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宋庆龄往来英文函札
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藏有宋庆龄英文往来函札多件。其中一部分，美国圣若望大学李又宁教授已经作过评述， 这里将全文译出这些信件，并在李文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其历史内容。
哥大所藏宋庆龄函件，除个别手迹外，均用保卫中国同盟信笺，英文打字。大部分发于香港。
保卫中国同盟1938年6月14日成立于香港，由宋庆龄发起。其目的为动员、鼓励全世界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以医药、救济物资供应中国，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列名发起的还有印度尼赫鲁、美国保罗·罗伯逊、德国托马斯·曼以及冯玉祥、孙科、宋子文等。宋庆龄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宋子文任会长，廖承志任秘书长。邹韬奋、金仲华、陈翰笙、路易·艾黎、沙尔文·克拉克、诺曼·法朗士、爱泼斯坦、史沫特莱、斯诺、王安娜等均为“保盟”成员。在其活动的年代里，它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有关宋庆龄的大量文献中，哥大所藏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但即使是这一部分，也足以充分展现宋庆龄的功绩和伟大品格。
大札叙述了在为中国征集捐款时遇到的困难，极有帮助，非常感激。我们得以充分了解，由于敌方的阴险宣传和反动分子歪曲我们卷入的各种问题，美国公众普遍冷淡。我们一定尽力工作，在将来为您提供丰富多采的资料和激动人心的呼吁书。
在美国的收获如此微小，令人十分沮丧。我本来期望很大，其理由，这里不必说了。
您在划拨资金给汉口的林博士时碰到了困难。我们组织保卫中国同盟正是为了确实地解决诸如此类的问题。好几个集团军都有代表驻在香港，他们也是我们同盟的成员。我们将愉快地按照您的指定，将资金划拨给某一个集团军或组织，并从那里取得收据。请详细说明您希望资助的处所，以便发送资金。由于可能从汉口撤退，发送或邮寄资金到那里是不明智的。我们将愉快地尽一切可能发挥联络作用。
我正计划在最近几天内飞赴汉口，希望能找到办法，迅速补救对外宣传及与之相关的不足，同时将提出您在信中叙述的某些困难。
具有严格保密性质的事务请直接和我联系，不必通过我们的办公地址香港和上海银行转。我的地址是：香港Conduit路11号，2A房间，宋庆龄夫人。
致以兄弟般的问候！
您的十分真诚的
宋庆龄（签字）
又及，请尽可能广泛地分发我们的通告。
宋庆龄
本函大部分为英文打字，“又及”以下，为宋庆龄手迹。哈斯克尔（Haskell），生平未详，当为美国援华会工作人员。林博士，原函作Dr. Lim，当指林可胜，福建厦门人，著名医学家。多次组织医疗队，参加抗日医疗救护工作。1937年10月，组织红十字会救护委员会，任救护总队总队长。1938年任国民政府军政部卫生行政人员训练所主任。
宋庆龄写这封信的时候，保卫中国同盟成立才一个多月。附言中提到的“通告”当即《保卫中国同盟成立宣言》，该《宣言》声明：为了加强和扩大国外援华工作起见，所有愿意与保盟合作的机构，均可与保盟香港中央委员会取得联系。保盟中央委员会可以：（1）成为各机构与其所支援的中国有关方面之间的桥梁；（2）供给各机构消息及有关的建议。宋庆龄要求哈斯克尔尽可能广泛地分发这份《宣言》，以扩大影响。
从信中可以看到，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阴险宣传等原因，“保盟”开始工作时很困难，收效不大，但宋庆龄坚韧不拔，积极改进，力争以最好的成绩奉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附寄我们的《新闻通讯》。在我去广东之前收到您7月12日极有启发的来信。出于对您的信任，我不想隐瞒，从大札中获得信息是我们海外运动获得成功所必需的。如果您能不断地向我个人提供美国的情况，我将十分感激。
实现访美愿望还不可能。我已被选为广东省海外动员委员会委员，即将再去广州以保持必要的联系。我下面给您的地址是在中国期间的永久地址，请将所有的信件寄到我的私人地址。
感谢您为在精神和物质上援助我们而作出的巨大努力，祝您成功！
您真诚的
宋庆龄（签字）
（孙逸仙夫人）
2A房间
Conduit路11号
香港，中国
9月8日，1938年
《新闻通讯》，保卫中国同盟的英文机关刊物，自1939年4月1日起，初为两周刊，后为月刊，并增出中文版。据本函，此前当已不定期出版过。
当年8月20日，宋庆龄离港赴穗，到广州会见中共中央代表邓颖超。次日，赴各医院慰问受伤将士及被敌机轰炸的难民。下旬，向美国世界青年大会发表广播演讲，声明中国将“拼死的斗争，坚持抗战，直到最后的胜利”，呼吁英美不要和日本贸易，停止将原料和技术输给日本 。同月25日返港。本函所称广东之行，指此。
宋庆龄非常重视华侨的力量。1937年12月，她支持广东群众团体成立华侨抗敌动员总会，任名誉主席。次年3月，她与何香凝联名发表《致海外同胞书》，呼吁华侨支援祖国抗日部队。本函所称广东省海外动员总会，或即华侨抗敌动员总会。宋庆龄发出此信后不久，又再返广州。当时，华侨抗敌动员总会正在召开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宋庆龄曾为会议写作《华侨总动员》一文，要求“加紧华侨中的团结，充实与扩大华侨救国的组织，统一华侨运动的领导” ，对于“海外动员”工作，起了重要作用。
“中国人民之友”法国协会（地址：Irue de Clichy）来信说：愿以展览及义卖中国工艺品的方式为我们募款。圣诞节期间，在伦敦的援华会也在做类似的努力，为此，我们已寄去了十大箱的绣品、字画、象牙、玉及其他中国工艺品。
我们希望：您与法国友人仁慈地合作，容许他们在中国大使馆举行义卖；您和顾夫人，及知名的法籍中国之友担任赞助人。这样会吸引众多人群，会保证成功，并有效地宣传我们的宗旨。明年1月，一个类似的义卖将在华府或纽约举行。何时寄出（义卖的）物品，由何船运载，容后奉闻。这些物品是在香港的所有中国妇女捐赠的。为了避免上税，这些物品将直接寄到尊处。The Messageries Maritime（法国邮船公司）将免费为我们运送。
谢谢您。
您的非常真诚的
宋庆龄
（主席）
“中国人民之友”法国协会由法国52个和平团体组成，社长赫礼欧（Ed. Herriot），法国社会急进党总裁，曾任内阁总理，当时任众议院议长。该会积极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曾举行多次演讲会，呼吁抵制日货；又曾向国联大会、法国内阁及外交部上书，要求尊重中国领土完整及主权独立。该会还曾号召为救济中国难民捐款。仅据1938年9月初的统计，捐赠款项即达50万法郎，捐赠人达2万余之众。当年2月12日，该会在伦敦召开世界援华大会，有欧洲五国代表参加。在伦敦的援华会，指英国援华运动总会，成立于1937年9月，会长为李斯陶威尔爵士（The Earl of Listowel），其任务为向中国捐赠医药用品、布匹；组织集会讲演，抵制与日本的贸易；散发日本侵略的文件等。
“保盟”成立后，宋庆龄即倡议在国外举行义卖，借以筹集经费。香港的五个妇女团体——全国妇女救援会、中国妇女士兵救济会、中国妇女俱乐部、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广东妇女新生活运动委员会等积极响应宋庆龄的倡议，至1939年4月中旬，共募集中国艺术珍品4500余件，先后在伦敦、巴黎、纽约三地举行义卖。本函即为与驻法大使顾维钧接洽义卖而作。
来电敬悉。您同意协助我们举办义卖会，十分高兴。这次义卖的收益将捐献给伤兵、战争孤儿、难民，他们的总数已超过6000万，我们已无力供养。救援的需要每日都在增加，但我们几乎得不到来自美国的捐助。
现在我正动员中国不同组织的全体妇女，帮助向富人收集捐献品。我们已成功地得到了若干很有价值的刺绣、磁器、漆器、卷轴、古玩等，全是中国民族工艺。义卖会将能为中国向公众作出有影响的宣传。我们正在法国和伦敦进行同样的努力以募集资金，但是，最有价值的物品将送到纽约。
由于我们的书记沙尔文·克拉克夫人休假一月，义卖会的大部分工作落到了我的肩上。这里有这么多工作要做，使我无法设想美国之行。我们发出的每一件物品都附有标签，标明价格，因此，您将了解每一件物品的基本价格。由于它们是免税的，请尽力争取最高价格，不要跌价出售。
我们希望将这些箱子装上“总统门罗”号，12月23日启程，2月10日到达纽约。为了便于免费运输并免税，这些箱子将寄给中国驻华盛顿大使胡适博士。我早已写信给胡博士，请他在货物到达时派遣代表，或指令驻纽约领事取货。可否请您和中国领事取得联系并派遣一些代表陪同中国领事接收并检查这些货物？
稍晚一点，当这些物品登记并列表后，将寄给您一封更详细的信。
本函为接洽在纽约举行义卖而作。沙尔文·克拉克（Hilda Selwyn-Clarke），香港医务总监司徒永觉的夫人，“保盟”的名誉书记。总统门罗号，原函作President Mondoe，疑为President Monroe之误。
11月21日大札敬悉。对您为救济我国战争难民而作出的高尚努力谨致谢意。在法国，我们已在为同一目标工作。举行了几项活动。和美国、英国比较，这里只有少数人能象上述两国一样进行施舍；虽然募集并送往中国的数目不大，但也表达了法国对中国的普遍的同情。考虑到目前为救济中国战争难民的中国物品义卖会正在举行，因此到下一年早些时候方可举行另一次慈善义卖，这样，我们可以有时间准备并有足够的间隔以重新引起兴趣。
按照我们的经验，美丽的物品能卖得好价格，从而增加义卖的收益。能否告诉我，您何时可以发出义卖的物品？
致以最高的敬意！
您的真诚的
顾维钧
本函为复宋庆龄11月21日函而作。
顾维钧热情支持宋庆龄的义卖计划。由于顾的努力，所有运到法国的义卖物品均获得免税。
我们的秘书已将名义上是寄给驻华盛顿大使胡适的物品目录寄给了您。这些箱子将于2月10日到达纽约。我们希望，您将和纽约中国战灾难童委员会取得联系，该会的领导人为塞巴斯蒂安·艾尔夫人、穆丽尔·德雷珀夫人、路易斯·瑞娜、爱德华·卡特夫人等，她们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会帮助您举办正在发起的义卖会。位于百老汇大街的华昌贸易公司的李国钦博士也会帮助您，他懂得中国古玩，能带领许多富有的收藏者来参观展览。
我刚从乡下旅行归来，很快又要离开。以后还要作出南方难民生活条件的报告。请原谅只能写这封短简。祝您在援助我们方面取得成功，并祝新年好！
您的真诚的
宋庆龄（签字）
本函亦为接洽在美义卖而作。纽约中国战灾难童委员会，美国援华组织之一。1938年3月7日，宋庆龄发表《向全世界妇女申诉》一文，呼吁世界妇女采取措施，援救无数在战争中失去了父母的中国儿童。纽约中国战灾难童委员会正是在宋庆龄的这一号召下成立的。李国钦（原函作Dr. K. C. Li），爱国华侨，纽约华昌贸易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曾任美国中华协会副会长。
附寄3月24日星期五的信，尽管形势已经改变，但我希望您知道当时我正在想什么。
星期六，贵国领事馆打来电话称：美国国务院已经通知中国大使馆，我国财政部没有发现允许货物免税入境的先例。我不知道，您给大使馆打电报是否对此有利，但我相信有此可能。如此巨大数量的一批货物以“国际优惠”为理由获准免税进口，在目前形势下，可能没有什么事情比做到这一点更困难了。如果可能，我计划在一两天内去华盛顿，了解真正的困难所在，以及有无改变裁定的希望。Mr. C. Y. Chen可能和我一起去。
如果裁定不能改变，我们必须交税，将争取付得少一点。我需要知道，您能否从运来的物品中将1830年前制造的艺术品分出来。按照我们的法律，在任何情况下，此类物品进口都是免税的。我意识到，这样做可能对您太麻烦了。如果您做不了这么多，我们会理解。在这些物品中，如果有明显的古董，鉴定人会分辨出来的。我们需要尽早得到您收集的证据。
这批物品的领事发货单寄给大使馆了吗？我们尚未收到。如果我们必须交税，那就必须有一份。没有发货单而要提取物品，唯一办法是邮寄一份笼统的保证书，但那样也必须在6个月内接到发货单。
我们都很遗憾，未能尽早打通我国国务院。不过，面对贵国大使馆的请求，我们将事情全都扔给他们，似乎是轻率的。从大使馆得到任何信息都是很困难的。
最真诚的
伊迪丝. O. 索耶
理事
附：3月24日函：
我们很苦恼，不能通过海关及时提取运来的艺术品；更加苦恼的是，我们感觉到，牵连到的有些事较之通常的官样文章还要严重。从胡适博士的秘书那里，我们得到口头保证，大使馆已经做了所能做的一切。我们相信，直接来自您的电报将鼓励他们作进一步的努力。我想，我们可以通过有影响的朋友去打通我国国务院，但是，贵国大使馆的代表强烈要求我们不要主动做什么。
在为准备展览及义卖做了这么多的工作之后，如果这批物品不能到手，或者被要求和别的组织合办，那将事实上破坏援华会的威信。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有数百名有兴趣的人在等着这次义卖，他们中的许多人卓越而能干。推迟义卖自然会减少兴趣，但我们相信，如果得到物品，我们将能举办一次成功的义卖。
很早以前，我们曾建议中国战灾难童委员会帮助这次义卖，但他们太忙。这是我们为什么现在不愿和别的组织共同发起的真正理由。即将出现的义卖委员会将是一个由杰出人物特别组成的团体。
因为延迟，需要另雇一人，管理机构，推进展览和销售。在纽约，此类事情需要高明的技术。花点钱处理更多的事务比只用志愿人员弄糟事情好得多。其经费将从收益中扣除，我们希望得到您的批准。为了义卖，这是必须的。我们正试图向一些有兴趣的朋友筹款，以弥补这笔开支，因为我们喜欢尽可能将全部收入都交给您，用之于中国。
我的大部分时间必须用于重组美国援华会，以便通过它的分会及组织新分会的计划有效率地工作。当然，我也会密切关心展览和义卖。
下周，我们将海运大约一吨已用过但仍完好的外科设备。约值4000美元。买新的要花两倍以上的钱。要求设备和药品的新呼吁已经发出。如果上述设备无法使用，请立即赐告。
我们正在进行民意测验以了解当地分会对抵制（日货）和禁运的态度。到目前为止，援华会的政策仅限于救济。在下次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我们将讨论一项政策上的可能转变。我们的希望之一是做最能帮助中国的事。我们有一些优秀的执行委员会成员，如果我们能获得进行组织所需要的资金，委员会将迅速发展。我们付给工作人员的工资仅可勉强维持生活，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人，以继续保持已经建立的联系并利用正在增长的对中国的兴趣。
我希望希尔·达·沙尔文·克拉克夫人了解此新的内容，可能直接将信寄给她转您，因为我不能十分肯定您现在的地址。
索耶（Edith. O. Sawyer），美国援华会理事。运往法国、英国的义卖物品均顺利获得免税，但在美国则碰到困难。据1939年4月15日出版的《新闻通讯》第2期报道：“不幸，纽约美国海关至今尚未同意免税。在华盛顿的中国大使胡适博士目前正在争取获得免税。同时，组织义卖和捐助义卖的各妇女团体在4月6日的联合会议上，决定向富兰克林·D·罗斯福夫人发去下列电报，求得她的帮助。”该电由宋庆龄领衔。本函反映出美国援华会方面的努力。
当时，美国是日本主要的军火和军用原料的供应国，日本从美国的进口数约占其总进口数的54%。美国援华会成立后，曾不断发动抵制日货运动，同时要求对日禁运军火、军需，曾派代表赴华盛顿国会请愿。索耶小姐3月24日函称：“正在进行民意测验以了解当地分会对抵制（日货）和禁运的态度”，显然是在为新的行动做准备。
来电敬悉，得知义卖的箱子已转交中国人民之友社的Etienne Constant夫人，非常感谢。
附寄备忘录一件，当地“中国工业合作”（CIC）促进委员会要求转给您，希望得到来自您的信息与合作。
致以最好的祝愿！
您的真诚的
宋庆龄（签字）
1937年秋，埃德加·斯诺及其夫人海伦·斯诺与路易·艾黎等在上海提出，鉴于中国沿海工业区已经或即将沦于日军之手，后方工业品十分缺乏，建议采用合作社的方式，在大后方发展小型手工业和半机器工业，生产各种迫切需要的日用品，以支持长期抗战。宋庆龄积极支持这一倡议。1938年8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总会成立。随之，工业合作运动（Chinese Industrial Cooperation）在各地兴起，简称“工合”。1939年1月，根据艾黎的建议，为了避免重庆方面控制并贪污海外捐款，将之用于“最急需的地方”，在香港成立中国工合协会国际委员会。宋庆龄任名誉主席。不久，又成立工合香港促进委员会，宋庆龄任主席。其后，宋庆龄即积极在美国、英国、菲律宾、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地建立工合推进委员会，大力争取国际援助。本函称“附寄备忘录一件”，“希望得到来自您的信息与合作”，显然，宋庆龄试图得到顾维钧支持，在法国推进“工合”运动。
您盛情经由沙尔文·克拉克夫人转来的1102元支票收到，附寄收据两张。
您的真诚的
宋庆龄（签字）
据不完全统计，1939年前后，保卫中国同盟从纽约美国援华会得到的援助额为：美元4258.81元，法币9556.09元；从麦迪逊、诺坦普顿、费城、得克萨斯等地美国援华会得到的援助额为：美元1757.27元，法币127.57元。本函所称转来的1102元支票当即其中的一部分。
本函英文本曾刊于1939年10月出版的保卫中国同盟的机关刊物《新闻通讯》第9期，题为《孙逸仙夫人致外国团体的信》，中文本收录于1983年5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永远和党在一起》，题为《给外国机构的一封信》。两种文本均无收信人，看来当时是寄给许多外国机构和个人的。
亚瑟·柏朴（Arthur Pope），美国救济中国战灾难童会主席。
由于本函已有中文本，故此处不录。
普赖斯（Mildred Price），纽约美国援华会的执行秘书。本函内容与致亚瑟·柏朴同。
支票收到，收据随信附上。谨代表我们的委员会向您致以深深的谢意。我已经得知您对我们工作的巨大兴趣。感谢您的不断支持，它已使挽救无数幼小的日本侵略的受害者成为可能。我去前线访问6周，刚刚回来，在我访问过的不同团体中，战灾难童受到我特别的注意。
不久我将寄一封详细的有关这一问题的信给您。随信寄去一张战灾难童的快照，它是我在视察旅行中抓拍的。
致以最热烈的问候！
您的真诚的
宋庆龄（签字）
（孙逸仙夫人）
据有关资料，1939年前后，美国救济中国战灾难童会曾向保卫中国同盟捐款388美元。本函所称收到的“支票”，当即该项汇款。
1940年3月31日，宋庆龄与宋霭龄、宋美龄自香港飞抵重庆。4月初，与宋霭龄一起到重庆第一儿童保育园慰问难童。5日，三姐妹巡视被敌机轰炸的重庆市区。8日，赴伤兵之友社医院慰问伤兵。22日，飞成都视察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成都事务所，参观“工合”产品展览会。5月9日返港。本函所称“访问6周”，指此。
我到内地作了6周旅行，刚刚回来。在那里，我见到了您的朋友并且收到了您的信息。但我仍然希望得到详细的回答。
同时，我还必须告诉您，对您为我国战争受难者所做的杰出工作，我是多么感谢！自您参加援助中国委员会以后，巨大的进步明显可见，至于捐赠品的增加，就不用提了。我已写了封短信给洛克伍德博士，感谢他帮助在费城成功地举办了音乐会。
从现在起，我将更加用心，试着写一封信去美国。正在讨论的妇女问题确实是个问题，不过，像所有问题一样，它不能表面地加以解决。这需要时间。
致以个人的问候和敬意！
您最真诚的
宋庆龄（签字）
美国援华会在费城设有分会。在当地举办的音乐会，也是向中国提供援助的义演。因此，本函中，宋庆龄除了对普赖斯小姐的出色工作表示感谢外，也顺便告诉她，已去信感谢帮助组织义演的洛克伍德（Lockwood）博士。
附上尊处寄给“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300元收据。
S-C夫人已去碧瑶，您的信将由办公室秘书转给她。
当保卫中国同盟发起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时，我们的组织还有其他的承诺。当您尝试募捐时，请记住这一点。更多的人对后一组织感兴趣，因此，经常有钱来自各方。
信即将发出，我必须止笔。致以热烈的感谢和问候！
您的真诚的
宋庆龄（签字）
S-C夫人，当指沙尔文·克拉克夫人，碧瑶（Baguio），菲律宾的一座城市，位于马尼拉之北。
为了广泛争取支持，动员菲律宾华侨支援祖国抗战，宋庆龄曾派斯诺夫妇去马尼拉组织“工合”菲律宾推进委员会。其后，又在碧瑶建立了同样的组织。路易·艾黎曾去两地演讲，获得很大成功。克拉克夫人去碧瑶，当亦为推进“保盟”和“工合”运动。
本函中，宋庆龄指出，更多的人对“工合”有兴趣，“经常有钱来自各方”，这是非常正确的。据不完全统计，至1946年止，英国“工合”推进委员会对中国“工合”的捐款为10万英镑。美国“工合”推进委员会的捐款为300多万美元，连同港澳、菲律宾、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地，约计500万美元左右。
捐款拜收，呈上收据。对您的努力，谨表示我们诚挚的谢意。
我已指示会计，在将来更细心地列出捐献清单，并且向援华会颁发所捐全部金钱和物资的荣誉状，而不一一给予个人。这确实是由于办公室打字员的粗心，以致使她登录了贵会分支的认捐额。
美国战灾难童会参加贵会，这是个极好的消息。我希望您已经收到我为战灾难童出版的专刊，其中提到，在30万以上战争难童中仅有2万受到照顾。因此，非常需要为这些日本暴行的无辜受害者寻求资金，建设更多的住宅，特别在西北地区，由于到目前为止，这一问题尚未受到充分注意，要求就更加迫切。
听到普赖斯小姐关于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款子的不满，我很惊讶。我们经常迅速地将款子转交（中缺）回答说，他们已经从保卫中国同盟的会计那里收到了全部款子。如果普赖斯小姐能给她的朋友写一封信，更清楚地说明何项款子我们没有转交，事情将会立即得到澄清，因为我们可靠的秘书掌握着所有给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支票。
眼下我极忙，短简乞谅。
致以热烈的问候！
您的真诚的
宋庆龄（签字）
保卫中国同盟由香港大学教授诺曼·法朗士（N. H. France）任名誉司库，有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从本函看，由于打字员的粗心，出现了某些差错，宋庆龄立即采取措施，加以改进。
11月16日大札敬悉。谢谢。附呈我们的司库寄给您的支票收据两张。听到您的许多活动，我们很高兴，对您提到的某些困难，我们也能很好地理解。
沙尔文·克拉克夫人早已写信给您，阐明委员会关于医药救济的观点。保卫中国同盟仍然主要负责国际和平医院的维持和供应，此项工作，我们不能直接依靠（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或美国医药援华会）。我记得沙尔文·克拉克夫人说过，美国医药援华会仅提供物资，它的援助主要用于林博士及其救护总队，这已成为一项主要原则。但是，林博士完全忙于满足主战场的需要，除了偶然向游击队员或游击区派遣一个医疗队外，不能提供更多的帮助，后者要依靠国际和平医院。
援华团体广泛直接地以经费支持国际和平医院之所以仍然非常重要，其原因就在这里。
关于经由保卫中国同盟为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所募的款项，我们运用同样的原则。我尽量特别支持前线及游击地区，尽可能地将特别指定为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款项用在“游击单位”及前线地区的特别计划。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一般经费必须分配于他们活动的全部领域，但是特别指定的经费可由在香港的国际委员会（保卫中国同盟之下的）处理，并直接送到我们认为非常重要的地区，是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应当立即发展的。
我们的难童经费主要用之于西北地区，边区孤儿院及延安附近的“小鬼”训练学校。在那里的儿童，不仅受照顾，而且被训练去做有用的和建设性的工作。
总之，保卫中国同盟坚持早已得到赞同的政策，首先援助那些不能从一般救济工作，红十字会及援助中国组织得益的所有前线及游击区。
自然，我们希望，贵会将继续支持此项工作。
目前，游击区正面临日军全面进攻，因此，种种原因说明，他们从海外朋友处得到支持，远较过去任何时期为重要。
我希望，你们计划在1月举办的美术义卖与展览能获得巨大成功，从而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更好的工作条件。
您最真诚的
宋庆龄
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主席
国际和平医院，抗战初期创建于晋察冀的一所医院，没有固定院址，主要为中共所领导的游击区军民服务。1938年，国际和平大同盟世界代表大会在伦敦通过援华决议，其后，宋庆龄即积极和中共方面联系，筹备建院。该院由英国援华会捐助建院费，第一任院长为白求恩，第二任院长为柯棣华。宋庆龄对该院一直给予巨大关注和支持。《新闻通讯》也经常报道该院消息，此外，延安保育院也受到宋庆龄的特别关注。
鉴于八路军、新四军的条件极为艰苦，因此，保卫中国同盟一直将援助的重点放在中共所领导的解放区。例如，“保盟”1940年的援助账单即记载：国际和平医院，46878.46元（港元，下同）；红十字会医疗救济会，9639.80元；八路军，27411.50元；新四军，14990.83元；中国工业合作社，30616.69元；战灾儿童，5789.47元；难民救济，5511.03元；鲁迅艺术学院，9800元；抗日军政大学，923.87元。在本函中，宋庆龄坦率地向普赖斯小姐通报此点并说明了理由。
拜领您最近寄来的捐款，呈上收据。
在委员会上部分地宣读了您的坦率的来信，很受欣赏。大多数您指出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可以奉告的是，我们正在重建我们的机构、成员，并且坚决在广阔的基础上推进我们的政策，以适应需要和形势。
詹姆斯·伯特伦先生现在是我们的发言人，他将回答大札中有关问题。不过，他和我都正可怕地忙于在本月举行音乐舞蹈演出会。我们经常好像处在奔跑中。如果不是因为财政运动，继之以《新闻通讯》，两星期之后，我肯定将专注于您的问题。
同时，请接受我热烈的新年祝福和对您献身于我们共同事业的感激。
您的真诚的
宋庆龄（签字）
本函发于九龙。詹姆斯·伯特伦（James Bertram）或译杰姆斯·贝特兰，英国人，1932年考入牛津大学。1937年来华，曾秘密去延安访问毛泽东。1938～1939年任《先驱报》、《卫报》驻华特派员。1941年任英国驻重庆大使馆新闻参赞。他曾在“保盟”的《新闻通讯》上发表《关于国际和平医院的报告》、《同日本摊牌》、《纪念白求恩》等文。
为救济战争难童，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曾于1940年10月18日在香港半岛旅馆举行过音乐舞蹈演出会，著名舞蹈家戴爱莲和上海市立乐团歌手斯义桂等参加演出，获得成功。1941年1月22日，同盟又与援助昆明医院委员会共同发起，在香港皇家剧院举行演出会，所得收入用以援助国际和平医院及遭到严重轰炸的昆明医院。戴爱莲、斯义桂再次参加了演出。
1月28日大札给我们带来了好消息，贵会在纽约成功地为中国获得了大量救济物资。如果您能指令将他们运到香港，我们将非常感激。
由于日本人占领了惠州附近的道路，从香港经过广东北部到达内地的通道现在不能开放。我们希望这只是暂时的，通道将能迅速开放。目前，我们在仰光没有代理人，这条路线又远，而且经过滇缅路运送救济物资还需要特别的安排。在这两条路线中，香港—广东要快得多。
我注意到，您剩下了一些圣诞卡。如果可以储存起来，请留待下一年使用。
由于中国人民力量的强大和公众舆论以及人民武装的形成，中国的内战暂时得到阻遏。我感到，我们的外国朋友，此地的和海外的，已经为促进统一战线所做的或将要做的努力，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我们都感激在纽约的朋友迄今为止所做的一切。
您提出的与菲希顿先生谈话有关的四个问题我已转交陈翰笙博士，请他回答。我想，在下一封信里，他会回答您。
最近，我们增加了同盟工作机构的人员，并且建立了更多的工作部门。沙尔文·克拉克夫人负责与欧洲国家的通讯，陈翰笙博士将处理和美国朋友的通讯。
致以热烈的祝福！
您的真诚的
宋庆龄
孙逸仙夫人，主席
1941年1月上旬，国民党当局制造皖南事变，抗日统一战线面临着破裂的危险。14日，宋庆龄与何香凝、柳亚子等联名致电国民党中央，谴责事变，要求国民党和蒋介石“撤消剿共布置，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种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在国内外爱国、民主力量的反对下，这次事变未发展为更大的风潮。2月15日，“保盟”的《新闻通讯》发表《统一战线继续存在》一文，报道事变真相，说明局势已经缓和，要求国内外一切民主力量继续努力，维护国内、国际反侵略统一战线。本函为向美国友人通报有关情况而作。
当时，在“保盟”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之下，建立了四个小组委员会：诺曼·H·法朗士领导的财政委员会、麦克斯·比克顿领导的运输委员会、邹韬奋领导的宣传出版委员会、玛丽恩·苔德领导的促进委员会。本函称“建立了更多的工作部门”，即指上述各机构。
圣诞卡，1939年、1940年，“保盟”都制作了具有中国艺术特色圣诞卡，委托美国援华会等友好组织出售，收入全部用于救济中国的战争难童和伤病员。函中所称圣诞卡，指1940年所制。
我想知道，您是否已经见到了埃德加·斯诺，他正在纽约。我乐意将他作为保卫中国同盟的创始人介绍给您。毫无疑问，您早已熟悉他在援助中国工业合作运动方面所做的各种工作。
作为中国人民的朋友，他可能易于同意在美国发表讲演。如果在援助中国委员会主持下他有某些讲演的机会，我们将很感激，他能向美国公众说明同盟的目标和活动。
兹答复您2月28日大札中询问的项目。D1与D2在香港买不到。我们的办公室有关于价格的资料，引录如下：
绷带用品，40码（yd.）长，36″宽，每卷港币5.3元
橡皮膏，7″×1yd. ，每罗港币72元
安全别针，每罗港币35分
脱脂棉，每箱224磅，港币224元，或每磅港币0.75元
纱布，40yd. ×28″，港币4.5元
棉布，作绷带、包装等用，40yd. ×36″，港币8.6元
棉布，作小袋用，40yd. ×36″，港币6元
一般地说，如果您收到了此类捐赠，望运至香港，我们再转运内地。当您指定捐款用于制造此类物品时，我们将安排在此购买此类物品并转运内地。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下属的任何单位都能制作绷带、脱脂棉花及纱布。
凯思琳·霍尔小姐是一位负责公众健康的护士，她在山西南部的红十字会里做了一年多医疗工作，成绩突出。最近回故乡新西兰，途经香港。您可以想起，她是和白求恩博士一起在五台山工作的朋友中的一个。
根据她的报告，现在在山西和河南有14个孤儿院，4491个儿童，五分之二是女孩。她们急迫需要的是医药、衣服、食物、教育用品与房屋。
目前，生活费到处都在飞涨，但是，儿童的食品补助却因为缺乏经费而无法增加。现在，负担一个儿童的食品和其他开销至少需要中国货币1元。汇率是18元中国货币兑换1美元。
由于需要抚养的儿童不断增加，几个孤儿院虽早已找到经费，但都不够。根据霍尔小姐提供的情况，我可以愉快地说，这些孤儿院在条件允许时能很好地工作。
食品、教育用品之外，医药是紧迫的需要。眼病、一般的儿童疮、抓伤、跌倒，还有夏季疾病的药物供应不足。来自半饥饿或饥饿地区的儿童需要鱼肝油和维他命B产品。
我知道，在边区的孤儿院得到当地政府的财政支持，但是，这种支持太不足了，仅能维持每日最贫乏的食品，包括小米、面条、馒头和黄豆。另一方面，护士和教师的数量似乎差不多。每8至10个儿童有一名护士。我知道，这些教师和护士在延安的师范学校和医药学校受过训练，他们中的有些人毕业于抗日大学。
那些孤儿院进行简单的初等教育，包括读、写、算术、唱歌、体育和政治教育。圣诞节在信徒的家里庆祝。中国新年（今年1月27日）一般受到重视。儿童节（4月4日）和双十节（中华民国国庆）放假。教育设备如积木、粘土、可塑材料等供应不足。通常的玩具不需要。
由于霍尔小姐的报告，我对于那些孤儿院进行一般的卫生训练获得印象。孩子们被教以一般的健康和环境卫生习惯。什么时候才能得到牛痘和血清的供应，使当地政府的防疫站能给孩子们种牛痘和免疫？
希望您已经收到了我2月18日的信。与英文版一起，同盟正在这里出版中文版半月刊《新闻通讯》。
致以友好的问候！
您的真诚的
宋庆龄
孙逸仙夫人，主席
1941年1月，斯诺在香港从宋庆龄与廖承志处得悉皖南事变情况，曾向美国发出急电，公布事变真相，导致美国政府中止一笔新贷款的谈判，国民党政府因此取消了斯诺的采访权，迫使斯诺返回美国。本函中，宋庆龄希望普赖斯小姐为斯诺提供机会，向美国公众介绍“保盟”。
凯思琳·霍尔（Kathleen Hall），教会护士，1939年12月以中国红十字会外籍人士后备队员的身份赴山西工作，1941年初因病回国医治，途经香港时，向“保盟”提交了一份长篇报告。该报告详细叙述了中国西北部人民饥饿和缺医缺药的状况，也介绍了在八路军总部、国际和平医院以及各地孤儿院所见。出于对孤儿们的关怀和爱护，宋庆龄在本函中特别为他们提出了救援要求。
李约瑟博士给我带来了您的短简，从而得知您在纽约活动的部分情况，很高兴。上周我在贵国大使馆时，一位朋友提起，他听说，您试图控制在纽约的“工合”美国推进委员会。我笑了，评论说：“这必然是联合对华救济会那里来的。”他点头，我们两人都大笑起来。后来，我向他叙述了“保盟”和这个联锁组织打交道的经历以及现在的僵局。当我写到这里的时候，我想知道，贵处是否已经有人试图会见蒋夫人，听她如何谈论路易。我想，罗斯福夫人能在这方面给予很多帮助。
卢广绵上周给我打了电话。他大为改变，甚至提出将杭立武（陈立夫的人）增补进委员会。
您读了特迪·怀特关于河南饥荒的报告（《时代》，5月）吗？它提供了真相和该地区可怕的情景。大批灾民正在涌入宝鸡，“工合”可以救济他们。不幸的是，路易的努力被挡住了。他被劝说呆着，完全不要动。说实在的，没有什么事比这更使人丧气的了。
这封信必须立即发出。请代我问候佩（Pey）、高洛克（Galack）小姐、巴布科克（Babcock）夫人。致以最好的祝愿并望不要泄气（我也正在试着这样做）。
宋庆龄（签字）
本函发于重庆，为宋庆龄亲笔，左上角并有Strictly personal（绝对个人的）等字。
收信人普律德（Ida Pruitt）出生于山东烟台，在中国度过幼年时期，后回美国读书，毕业后再来中国，任职于北京协和医院。抗日战争爆发后到上海，与路易·艾黎、斯诺等共同发起“工合”运动。1938年到香港，任“工合”国际委员会秘书。后被宋庆龄派回美国，组织“工合”美国推进委员会，邀请罗斯福夫人任名誉主席，普律德自任秘书，为支持中国抗战做了大量工作。晚年执教于美国宾州大学。著有 A Daughter of Han：The 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Working Woman（《汉族的女儿：一个中国劳动妇女的传记》）等书。
联合对华救济会（United China Relief），或译“救济中国难民联合委员会”，由美国对华医药救助委员会、劳工对华救济委员会、中国妇女救国会、对华紧急救济委员会等团体组成。以罗斯福之子西尔多·罗斯福为主席。该会也为支持中国抗战做了大量工作。但该会与美国各地绅、商、资本家及保守派工会领袖关系密切，当时中共领导的武汉《新华日报》曾发表文章称：“这一团体有很多弱点，他们在组织上排挤进步分子合作与参加，又该会并不注意群众的组织与团结，仅作运动的发动与号召。” 从宋庆龄此函看，联合对华救济会与“工合”国际委员会及推进委员会之间存在着矛盾。宋庆龄领导的“工合”运动主要援助中共及八路军与新四军，这可能是联合援华会对“工合”和普律德不满的主要原因。
路易，指路易·艾黎，新西兰作家、诗人。1927年来华。抗战期间，积极支持宋庆龄成立保卫中国同盟，倡导工业合作运动。卢广绵（函中作Lu Kwang-mian），原在华北从事棉业合作工作，抗战爆发后到上海参加全国农业调整委员会，旋又参加胡愈之等人发起的星一聚餐会，与路易·艾黎及斯诺夫妇相识。不久，投入“工合”运动。杭立武（函中作Han Lih-wu），安徽滁县人。毕业于金陵大学，先后留学美、英两国。时任三青团中央干事会候补干事。后曾任教育部常务次长。
“工合”运动受到国民党政府，特别是CC系的嫉恨。不少“工合”工作人员被捕，甚至被害。1942年末，国民党政府宣布解除路易·艾黎的“工合”技术顾问职务，企图迫使他离开中国，其理由是：艾黎在洛阳与共产党员共同搞阴谋，利用蒋夫人的钱使八路军有所依靠，为新四军制造草鞋 。本函询问普律德，美方是否已有人会见宋美龄，听她如何谈论路易，当即为此。本函又称：卢广绵“大为改变，甚至提出将杭立武（陈立夫的人）增补进委员会”，可以曲折地反映出CC系对“工合”运动所施加的压力。
特迪·怀特（Teddy White），西奥多·怀特（Theodore White）的昵称，中文名字为白修德，1938年毕业于哈佛大学，1939年至1945年任美国《时代》杂志驻重庆记者。1943年，河南发生大灾荒。《大公报》因报道了有关情况，被国民党政府勒令停刊三天，怀特随即决定偕同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前往采访。同年5月，怀特在《时代》杂志5月号发表文章，报道了当地因为严重饥饿而出现人吃人现象的可怕情景，并且严厉批评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救援工作效率的低下 。当时，“工合”西北办事处设在宝鸡，本函反映出路易·艾黎曾准备动员“工合”予以救济，但受到国民党当局的阻挠。
信中，宋庆龄劝普律德不要灰心，自己也将同样做。在当时的条件下，宋庆龄尽可能地为救济河南灾民做了许多事。当年5月15日，在重庆发起赈灾足球义赛。其后，又通过美国援华会的帮助，自联合对华救济会取得5万美元捐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