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维新运动中，登上政治舞台不久即掀起轩然大波的康有为、梁启超常常被人比作中唐时代变法的“二王八司马”，其潜台词即为“小人轻进”。要知道，这些议论并非出自那些反对变法的顽固派，而是一般的官僚士大夫。对于他们来说，康梁等人的确缺乏足堪孚众的声望与资历。
袁世凯的确是个投机分子，但是在维新运动之初，他还算是一个希望变法（虽程度有限）的官僚（如果不是被卷入政变的旋涡，他也许不一定会变成无耻的告密者），至少他的意见能代表一部分人，一部分对变法并不反感的官僚的意见。在戊戌年年初，袁世凯曾上了这样一道奏折：“古今各国变法非易，非有内忧，即有外患，请忍耐待时，步步经理，如操之太急，必生流弊。且变法尤在得人，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赞襄主持，方可仰答圣意。”光绪帝还真的答应了袁世凯的请求，下诏宣张之洞进京，结果刚走到上海，沙市发生教案，本来就不愿张进京的翁同稣就以此为借口阻止了张的进京。
甚至连十分同情变法的费行简，也对维新党人也有些不以为然，他说：“其党（指维新派）传嗣同犹天人，而予与稔交，知其博辨喜事，滥交寡识，初非任事才。杨锐、林旭皆温雅辞章之士，更鲜老谋。”明面上说是他们缺乏经验，不老谋深算，等于是说他们缺乏阅历。也就是说，即使在费行简这些人眼里，维新党人还是难以孚众望，压得住台面。
就是连十分赏识康梁的光绪帝，也很难超越这种资望的成见。他召见康有为后，只赏了康一个总理衙门上行走，只有六品的头衔，距康原来的期望相差太远，结果令维新党人大失所望，在召见的次日，梁启超写信给他的至友夏曾佑说：“西王母主持于上，它事不能有望也。总署行走，可笑之至，决意即行矣。”而后光绪又召见梁启超。按“清朝故事，举人召见，即得赐入翰林，最下亦不失为内阁中书”。当时梁办《时务报》声名赫赫，大家都以为这回必有大用。结果，只赏了个空头的六品顶戴，什么官衔也没有，比他老师还惨。其实，光绪不给康梁好一点的位置，高一点的官衔，只是由于他的权力有限（西太后规定一品以上大员任命须经过她，而将康梁提到四五品完全可由他自己做主，召见毕，尽管军机大臣提议为总理衙门上行走，但光绪完全可以在此基础拔上两级）。还是因为在光绪眼里，此二人主要是“建言”的材料，难以入中枢主持政务，所以召见完之后，许康有为专折奏事，实际上让他编书提供理论。而让梁启超主持译书局，提供西学材料。直到政变将作，还是让康有为南下督办官报；其次是由于两人资历不够，出身一般，骤升高位，恐引起顽固派的激烈反应。更不是像王照猜度的那样，梁启超未获大用是由于梁启超“一口广东官话，声如洪钟”，结果把“孝”说成“好”，把“高”说成了“古”，光绪不知其所云，所以没能捞到官当。其实梁启超对自己的口音早有自知之明，召见时事先带进许多他写的东西，两人相对，以任公之捷才，言语不通尽可以动笔笔谈，何至于“不快而罢”呢？
官场讲资历、声望是一个老问题，中国传统社会是很发达也很标准的农业社会，在这种社会，社会生产与生活创新的需要远逊于守成的需要，因而重视经验看重阅历。其政治生活也是如此，最大的需要是维持局面，因而对于资历、经验特别看重。在传统社会，政治经验又不尽是可以诉诸笔端，让人学而习成的，它要依赖人的感觉领悟，像庖丁解牛一般，经验的真谛不可说，但却切实有用。这种经验的取得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依靠一点一滴地积累，摸索，在这里，时间成了必不可少的参与者。所以，皇帝只要不好大喜功，动兵兴武，一般都喜欢用老成稳重之臣，而官场的人们也习惯于服从有资望人的指挥，所以有萧规曹随，所以有汲黯的“卧治”，所以有那么多的三朝、四朝元老，甚至像五代冯道这样凡事五姓的五朝元老的“长乐公”还被人们当成宝贝。
在人们的政治习惯中，说话必须依官阶大小，同官阶时依资历先后，而官阶的大小又往往与资历有关，一个人从中进士开始（以按正常年龄二十几岁中进士计算）人仕，要熬到公卿一般都得胡子白了，破格提拔的事不是没有，但在平常年景是很难一遇的，偶尔碰上一回就成了旷世奇典。年轻后进如果骤登高位，不唯招人嫉妒，而且也难孚众望。年轻人的发挥作用，往往是在有眼识的老人遮蔽下方能运作，如果只凭自己单打独斗，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事。中国政治不习惯、也不欣赏冒险犯难的闯劲和冲劲，除非在军情紧急、火烧眉毛之际，快节奏乃至高效率都不为赏识，反易导致整个官场的紧张与不安。大家所尊崇与钦佩的官僚形象，除了清正廉洁之外，就是按部就班，老谋深算，东晋谢安那种“谈笑静胡沙”镇定安闲的“宰相风范”，是为多少代士大夫所无限推崇的（许多大诗人，如李白、白居易等均有赞颂的诗篇）。这种风范是当然的“老人风范”，有“小儿辈破贼”作为铺垫。年轻人在一般情况下只能在作铺垫中找到自身的价值，如果离开了“老人”赏识重用（注意：用而已），很难有什么作为。这种情况是常有的：有些士大夫当他还年轻时往往富有朝气，勇于改革，但等熬到元老的时候，却锐气顿消，火气全无，发言权大了，所发的言却只是无关痛痒的话。北宋的富弼、韩琦等人在庆历新政时锐意改革，而到了王安石变法时就站到反面了。
当然，到了改朝换代的动荡时期，常态的政治惯例就不再起作用，这种时候年轻人就比较受欢迎了。提升选拔的常规也不再起作用。在历史上，每逢乱世，人才往往特别多，一部二十五史，在动乱时期着墨偏多，因为可书之事多，可写之人也多，并非乱世有人才，而是因为乱世人才容易脱颖而出（原有的规则被打破）。因此，中国传统政治体系发展的制度建设往往肇于开国的时期。可惜一到了所谓守成阶段，创新精神就自然而然地被排斥，让位于安稳持重，萧规曹随了。
我们曾经讲过，清代是个比较讲究祖制的朝代，也就是说这个朝代的求稳倾向更重，保守空气更浓。官员从入仕到公卿，平均年限比任何朝代都长。即使熬到极品的位置，也未必能对政治演变起多少作用（大家不愿建言，朝廷也不甚喜建言，除非皇帝有意发问）。“旧制，京官循资至老髦，乃跻一二品，非兼领枢要，终岁不得面陈一言。”政治的运作主要依赖惯例和制度（各部有则例），对官员的考核主要看其操守，而参劾官员的“六法”，首要的三条就是“不谨”，即行止有亏；“罢软”，即庸怯无能；浮躁，即“轻稚妄比”。循规蹈矩，即使毫无建树，也会“无灾无害到公卿”，而有所创制就非常危险，稍一不慎就会被上司以“不谨”或“浮躁”的借口参劾，丢掉乌纱。所以清朝政治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熬资历的政治，没有资历的康有为，连皇帝想要召见他都会受到阻挠，因为清朝惯例非四品官以上皇帝才能召见。
资历问题，在变法的政治实践中主要是个号召力的问题，也是个信任度的问题，由于变法的主持人缺乏资历与声望，年轻的皇帝再加上年轻志士（康有为不过四十岁），使得一贯相信老成资深者的官场对他们心存的疑虑加重，其中既有新政是否有效（能否救中国，能否改善士大夫的状况，即对他们是否有利）的疑问，更有他们能否成事的疑惑。当时士大夫习惯将围在太后身边的大臣称为“老母班”，而将光绪周围的变法者们称为“孩儿班”，这称谓流露了一般人对年轻皇帝加年轻维新派的变法中枢的不信任感，所谓“嘴上无毛，做事不牢”。无疑，这种心理状况对变法事业的成败是有影响的。王晓秋先生在比较中国戊戌维新与日本明治维新的研究中指出，日本明治维新的骨干“大多参加过地方上的藩政改革，久经风浪锻炼，具有斗争经验与政治才干。如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伊藤博文等人，都是一批富于谋略，精明强干的政治家、军事家”。而“中国维新派的骨干却基本上是一批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书生，大多饱读诗书，有才学热情，却往往缺乏运筹帷幄的雄才大略”。也就是说，缺乏资历也往往与缺乏政治经验相联系，因而从维新派这一方面也影响了变法的运作。他们的急躁冒进，急于求成，不知道如何争取同盟军，过于注重情感和道德等，都或多或少与他们缺乏经验有关。台湾有关戊戌变法的研究也许并不比大陆深入，但有些人的有些话却很有道理，张秉铎先生曾说：“康梁变法，多超越政治常轨。其本身位卑职小，又不足以号召，令人悦服，当不克灵活运转于朝野。加以政令太骤，所变过速，旧势力非难梗阻，其事不成，可想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