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辑 西来风雨——美国所藏秘档解读 冯玉祥与胡汉民

——胡汉民晚年往来函电考释之三

在30年代的反蒋活动中,冯玉祥与胡汉民一南一北,互相支持,关系密切。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冯玉祥即派代表到上海访问胡汉民,征询对国事的意见。1931年10月27日,胡汉民答书云:

此次辽吉事起,国势益危,知非举国一致,无以御外侮……

国事至此,凡负责任之同志,均应有澈底之觉悟。过去种种错误,持改正之决心,精诚相结,共赴国难。

生活是最好的教师。严重的民族危机加上个人被软禁的遭遇,使胡汉民从南京政府的拥护者转为它的批判者和反对者。“过去种种错误”云云,宣示了胡汉民的这种变化。胡汉民是同盟会元老,在国民党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因此,冯玉祥赞赏胡汉民的这种变化,希望他出面领导,挽救民族危机。12月7日,冯玉祥致电胡汉民云:

尚望先生以过去之奋斗精神,领导而策励之,共济时艰,以挽危局。

当时,胡汉民等人正通过政治斗争要求蒋介石下野,12月11日,胡汉民复电冯玉祥云:

夫蒋氏必欲恋栈苟存,不惜委曲媚外。和平统一,改组政府,乃以蒋下野为先决条件。

在各方面的强烈呼吁下,蒋介石于1931年12月15日宣布下野,但不久即重新上台。自此,冯胡二人即转而积极活动,准备军事倒蒋。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南京政府继续执行对日妥协、退让政策,冯玉祥极为悲愤,特别是当他得知中日秘密谈判已经达成协议的时候,讨蒋之志益坚。3月中旬,冯玉祥应韩复榘之请暂住徐州,同时指令部将张允荣致函胡汉民称:

焕公鉴于沪上密约已成,恍然于精卫之欺罔,悲愤焦急。……本拟来沪,重以鲁韩密请暂住徐州。盖蒋氏谋粤之急,已自胡宗南等入浙可睹。惟奸憝毒计,对粤亦将对北,韩遂当其冲,向方亦心愤于沪败与东北之亡,颇思及时举义,因请焕公于适当时间入鲁主持北方局面。至将来与事诸军,宋、梁等部已有约定,他者尚在协商。设西南能呼应于闽、赣、湘、鄂,因对日之失,动全国之听,蒋氏可倒也。

焕公,指冯玉祥;鲁韩、向方,均指韩复榘;宋,指宋哲元;梁,指梁冠英。在蒋介石下野后,冯玉祥曾对汪精卫寄以希望。1931年12月16日,他曾致电胡汉民与汪精卫,希望他们能领导群伦,团结御侮,共赴国难。但不料汪精卫却支持蒋介石重新上台,并出而担任行政院长,主张对日妥协,函中所称“恍然于精卫之欺罔”,指此。从本函可以看出,冯玉祥由于对南京政府绝望,正联络韩复榘、宋哲元等北方将领,准备发动讨蒋起义,他希望胡汉民能发动西南方面积极配合。

冯玉祥的北方发动计划正合胡汉民之意,5月5日,他复函称:

过去四五年,只见有个人,而不见有党,故就党言,从无所谓党之决议。南京中央党部议案如山,具文而已。凡所措施,无不出于个人私意。

政党本来是近代民主制的产物,但蒋介石却使它成为个人独裁的工具和摆设。胡汉民这里的批判,有相当的尖锐性和深刻性,但胡汉民又认为:环顾海内外,求其有历史、有主义、有力量,能救中国者,仍非国民党莫属。这一时期,胡汉民正在筹组“新国民党”,冯玉祥是他的发展对象之一,因此说了上述一段话。同函又称:

亦欲稍闻方略,俾得先事预图,南方同志精神团结,意志不移,遇有举措,必竭诚襄助也。

卒章显志,胡汉民表示支持冯玉祥的北方举义计划,同年,胡汉民再函冯玉祥云:

苟非在政治上谋急剧之发展,在军事上作有效之措置,势必使大河以北成为东北之续,而中国将无可救。

胡汉民已经预见到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东北之后,必将进而侵略华北,因此主张政治与军事双管齐下,谋求救亡之道。同函并表示:“自非联合一致,难收策进之效。”此函说明,双方在南北配合,协同动作上已经取得共识。当年10月9日,冯玉祥离开泰山,前往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行前,胡汉民派曹四勿到冯处,发展冯加入“新国民党”,并资助100万元。

果然,日本侵略军于1933年即占领山海关,加紧了侵略华北的步骤。1月5日,邹鲁奉胡汉民之命密电冯玉祥称:

榆关已失,华北危急,抗日救国,万难刻缓。请公力为提携并示方针,以便一致动作。

7日,冯玉祥复电表示:“凡为亲日辱国以阻挠抗日者皆为吾敌,应竭力攻击之。”又称:“兹事体大,非群策群力,不能有所收效。”此后,冯、胡二人即分头活动,企图建立联合抗日的军事组织。3月,蒋介石亲临石家庄,迫使张学良引咎出洋。蒋介石旋即任命何应钦代理张学良职务,企图乘机控制北方军事力量。为了与蒋介石对抗,胡汉民一面致电冯玉祥、韩复榘、石友三、孙殿英等,促进他们之间的联合;一面致函陈济棠、萧佛成、邹鲁、李宗仁、邓泽如、刘芦隐等,要求他们予冯玉祥等人以协助。函称:

此项组织仍以抗日救国为名,并须笼罩鹿(钟麟)、韩(复榘)、阎(锡山)、冯(玉祥)及东北各旧部。

同年5月,冯玉祥在察哈尔树起抗日同盟军大旗,胡汉民认为时机已到,准备派西南抗日军北上,推进到武汉一带,然后南北并举,声讨蒋介石,合力推翻南京政府。29日胡汉民得知黄郛、何应钦即将代表南京政府与日妥协,在《致衮尧函》中云:

宁府之对日屈辱已成事实。此间同志早经决定,联合华北将领一致反对。焕章同志刻已于26日就任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职,统率长城外各路义军及西北军旧部,西南抗日军亦积极北进,同时则大举剿共,使西南兵力推入长江。

31日,《塘沽协定》签字。该协定实际上承认日本占领东三省和热河,并将察北、冀东大片国土拱手让敌,胡汉民与萧佛成、邓泽如、邹鲁联名致电冯玉祥称:

蒋日妥协已见事实……请公立振义师,先就北平擒拿经手订立妥协之何零零、黄零零,即行讨蒋以抗日。此间当即一致动作。刻拨充零零元。

当时,胡汉民确曾紧张、兴奋过一阵子,力图动员各方力量,支持冯玉祥,奋起抗日反蒋。6月17日,胡汉民致函“新国民党”美国总支部称:

自冯焕章同志秉承本党同志公意,崛起张垣,就任抗日同盟军总司令,南京当局对之横施压迫,尤无所不用其极。党国危难,至于如此,非我党同志团结奋起,攘除奸凶,实无以救亡。

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成立后,南京政府即调集大军围攻,同时以金钱收买,胡函所称“横施压迫”,“无所不用其极”,确是事实。7月29日,胡汉民《致冯生函》又云:

自塘沽协定屈辱签字,断送国土至达46万方里,且以滦东一带为中立区,收编逆军,使之盘踞其间,近并勾结敌逆,期消灭抗日之冯、方诸将领。

冯,指冯玉祥;方,指方振武。为了消灭抗日同盟军,南京政府甚至不惜勾结日本侵略军和伪军张海鹏部等联合进攻,本函反映出胡汉民对此的强烈愤慨之情。

由于外有大军进逼,内有财政困难,冯玉祥于8月17日回泰山隐居。24日,胡汉民致电慰问,认为“时局更新,似尚有待”,但是,胡汉民并没有消沉。他一面支持冯部方振武、吉鸿昌两军继续讨蒋抗日,一面继续联络南方各省实力派,同时,整顿“新国民党”,改变其组织系统。11月11日,胡汉民致电冯祥云:

此间主旨仍在团结粤、桂、闽诸省,相时而动。党务方面最近微有改革,一切机关式之组织概行废弃,以党的工作为党的组织之中心,经费之支配随之。

胡汉民希望“粤、桂、闽”诸省团结,但是,并未能如愿。同月16日,福建方面率先发动,其后,在对待福建人民政府态度上,冯、胡二人出现分歧。

据胡汉民分析,当时有四派:1. 急于防闽者,如陈济棠;2. 急于图蒋者,如李宗仁、白崇禧;3. 欲两利而并存之者,如冯玉祥、李烈钧;4. 两责而并去之者,如在上海的部分国民党中央委员。胡汉民认为冯玉祥、李烈钧的态度“最不足道”。他赞成第四派,即既反对南京政府,也反对福建人民政府。11月27日,胡汉民致电冯玉祥,告以“对宁、对闽,今后将同在我人反对之列”。大概冯玉祥在某封电报中表达了对福建人民政府较多的同情,使胡汉良颇为不快。12月10日,他致函陈融说:

今晨已电省,请译复马二先生矣。马二此电,措词乃与他电口气两样,意者闽所派人已到彼处,马本第三党,此电殆专为该党人发也。

12月15日,胡汉民再函陈融云:

最好笑者马二先生迭电催人发动倒△(蒋),而己则以转圜跛等为己任,只好婉词答之耳。

从本函看,冯玉祥曾多次电催胡汉民发动,自己则以“转圜”陈铭枢等人自任,但胡当时并没有发动的力量,因此,只能“婉词答之”了。此后,双方联系渐疏。

1934年11月,冯玉祥派高观民到香港访问胡汉民,23日,胡汉民致函冯玉祥,告以南方正在“严切准备”,又告以与高所谈两点:

其一,以为我人此时在革命工作之进行上与其为局部之指挥者,不如为全部之指导者;

其二,外交之事,以保障国家民族之福利为前提,总理遗嘱“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实为外交上至当不易之原则。

由于在各地的反蒋军事行动都先后失败,因此,胡汉民已经改变策略,正在和蒋介石进行政治和党务方面的斗争,所谓“与其为局部之指挥者,不如为全部之指导者”云云,正是这一策略转变的含蓄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