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汉民晚年往来函电考释之三
在30年代的反蒋活动中，冯玉祥与胡汉民一南一北，互相支持，关系密切。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冯玉祥即派代表到上海访问胡汉民，征询对国事的意见。1931年10月27日，胡汉民答书云：
此次辽吉事起，国势益危，知非举国一致，无以御外侮……
国事至此，凡负责任之同志，均应有澈底之觉悟。过去种种错误，持改正之决心，精诚相结，共赴国难。
生活是最好的教师。严重的民族危机加上个人被软禁的遭遇，使胡汉民从南京政府的拥护者转为它的批判者和反对者。“过去种种错误”云云，宣示了胡汉民的这种变化。胡汉民是同盟会元老，在国民党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因此，冯玉祥赞赏胡汉民的这种变化，希望他出面领导，挽救民族危机。12月7日，冯玉祥致电胡汉民云：
尚望先生以过去之奋斗精神，领导而策励之，共济时艰，以挽危局。
当时，胡汉民等人正通过政治斗争要求蒋介石下野，12月11日，胡汉民复电冯玉祥云：
夫蒋氏必欲恋栈苟存，不惜委曲媚外。和平统一，改组政府，乃以蒋下野为先决条件。
在各方面的强烈呼吁下，蒋介石于1931年12月15日宣布下野，但不久即重新上台。自此，冯胡二人即转而积极活动，准备军事倒蒋。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南京政府继续执行对日妥协、退让政策，冯玉祥极为悲愤，特别是当他得知中日秘密谈判已经达成协议的时候，讨蒋之志益坚。3月中旬，冯玉祥应韩复榘之请暂住徐州，同时指令部将张允荣致函胡汉民称：
焕公鉴于沪上密约已成，恍然于精卫之欺罔，悲愤焦急。……本拟来沪，重以鲁韩密请暂住徐州。盖蒋氏谋粤之急，已自胡宗南等入浙可睹。惟奸憝毒计，对粤亦将对北，韩遂当其冲，向方亦心愤于沪败与东北之亡，颇思及时举义，因请焕公于适当时间入鲁主持北方局面。至将来与事诸军，宋、梁等部已有约定，他者尚在协商。设西南能呼应于闽、赣、湘、鄂，因对日之失，动全国之听，蒋氏可倒也。
焕公，指冯玉祥；鲁韩、向方，均指韩复榘；宋，指宋哲元；梁，指梁冠英。在蒋介石下野后，冯玉祥曾对汪精卫寄以希望。1931年12月16日，他曾致电胡汉民与汪精卫，希望他们能领导群伦，团结御侮，共赴国难。但不料汪精卫却支持蒋介石重新上台，并出而担任行政院长，主张对日妥协，函中所称“恍然于精卫之欺罔”，指此。从本函可以看出，冯玉祥由于对南京政府绝望，正联络韩复榘、宋哲元等北方将领，准备发动讨蒋起义，他希望胡汉民能发动西南方面积极配合。
冯玉祥的北方发动计划正合胡汉民之意，5月5日，他复函称：
过去四五年，只见有个人，而不见有党，故就党言，从无所谓党之决议。南京中央党部议案如山，具文而已。凡所措施，无不出于个人私意。
政党本来是近代民主制的产物，但蒋介石却使它成为个人独裁的工具和摆设。胡汉民这里的批判，有相当的尖锐性和深刻性，但胡汉民又认为：环顾海内外，求其有历史、有主义、有力量，能救中国者，仍非国民党莫属。这一时期，胡汉民正在筹组“新国民党”，冯玉祥是他的发展对象之一，因此说了上述一段话。同函又称：
亦欲稍闻方略，俾得先事预图，南方同志精神团结，意志不移，遇有举措，必竭诚襄助也。
卒章显志，胡汉民表示支持冯玉祥的北方举义计划，同年，胡汉民再函冯玉祥云：
苟非在政治上谋急剧之发展，在军事上作有效之措置，势必使大河以北成为东北之续，而中国将无可救。
胡汉民已经预见到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东北之后，必将进而侵略华北，因此主张政治与军事双管齐下，谋求救亡之道。同函并表示：“自非联合一致，难收策进之效。”此函说明，双方在南北配合，协同动作上已经取得共识。当年10月9日，冯玉祥离开泰山，前往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行前，胡汉民派曹四勿到冯处，发展冯加入“新国民党”，并资助100万元。
果然，日本侵略军于1933年即占领山海关，加紧了侵略华北的步骤。1月5日，邹鲁奉胡汉民之命密电冯玉祥称：
榆关已失，华北危急，抗日救国，万难刻缓。请公力为提携并示方针，以便一致动作。
7日，冯玉祥复电表示：“凡为亲日辱国以阻挠抗日者皆为吾敌，应竭力攻击之。”又称：“兹事体大，非群策群力，不能有所收效。”此后，冯、胡二人即分头活动，企图建立联合抗日的军事组织。3月，蒋介石亲临石家庄，迫使张学良引咎出洋。蒋介石旋即任命何应钦代理张学良职务，企图乘机控制北方军事力量。为了与蒋介石对抗，胡汉民一面致电冯玉祥、韩复榘、石友三、孙殿英等，促进他们之间的联合；一面致函陈济棠、萧佛成、邹鲁、李宗仁、邓泽如、刘芦隐等，要求他们予冯玉祥等人以协助。函称：
此项组织仍以抗日救国为名，并须笼罩鹿（钟麟）、韩（复榘）、阎（锡山）、冯（玉祥）及东北各旧部。
同年5月，冯玉祥在察哈尔树起抗日同盟军大旗，胡汉民认为时机已到，准备派西南抗日军北上，推进到武汉一带，然后南北并举，声讨蒋介石，合力推翻南京政府。29日胡汉民得知黄郛、何应钦即将代表南京政府与日妥协，在《致衮尧函》中云：
宁府之对日屈辱已成事实。此间同志早经决定，联合华北将领一致反对。焕章同志刻已于26日就任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职，统率长城外各路义军及西北军旧部，西南抗日军亦积极北进，同时则大举剿共，使西南兵力推入长江。
31日，《塘沽协定》签字。该协定实际上承认日本占领东三省和热河，并将察北、冀东大片国土拱手让敌，胡汉民与萧佛成、邓泽如、邹鲁联名致电冯玉祥称：
蒋日妥协已见事实……请公立振义师，先就北平擒拿经手订立妥协之何零零、黄零零，即行讨蒋以抗日。此间当即一致动作。刻拨充零零元。
当时，胡汉民确曾紧张、兴奋过一阵子，力图动员各方力量，支持冯玉祥，奋起抗日反蒋。6月17日，胡汉民致函“新国民党”美国总支部称：
自冯焕章同志秉承本党同志公意，崛起张垣，就任抗日同盟军总司令，南京当局对之横施压迫，尤无所不用其极。党国危难，至于如此，非我党同志团结奋起，攘除奸凶，实无以救亡。
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成立后，南京政府即调集大军围攻，同时以金钱收买，胡函所称“横施压迫”，“无所不用其极”，确是事实。7月29日，胡汉民《致冯生函》又云：
自塘沽协定屈辱签字，断送国土至达46万方里，且以滦东一带为中立区，收编逆军，使之盘踞其间，近并勾结敌逆，期消灭抗日之冯、方诸将领。
冯，指冯玉祥；方，指方振武。为了消灭抗日同盟军，南京政府甚至不惜勾结日本侵略军和伪军张海鹏部等联合进攻，本函反映出胡汉民对此的强烈愤慨之情。
由于外有大军进逼，内有财政困难，冯玉祥于8月17日回泰山隐居。24日，胡汉民致电慰问，认为“时局更新，似尚有待”，但是，胡汉民并没有消沉。他一面支持冯部方振武、吉鸿昌两军继续讨蒋抗日，一面继续联络南方各省实力派，同时，整顿“新国民党”，改变其组织系统。11月11日，胡汉民致电冯祥云：
此间主旨仍在团结粤、桂、闽诸省，相时而动。党务方面最近微有改革，一切机关式之组织概行废弃，以党的工作为党的组织之中心，经费之支配随之。
胡汉民希望“粤、桂、闽”诸省团结，但是，并未能如愿。同月16日，福建方面率先发动，其后，在对待福建人民政府态度上，冯、胡二人出现分歧。
据胡汉民分析，当时有四派：1. 急于防闽者，如陈济棠；2. 急于图蒋者，如李宗仁、白崇禧；3. 欲两利而并存之者，如冯玉祥、李烈钧；4. 两责而并去之者，如在上海的部分国民党中央委员。胡汉民认为冯玉祥、李烈钧的态度“最不足道”。他赞成第四派，即既反对南京政府，也反对福建人民政府。11月27日，胡汉民致电冯玉祥，告以“对宁、对闽，今后将同在我人反对之列”。大概冯玉祥在某封电报中表达了对福建人民政府较多的同情，使胡汉良颇为不快。12月10日，他致函陈融说：
今晨已电省，请译复马二先生矣。马二此电，措词乃与他电口气两样，意者闽所派人已到彼处，马本第三党，此电殆专为该党人发也。
12月15日，胡汉民再函陈融云：
最好笑者马二先生迭电催人发动倒△（蒋），而己则以转圜跛等为己任，只好婉词答之耳。
从本函看，冯玉祥曾多次电催胡汉民发动，自己则以“转圜”陈铭枢等人自任，但胡当时并没有发动的力量，因此，只能“婉词答之”了。此后，双方联系渐疏。
1934年11月，冯玉祥派高观民到香港访问胡汉民，23日，胡汉民致函冯玉祥，告以南方正在“严切准备”，又告以与高所谈两点：
其一，以为我人此时在革命工作之进行上与其为局部之指挥者，不如为全部之指导者；
其二，外交之事，以保障国家民族之福利为前提，总理遗嘱“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实为外交上至当不易之原则。
由于在各地的反蒋军事行动都先后失败，因此，胡汉民已经改变策略，正在和蒋介石进行政治和党务方面的斗争，所谓“与其为局部之指挥者，不如为全部之指导者”云云，正是这一策略转变的含蓄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