皆变，在他们看来，西方的政治、经济、教育体系本身就是一个整体，学一而弃其他，则一也难成。梁启超有段话非常有名：
今之言变法者，其荦荦大端，必曰练兵也、开矿也、通商也。斯固然矣，然将帅不由学校，能知兵乎？选兵不用医生，任意招募，半属流句，体之赢壮所不知，识字与否所不计，能用命乎？将俸极薄，兵饷极微，伤废无养其终身之文，死亡无邺其家之典，能洁己效死乎？图学不兴，厄塞不知，能制胜乎？船械不能自造，仰息他人，能如志乎？海军不游弋他国，将卒不习风波，一旦临敌，能有功乎？如是，则练兵如不练。矿务学堂不兴，矿师乏绝，重金延聘西人，尚不可信，能尽利乎？机器不备，化分不精，能无弃材乎？道路不通，从矿地运至海口，其运费视原价或至数倍，能有利乎？如是，则开矿如不开。商务学堂不立，罕明贸易之理，能保富乎？工艺不兴，制造不讲，土货销场，寥寥无几，能争利乎？道路梗塞，运费笨重，能广销乎？厘卡满地，抑勒逗留，胺膏削脂，有如虎狼，能劝商乎？领事不报外国商务，国家不护侨寓商民，能自立乎？如是，则通商如不通。其稍进者曰：欲求新政，必兴学校，可谓知本矣，然师学不讲，教习乏人，能育才乎？科举不改，聪明之士，皆务习帖括以取富贵，趋舍异路，能俯就乎？官制不改，学成而无所用，投闲置散，如前者出洋学生故事，奇才异能，能自安乎？既欲省、府、州、县皆设学校，然立学诸务，责在有司，今之守令，能奉行尽善乎？如是，则兴学如不兴。自余庶政，若铁路、若轮船、若银行、若邮政、若农务、若制造，莫不类是。盖事事皆有相因而至之端，而万事皆同出于一本源之地。不挈其领而握其枢，犹治丝而焚之，故百举则无一效也。
这就是对康有为“一变俱变”理论的阐述。这种以政治变革为纲，全面开花的变革理论，其根据有点类似于多米诺骨牌效应。自戊戌以后，这种理论一直都很有市场，其逻辑的顺延就是近代纯理论中的“全盘西化”论。而中国的近代化之旅，也就是从变器到变制再到变革思想文化，沿着唯心的路线前进，结果呢，我们大家都知道，依旧是没有多大效验。
诚然，这种理论并非没有道理，讲起来也很吸引人，有说服力。但是，绝大多数信奉这种理论的人却忘了一个前提：近代化变革不是外发行为，也不只是政府行为，它归根结底是要靠一个民族的自发力量，只要自发力量成长起来，依靠资本和市场的魔术棒，近代化所需要的一切都会自然而然地冒出来，不需要人们刻意地去安排。一个传统社会，在近代化之初固然需要有政治力量的促发，但善良愿望更多的政治力量也不可能将事事都安排妥帖。将西方的某种文化因素引入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时，不可避免地要出现种种扦格与冲突，让引入者觉得必须连锁性地将其他相关因素也引进来，甚至好像只有将原生地的文化环境也搬来方才适意。显然，这是不可能的事。
从世界发展中国家的近代化历程来看，追求全然的政治、制度与文化诸方面的配套不过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奢望。各国近代化的速度虽然有差别，但却总是在向前走的，并没有因为种种不配套而停滞不前。只要本民族内部的自发因素膨胀起来，引进的西方因素久而久之自然会在与环境的摩擦与互动中产生变异。引入的东西，也只有出现变异，才能在本土生根，近代化也有民族特性，原因就在这里。尽管这种种的变异会让人觉得好笑甚至难堪，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近代化总会要有阵痛。
康梁求全之念的毛病就在于他们没有跳出那种以官权安排变法的老套子，总想一步就将变法诸事安排妥帖，搞现在人所谓的系统变法，不致让陈旧的因素来妨害引进，妨害新法。造成事事新、面面新的局面。然而，这是一种理想主义的一厢情愿，结果是导致变法没有主次，抓不住要害。就是没有政变，这种变法也会走弯路，我们只要看看庚子之后几乎是依样画葫芦的新法就不问可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