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台湾所藏胡汉民旅欧期间往来电报
1931年2月，蒋介石软禁胡汉民，自此，出现宁、粤分裂局面。同年，发生“九一八事变”，蒋介石被迫释放胡汉民。不久，胡汉民定居香港，领导以两广等省地方当局为代表的“西南派”，秘密进行反蒋活动。双方长期对立，势同水火。但是，由于日本侵华得寸进尺，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双方都逐渐产生团结御侮的想法。1935年6月9日，胡汉民接受邹鲁等人意见，偕其女胡木兰、秘书程天固离开香港，赴欧疗养，为改变关系创造条件。
旅欧期间，胡汉民和在国内的原西南派的邹鲁、李宗仁、陈融、萧佛成、李晓生、王养冲等人之间，仍然保持着密切的函电往来关系。有关资料，起于1935年7月，止于同年11月。胡汉民当时曾请人抄录在一本练习簿内，今存台湾国民党党史会。该稿言简意晦，多用暗语，文字亦多讹误。但是，治史有如航海，不仅要观察洋面风涛，而且要探测深层潜流。研读这一抄稿，可以帮助人们认识这一时期国民党内的许多秘密。
汪精卫于1932年1月出任行政院长，1933年8月兼外交部长，把持内政外交大权，积极推行对日妥协政策，为国民党内的抗日派所不满，不断出现倒汪浪潮。
1932年5月，《中日淞沪停战协定》签字，于右任以未交立法院审议为理由，要求中央监察委员会惩戒汪精卫，首开倒汪先例 。1933年11月，李烈钧联络吴稚晖等，以立法院等处为讲坛，多次指责《塘沽协定》以来汪精卫的外交政策，继续推进倒汪行动 。1934年1月，胡汉民鉴于溥仪将于当年3月傀儡登场，认为是一个重要关头，不能放过，指示“应做一次大宣传”，“攻击南京政府误国、卖国”。同时具体指示由广东方面以监察委员名义起草一份弹劾汪精卫的稿子，交西南政务委员会委员李晓生带到上海，联合署名，在适当时候发难 。萧佛成遵照胡汉民指示，于同月24日在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上提出：“对东北失地问题，政军领袖应负责引咎。” 同年3月，李晓生致电胡汉民，声称“弹汪案正设法进行中” 。此后，倒汪气氛即逐渐浓烈。12月，孙科、王宠惠等衔蒋介石之命南下香港，企图说服胡汉民北上参加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据称：“宁沪空气对水云（汪精卫）皆极恶劣，于胡（于右任）真要率全体监委以去就力争。” 其间，孙科并曾单独向胡提出，准备出面要求汪精卫下台，代以为蒋介石喜欢的孔祥熙 。胡汉民不愿在蒋介石的统治下做傀儡，希望倒汪并倒蒋，因此，对孙科的计划兴趣不大，对人称：“集中倒汪，已非本旨。”“我来汪去，何异前年扶汪去孙？我何能蹈汪覆辙！最高不过做黎元洪、徐世昌耳，而岂我辈所屑！” 尽管如此，国民党内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人主张先轰汪下台。
1935年6月19日，蔡元培在中央政治会议上带头向汪精卫发难，责问其“对日外交究持何策”。孙科拍案大骂：“不料以一二小人公然卖国！” 30日，汪称病休养。7月3日，汪精卫入上海医院治疗肝病。15日，转赴青岛。
汪精卫称病后，行政院院务由副院长孔祥熙暂代。当时，国民党内部普遍出现迎接胡汉民回国的意见。孔祥熙企图讨好，于7月4日接见李晓生，对李说：“如展公有事委办，无论事之大小，必尽力遵办。” 接着，又致电西南派的核心分子邹鲁，要求他来沪，但邹鲁要孔祥熙或南京政府的其他要人南下，移樽就教 。邹鲁的计划是要把舆论造足，形成全国一致的迎胡运动。10日，邹鲁致电报告胡汉民：“南京迎胡说甚盛。”18日，再电云：
汪行，迎胡益急。弟欲使各省一致，除粤、桂外，已嘱少炯入湘，显丞入滇，另派亮□晤阎伯川、韩复榘、宋哲元、杨虎城等。
少炯，指杨熙绩；显丞，指刘震寰。入湘，是为了联络何键；入滇，是为了联络龙云。27日，邹鲁再电胡汉民：“赴各省之人悉出动，此次必造成全国统一迎胡之事实。”邹鲁的目的是借此给蒋介石施加压力，同时，也为胡汉民归国以后的执政制造舆论。
汪精卫到青岛休养后，原本定于8月中旬回南京复职。此事引起部分国民党中委的恐慌，担心“汪返而对日屈服将更变本加厉”。8月7日，覃振、石瑛、王陆一、焦易堂等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提出，设置外交委员会，以免外交大权集中于一人，同时提出，请汪精卫辞去外交部长兼职 。当时，汪精卫因“华北外交屈辱，备受国人指摘，中央亦多不满”，于8月8日自青岛致电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要求辞去行政院长及外交部长职务，借以“试探中枢意旨”。 但蒋介石还希望汪精卫“暂行备位”，于第二天，即以国民党中常会名义派叶楚伧、蔡元培前往慰留。10日，王养冲电胡汉民云：
汪精卫辞去本兼各职。叶楚伧、蔡元培奉蒋中正命前往。
蒋介石和汪精卫有矛盾，但当时二人都推行对日妥协政策，有汪在前台，蒋有不少便利之处。因此，蒋是不会轻易将汪抛开的。
蒋介石一方面挽留汪精卫，一方面则力图与胡汉民和解。8月12日，黄绍竑受蒋介石委派，到广州会晤陈济棠，商谈宁粤合作事宜。15日，到广西与李宗仁、白崇禧会谈。关于黄绍竑到粤情况，邹鲁电胡汉民报告说：
季宽来，表示蒋决心抗日，并先撤西南兵及行均权。立夫顷飞蓉晤蒋，亦促进此事。全局如何推动，须兄自负责目前过渡可由南京中人自择。
为了对抗南京政府的集权主张，西南方面一直主张“均权”，在各地组织国民党执行部、政务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办理地方党务、政务、军务。1934年春，胡汉民陆续发表《论均权制度》、《再论均权制度》等文，主张将均权推向全国。文章抨击蒋介石等称：“所谓集权，是要集权于南京军阀；所谓拥护领袖制，是要拥护南京军阀去专制一切。” 本电转述的蒋介石三项意见：决心抗日，撤去对付西南的军队，同意实行均权，表明蒋介石力图与胡汉民和解。
除通过黄绍竑与西南接触外，蒋介石又于8月20日通过孔祥熙致电胡汉民，表达问候之意：“尊体如何？系念。请随时示知近情，俾释远念为盼。”胡汉民鉴于蒋介石主动表示友好，便于21日通过王宠惠复电：
承念至感。弟到欧后稍胜在港时，惟尚比常人血压高四五十度。昨始检查身体，医者为专门名家，待看其报告如何。
汤山被囚后，胡蒋之间一度尖锐对立，现在虽仍言不及义，毕竟互通音问了。
汪精卫的辞职本来就是虚情假意，蒋介石一时也还不想甩开汪精卫，因此，汪的复职是迟早的事。
汪精卫辞职后，胡汉民即积极规划未来的内阁蓝图。他一度属意孙科，致电邹鲁、陈融云：“吾人宜推毂阔老，胜于他人。” “阔老”，即指孙科。但稍后，胡汉民又改变主意，拟以王宠惠出任行政院长。王和胡观点相近，关系密切。1934年3月，溥仪僭位称帝，汪精卫竟称：“实无所用其惊异。”第二天，王宠惠即致函胡汉民，指责汪精卫称：“昔之以推翻满清自居者，近则厚颜听其复位矣！”同函并对胡寄以希望，声称：“弟生平所服膺者，只有二人。总理在，总理而已；总理不在，先生而已。” 因此，胡汉民在致电李宗仁时表示：“内政拟以王亮畴缓冲。”
胡汉民主意既定，孙科即出面向蒋介石建议，以王宠惠出任行政院长，并谓宋子文、孔祥熙等均持同一意见，但蒋介石不听 。8月19日，蒋介石、汪精卫回到南京。20日，王养冲以暗语致电胡汉民报告：“门、水回京，水复职。”门，蒋门神，代指蒋介石；水，代指汪精卫。22日，国民党中常会开会，汪精卫照例继续表示辞职，蒋介石则表示挽留，众人不说话，汪精卫遂以沉默表示同意复职 。
汪精卫虽然复职了，伹是，国民党内部的反汪派仍不肯罢休。8月29日，邹鲁致电胡汉民，认为汪之突然复职，是由于运动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向蒋施加压力的结果。电称：
汪突反职，由汪运动广田，向蒋说话。现孙（科）、于（右任）、居（正）、戴（季陶）及二陈（立夫、果夫）仍力进行逐汪迎胡，蒋亦恨汪，借日压己。六中全会时决改组政府。各方〈盼〉兄归甚切。
30日，李晓生也致电胡汉民称：
孙科竟与居正、于右任、戴季陶、孔祥熙、两陈等一致反对汪精卫，但无具体办法。蒋曾经表示，汪如果决不复职，亦不勉强。故汪虽复职，尚有问题。第六次中全会议决改组政府，俟五全大会再订将来大计。
李晓生并告诉胡汉民，四川民政、财政已实现统一。蒋一意经营四川，无心南向，并询胡行程。
邹鲁、李晓生的电报显示：胡汉民、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有可能缓和，而和汪精卫的斗争则方兴未艾。
“九一八事变”以后的事实表明，对日妥协是条死胡同，那么，南京政府的外交路线应该如何确定？
当时，国民党内部出现两种意见，一种是联俄，一种是联英美，也有人主张既联俄，又联英美。胡汉民、邹鲁和陈济棠都主张联英美。胡汉民很早就提出，派人赴欧美联络，以对付日本 。胡汉民赴欧后，邹鲁、陈济棠都要求胡汉民利用机会，与担任海牙国际法庭正法官的王宠惠（亮畴）共同推进对英美的外交，并改善和加强与港英当局的关系。7月26日，邹、陈致电时在瑞士的胡汉民云：
宁有两派，一、亲日统一固谬；二、联俄抗日亦非至计。请兄与亮兄到英，为英美之外交工作，并以华南同对日关系，请英密示港督，与粤结合。
此前，英国《泰晤士报》有西南派勾结日本的说法，二人要求胡汉民“力破之” 。同日，陈融也致电胡汉民，告以蒋介石已派张群、陈仪赴日勾结，“我人必须得英美缓﹝援﹞助，望早到英与商”。
广州接近香港，陈济棠自国外采购的武器必须通过香港内运，因此，西南派极为重视和港英当局的关系。8月2日，陈济棠、邹鲁联合致电胡汉民，要胡转嘱王宠惠，与港英当局协商电云：
近港对西南军器经过为难，请嘱亮兄商英港，仍持去年以前对西南军器经港概纳外交进行。盼示。
“仍持去年以前”云云，可见此前的武器内运都是经过港英当局同意的。
西南派在倒汪上与孙科、于右任有联盟关系，但是，孙、于都主张联俄，和西南派不尽相同。7月27日，邹鲁电询胡汉民，如何处理这一矛盾。电称：
孙、于、居在京负责达到改变政局。惟孙、于主张联俄抗日，应如何复之？
当时，胡汉民反对日本侵略，但是，也反对苏联，称之为“苏俄帝国主义”，曾著文要求苏联“中止在华之一切赤化活动”，“放弃在新疆、外蒙的侵略行动”。 接到邹鲁的电报后，胡汉民于8月24日复电，坚持此前立场，电云：“联俄利害前此论之甚详。共祸未除，适滋纠纷。”但是，该电也显示出，胡汉民正在慢慢调整自己的外交政策。电云：“或以孙、于之主张，兄等此时不必过于反对矣！”同年冬，他进一步支持程天固访苏，探询苏方意见，“对于我国万一与日本交战所采之政策为如何”？
20年代初期，胡汉民一度主张联苏；1927年以后，胡汉民成为坚决的反苏派，但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他不得不对自己的立场有所修正。
宁粤对立以后，西南派的策略是广泛联络各地实力派，对抗南京政府。其中，胡汉民、李宗仁等尤为重视的是华北的冯玉祥、阎锡山、韩复榘等人。1935年6月，在日本威胁下，中央军被迫撤出平、津及河北。同月，宋哲元部二十九军冯治安部奉令拱卫北平。此后，西南方面又加强了和宋哲元的联系。
日本侵略者得寸进尺，企图进一步制造“华北国”。7月6日，何应钦被迫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达成“何梅协定”，同意罢免一批中国官员，解散河北省党部、禁止排日运动等无理要求，平津等地有随时为日军占领的危险。当年7月，李宗仁致胡汉民电即称：华北事急，宋哲元、韩复榘等人非常挂念胡汉民的情况。李建议胡致电慰问。同月，李宗仁派黄建平到山西，促进华北地方实力派联合，成立统一组织。黄称：“西南亟盼华北有一组织后，即向中央进迫，能不用兵，即达到均权共治，亦不一定非用兵不可。” 当时，宋哲元、韩复榘等亟谋自保。宋哲元认为：“华北在日本压迫，中央不管的处境下，不能不自己联合。” 韩复榘也认为：“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早自打算。” 他们计划推阎锡山为首，韩复榘为副，成立组织，自治自保。
西南派密切注意华北形势的发展。8月5日，李宗仁致电胡汉民云：
蒋派王克敏□梅津承认，梅拒绝。军人尚未一致。海、外两省主与蒋妥协。现商陈济棠，派中、援北上，并拟派季文相助。祈示。李宗仁。
王克敏，时任代理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梅津，指梅津美治郎。中，指陈中孚，日本通，时任西南政务委员会委员。援，指任援道，军人，30年代经常充当西南派与北方实力派的联系人。季文，指王季文，桂系政客，曾任众议院议员。从李宗仁计划派到北方的三个人看，显然是为了进一步加强与宋哲元的联系，并直接插手对日交涉。1935年12月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时，陈中孚出任外交委员会委员长，任援道任外交委员，而王季文则成为西南派常驻宋哲元部的代表。
胡汉民同意李宗仁的派人计划。8月中旬，复李宗仁电云：
伯南同意，不妨派人一行。但真崎去职，外报谓急进派失势，确否？
真崎，指真崎甚三郎，日本皇道派军阀巨头。1931年，任驻台湾军司令官。1932年任参谋本部次长，后改任陆军教育总监。1935年7月被罢免。在日本侵华过程中，日本政府和军方中始终存在不同派别，其起伏分合极大地影响并制约着对华政策，因此，胡汉民对日本政局变化极为注意。
李宗仁也同样注意日本政局的变化，8月29日致胡汉民电云：
军政部因永田案及西南迟缓，由外务对宁暂行妥洽。
永田，指日本陆军军务局局长永田铁三少将。由于真崎被解职，皇道派的相泽三郎中佐对此不满，于8月12日将永田铁山砍死。“西南迟缓”，当指西南派的反蒋行动。电末，李宗仁询问胡汉民说：“陈济棠已嘱中北上。鄙人只有促华北变化，尊意以为何如？”李宗仁希望，华北实力派能迅速联合起来，与西南为犄角。对李宗仁的意见，胡汉民极为同意，当日即复电表示：“弟与尊见同。”
当时，日本侵略者也在鼓动“华北五省自治”，支持地方实力派反蒋，以便实现其分裂中国，逐一吞并的阴谋。西南派所推动的华北实力派的自治自保，虽与日本侵略者不同，但极其便于为日寇所利用。历史证明，只有团结，才能抗日。
为了和西南派和解，9月5日，国民党中常会开会，蒋介石提出，将原定9月20日召开的四届六中全会展期至同年11月1日，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不变，仍定于11月12日举行。在公开和私下，蒋介石都表示，要“力谋团结” 。
西南派不愿放弃进攻姿态。9月4日会商对六中全会的对策时，邹鲁提出：1.请各国开太平洋和平会议；2.请政府解职以谢国人。会议决定向胡汉民请示。 9月10日，西南方面再次会商，决定：1.由西南方面的中委将1934年的齐、有两电再次提出，列为五全大会议案；2.由个人签名，联名提案，建议召开太平洋各国会议；3.秘密通知各省同志，推举代表，向南京方面争取出席五全大会的出席权，不得已时，在西南召开五全大会。
1934年，国民党中央决定于当年11月12日召开五全大会，议题为召集国民大会，修改总章，推进党务，确定施政方针等四项。9月8日，胡汉民、陈济棠、李宗仁等致电南京，认为南京方面颁布的五全大会议题“无一及于当前救亡之大计”，胡等提出：（1）整饬政治风纪，惩戒丧权辱国之军政大员；（2）严惩一切淆乱社会危害党国祸首；（3）确立外交方针并国防计划以维护国家之生存；（4）确定最低限度生产建设计划，取消破坏工商业及国民生计之媚外关税税则并整理财政救济农村。以上各条，条条指向南京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称为“齐电”。该电发出后，南京方面“置而不议，受而不答”，并且封锁新闻，严禁披露，因此，胡汉民等于9月25日再次致电南京，提出在五全大会召开之前，先实行二事：（1）履行本党“人民有言论及出版自由权”之政纲，容许一般人民对于政治、外交之建议及批评。（2）厉行本党民主集权制，予中央委员及海内外各级党部、党员对于党务、政治、军事、外交，应有充分建议、讨论及批评之完全自由。该电称为“有电”。由于西南方面的不妥协立场，南京方面不得不宣布五全大会延期。现在西南方面重提“齐”、“有”两电，表明西南方面的根本立场不变。
但是，在外患日深的状况下，西南派中的部分人也不得不表现出和蒋接近的动向。还在8月中旬，王养冲即致电胡汉民说：
中北上，李宗仁力主，爵赞，衣与力辩论，中请尊裁，并云：蒋中正外交途径工作激急，未许视若无物。吾人放弃原定计划，分别拟具放弃打倒独裁函详报。
中，仍指陈中孚；爵，指陈济棠；衣，指邹鲁；力，指陈融。本电所述邹鲁与陈融关于陈中孚北上的辩论显然与对日、对蒋政策有关。所谓“放弃打倒独裁”，即指放弃打倒蒋介石的计划。显然，陈中孚已经朦胧地感觉到，必须团结对日。
9月14日，邹鲁致胡汉民电云：
前蒋在滇，晤显丞。对兄表示甚诚。嘱其事团结。志舟复力促之。志舟近亦急于实现。弟拟嘱显丞经赴川晤蒋，能促成亦事所固佳，名﹝否﹞则票（？）真相为应付。
志舟，指龙云。当年5月14日，蒋介石从贵阳到昆明，龙云曾向蒋提出消弭内争，抵御外侮问题，据说：“蒋有极诚恳之表示” 。此电显示出，蒋当时也曾向刘震寰（显丞）表示过和胡汉民和解的愿望，要求刘致力于西南与南京的“团结”，此事并且得到龙云的积极支持。有鉴于此，邹鲁准备派刘震寰入川，再次与蒋介石会晤。同日，胡汉民即复电表示同意，电云：“显赴川亦佳。但宜得陈（济棠）、李（宗仁）同志﹝意﹞。”显然，胡汉民也在考虑采取某种主动了。
汪精卫复职之后，国民党内部的倒汪迎胡潮流仍然暗暗发展。黄季陆于9月中旬到沪宁两地“鼓动政潮”，转了一圈之后，回粤报告说：“宁皆反汪，并希西南有积极做法。”
当时，不少人希望胡汉民回国。9月22日，李晓生致电胡汉民，转达许崇智的意见，建议胡汉民利用时机，立即返国，以“提倡团结、抗日、剿共”号召各方，“如此则以我公为主体，似与被动的受欢迎而后回来颇有分别”。 10月8日，在上海的何世桢、陈群、李晓生等也联名致电胡汉民，要求胡汉民回国。电称：
汪复职后政局愈混沌。六中、五全相继开会，政治季节正在此时。兄能出其不备，毅然归国，影响甚大。国难已亟，披发撄冠，只有我辈。居、孙暨南京各方同志一致主张。陈伯南利令智昏，无心救国。窃为事机已迫，请速图之。心所谓危，不敢缄默。行止如何，恳加明示。
不过，胡汉民这时身体状况不佳，还不能回国，但他也盼望尽早赶汪下台。10月8日，胡汉民复电李晓生称：“南京同志既多数除奸，何尚不决！望兄等努力奋斗。”胡汉民本来反对单独“倒汪”，此时则持积极态度了。
为了继续与南京方面对抗，西南方面于10月7日决定，单独在广州召开五全大会。10月15日，萧佛成、邹鲁致电胡汉民：“宁五全会必开，我方必对抗。宣言、政纲恳公主稿，航寄或电示纲要。”胡汉民赞成萧佛成等意见，同日复电表示：“请两兄主稿，宜多对宁府责言。弟但从同志后，不能属思。”胡汉民对南京国民政府诸多不满，因此，仍然持强烈批评态度。
国民党的中央全会和代表大会常常是各派政治力量的角逐场所。蒋介石确定在1935年11月召开四届六中全会之后，南京政府内外的倒汪派就将轰汪下台的希望寄托在该次会上。9月5日，邹鲁致电胡汉民报告说：“六中去汪，反要之于孙。居受二陈，进行甚力。” 据此可知，计划在会上带头发难的人选为孙科，而当时在南京国民党内积极活动的人物则是受二陈委托的居正。一切均已准备就绪。
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开幕。在仪式结束后摄影时，汪精卫突遭原十九路军排长、爱国志士孙凤鸣枪击，重伤就医，被迫请求辞去本兼各职。这样，倒汪派就不战而胜了。
1935年11月12日，国民党五全大会开幕。西南派没有按原先计划抵制，而是派邹鲁、刘芦隐、黄季陆等出席会议，邹鲁并在会上作了“团结救国”的演说。在长期分裂之后，宁粤双方出现和解现象，预示着国民党的内外政策将会发生变化。不过，人们也注意到，西南派的军事领袖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都没有参加。这显示出，国民党的“团结救国”之举还只能说刚刚起步。
12月7日，胡汉民在五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举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西南派的邹鲁、刘芦隐、刘纪文、黄季陆等进入中央执行委员会。同月27日，胡汉民由欧洲启程回国。不过，胡汉民回到广州后，很快因病去世，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