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辑 隔海烟云——台湾所藏秘档解读 胡适1933年的保定之行

——读胡适日记之三

1933年3月,胡适有一次保定之行,除了再一次和蒋介石见面并长谈外,和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罗文干(钧任)也有过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胡适日记》对此有相当翔实的记载,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蒋介石及其对日政策。

当年1月1日,日本侵略军突袭山海关。两天后,这座巍峨的雄关失守。2月21日,日军进犯热河,守军热河省主席汤玉麟部节节后退。3月3日,汤玉麟放弃承德,率部西逃。这时,蒋介石仍在南昌,一心一意“剿共”。当晚胡适约丁文江、翁文灏聚谈,拟了一封给蒋介石的电报,要他立即北飞,挽救危局。电云:

热河危急,决非汉卿所能支持。

不战再失一省,对内对外,中央必难逃责。非公即日飞来指挥挽救,政府将无以自解于天下。

3月5日,蒋介石复电翁文灏,表示即日北上。9日,蒋介石到达保定。13日,胡适偕翁文灏、丁文江等赴保定见蒋,双方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谈话。

蒋介石原来估计日军进攻热河用六师团兵力,必须从本土和台湾动员,因此,不会很快发动进攻。他说:“我每日有情报,知道日本没有动员,故料日本所传攻热河不过是虚声吓人而已。不料日本知道汤玉麟、张学良的军队比我们知道清楚的多多!”

“能抵抗吗?”胡适问。

“须有三个月的预备。”蒋答。

“三个月之后能打吗?”胡适再问。

“近代式的战争是不可能的。只能在几处地方用精兵死守,不许一个人生存而退却。这样子也许可以叫世界人知道我们不是怕死的。”

蒋介石一直害着恐日症,认为打起仗来中国不是日本的对手,因此,对日本的侵略一再忍让、妥协。蒋介石和胡适的这段话,貌似慷慨激烈,但把他内心的虚弱、恐惧暴露得清清楚楚。

胡适很快理解了蒋介石的意思,因此,转移话题,问道:“那末能交涉吗?能表示在取消‘满洲国’的条件下与日本开始交涉吗?”

“我曾对日本人这样说过,但那是无效的。日本决不肯放弃‘满洲国’。”蒋介石答,他并声明,绝不是为了保持政权而不敢交涉。

最后,蒋介石要胡适等人想想外交的问题。

1932年,蒋介石在武汉召见胡适,胡适不满意;这次,胡适仍然很不满意。当日,他在日记中对蒋介石的谈话有几句评论:“这真是可怜的供状。误国如此,真不可恕。”

14日,胡适和外交部长罗文干同车回北平,罗认为,此时绝不能和日本交涉,他说:“不是不愿意在取消‘满洲国’的条件之下交涉,只是日本此时绝不会承认这个先决条件。”又说:“(中国)这个民族是没有多大希望的;既不能做比利时,又不能做普法战后的法兰西。如果我们能相信,此时屈服之后,我们能在四十八年内翻身,我们也不妨此时暂且屈服,但我是没有这种信心的。”

胡适反对罗文干的这种悲观态度。他曾经说过:一个强盗临刑时,还能把胸膛一拍说:“咱老子不怕!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他觉得,对于中国的前途,不能连这点信心都没有。然而罗文干却明明白白地承认,没有这点信心。

胡适想来想去,觉得还是罗文干对。当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是的,此时的屈服,只可以叫那些种种酣嬉无耻的分子一齐抬头高兴,决不能从此做到兴国的目标。

这个国家这三十年来完全在国际局面之下苟活,而我们自以为是我们自己有幸存之道!国难的教训才使我们深深感觉国际局面的重要。我们此时若离开国际的局面而自投于敌人手下,不过做成一个第二“满洲国”而已。以后这个“第二满洲国”永远不能脱离日本的掌握了!

钧任对于国际局势,较有信仰。

从这段日记看,胡适、罗文干等不愿意“自投于敌人手下”,但是,都对于自己的民族没有信心,结果只能寄希望于“国际局势”。3月27日,胡适写作《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一文,声称:“现在全世界的赞助是在我们的方面,全世界道德的贬议是在我们敌人的头上,我们最后的胜利是丝毫无疑的。”4月3日,又为蒋廷黻的论文作跋,赞成在与日本的长期抵抗中运用“国际与国联”。相信中国会取得最后的胜利,这自然不错,然而,如果这种“信心”只是建筑在“全世界正谊的赞助”,而不是本民族的力量上,那么,这种“信心”就绝不可能是坚强有力的。

5月,国民党当局与日方签订屈辱的城下之盟——《塘沽协定》,受到舆论的广泛谴责,而胡适却著文为之辩解,其原因,不难从他的保定之行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