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辑 西来风雨——美国所藏秘档解读 陈立夫与西安事变

——读陈立夫口述历史之二

回忆国共谈判,自然会谈起西安事变。陈立夫对夏莲荫女士说:

“张学良为自卑情结所苦。虽然蒋先生原谅他丢掉了东北,人们仍然称他为‘不抵抗将军’。他需要显示,他是抗日的,而蒋是不抗日的。他需要换换‘帽子’,将自己头上的‘不抵抗的帽子’戴到蒋先生的头上。他感到在东北丢了面子,要在西北挣回来。

“当然,也有共产党人的鼓动和张学良渴望回东北的因素在内。有些人利用‘统一战线’的口号鼓动他。其次,杨虎城和他自己的部下在背后推动他。

“西北的联合很糟糕。邵力子、张学良、杨虎城不是稳定的成分。没有任何力量能代表南京发挥平衡作用。”

“是否有点怀疑邵力子对蒋先生的忠诚?”夏莲荫女士问。

“张学良逮捕了所有中统的代理人,并且没收了他们的材料。其中有人报告邵力子,邵力子对此很不高兴。实际上,这些报告从未被送到南京。后来,我对邵力子说,我从未收到过这些报告。”陈立夫的话匣子一经打开,就滔滔不绝地讲起来。

“我意识到西安的情况不正常。我认为蒋先生太宽大了。蒋先生应该做些什么?怎能没收中统的资料?张学良的行动羞辱了中央。蒋先生应该下令张学良释放中统被捕人员。当然,领导人不能偏心。他必须研究事实。可能中统人员有错误。这是关键时期。也许蒋先生下令会使事情更麻烦。

“蒋先生通过这样那样的报告,认识到西安的形势是危险的。这就是他为什么去西安的原因。不过,他只带了很少一点警卫力量。这是清楚的,张学良和杨虎城摇摆不定,共产党和他们已经共谋了很久。

“总之,我们担心共产党和张学良之间的关系。我们坦率地要求周恩来去西安见张学良,以便使他了解我们正在准备抵抗日本。我们的谈判已经进入关键阶段。这一事实说明我们正在准备抵抗。如果我们的谈判已经有了最后结果,张学良会问:为什么还打共产党?那将不是我们所希望的。因为,我们希望张学良知道,我们的谈判已经接近但还没成功,军事行动不能放松。”

在11月10日的上海沧州饭店会谈中,陈立夫提出,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红军只能保存3000人,师长以上的领袖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量才录用。潘汉年当即指出,这是站在“剿共”立场上的收编条件,不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在此后的两次谈判中,陈立夫允许红军保留3万人,但收编的立场没有变。12月8日,中共中央指示潘汉年,蒋介石似尚无抗日救亡的决心,谈判显然没有速成的希望。因此,陈立夫所说,“谈判已经接近但还没有成功”,显系误记。

“为什么不能宣布,和共产党人已经接近达成协议?”夏莲荫女士问。

“一、这将显示,有一个反对外国(侵略)的联合;二、日本方面会想,这个联合背后有苏联,因此,可能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反对我们,换句话说,日本可能迅速地攻击并消灭我们。这种情况对中国、苏联都不利。”陈立夫回答。

“约在11月底或12月初,周恩来、张冲去西安向蒋先生报告谈判的进展。共产党已经原则上接受了我们的四项条件,潘汉年留在南京制订细节,草拟协议。”陈立夫继续说。

前已指出,周恩来1936年并未到南京等地和国民党谈判,因此,所谓“周恩来、张冲去西安向蒋先生报告谈判的进展”云云,也就不可能了。

“蒋先生要求我去西安报告谈判情况。我计划12月1日起飞,但是,突然发烧了。所以,蒋先生出事儿的时候,我不在西安。”

“12月12日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派遣部队讨伐西安。关于这次会议,您想起了什么?”夏莲荫女士问。

“这时,事变的报告还不详细。不过,我们都猜到发生了什么。张学良和其他反叛者在通电中表达了他们的观点,联名者包括陈诚这样的南京领导人。但是,我们估计,张学良、杨虎城是重要分子。我们一致决定,坚持原则,派遣部队讨伐西安。”

“决定是一致的意见吗?”

“有过讨论。我不记得有谁发表过反对派遣部队的意见,没有人真正反对。当然,有人劝告要谨慎。但是,在紧急会议上,这种意见并不多。我们感到最大的问题是冯玉祥,他是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态度不明朗。作为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蒋先生掌握着全部军权,副主席有名无实,类似于副总统。通常,冯玉祥没有任何权力。照理说,蒋先生被关在西安,应该指定冯玉祥接任。但是,怕他利用这一位置制造麻烦。重要的问题是委任少数人负责。我们组织了一个委员会。何应钦被委任全权负责,计划军事行动。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合适的选择。蒋先生还活着,怎能将全部权力移交给副主席!我们希望避免可能出现的情况,久拖不决。”

“谁是派遣讨伐部队的主要倡议者?”

“几位元老。戴季陶特别坚决。他引证历史——就像贵国人谈历史一样,说明为了拯救领导人,中央政府措施必须坚决。他说,历史事实是,当领导人被绑架时,政府软弱,领导人肯定被害;政府强硬,领导人将安全无恙。”

“何应钦态度如何?”

“在几位元老发表意见后,何应钦拥护这一决定。我自己是100%地拥护派遣讨伐部队。我相信这是必须的,只谈判不够。”

南京方面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后,于12月12日夜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中央政治委员会紧急会议,居正、张继、戴季陶、冯玉祥、陈果夫、陈立夫、于右任、孙科、何应钦等21人出席,张群、曾养甫等列席。会议指责张学良“背党叛国”,决定褫夺其本兼各职;关于指挥调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军政部部长何应钦负责;但是,会议并没有立即决定派遣“讨伐”部队。推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迅速指挥国军,扫荡叛逆”的决定是16日上午政治委员会第30次会议的决定。这里,陈立夫和夏莲荫女士都记得不准确。

在各次会议上,确如陈立夫所说,戴季陶“特别坚决”。事后,戴曾将自己的发言要点告诉康泽说:“明朝英宗为也先擒去,因后方镇定有办法,明英宗才能回来。要张、杨生命掌握在我们手上,蒋先生生命才能保全。现蒋先生为张、杨所劫持,那是很危险的。现在希望全党全军要镇静,不要动摇,迅速派兵包围西安,将张、杨生命掌握在我们手中。”孔祥熙也记述说,戴季陶等人的意见是:“(张、杨)劫持统帅,以蒋公之生死为政治上之要挟。中央既不能曲从其狂悖,陷国家于沦胥;尤不能过于瞻顾蒋公之安全,置国家纲纪于不顾。昔项羽囚太公,汉高不屈,而太公卒还;清廷囚郑父,成功不屈,而郑父竟死。此中关键,固须审察;然千秋万世,终必赞果断而贬屈服。故中央政策宜持以坚定。况蒋公安全,尚不可知。示张、杨以力,蒋公倘在,或尚可安全;示张、杨以弱,蒋公虽在,或竟不能安返。”二人所述,和陈立夫所述,基本一致。

宋美龄在回忆录中说:“中央诸要人,于真相未全明了之前,遽于数小时内决定张学良之处罚,余殊觉其措置太骤;而军事方面复于此时,以立即动员军队讨伐西安,毫无考量余地,认为其不容诿卸之责任,余更不能不臆断其为非健全之行动。”因此,夏莲荫女士问:

“蒋夫人宣称,她反对派遣讨伐部队,您如何评论?”

“我知道蒋夫人反对。她应该谨慎行事。公平地讲,她毕竟是个女人。她是好人。除了国家利益之外,她关心许多事情;她的丈夫处在危险中。我不相信任何人能完全没有个人考虑。蒋夫人没有参加会议,但是每个人都同情她。谁不知道政府的强硬危及蒋先生的安全,但是,有谁希望拿蒋先生的生命孤注一掷呢,没有。

“如果我是蒋夫人,我将从自己的书中删除这一部分。不能忽视军事行动。我仍然怀疑,单凭蒋夫人去西安能拯救蒋先生。蒋夫人做了一件值得赞美的事—— 一个妇女不怕危险去救丈夫,这是值得赞美的事。但是,她不能取得全部荣誉,并怀疑别人。这就好像某个人在战后靠自称代表千万在战争中被害的人得了奖章。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是很大的遗憾。如果蒋夫人问我,我将坦率地告诉她,她错了,不应该以此伤害许多人。”

“有些人认为,某些南京领导人主张派遣讨伐部队是为了伤害蒋先生,您对此有何看法?”

“人们后来想,有人为了个人目的企图伤害蒋先生,但是,紧急会议上没有人有坏念头。这种意见是错误的。这是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没有人认为为了保护国家就应该让蒋先生出事,也没有人想牺牲蒋先生以赢得一个位置。

“值得讨论的是冯玉祥。蒋先生出事,冯玉祥继承他的军事员会主席的位置。他也许不会利用这一机会来提高自己的地位。但是,从长远的观点看,我相信个人目的指引着他。这种自私的家伙肯定隐藏在冯玉祥一类人里面,但是,在这个时刻,他们不可能很好地得到表现。如果他们这样做,他们将处于攻击之下。”

冯玉祥1927年支持蒋介石反共,1929、1933年期间反蒋,1935年12月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但是,国民党对他仍怀着很深的猜忌。紧急会议上,之所以任命何应钦负责指挥军队,而不是他,其原因就在这里。陈立夫的话坦率地道出了对冯的这种猜忌。

“冯玉祥之外,是否有人怀着自私的目的?”

“龙云、刘湘一类人,谁知道他们会做什么!电报来来往往。他们后来致电南京,是得知了南京的决定,可能受了南京意见一致的影响。关于龙云,我必须多说几句。在关键时刻,他常常不和中央站在一起。

“当然,孔祥熙没有问题。宋子文刚刚从南方回来,他没有参加紧急会议。会上,没有人属于桂系。桂系中没有人利用这一机会来提高自己的位置。黄绍竑去看阎锡山,并举行讨论。没有人认为这种讨论是不必要的。由于形势严重,他们一起讨论是自然的。那些有武装的力量,阎锡山、黄绍竑、桂系,必须研究,如果蒋先生在西安丢了性命该怎么办。他们必须决定,妥协还是战斗。因此,他们之间的讨论可以看作好事。”

“黄绍竑是这个时候离开广西的吗?”

“是的。不过他、李宗仁、白崇禧经常站在一起。黄到蒋先生这里来,另两个人留在广西。他们希望给人分裂的印象。这样,如果一个人失败了,其他人将仍是安全的。这是很聪明的主意。黄绍竑和白崇禧都很聪明,李宗仁赶不上他们。

“我想,编写西安事变的历史将特别困难。如果何应钦不提出派遣讨伐部队,他可能被指责为和张学良共谋。如果何应钦更聪明,他在表达自己的观点时应该有所保留。他可以说,中央告诉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这样,他将不负责任。他处在一个特别困难的地位上。我充分同情何。就我所知,他不会利用形势。我为他说了这么多。我不认为他有任何自私的目的。”

西安事变中,中共方面曾认为何应钦是亲日派,“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救蒋”,甚至说何“实欲置蒋于死地”。陈立夫的这段话,说明国民党内也有类似的看法。

“关于这一切,您对何应钦谈过吗?”

“没有机会。后来,他上前线去了。西安事变以后这些年,我们没有谈过这一切。

“蒋先生自己完全同意派遣讨伐部队。他的日记说,当他从端纳口中得知南京的计划时,感到宽慰。南京做得对;否则一切都要完蛋。如果他的日记完全真实,他应该感谢南京的正确决定。实际上,何应钦的行动应该受到嘉奖。”

“您是否和戴季陶谈过这一切?”

“是的。很少的几次。我和他谈的就是现在和您谈的。我相信南京决定坚决采取军事行动主要是为了拯救蒋先生。我现在可以说,某些事是绝对真实的。自西安事变以后,戴季陶控制自己,不再大胆说话。罗家伦已经提到这一点(罗的纪念戴季陶逝世周年祭的文章,见《中央日报》,1959,题为《戴季陶、何应钦与西安事变》)。戴先生说,他仅仅是为了拯救蒋先生,但是,某些人不理解他。他很不高兴。他不仅不愿意大胆地讲话,而且,除非蒋先生征求他的意见,他也不愿意向蒋先生建议任何事情。在各种会上,他很消极。他推动我大胆地提出许多重要的问题,例如,降低金价60%的问题。我说:‘您自己为什么不讲?’他说:‘不想讲。我讲得太多了,经常被误解。’他被伤害了。毕竟谁不读蒋夫人的书!这本书伤害了许多人。我告诉您的关于戴先生的事基于事实。当然,他的消极对我们是损失。”

谈完派遣“讨伐部队”的有关问题后。陈立夫又接着谈起潘汉年和共产国际来:

“正如我所说,如果不发烧,我会去西安。我不在西安,有好处。参加12月12日会议之后,回到家里,当晚无论如何不能入眠,我不断问自己:我能做什么?

“第二天早晨,我请潘汉年到我家来,要求他致电共产国际,分析西安形势。作为共产国际代表,他应该电陈意见,帮助决定政策。我建议他指出,如果蒋先生出了什么事,其结果将是灾难性的。中国将失去抗日的领导人。日本由于企图征服我们,必然发动侵华战争,其后,目标将转向苏联。其结果不仅关系中国的存亡,也将关系苏联。我还建议他报告,人们一致反对张学良,支持蒋先生。他同意并且起草了电报,我们将它译成密码发出了。此前,为了和共产国际通讯,他将密码转交给了我们。

“为了免得周恩来在西安火上加油,次日,我要求潘汉年再次致电共产国际,报告全国一致反对张学良,同时希望共产国际指令周恩来,设法保证释放蒋先生,至少,指令他不要‘加油’。

“第二天,接到了来自共产国际的一份电报,中称:收到了潘的两份电报,他对形势的分析是正确的。共产国际赞同他的观点,并已按建议致电周恩来。

“我有这三份电报的副本。不幸,1938年和其他重要文件一起丢失了。”陈立夫补充说。

“共产国际给了中国共产党一项指令,大意是:蒋先生的安全意味着苏联的安全。”陈立夫接着说。

在西安事变后,潘汉年确曾和陈立夫有过联系。12月19日,毛泽东致电潘汉年,指示他“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条件” 。21日,又指示潘向陈立夫提出五项合作抗日要求。谌小岑也回忆,曾养甫告诉他,潘汉年已经到了一次南京,他和陈立夫同潘汉年在中央饭店谈了一次,交换了解决西安事变的意见。谌小岑又回忆说,潘是以第三国际和中共中央的代表身份来同陈立夫、曾养甫谈话的,谈话内容是双方同意西安事变可以在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条件下和平解决,让蒋介石回到南京。但是,陈立夫所说,他要潘汉年致电共产国际以及共产国际回电等情节,目前还没有其他文献可以证明,尚须进一步研究。

“后来,我们发现,在蒋先生被绑架之后,共产党报纸表示了极大的满意,希望张学良杀死他。以后,政策突然转变。

“若干年之后,蒋梦麟问我西安事变以及我和共产党谈判的情况,我告诉了潘汉年电报的事情。他告诉我,西安事变之后,他去看一个重要的苏联人,可能是驻北平总领事。这个俄国人告诉他,蒋先生将会被释放。蒋梦麟对我说,他经常奇怪,这个俄国人为什么能说得如此肯定。他说,他现在终于明白了。”

西安事变之初,中共确曾有过惩罚蒋介石的打算。12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由毛泽东报告。会议提出,“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认为“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 会后,致电共产国际,报告上述意见。同日,毛泽东、周恩来致张学良电称:“元凶被逮,薄海同快。”建议张“向全体官兵宣布蒋氏卖国残民罪状”。 1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等15名红军将领致南京国民党、国民政府电称:“公等而果欲自别于蒋氏,复欲自别于亲日派,谓宜立下决心,接收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 但是,17日以后政策就迅速发生变化。17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及中共中央,提出“为缓和蒋系进兵,使我集中分化南京内部,推广全国运动,在策略上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 18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中央,提出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等五项要求,电报表示,如能实现,“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 19日,中共中央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张闻天提出,当前的主要问题是抗日,并不是对蒋个人的问题,将蒋介石交给人民审判的口号是不妥的。会议产生了两个文件,即《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和《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明确提出和平解决的方针。中共中央随即指示周恩来和潘汉年,在和南京谈判时声明,在有关条件得到相当保证时,“恢复蒋介石之自由”。

12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曾致电中共中央,内称:“张学良的发动,无论其意图如何,客观上只会有害于中国人民的各种力量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只会助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电报要求中共中央“坚决主张和平解决这一冲突”。但是,由于电码错误,无法译出,中共中央不得不去电要求重发。20日,共产国际才发来了正确无误的电报。因此,将中共中央对蒋态度的转变说成是共产国际来电的结果是不确切的。

中共中央对蒋态度的转变有着多方面因素。12月14日,苏联《真理报》发表社论,认为“南京政府方团结国内一切力量向抗日之途径进行,乃反动派顽强阻遏此种运动,张学良所部叛变之原因,应予此中觅其解释”。社论并说:“张学良固曾有抵抗日本之一切机会,乃彼抱不抵抗主义,不战而将东北各省让与日人。现又以反日运动为投机,高抬反日旗帜,事实上促进国家之分裂,沦中国为外国侵略者之牺牲品。”17日,再次发表国际述评,指责张学良,肯定南京政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张闻天都提到这两篇文章。他们虽然不赞成苏联对西安事变背景的分析和对张学良的指责,但在最终确定和平解决的方针时,显然考虑了苏联的态度。

“根据一份情报,苏联命令中国共产党为释放蒋先生而工作的原因之一是一条新闻:事变之后,希特勒从德国南部的巴伐利亚派出一架飞机去接汪精卫。他担心中国的形势,忧虑在张学良和共产党人之间可能形成公开的联盟。他希望汪精卫能利用头班轮船回国。斯大林害怕这将使汪精卫重掌权力,中国将接近德国,那将对苏联不利。”陈立夫说。

“情报来自何处?”夏莲荫毕竟是有经验的访问者,接着问。

“我们有情报来源。这条新闻被塔斯社由柏林发往莫斯科。西安事变三个月之后,由一个在共产党内有很高位置的人泄露给我们。我不记得他是谁了。按照他所说,莫斯科指令中共为释放蒋先生而工作之前,在蒋先生的命运问题上,中共分为两派。

“我相信希特勒和汪精卫会见的情报是可靠的。这是事实,在和希特勒会见后,汪精卫立即从一个意大利港口乘船回国。”

陈立夫认为苏联建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由于塔斯社的一条新闻,未免简单了些。但是,从苏联当时的国内外政策去说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态度,无疑是正确的思路。

陈立夫在对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的原因作了多种分析以后,接着叙述蒋介石回到南京以后的情况。

“我和其他高级官员到机场欢迎蒋先生,并且跟随他到他的住所。蒋先生背伤未愈,躺在床上。他要我进去看他。我最关心的是周恩来在西安事变中的态度,第一件事便是问:‘周恩来态度如何?’蒋先生说:‘不坏!不坏!’我感到很大的宽慰。

“然后,我建议,中央军各部继续全线西进,夺取延安,一举消灭共产党。——您瞧,我将最高机密都告诉了您。”陈立夫对夏莲荫女士说。

“我对蒋先生说,共产党是虚弱的,不真诚的。您必须走在前面,命令何应钦全线西进,向延安进军,碾碎共产党人。按照我对形势的估计,我们应该立即进攻延安,并且夺取过来。鲍格莫洛夫(当时苏联驻华大使——笔者)已经建议说,如果中共不听我们的意见,就消灭它!我坚信,如果我们进攻中共,苏联将不会反对。当然,苏联政策后来改变了,但是,那时候,我们有消灭共产党的绝好机会。中央军已经进入潼关,那在事变以前是决不可能的。”

人类历史上的许多事件都不见于文献记载,特别是那些二三人相谋于密室的事,因此,当事人的回忆就有着特殊的不可取代的重要性。陈立夫的上述回忆,就属于这类情况。

“但是,我的建议没有被接受。蒋先生不说‘是’,也不说‘不’。当然,蒋先生健康不佳。他太慈善了。他相当熟悉中国文化。由于周恩来在西安事变中的态度,可能使他感到,共产党真心实意地要抗日,否则,为什么不利用事变的机会伤害他?他想:‘别人对我好,我不能伤害他们。’”

历史的发展不决定于个别人的良心或愿望。蒋介石之所以不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方针,决定于当时国内外的形势,把蒋介石没有接受进攻延安的建议说成是被周恩来所感动,仍然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