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学之渐”的说法来自于孙宝瑄的《忘山庐日记》，它十分恰当而有趣地概括了甲午过后中国出现的学习日本的热潮。
“以敌为师”这种做法实际上从鸦片战争以后就开始了。但十分明确地放下架子，大张旗鼓地形成一种学习的时尚，却是在甲午以后。在大失面子之后中国人也就不要面子了，顽强的实用理性再一次占了上风。
学习日本是战争再给中国人的一个礼物，当时在中国的外文报纸这样说道：“战争和赔款迫使中国人民相信他们之所以不如日本，是因为日本采用了新法，所以有今日的强盛。”清末民初文名大著的家包笑天，甲午时是苏州水乡的一位年少秀才，他晚年回忆这段不寻常的经历，仍旧生动如昔：“那个时候，中国和日本打起仗来，而中国却打败了，这便是中日甲午之战了。割去了台湾之后，还要求各口通商，苏州也开了日本租界。这时候，潜藏在中国人心底里的民族思想，便发动起来。一班读书人，向来莫谈国事的，也要与闻时事，为什么人家比我们强，而我们比人弱？为什么被挫于一个小小的日本国呢？”这种“为什么”在当时大多数士人心中都有。不过答案也是很明确的，一时间过去十几年零零星星片片断断关于日本学习西方，“脱亚入欧”的种种事相逐渐明晰起来，以前被我们讥笑的一些事情，比如日本人不伦不类地学穿西服，吃牛排，现在都有了不寻常的意义。结论自然是：以敌为师。
不过，从极度的看不起到由衷的佩服，而且在刚刚被迫签订城下之盟的情况下，低下头去拜胜利者也是无理蛮横的侵略者为师，委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何况，这个时候也恰是日本人极其狂妄的时候。日本学者实藤惠秀先生说：“在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中，日本赌以国运，诚惶诚恐地悉力以赴，结果大获胜利。从此，日本人对中国的态度为之一变，不论在政治上、经济上或文化上都轻视中国，并侮辱中国人为‘清国奴’（Chankoyo）。”在那个社会达尔文主义流行的时代，国际上的道义是不被人看重的。这种对中国人的轻视，实际上是当时日本人的普遍情绪。在这种情形下向日本学习，所受的屈辱将是加倍的。
这时中国士人之所以要学习日本，首先是由于日本是一个颇具可比性的成功榜样。日本的战胜说明了它的强大，而它的强大则说明了它学习西方战略的成功。在那个时代，尽管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有两千多年的交往历史，但中国人对日本的了解却不多，理所当然认为中日同文同种，历史文化背景相近，日本能成功，中国“循迹而作”，自然也会成功。很少有人注意到日本与中国不同的社会结构与某些大相径庭的文化传统。不过，在学习之初，有这种想法也是很自然的，只能随着学习的深入，才会逐步意识到两国的差异。
所以，在学习日本的热潮中，日本的经验最为中国人所看重，大家最关心也是最想知道的是日本“变政”的经过和内容。所以这段时间最先流行的是《日本国志》和《明治维新史》这样的东西。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言论是康有为的话，在他看来，中国要想由弱变强，最方便易行的办法，就是取法日本。日本就像中国维新的向导之卒，测水之竿，探险之队，尝药之神农，识途之老马。“彼与我同俗，则考其变政之次第，鉴其行事之得失，去其弊误，取其精华，在一转移间，而欧美之新法，日本之良规，悉发现于我神州大地矣。”正因为如此，康有为详尽而不无篡改地编辑了叙述日本明治维新经过的《日本变政考》，逐条、逐事地向光绪介绍“日本经验”。这本书的主要参考书就是他和他的长女康同薇一同收集的原安之的《明治政史》、坪谷善四郎的《明治历史》、木村芥舟的《三十年史》等日本史学著作和黄遵宪的《日本国志》。
学习日本的第二个目的，是想通过日本这个中介，更方便地学习西方，更实用地掌握西方。甲午后第二年，光绪在一份上谕中说：“现在讲求新学，风气大开，唯百闻不如一见，自以派人出洋游学为要。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诚以路近费省，文字相近，易于通晓，且一切西书，均经日本择要翻译，刊有足本，何患不事半功倍。”这段时间，大量的日本翻译西方的著作被再次翻译成中文引进。不少士人还积极地学习东文（日语），力求直接阅读日文书籍，由于那个时代的日文汉字颇多，如果不追求所说，仅仅是阅读，很容易达到目的。当时黄遵宪、孙宝瑄还有孙治让等人都变成了“东文通”，孙治让还打算办一个“东文馆”，并托人“延一华友精通东文者为教习”。康有为自己虽然不学“东文”，却让他的长女康同薇学。并由她协助于1897年编成《日本书目志》。据统计，在1850—1889年间，从日文翻译著作占总翻译著作的15.1%，而1902—1904年则占到60.2%。7而在中间阶段的1895—1898年，可以肯定只会比15.1%的比例高。这段时间被介绍到中国来的外国史书中，有不少是从日文转译的，有些还出自日本人的再编辑，像冈本监辅的《万国史记》、冈千仞的《美利坚志》等等。康有为后来回忆说他之所以大力引进“东学”，是缘于他1879—1880年间的两游香港，那时他邂逅一乡人陈焕鸣，陈氏精通英文，才华出众，曾受聘任中国驻日公使馆英文翻译，后弃官隐居于香港。他在日期间，收罗了不少日本所翻译的西学书，这些书籍被应邀至陈家的康有为看到。于是，“吾（指康有为。笔者注）于君所见日本书目，乃惊日本之治学，而托买群书。自开译局后，请译日本书，派游学，因缘实自君来也”。在那个时代，康有为的确是名副其实的早慧者，有这种“先见之明”应该是情理之中的事。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留学日本潮，也在这个时间开始涌浪，由于费用低，交通方便且文字相近，去日留学从一开始就有迅速上升之趋势，这一趋势虽然被政变和随后到来的庚子之变打断，但未几就达到高潮，1905—1906年间，留日学生攀升至万人。最值得一提的是，在这种引进外加游学的东学之渐中，大量的由日本转口的西学名词进入中国。湖南名绅也是劣绅叶德辉曾抱怨说：“自梁启超、徐勤、欧榘甲主持《时务报》《知新报》，而异学之诚词，西文之俚语，与夫支那、震旦、热力、压力、阻力、爱力、抵力、涨力等字触目鳞比。”不错，令老学究们头痛不已的新学的名词概念，相当大一部分都来自日本的转口。诸如科学、经济、政治、国家、社会、阶级、主义、政党等等，有的名词引入还经过一番曲折，比如“经济”一词用来对应Economy，在《时务报》1896年第十四册的一篇文章《日本名士谈经济学》中已引进，但接下来却又极力回避，因为经济一词在中国古已有之，表示的是“经国济世”，为怕引起误会，《时务报》一段时间内尽可能用资生、生计，平准、理财等词来代替，可惜都流行不起来，最终还是回到“经济”一词来，以它来对应Economy。
由于中西两种文化体系存在很大差异，近代文明与古代又有相当的不同，因此寻找汉语与西学名词的对应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严复在译约翰·密尔的《On the Liberty》时，就曾苦于难觅与Liberty的对应汉语词汇。因为汉语语言体系在引入新词时，多在以往的词素中重新组合搭配，日本既然先一步做完了这种选择搭配，自然也就省了中国人的工夫。应该说，这是在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文化大启蒙中，“东学”对中国新学的很大的贡献。
不能否认，从十九世纪末开始，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初的“东学之渐”，有着很明显的应急速成的强烈功利主义特色。学习日本，背后最强烈的动机就是卧薪尝胆，尽快掌握日本经验，事半功倍地富强起来，也好报仇雪耻。在当时，最流行也最令人听得舒服的西方历史故事是普法战争法国战败，割地赔款，然而法国上下一心，再次崛起的经历。康有为甚至想当然地认为，西洋各国致富强花了三百年，日本学西方致富强用了三十年，而中国“近采日本，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又据台湾学者统计，“1905年至1906年，留日学生几及万人，单从数目上面看，的确值得夸耀，但是这近万的留日学生中，习速成者居60%，习普通者居30%，中途退学辗转无成者居5%~6%，入高等专门者居3%~4%，入大学者仅1%。”11实际上，这种“学速成”的现象从东学之渐的开初就出现了。本身学日本就意味着想求“速成”，而进了日本又去读“速成科”，结果成了速成的速成。东学之渐这种“速成”特色，为中国日后的变革速成出了一大批“人才”，也为日后隐伏了无穷的麻烦，至少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学习日本的结果，离康有为“十年成霸图”的设想，相去甚远。
最后，让我们来看一下当年先进士人们是怎样钻研东学的，也许是件很有趣味的事情。孙宝瑄是名宦之子，也是位勤于记日记的新人物，一生最嗜读书，东学之渐，他也是倡导者之一。在他的日记中，无数次地记载了他读书的心得，有相当篇幅涉及“东学”。其中有几次是研究日本明治维新历史的心得与讨论的，让我们看看他们是怎样讨论的：
诣燕生庐，论日本变法事。燕生云：日本史载其创议变法之人，多出于贵族，其诸侯伯往往自愿献出土地归于皇家。夫变法之事，利于卑贱而有损于尊贵，乃皆不以是介意，是不可及也。且日本士气尤坚猛，凡侯伯诸国之臣民，无不各尊其君，亲其上，人心固结久矣。故一旦变法，遂能雄视亚东，而卒不解其人心何以能然，岂地运耶？余曰：是仍封建之利也。地小而君与民各相亲，所谓士食旧德，农服先畴，上下之情易以通矣。且日本自开辟一姓相传，森井所谓君臣分定而不可移。非若中国更兴迭灭，篡弑相仍，使人心屡涣散而不可结也。
此后，孙宝瑄还记载他们与日本人笔谈日本变法和社会情况，还得意地记载了别人对他的意见的赞同。审视这种读书、交流与讨论，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对日本的维新史的确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具体史实很了解，所以讨论起来还是相当深入的，虽然还是将日本的庄园制和幕府大名体制视同中国西周的“封建”，结论也是错的，把所谓“君臣之分”的“不可移”看得过重。但也确实注意到了日本与中国不同的社会政治结构，应该说，其看法有相当见识。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也许就能注意到自己的国情，从而更好地借鉴日本的经验。
著名清史专家萧一山先生说：“东洋思想之输入，使中国之社会，发生极大变化，此虽间接灌输西洋文化，然实为日本式之西洋化。”从此以后，中国就开始了与日本及“日本式西洋化”难解难分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