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洁如回忆录的产生、遭遇及作伪举证
自1920年至1927年，陈洁如做过8年蒋介石夫人。她的回忆录英文打字稿藏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藏有摘要本，一向很少为人所知。1992年以来，台湾《传记文学》连载了该回忆录的中译本，引起轰动。现据笔者访美时收集的资料，阐述该回忆录的有关问题，并对其史料价值作一初步分析。
陈立夫曾多次劝阻陈洁如出版回忆录。在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中，保存着陈立夫的两封信。其一已译为英文，现回译如下：
洁如女士：
依余见，君来港之事肯定无望。购置一所房舍以作为投资，在别人或可实现，在君则决无可能。
共产党人了解君之一切。君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之伟大人格给予（国民党）支持，使共产党不能利用，彼辈如何能容许君投奔自由！盍舍弃此种梦想乎！
如君以余之言为是，则安居勿迁。君不拟见孙夫人、廖夫人以求助，此诚君之智慧。倘君拟售出回忆录以获取金钱，冀作医药之资，则余窃以为与损一人而救另一人无异。君养女之疾无可救，君或可视为命中注定，此种状况虽非君所愿，然亦因果使然耳！
君仅可信任李先生一人。倘君突然有某种困难，彼必可相助。君不必向许多地方求援，此等做法不能解决君之问题。余即将返美，盼即赐答。
友人赴港，此函托其在彼处付邮。余之临时地址为台北敬天街（译音），第12巷5号。
祝君健康！
陈立夫
3月20日
按：陈洁如于1927年赴美，1931年自美回国，即长住上海。1961年经周恩来批准，迁居香港。据此，此信当作于50年代。从信中可知，当时陈洁如即有出售回忆录作为其养女医药费的打算，但陈立夫不同意。另一函为中文，全文为：
洁如女士：
兹闻君复受人怂恿，拟出版某种书物。立夫为君着想，实为不智，不但外人将认为此乃共匪之恶意宣传，而决不会发生其他影响。对君本身而言，则有百害而无一利。前函已详陈之。希望君一如往昔，保持个人伟大人格，重友谊而轻物质，不为歹人所利用，此乃立夫所期望于君者也。今后计划如何，望示知一二为盼。敬请旅安！
陈立夫敬启
11月4日
此函写作年代不明，称“旅安”，则陈洁如当已在香港，疑为1964年作。据本函可知，虽然又过了几年，但陈立夫仍然反对陈洁如出版回忆录。
此外，陈洁如在回忆录说明里还引用过陈立夫另外一封信中的片段：
我恳求你不要出版你的回忆录。这许多年来，你为中国统一所作出的牺牲和你的缄默，已经使你成为一位伟大人物和一个忠实国民。但是，如果你出版了这本书，它将只会伤害最高统帅及国民党，因此，切盼你固守沉默，一如既往。
此信当即11月4日函所称的“已详陈之”的“前函”，据此可知，陈立夫多次反对陈洁如出版回忆录，其理由始终一贯，即它会损伤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威信。
从有关资料看来，陈洁如只是回忆录的口述者和部分文稿的作者。在陈洁如之外，还有一位整理者。回忆录所附资料中有一份詹姆斯自香港写给在纽约的李荫荪（译音）博士的英文信，中云：“我已经注意到了您的所有建议，将更多地记述詹妮（指陈洁如——笔者）在美国的生活。”这位詹姆斯显然就是回忆录的整理者。该信发信日期为1964年1月10日，可见到这时回忆录还没有写完。信中还说：
Wego就是蒋纬国，这个小孩在照片的中央。他是戴季陶的儿子，母亲是日本人，其被收养的情况见于回忆录135～137页所述。这张照片拍于1926年，当时纬国七岁。他今天拼写自己的名字为Wego，以代替Wei-kuo。戴季陶的真正中国儿子是Ango-Tai（戴安国），他当然了解纬国的背景。我猜想，他将自己的名字独特地拼为Wego，是为了和Ango-Tai类似。他对我和詹妮都很友好，但是完全没有权力。
从这一段话看来，詹姆斯非常了解蒋家的情况，和蒋纬国很熟悉。
回忆录还附有1964年4月1日詹姆斯写给李荫荪的另一封信，其中谈到，3月31日，已将陈立夫信件的副本寄上，又谈到，陈洁如表示，纽约方面的文件称，她到美国的时侯，接收了75万美元，纯系谣言云云。从该函可知，詹姆斯全名为James Zeemin Lee（詹姆斯·时敏·李），地址为：4 Swallow Road（Ground floor）North Point，Hong Kong 信箱为：G. P. O. Box 665，电话为707141。李荫荪的全名为：Wm Yinson Lee，信箱为：P. O. Box 230，New York，因此，要了解他们的庐山真面目，应该是不困难的。
有时，詹姆斯又称为詹姆斯李，有人认为就是蒋介石的英文教师李惟果，此说尚待查证。
大约在1963年，李荫荪将陈洁如的回忆录稿件交给了纽约的一个叫劳伦斯（Lawrence Eppe Hill）的复制服务商。其后，劳伦斯又交给了名为“Doubleday”的出版机构。两周以后，劳伦斯接到肯尼斯·麦科马克（Kenneth McCormick）的电话，表示“Doubleday”同意出版这本书。1964年1月10日，陈洁如在香港签署了一份委托书，委托劳伦斯出版她的回忆录。委托书全文如下：
兹授权劳伦斯·爱普·希尔先生出版我的回忆录打字稿，共425页，题为《我作为蒋介石夫人的七年》，或《蒋介石的崛起》，附加50幅插图。
我在此保证，内容全部属实。我对我所叙述的一切负责。
自1964年1月至4月，此书必须在4个月内出版。如逾期，自1964年5月1日起，我保留将稿件交欧洲出版商出版的权利。
詹妮陈
同年，4月29日，埃米莉·哈亨（Emily Hahn）受“Doubleday”委托，审读回忆录。同时，劳伦斯分别致函当时在纽约的陈立夫和宋霭龄，请他们协助证实稿件的可靠性。陈立夫承认认识陈洁如，否认给她写过任何信件。宋霭龄通过国民党驻纽约总领事打电话给劳伦斯，要求得到一份副本。4月末，劳伦斯接到两个法律事务所的来信，分别代表孔祥熙和陈立夫，认为稿件包含着错误和诽谤的资料。6月，协助陈洁如写作回忆录的詹姆斯李到纽约和国民党总领事谈话，他对劳伦斯说，如不出版该回忆录，可得10万美元。劳伦斯回答，他们的目的仅是出版该书。此后，怪事就接二连三地出现了。
先是，有人两次企图破门进入劳伦斯的办公室，同时，劳伦斯不断接到匿名电话。5月1日晚10点，劳伦斯被打得不省人事，躺倒在办公室门后。其后不久，“Doubleday”撤回了出版承诺。1965年1月，劳伦斯在办公室打盹时，有人破坏了重金属网眼纱窗。一两周以后，劳伦斯在纽约第45街被人从后面打晕过去。同年，劳伦斯的房间被盗。
此后，陈洁如、李时敏通过江一平律师和台湾有关方面达成协议。有关的几个人，包括合作者得到了17万美元，陈收回了稿件。据捐赠摘要本的康纳（Ginny Connor）说，国民党政府在1965年3月收回了大约他们想到的所有回忆录的副本。
细读陈洁如回忆录，和当时的历史比勘，可以发现，其中有不少讹误不实的成分。当然，人的回忆有很大的局限性，记错、记乱都是常有的事情。对此，应予谅解。但是，回忆录中有若干部分，属于有意伪造，这就不能不严肃地加以指出了。
试举数例：
回忆录写到，1926年12月，蒋介石和陈洁如自牯岭下山，突然接到汉口来的一封急电。蒋介石看了之后，双手抱拳，频频捶头，从桌上拿起一只花瓶，摔成粉碎，对陈说：“他们剥夺了我的领导地位，我的一切计划都完了，我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陈拿起电报看，其大意是：“八十位国民党员、国民政府委员，及新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已投票通过其本身为汉口国民政府，掌有最高权力，希候命。”这里的情节就明显错误。当时的情况是：当月13日，孙科、徐谦、蒋作宾、柏文蔚、吴玉章、宋庆龄、陈友仁、鲍罗廷等在武昌举行谈话会，决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未迁到武昌之前，由先期到达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组成临时联席会议，执行最高职权。参加人数很少，不存在所谓“八十位国民党员、国民政府委员，及新任中央执行委员会”投票问题；当时并未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何来“新任中央执行委员会”？显然，电报的真实性大有问题。
回忆录接着写到，蒋介石接受陈洁如建议，要求武汉方面派一位“国民政府委员会的代表”马上来当面把事情谈清楚。27小时之后，何香凝自武汉来到，对蒋、陈二人说：“在我开始谈事情以前，我先要你们两位了解，鲍罗廷和汪精卫都认为我是代表汉口政府来将他们的决定告诉你们的最合适人选。”又说：“国民党已经由广州迁到汉口，现在本党已设立一个政府，由最近从法国回来的汪精卫担任主席，陈友仁是外交部长，宋子文是财政部长。”其实，汪精卫这时还在欧洲。回到武汉是几个月之后——1927年4月初的事。这里，整理者又露出了一个破绽。
回忆录又写道：何香凝拿出了许崇智的一封信交给蒋介石，信的全文为：
介石吾弟：
你当能记忆，十年前你和我追随我们的总理从事革命工作，我们本着不屈不挠的精神，奉献此生，冀求达致成功。不幸，我们的总理去世了，你曾请我将我的部队暂时交你统率，俾你重加编组，我也予以同意。其后你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将我的军队改成国民革命军。
在我将全军交你之后，本党党务即陷于混乱分歧，行政工作亦趋于腐败恶劣。因此，你已将自身变成众矢之的。过去曾自称为你的部属、支持者或朋友的人，已一致起而反对你。依据此次弹劾案的理由，你实无由免除责任。
今汉口政府已成事实，我希望你静夜深思，行所当为，服从命令，自承错误。你当谴责自身之背信，并信守自身之承诺，藉求维持国内和平。为你计，此乃一条荣誉的出路；为我国民计，则为一大幸运。请扪心自问：你现能否脱身于当前四面楚歌的困境？请镇定而冷静的思索我这番建言。
许崇智
如果说，前述电报因为是回忆概况，可能记错，那么，此信有头有尾，完整无缺，示人以存有原信的感觉。但是，也正因为如此，其有意作伪的痕迹就暴露出来了。
其一，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于1925年7月1日，汪精卫、许崇智、谭延闿、胡汉民、林森为常务委员，张静江、于右任、张继、徐谦、廖仲恺等16人为委员，以汪精卫为主席，蒋介石连委员都不是，许崇智怎么会认为蒋介石“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呢！同样，当时军事委员会的主席是汪精卫，编组国民革命军是包括许崇智在内的军事委员会的决定，蒋介石只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此外，还有四个军，许崇智也不会认为是蒋介石建立了国民革命军。
其二，不管是武汉联席会议，还是1927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都不曾有过所谓的对蒋介石的“弹劾案”，上引许函所称“依据此次弹劾案的理由，你实无由免除责任”云云，岂非无稽之谈！
其三，武汉政府是左派政府，许崇智是右派，曾被西山会议派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一向和左派不合作，他怎么会在信中劝告蒋介石，“今汉口政府已成事实，我希望你静夜深思，行所当为，服从命令，自承错误”！
其四，武汉联席会议成立于1926年12月13日，事后，立即通知了蒋介石，回忆录又声称，何香凝是在27小时之后就应蒋介石的要求到九江向他作解释的，当时许崇智在上海，他怎么可能这样迅速地认为“汉口政府已成事实”，而且又这样神速地写了信，神速地寄到了武汉？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有理由认为回忆录所引许崇智函是伪作。
类似的伪造文件还有。
回忆录接着写到，何香凝在将许崇智函交给蒋介石之后，又将汪精卫的公开信交给了蒋，全文为：
当我们的领袖孙中山先生目睹我国快速衰落之时，他就依据革命的政策，提倡各项原则。这些政策与原则之制订，乃是为要扫除国家的一切障碍。孙先生于北伐宣言中所揭示的目标，不但要摧毁军阀，并要确保这些军阀之后，不会有人继之而起。但现在一个狡徒却夺取权力，以求自我扩张。
蒋介石自以为他能追求其私人利益，因他现手握最高权威。他的专制野心正在横行无阻。他破坏党规，申斥党代表大会。他为争取支持，正以重要公职分许其友人。他视国家如私产，人民的性命全赖其一己之私念，在他之下，生命低贱，无安全可言。我们的同志，或为曾多年追随我们领袖的先进，或为笃心民主之志士，现在都自誓为党为国，不惜牺牲一己生命。他们皆视蒋介石为我们的公敌，决心将其铲除。此一宣言公告同胞之后，希即武装起义，扫除此一叛徒，以免过迟之感！非如此，不足以救我国于覆亡，救人民于奴役。
汪精卫
何香凝解释说：“鲍罗廷认为汉口是较为适宜的政府所在地，于是国民党已于核可。现在有若干改革工作正在进行。国民政府委员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已组成了联席会议。事实上，这个联席会议已于1926年12月13日举行第一次会议，会中表决通过以此联席会议为汉口政府之上的党权机构，鲍罗廷及许多同志时均在场。汪精卫获选担任主席。”何香凝又说：“由于你已大失人心，汉口政府已下令撤除你的所有公职，并将你开除党籍。不消说，这些都是合法而经一致通过的。”然后，何香凝又交给蒋介石一份正式文件，题为《致国民党全体党员之命令》，文云：
自北伐发动以来，所有军政事务及党务均集中于蒋介石一人之手。此即谓本党已不能指挥政治行政事宜，而仅由军事机构指挥之。此项体制缺失甚多，不但所有本党之堕落无用分子能藉以获得保障，且更将诸多官僚及狡诈之投机分子引进本党，因而竟自此产生出一个独裁者及一个军事专制者，吾人对此已无法多容忍一日。
汪精卫
鲍罗廷
以上一大段回忆除了联席会议举行第一次会议的时间说得不错以外，其他内容不是错的，就是假的。这里，首先讨论汪精卫的两个文件。
第一，前已指出，汪精卫这时还在欧洲，因此，武汉临时联席会议的主席是徐谦，而不是汪精卫，因此，不可能签署上述文件。第二，鲍罗廷只是国民政府的总顾问，并非行政或党务官员，从未与汪精卫联合签署过文件。第三，也是最主要的，文件内容和1927年上半年的实际政治进程不符，有明显的破绽。事实是：临时联席会议成立后，蒋介石于1927年1月3日在南昌召集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会议，决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驻南昌。双方发生迁都之争。2月上旬，武汉方面发动提高党权运动。3月10日至17日，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二届三中全会，进行改选，组成了新的党政领导机构。蒋介石虽然失去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等职务，从权力的巅峰上被拉了下来，但是，仍然被选为常务委员、军事委员、军事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也并未变动。武汉政府决定开除蒋介石党籍，免去本兼各职，要求将其拿解中央，按反革命条例惩治是“四·一二”政变以后的事，武汉国民党中央发布《为惩治蒋中正训令全体党员》也是那时的事，怎么可能在迁都之争时期就出现一个由汪精卫签署的文件，公告同胞，“希即武装起义，扫除此一叛徒”呢？作伪者大概忘记了1927年4月初，汪精卫自欧洲归国，途经上海，还曾与蒋介石握手言欢，促膝会谈。如果此前汪精卫就签署过这样一个公开的文件，还怎么见面呢！而且，即使是“四·一二”政变之后，也不曾出现过由汪精卫或汪精卫与鲍罗廷联合签署的讨蒋文件。和上述许崇智函一样，关于汪精卫的两个文件也出于伪造。
回忆录中明显的作伪之处还可以举出很多来。为避免文章过于庞杂，不一一辨析了。
伪造者懂一点历史，但是，又不很懂，而且，作伪时不曾下过功夫，连汪精卫何时归国，联席会议的主席是徐谦而不是汪精卫这样一些问题都没有搞清楚。
为何要作伪呢？目的很清楚，为了提高回忆录的价值。但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回忆录反而因此失去了价值。有些人认为陈洁如回忆录的发表将“改写民国历史”，这一结论作得过于匆促了。
谁是作伪者呢？我想是整理者。
本文不想全盘否定陈洁如回忆录。依作者所见，其中回忆个人生活部分可能真实性大，而回忆政治大事部分可能真实性小。这是符合陈洁如情况的。她不是一个政治人物，在做蒋介石夫人的那些年代里，也并未卷入政治，过多地回忆政治，只能弄巧成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