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辑 西来风雨——美国所藏秘档解读 蒋孔关系探微

——读孔祥熙档案之三

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所藏孔祥熙档案中,保存着致蒋介石的几封信,看来是孔祥熙本人认为很重要的文件。其一为:

介兄多鉴敬密陈者:

弟自由欧奉召返国,参加国难工作,倏逾半载。遵命担任行政,亦已四月。初抵汉时,正值前方军事失利,后方极形恐慌,难民流离于途,伤兵到处滋事,救济不及,安置无方,人心浮动,怨言丛生,大局几有不可终日之势。而中央机关之西迁,或川,或湘,或武汉,办公地点既无一定,负责长官亦多分散,政务更有停顿之虞。为安定后方,镇静人心起见,经竭力设法,约集来汉,乃将中央组织稍事整理,协助地方政府解决伤兵、难民问题。嗣我兄以军事繁要,坚辞院务,筹划改革中央行政机构,以谋政院与军会之调整,虽蒙询及刍荛,迄未妄参末议,对于提出改组办法,因而未曾过问。改组之议既定,以人事问题征及于弟,自维材辁任重,本不敢承,故再三辞谢,乃我兄推诚相与,恳切责勉,弟以时值国家艰危,我兄忧劳逾恒,遂不得不暂承其乏,冀我兄专心军事,求取抗战之胜利。所幸抗战初起,中央即有决议,党政军统归我兄领导,而政院诸务,早有成规可循,曹随萧后,自亦不必另有主张,另有政策。惟数月以来,外间或不加察,责弟无主张、无政策,在非常时期,更无特别办法。实则以党治国,一切大计均须取决于党,听命领袖,而抗战时期,最重意志统一,政策一贯,尤不容个人随便发表主张,致涉分歧。故切盼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早日开幕,有所指示。兹既先后举行,决定《抗战建国纲领》,则此后政治益臻稳定,军事愈易撑柱,财政亦筹有办法,且弟多年以来,即主张为统一政令、集中力量起见,政治军事大权应归我兄一人主持,去岁出国前并有长函向我兄建议,将军委会改组,国防部隶于政院,由我兄以院长兼总长。此次大会通过我兄为本党总裁,主持一切,尤与弟之平素主张相同。

目下前方军事好转,党政军权宜即乘时统归我兄总揽,庶几德威普照,军民共仰,指挥便利,策应敏捷,于国家前途及抗战前途裨益实多。弟近来身体多病,精力远逊于昔。前为我兄分劳,应付难局起见,暂任行政,尚能勉强支持,如使长负重责,深惧自误误国,既负我兄推许之意,亦累我兄知人之明。亟盼允卸仔肩,俾得稍事休养,或另畀闲散职务,以便从容效力。倘我兄仍不愿自兼院务,或由岳军代理,亦颇稳妥。至财政一席,子文如能担任,更为驾轻就熟。弟秉性率直,遇事认真,或不免获罪于人。长财数年,幸赖我兄信任,虽有谣谤,均置不理,始能放手做去,即近来稍有成就,亦系我兄指导之力。就积极方面言,因整顿旧税,举办新税,为国库增加数万万元;就消极方面言,因购置消费躬亲核实,为国库亦节省数千万元。均有数字可查。至于改善币制,整理公债,活泼金融,扶助工商,以及废除苛杂,治本防灾,直接间接,无形中为国家所增之富力,想亦有相当之数目。且自信经手事项,公私分明,丝毫不苟,差堪告慰于我兄。过去虽因严厉取缔交易所操纵投机,并在整理公债时期不肯徇情,致受人攻击,发生谣谤,曾经审计部派员秘密查账数月之久。其结果中行方面并未发现错误,财部方面亦只因暂记账为查账者所吹求质询,但该项支出均系奉有我兄手条,先行垫付,待补手续者,一经核对解释,亦无问题。现在厉行预算制度,主计、审计,又复组织严密,一切收支必经种种手续,更不待言。

弟去秋在德,乘便诊疗宿疾,时期未满,即奉我兄叠电召归。匆匆返来,又因国难严重,未敢休息。近复忙碌数月,益感精力不及。惟前以国家情景欠佳,未敢提及下忱。今幸行政组织大致妥帖,战事前途又形好转,而财政亦筹有办法。弟之去留,当不致影响大局。现拟提出辞呈,自不能不先商我兄。披沥直陈,敬祈垂察。倘承不以畏难见责,尤为感幸。专肃,恭请钧安!

弟孔祥熙谨启

四·二十五日

孔祥熙于1937年3月以特使身份被派赴英国参加英皇乔治六世的加冕礼,其后,陆续访问意大利、捷克、瑞士、德国、法国、比利时、美国,秘密订购军火武器及汽油等物资。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指示他“在国际方面多所接洽”,又再赴巴黎、柏林谈判。同年10月,奉蒋介石之召回国。12月13日,南京被日军攻陷。次年1月,为建立战时行政机构,国民政府实行改组,孔祥熙被任命为行政院长。本函称:“由欧奉召返国,参加国难工作,倏逾半载。遵命担任行政,亦已四月”,知此函作于1938年4月25日。

当年3月29日至4月1日,国民党在武昌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抗战建国纲领》,选举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同月6日,在汉口召开五届四中全会。函中所称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指此。

在国民党的高级官僚中,孔祥熙是最受蒋介石信任的一个。其原因,从本函可以窥见:一是孔对蒋绝对忠诚,以蒋之主张为主张,绝不和蒋争权,也绝不和蒋标新立异。本函称:“弟多年以来,即主张为统一政令、集中力量起见,政治军事大权应归我兄一人主持。”又称:“政院诸务,早有成规可循,曹随萧后,自亦不必另有主张。”这自然是十分投合蒋介石的胃口的。二是善于理财。1933年宋子文撂挑子的时候,国库仅存现金300余万元,而月支出则达2200万元。宋子文曾认为,三个月之后,国民政府的财政就要垮台。但孔祥熙接任后,采取各种措施,迅速积聚起大量财富,保证了蒋介石的各方面需要。本函所称:“就积极方面言,因整顿旧税,举办新税,为国库增加数万万元;就消极方面言,因购置消费躬亲核实,为国库亦节省数千万元”,应是事实。三是不顾财务制度,蒋介石要钱就给。本函所称“为查账者所吹求质询”的“暂记账”,都是只凭蒋介石的“手条”,就照付不误的。这是孔和宋很不同的地方。

孔祥熙担任行政院长后,颇为部分人所不满。王世杰1938年2月12日日记记载:“近来中外人士对中央信托局(孔为董事长)购买军火,指摘殊甚,谓有不少舞弊情事。宋子文似亦有电告知蒋委员长。”3月4日日记云:“近日外间对于孔庸之长行政院,王亮畴长外交,颇多不满。昨闻傅斯年君(国防参议会委员)曾以长函致蒋先生,指责孔、王甚力。”孔祥熙致蒋介石函中也说:“数月以来,外间或不加察,责弟无主张、无政策,在非常时期,更无特别办法”,可见这种不满的强烈。在2月12日的国防最高会议上,孔祥熙曾为中央信托局作过辩解,但并未能遏制这种不满。于是,他便以退为进,于4月25日上书蒋介石,一方面要求辞职,声称“亟盼允卸仔肩,俾得稍事休养,或另畀闲散职务,以便从容效力”;一方面力辩自己的“无主张、无政策”乃是因为在蒋介石领导之下,“曹随萧后,自亦不必另有主张”;同时则大谈自己多年来理财的“成就”和公正廉明,目的在于反驳舆论对自己的批评,争取蒋介石的信任。果然,蒋介石见信后,即命陈布雷将信退给孔祥熙,并表示“慰问鼓励”。这样,一场反孔风潮还没有来得及掀起来就被压下去了。

其二为:

主席钧鉴:

弟病中闻有将财政部外汇管理委员会结束,所余工作改由中央银行执行之议,再四思维,窃认为应请重行考虑者有以下几点:

(一)按欧美各国外汇自由买卖时期,业务则统归中央银行调剂,但实行外汇管理后,则多在财政部设立专管机构,处理审核手续,而业务则由中央银行主管。如德、义、伊兰、加拿大、智利、巴西、阿根廷及其他南美诸国,皆采此制。其他如英国、印度、纽西兰等国由财政部授权中央银行管理外汇者,亦各在中央银行内另设机构,不与普通业务互相混合。盖审核、业务两种业务之应分别办理,犹会计、出纳之应分开也。分开则可收互相监察之效,合并则权力有过于集中之嫌也。

(二)我国管理外汇之执行,因英、美封存法令与我国有关系,而美国财部外贸局所颁布之《特许法令》第58项及第75项皆指明我国外汇管理委员会为合作执行之机关。按此项法令予我国管理贸易及资金之流动,颇多便利,而外国商人则认为不便。因此美方对此项法令久有放任倾向。今外汇管理委员会改组消息传来,闻已有非正式表示,拟取消此项合作办法而图便利彼国商人也。

(三)查外汇管理委员会成绩尚佳,若非确有必要,观似不必更改,否则恐外人认为不稳定之表现。如以为现有机构不足胜任,则可视诸工作之需要而加强,似不应重起炉灶也。

总之审核与业务理应分开。如必欲将二者皆归中央银行处理,亦应在中央银行之内特设审核委员会,聘请行外有关人事参加,方为妥善。因此事关系重大,影响国际合作,披直陈所见,以备参考。是否有当,尚乞钧裁。

此函未署年月,中国外汇本取自由买卖制度,1938年2月,日本侵略者指使北平伪组织设立银行,发行无担保、不兑现的纸币,强迫人民行使,妄图套取外汇,这样,中国政府就不得不逐渐建立外汇管理制度,规定外汇售结买卖,须在政府所在地的中央银行办理,其他非政府指定银行,不得买卖外汇。同月,财政部指定中央银行总行办理外汇审核事宜。次年4月,成立外汇审核委员会。1941年8月,成立行政院外汇管理委员会,孔祥熙任主任委员。1943年12月,外汇管理委员会改组,隶属财政部。此函当作于此后。

其三为:

介兄主席钧鉴:

敬陈者:顷阅报载,美政府决派马歇尔将军继赫尔利将军使华,在此内外情势艰困之时,此举于外交姿态上殊属有利,深为庆慰。忆赫尔利将军使华年余,贡献极多,有助于中美邦交者非渺。其出任之经过情形,弟在美时曾应罗斯福总统之请,征询意见,除当时简略电陈外,兹再摘陈如下,用备参考。

自史迪威将军召回,及高斯大使辞职后,中美邦交阻碍颇多。弟奉派驻美代表,公私运用,极费苦心。对继任人选,如不得其当,误解更多,影响大局更甚。在当时情形,实须熟悉我国情形,同情我国困难,而富有军事专才,兼有政治头脑者为最适宜。弟于罗氏征询意见时,即经表示上述意愿,立场所限,自不便擅举人名。罗氏即以华莱士、纳尔逊诸人见询,弟则反复仅表我方之意愿,微露如能就贺浦金斯、及赫尔利两人择一任之。罗以贺难远行,遂即以赫君任命。(下缺)

此函原稿未署时间。函称:“美政府决派马歇尔将军继赫尔利将军使华。”知此函作于1945年11月。

1944年6月,重庆国民政府派孔祥熙赴美出席国际货币基金会议,蒋介石并任命其为私人全权代表。不久,国民党在豫湘桂战役中大溃退,大片国土沦于敌手,中外震惊,驻华美军司令兼远东战区参谋长史迪威通过美国政府,要求取得指挥中国战区作战部队的全权,加剧了和蒋介石的矛盾。于是,蒋介石指示孔祥熙会晤罗斯福,要求给予三个月的布置时间。孔祥熙接电后,在会晤罗斯福时表示,一旦中国的军队由外国人指挥,士气民心必将大受影响;孔祥熙要求召回史迪威,另择贤能。罗斯福接受孔祥熙的意见,改以魏德迈为美军驻华司令兼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同时派赫尔利为私人代表。10月,又任命赫尔利代替高斯任驻华大使。孔祥熙此函现存部分即反映这一情况。

其四为:

介兄主席钧鉴:

敬陈者:抗战胜利,宇宙重光,此皆钧座坚苦卓绝,精诚感召有以致之也。弟以衰病之躯,早拟回沪养息,兼理家务。嗣以全会召开在即,身为革命党员,追随总理及钧座,献身党国者几四十年。际兹本党大业垂成,本届全会缺席去沪,恐惹误会,乃决缓行。现在大会业经闭幕,不久拟即束装就道。忆二十年来,在钧座领导护持之下,服务党国,勉分劳怨之任,若干任务难副殷望,由于能力之不及,与夫环境之艰难,乃虽心余力拙,仍难见效,致劳钧虑,实深愧憾。顾目今国家环境,内外艰危,实较抗战时期为允甚。惟信在钧座领导筹谋之下,必可迎刃而解,统一进步之新中国自可指日而待也。

当今之势,我国际地位已跻于五强之列,责任自亦加重,苟国际间运用得法,外获世界之重视,内则我党人牺牲奋斗所求之三民主义、五权政府之终极目标,亦可加速顺利完成。近闻指示,极佩荩筹,实我国亿万年幸福之所系,忝属旧僚,实深钦敬。

所窃以自慰者,当抗战时期,重荷青睐,谬膺辅弼之选,自问竭忠尽智,不敢偷闲。今任务勉达,体力日衰,此时休养,度我余年,实拜钧座之所赐,感何可言!山居静养,检讨往事,愧贡献之毫无。惟忆任内凡所施措,均本福国利民之义,绝无为个人私利之念,区区赤心,早邀洞鉴。今后以在野之身,从事社会事业,聊尽国民之职。诸如燕京、铭贤诸校,中美文化、边疆服务、孔学会、慈幼协会等机构,均关社会福利,亦即本党终极目的所在。过去所需经费,均由弟私人筹措,虽有若干事业如孔学会、慈幼会等曾由钧座名誉领导,并承钧兄由国库酌予协助,弟以深体国家艰难,迄未请拨。今后事功更艰,深望钧座指导提倡,使之发扬光大,以竟全功。他如国家兴革,弟以从政多年,或有一知半解之见,只供钧座参考,苟有垂询,仍当尽我愚忠,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之义,仰答知遇于万一。

留禀恭陈,以代踵辞,伏维垂鉴,敬请钧安!弟祥谨启。

此函原稿亦未署时间。函称:“抗战胜利,宇宙重光。”又称:“本届全会缺席去沪,恐惹误会,乃决缓行。现在大会业经闭幕,不久拟即束装就道。”据此,知此函作于1946年3月17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六届二中全会之后。

1944年初,国内反孔之声大盛。同年秋,罗斯福通过宋子文转达提议,要求中国政府更换军政部长和财政部长。11月,孔祥熙自美致电蒋介石,请辞财政部长职务,同时保荐政务次长俞鸿钧接任。同月,蒋介石照准。1945年5月,孔祥熙再辞行政院副院长职务。7月,自美返国。此后又陆续辞去中央银行总裁和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等职务。至此,蒋孔之间的亲密关系结束,孔祥熙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作用基本消失。本函反映出孔祥熙失意后的种种复杂心情。他虽有满腹牢骚,但仍然表示要忠于蒋介石,“仰答知遇于万一”。

其五为:

介兄钧鉴:

拜别来美,转瞬经年。因知吾兄国事劳神,日理万机,未敢多扰清听,致疏函候,至以为歉。然对吾兄怀念之诚,无时或已也。当弟抵美之时,此间人士因受共党宣传,对我误解颇深。美友纷来探询,弟鉴于情形恶劣,不容坐视,乃一面向各方解释,一面联络议院友好,促成援华政策。幸于去年能在国会通过援华议案。当时正值竞选,总统,共和党对我尤表热诚。不幸共和党失败,民主党当选。弟于选举之后,即与杜总统及马国务卿晤谈数次,杜氏虽对我表示同情,惟以各方牵制甚多,国会虽曾通过援华议案,而国务部执行方面仍多留难,环境因人事使然,实亦莫可如何。自吾兄引退以来,国内情形每况愈下,使此间爱我人士灰心。盖援华问题必须我方自身有办法方能推动,此美人所谓天助自助者也。

吾兄自参加革命,二十余年来,继承先总理遗志,努力奋斗,功在民国。抗战八载,全国在兄领导之下,协力支持,举世钦敬,名列四强,诚非偶然。不幸胜利以还,政府措施错误甚巨,因一误而再误,以致士无斗志,民有二心,功败垂成,为党国,为吾兄,实为痛心。我国战后措施之错误,据愚见所及,约有三点。因感于前车之失,可为后车之鉴,因敢为吾兄列陈之:

一、我国币制应于胜利之后立即改革。当时国币发行不过一千七百亿,而国库外汇尚有十亿美元,除可收回抗战旧币,换发建设新币外,尚可余存一亿美元之多,可以留作发行准备及建设生产之用。当时如能将币制整顿稳定,不自己贬值,当可维持信用,则资金不致逃避,物价不致腾涨,工商业可以发达,国外贸易可以推广,侨汇可以源源而来,国库收入不致太失平衡,人民安居乐业,赤祸不致蔓延。殆至去年秋间,我国外汇已告枯竭,对外贸易及国内生产相差过巨,而于此时冒﹝贸﹞然换发金圆券,既无充分准备,又未增加生产,且强征民间黄金外汇,不顾商情成本,限价勒售,强迫执行,凡此种种,均大失人心,嗣后金圆券又自行贬值,一至不能维持而有今日之经济崩溃。此失策者一也。

二、胜利之后应立即恢复生产。所有日人之工厂,理应利用,不使停顿。不幸因政府接收人员彼此争夺,致使停止生产,机器损坏,原料散失,对国计民生损失奇重。本国既无生产,自不得不仰给于外国,因而外汇逐日消耗。此亦经济崩溃之又一原因也。

三、中俄条约原无必要,但一经签订,则使苏俄在东北及内外蒙古享有特权,故能充分武装中共,扰乱吾华。此实中共军事日强之主因,亦即我政府之失策也。

以上三点,不过事之近因,而考其远因,实由于群小干政,蒙蔽元首,结党营私,忌贤妒能,争权夺利,失德丧良,而结果吾兄代为受过,言之痛心。目今中外明达人士尚以为欲救中国脱离赤祸,非有吾兄出山领导不为功。且我国宪法亦无总统辞职之条文,惟吾党同志是否能捐弃成见,团结合力拥戴,瞻望前途,曷胜翘企!弟年老衰弱,无力报效。惟祈为国珍重,举贤任能,完成革命建国之大志。弟以为人能自知自改,方不失革命之精神。数十年来追随左右,甚感知遇,早拟本忠谏之诚,沥胆直陈,惟以吾兄明察秋毫,必已洞悉,且恐有人发生误会,未能遽启。然一片忠诚,如梗在喉,一吐为快。兹乘三妹返国之便,冒陈渎听,祈垂察,实所企祷。肃此敬请钧安!

此函原稿亦未署时间。1947年秋,孔祥熙因得家人自美来电,称宋霭龄癌症严重,匆匆离沪赴美。本函称:“拜别来美,转瞬经年。”又称:“目今中外明达人士尚以为欲救中国脱离赤祸,非有吾兄出山领导不为功。”据此,知此函作于1949年1月蒋介石宣布“引退”之后。

为了挽救濒于灭亡的国民党政府,美国国会于1948年4月3日通过一项“援华法案”,向蒋介石集团提供四亿六千多万美元的援助。根据本函,孔祥熙在通过这一法案的过程中起了作用。这是人们前所未知的材料,可补史乘的不足。

孔祥熙写作本函的时候,国民党政府败局已定。本函除劝告蒋介石出山,从幕后走到幕前外,主要目的在于总结失败教训,为蒋介石制定新的施政方针提供借鉴。函中提出的未能及时进行币制改革等三点,并没有揭示出国民党政府失败的根本原因,但他论及的财政失策、接收大员们的“彼此争夺”,以及“群小于政”、“结党营私”、“争权夺利”等情况,却也为人们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一份当事者的有权威的证言。

蒋介石虽然在美国及国内反孔势力的压力下,于1945年甩开了孔祥熙,但是继任的宋子文、翁文灏、孙科、何应钦以及财政部长王云五等人,却再也做不出孔祥熙当年的成绩。1967年8月孔祥熙在美国去世之后,蒋介石曾亲自写了一篇《孔庸之先生事略》,认为孔创造了“中国财政有史以来唯一辉煌之政绩”。中云:“当其辞职之后,国家之财政经济与金融事业,竟皆由此江河日下,一落千丈,卒至不可收拾。”这是对宋子文等人的批评,也隐约表示了对甩开孔祥熙的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